历届外交部长

蓝天

第一任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4年9月前称政务院）总理，1958年前兼任外交部长，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主席等职。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周恩来总理机智幽默故事

　　1、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摘自《环球人物》张颖霞/文

2、“派克”的来历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3、一句话的电影说明书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4、巧对毛泽东

1960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一行视察长沙，工作之余，到江边散步。遥望橘子洲头，百舸争流，万帆竞发，毛泽东逸兴遄飞，口占一上联：“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此联动静相对，意境悠远，三个断句，两处“顶针”，“洲”和“舟”又是谐音，应对难度极大。毛泽东对身边的周恩来说：“恩来，我一时江郎才尽，请你来个锦上添花如何？”周恩来才思敏捷，熟谙地理，了解长沙竟于百步之内得佳句：“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天心阁系长沙市内一景，与橘子洲相对。即工整又流畅，整个对联浑然一体，两位伟人相对而笑。

5、1973年8月28日，中共十大在京召开之时，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已因患上腿疾而不能站。会议结束后，为了不让与会代表看出破绽为自己的身体担心，毛泽东就一直坐在座位上，想让代表们先退场。主席不退场，代表岂肯先退场。还是细心的周恩来总理看出了主席的心思，打破了僵局，他机智地说毛主席是要目送大家离开会场。毛泽东则故意执拗地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就这样，代表们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挥手与主席道别。

6、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这个美国记者仍不死心，继续出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记者又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7、特殊的纪念品

50年代，有一次周总理接待了一位美国记者的采访。这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8、周总理谈笑吃“纳粹”

5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客人们对中国菜的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都赞不绝口。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红菜、荸荠等都雕刻成各种图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贵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忙向周总理请教。对于这个问题，周总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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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周总理妙语斥对手

周总理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以德高望重，幽默风趣著称，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理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10、周总理舌战米高扬

有一次，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这句话显然是很不友好的。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他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以促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一下子将米高扬置于一种学生的地位。

11、对！牛弹琴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在我方义正词严面前，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说同我方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当即灵机一动，利用对方抛来的词语，将计就计，巧妙地回敬了对方：“对！牛弹琴！”在这里，周恩来总理把对方抛来的”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巧妙地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对！牛弹琴！”，从而既摆脱了困难，又迫使对方陷入无地自容的窘境。

12、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对方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

这显然是荒谬的。”印方代表哑口无言。

在周恩来的反驳中，用了两个对比性材料来否定对方的观点。700年与100年相比较，你要否认700年而承认100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承认100年就得承认700年这个事实。对比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13、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总理介绍我国建设成就。一个西方记者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涉及到国家机密，不可能直言相告。总理眉头一皱，很快答道：“有18元8角8分。”在场的人全都愕然。总理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十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人民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总理有意回避问题的实质，以“总面额”替代“总金额”，于是堵了外国记者的口，又不损害招待会和谐的气氛。运用曲解，使语言犀利而风趣，充分表现出他过人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艺术。

第二任

陈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54年—1972年）兼外交部长（1958年—1972年—）。获元帅军衔。

陈毅：元帅外长的风采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一共产生了10任外交部长，其中有5任由国务院领导人所兼。继周恩来总理之后，陈毅副总理兼第二任外长。他是新中国外交一位开拓者，有“元帅外长”、“诗人外长”之美誉。笔者曾在外交部工作，有幸零距离感受了陈毅外长的风采。

　　毛泽东“布子”，陈毅踌躇

　　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部长一职就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但他的政务活动过于繁忙。大约四年过后，毛泽东同志为减其负，萌生出“外交换帅”的念头，并暗中“布”下一“子”，将其“锁定”在井冈山时的老战友陈毅身上。在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心目中，陈毅人才难得，政治上强，既有战略头脑，又有外交才华。1954年秋天，陈毅从上海市长的岗位上被调到北京，担任副总理一职。

　　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一中全会上，陈毅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其副总理的分量明显加重，由他兼任外长，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不过，陈毅并没有立即挑起这副重担，这里面事出有因。当年他在西藏考察时，因高原反应而头疼不已。陈毅返京后不久，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一次电影招待会上突然晕倒，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便向中央告假，疗养了一年。1958年2月，陈毅副总理才开始兼任外长一职。

　　面对毛泽东亲自点将，一向心胸坦荡的陈毅曾一度忐忑不安。一是因为，作为新中国首任外长的周恩来，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多年，被公认为全世界罕见的外交全才、奇才，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二是因为，陈毅深知自己有一个好感情用事的毛病，觉得这种不良习性对一个外长来说是致命的，担心会因此“砸锅”，误党和国家的大事。在接过外交这副重担之前，他曾坦荡荡地推辞说：“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对其夫人张茜同志，他说得就更直：“我这次兼任外长，可能有四种结果：第一个是干出成绩，第二个是一般化，第三个是犯大错，第四个是得大病。”

　　陈毅在“中国外长”这一岗位上名义上工作了十三四年，直至1972年辞世。但是，在“文革”开始后，他就逐渐被非法剥夺了工作的权力。在只有七八年的“有效工作时间”内，这位元帅外长，在国际大舞台上，与周总理一样叱咤风云，为新中国外交立下了赫赫“战功”，赢得了他原来所预期的“第一个”“结果”。

　　元帅外长铁骨铮铮

　　1965年秋天，亚洲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毛泽东提出，请陈毅老总出来向中外记者讲一讲。当时，他正在外地，得知主席这一指示后立即往回赶，在回京的火车上，就开始准备了起来。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即9月29日，就举行了一次大型的中外记者会。那一天，偌大的一个会场被三四百人挤得水泄不通。答问时，陈老总讲到了十五、六个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在没有多少时间进行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记者们所提各式各样的问题，陈老总镇定自若，对答如流，滴水不漏，足见他对国际大势、国别关系与我国对外政策之精通。

　　这次记者会持续了将近两个半小时。面对美国人的战争威胁，老元帅横眉怒目，发出阵阵吼声：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

　　这几句传颂了将近半个世纪，大长中国人民志气，掷地有声的硬话，被誉为这位诗人外长“铁铸的诗句”。

　　要“快刀斩乱麻”

　　不要“钝刀子切肉”

　　1964年初秋的一天，陈老总突然来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司领导把他请到司里最大的一个办公室——俄文组。陈老总滔滔不绝地讲了三、四十分钟。他对外事翻译的一片深情和殷切期望，都跃然“嘴”上，深深地印在当时刚刚踏进新中国外交“门槛”的我们这些新兵脑海里：

　　——一年365天，你们的高翻们几乎天天跟着我，是我另一张“嘴”和另两只“耳朵”。如果没有这张“嘴”和这两只“耳朵”，我在人家外国人面前，就成了个“哑巴”和“聋子”。因此，再忙也得来看看大家，道一声“辛苦”，说一句“感谢”。

　　——主席、总理把我摆在这个位子（指外交部长）上，一晃就是五六年。总理太忙，外事这一大摊，我替我这位兄长分担一点。功劳谈不上，苦劳兴许还有一小点。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外长，一直还是我们的总理。我们国家还没有解放，他早就已经是我们党的“外交部长”了。

　　——你们这里人才济济，卧虎藏龙。你们这些“虎”呀，“龙”呀，如果给我翻得快刀斩乱麻，我就高兴。钝刀子切肉，半天切不出血来——这个最要不得！

　　所谓“快刀”，其实是一把“利刀”。对诸位来说，“快刀”也好，“利刀”也罢，一要中外文底子厚，二要政策水平高，三要领会领导意图准。对啦，再加上一条：还要古文基础好。主席见外宾时，常常引用古诗词，有时还用典。《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你不往脑子里装一些，怎么给人家翻！？当然，都懂也不现实，但一年比一年多懂一些，总是可以的吧！

　　在“艺高人胆大”这句后面，还有一句，叫做“胆大人艺高”。我发现，有些高翻胆子太小，一见到我就害怕。我陈某人有啥子可怕的嘛，又不会吃人！没有翻你就怕，还能发挥得好！？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表个态：我支持你们的工作，你就大胆地给我翻！

　　陈老总的语言有鲜明的个性，被誉作“陈体”，它鲜活、犀利、虎虎有生气，给我留下了一辈子也挥之不去的忆痕。

“不憋不成才”

　　有一次，蒙古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达赉为蒙中建交纪念日举行招待会，陈毅作为主宾应邀出席。陈老总先与各国驻华使节交谈，外交部四大语种——英、法、西、阿语的译员和我跟在他后面，需要时上前当翻译。

　　事先，陈老总交代说，在招待会上，外交部准备的讲话稿他就不读了，视情况只随便讲几句。在蒙古代办致词后，他对在场的宾客们说，最近公开讲话比较多，现在没有多少新话可讲了，只向蒙古朋友们讲几句祝贺的话。可是，陈老总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了。当时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正在升级，他的话题是围绕着“越战”展开的。他越讲越具体，什么越南丛林中瘴气之大，猛蛇之毒，恶蚊之大，咬几口就能咬死人……一连讲了四五十分钟，还丝毫没有“打住”的意思。

　　当时担任口译工作的是外交部亚洲司一位蒙族青年，他的蒙汉两种语言都很好，一开始翻得挺顺的。但随着陈老总话题的“具体化”，可以看得出来，他越翻心里越发毛，头上冷汗直冒，翻起来往往丢三落四，有时甚至站在那里发愣。

　　陈老总见此状提高嗓门说：“偌大的一个外交部，难道就没有更好一些的蒙文翻译！？”时任部里苏欧司专员的戈更夫同志（蒙族）连声答道“有！”“有！”“有！”，并立即向摆着麦克风的地方赶。陈老总冲着他摆了摆手，摇着头说：“不用有劳你的大驾了！还是让他继续给我翻。老话说：‘不憋不成才’，年轻人嘛，就得让他憋一憋。憋上十次八次就好啦。让他舒舒服服的，他一辈子也成不了才！”

　　说到给陈老总当翻译，不由得想起外交部翻译处五大语种高翻们“集体卡壳”的一件往事。有一次在记者会上，他谈到日本北方四岛时，把择捉、国后、色丹、齿舞的名称一一列了出来。当时，我与记者们坐在一起，戴着耳机听俄语同声传译。当陈老总说完这四个岛名后，俄语传译就一下子断了。我随即把同声传译器的选择语道按钮，逐一快速拨到英、法、西、阿四条语道，发现一个个也“哑”了。原来，五大语种的高翻们顿时全都蒙了，弄不清这几个岛的外语究竟该怎么说。外交部翻译处的领导对这次“事故”很重视，让各语种把四个岛的中外文名称对照表打印出来，人手一份，并要求大家随身带上，得便时就拿出来看看、背背。

　　最后一次巨大贡献

　　如上所述，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文革”中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但在1969年，这位元帅外长为中国的外交事业、乃至为对内方略的改变，做出了最后一次巨大的贡献。

　　这一年的三月份，在中苏边境地区发生几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后，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林彪集团把这一形势渲染得很严重，提出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并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为慎重计，毛泽东委托早已“靠边站”的陈老总主持召开“四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国际形势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从战略角度来看待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并重新审视我国的对外政策。从3月1日至10月8日，在七个多月时间内，四位老帅开了24次会。

　　陈老总和另三位老帅不为一片“打”声所左右，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客观、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苏联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据此，四位老帅提出利用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开展外交工作的具体设想，写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

　　在座谈中，陈老总首先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还主张“用非常规手段”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1971年春天，毛泽东真的采取了一种“非常规手段”——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这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正是它“撬开”了“紧闭”的中美关系大门。当时已重病缠身的陈老总，得知毛泽东接受他的建议后非常高兴。

　　陈老总和另三位老帅经过深思熟虑所提出的观点与设想，在相当大程度上消除了林彪集团在“战”“和”问题上的干扰，最终被毛泽东所采纳，为他后来调整对内大政方针以及在中美苏“大三角”中纵横捭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第三任

姬鹏飞（1910年2月2日—2000年2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

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长期担任军队卫生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外交部工作。历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使团大使衔团长(1950～1953)、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任大使(1953～1955)、外交部副部长(1955～1972)、外交部部长(1972～1974)。1979年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82年后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1982年、1987年分别在中共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兼秘书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长期协助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处理外交事务。参与的重要外交活动有：1973年1月率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和平谈判。同年6月应邀出访英国、法国、伊朗和巴基斯坦。曾先后出访苏联、日本、朝鲜、蒙古、越南、缅甸、泰国、埃及、阿尔及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委内瑞拉、加拿大、叙利亚、塞拉利昂、肯尼亚、布隆迪、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吉布提、约旦、科威特、阿拉伯也门和阿曼等国家。在兼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积极贯彻执行中国政府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制订的和平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方针政策，参与接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并出席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第四任

乔冠华（1913年3月28日—1983年9月22日），江苏盐城人。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

第五任

黄华（1913年1月25日—2010年10月24日），曾用名王汝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1976年12月—1982年11月）。河北磁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燕京大学肄业。

第六任

吴学谦（1921年12月19日—2008年4月4日），上海人，1938年10月参加工作。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1983年6月—1988年3月）兼外交部长（1982年11月—1988年4月），其间曾访问朝鲜、日本、肯尼亚、阿根廷等50多个国家。

第七任

钱其琛（1928年1月5日—2017年5月9日），上海嘉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3月—2003年3月），外交部长（1988年4月—1998年3月）。

第八任

唐家璇（1938年1月17日—），江苏镇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2003年3月—2008年3月），外交部部长（1998年3月18日—2003年3月）。1955年到1962年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

第九任

李肇星（1940年10月—），山东青岛人，1964年北京大学毕业，外交部长（2003年3月—200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第十任

杨洁篪（1950年5月—），上海市人，大学学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2013年3月—2018年3月），外交部长（2007年4月—2013年3月），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时代不同了！美国还想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杨洁篪一番话震动全球

据新华社3月18日消息，当地时间3月18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出席会谈。

在此次会谈中，中方带着诚意而来，并做好按双方事先商定的程序和安排开展对话的准备。然而美方却在先致开场白时严重超时，并颐指气使，对中国内外政策疯狂抹黑攻击。

对于美方的无礼蛮横举动，杨洁篪在开场白中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一番话震动全球。他强调，我们希望这次对话是真诚的、坦率的。中方主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不是以一小部分国家制定的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并不承认美国的价值就是国际价值，不承认美国说的就是国际舆论，不承认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就是国际规则。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

对于美国政府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杨洁篪警告美国称，台湾、香港、新疆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干涉中国内政行径，并将继续作出坚定回应。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与中国打交道，就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历史会证明，对中国采取卡脖子的办法，最后受损的是自己。

第十一任

王毅（1953年10月—），北京人。1982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日语专业毕业。经济学硕士。1989年至2001年间，历任驻日大使馆参赞、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等职。2001年至2004年，任外交部副部长。

2004年至2007年，任驻日大使。2007年后继续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曾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担任中方代表团团长。2008年6月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第十八届中央委员。2013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王毅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开场白中阐明中方有关立场

当地时间3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克雷奇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在美方发表开场白后，王毅表示，中方是应美方邀请而来。安克雷奇位处中美两国首都航线中间位置，是中美交往的“加油站”，也是中美两国相向而行的“交汇点”。过去几年，由于中国的正当权益受到无理打压，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这种局面损害了两国人民利益，损害了世界稳定与发展，不应再继续下去了。中方过去、现在、将来都绝不会接受美国的无端指责，同时我们要求美方彻底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霸道行径。美国的这个老毛病要改一改了！

王毅说，尤其要指出的是，3月17日，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再次升级对中国的所谓制裁。这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我们当然坚决反对。美方在中方即将动身赴美参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前夕出台这一举措，这不是正常的待客之道。如果美方想以此增强所谓对华优势的话，那完全是打错了算盘，恰恰暴露了内心的虚弱和无力。这种做法丝毫不会影响中方的正当立场，也丝毫不会动摇中国人民维护主权和尊严的坚定意志。

王毅指出，美方刚才在开场白中还声称一些国家认为中国胁迫他们。美方要搞清楚这是来自他们的说法，还是美方自己的主观臆断。如果美方仅仅因为一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就偏听偏信，甚至袒护他们的错误言行，那么国际关系就很难正常发展。到底谁在胁迫谁，世界人民自有公断，历史也会作出公正结论。

王毅强调，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除夕通话非常重要，双方达成的共识为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指明了方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我们在这里的对话，关注双方能否各自真正显示出诚意和善意，关注我们能否从这里向全世界发出积极和正面的信号。如美方愿意，我们可以同美方一道，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交换意见，共同把这份责任承担起来，把我们应当做的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