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开大海写诗篇，——追忆与我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的交往片断

星空下的思维

　　2021年3月22日，得知彭老仙逝，享年96岁。我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觉得有一些突然。就在前几天，彭老的儿子彭浩给我发微信，医院于3月14日就发了病危通知。我们俩通了电话，他又讲了一些医生抢救的情况，医生说也就是这几天的大限了。彭老生前嘱托三件事情：丧事从简；不保留骨灰，海葬；骨灰撒在他多年工作过的地方葫芦岛海域。

晚上，我回顾与彭老交往的一些情景，心里犯起阵阵的酸楚。南粤大地虽然已经春草依依，北国之风还是夹带着阵阵寒意，彭老的离世，更使我感觉到这寒意侵入肌骨。我想起五年前自己父亲去世的情景，那种痛楚的感觉是一样的。长辈的去世，留给活着的人，除了深深的思念，还有更为可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们在世时表现出的风范。我坐在电脑前，把与彭老交往的记录调出来，那一行行简略的文字，在我面前呈现的则是一幅幅值得永远珍藏的人生画图。联想到彭老之父——中国农民革命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彭湃的传奇人生，更促使我把一些感想以及与彭老交往的那些片断写出来，告慰彭老的在天之灵，寄托我的哀思，与读者共同感受在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彭老父子是如何把握自己的人生选择的。

 

“红色家庭”：父子两代的光辉历程

说起彭老，对中国革命历史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与他的父亲彭湃联系起来。他们是典型的“红色家庭”，彭老则是标准的“红二代”。

彭湃，原名汉育，乳名天泉，于1896年10月22日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海城镇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们家鼎盛时期每年收租稻谷几千余石，拥有瓦铺40余间，从海丰桥头走过一条古老的街道，两旁的店铺都是他们家的，那一大片房子也是他们家的。因此，他们家有“鸦飞不过的田产”之称，就是乌鸦飞了一天都没有飞出他们家的地界。用钟鸣鼎食和珍馐美馔来形容他们家的日常生活，一点也不过分。凡去过海丰县城看到过那栋白色小洋楼和宽广的红场的人，都能感受到彭家当时的气派，也不难想象出彭家的富裕程度。

彭湃本人长得相貌堂堂，英俊帅气，家庭又是那么富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典型的“高富帅”。但是，随着他对中国社会更广视角、更深层次的了解，他认为自己的理想生活不是这样的。他在一首诗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活理想：

磊落奇才唱大同，龙津水浅借潜龙。

愿消天下苍生苦，尽入尧云舜日中。

那个年代，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把留学日本当作一条探求救国之策的道路。周恩来于1917年赴日留学前夕写的一首诗，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大江歌罢调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那一年的周恩来只有19岁，比他大两岁的彭湃也是这样的一位青年才俊，怀揣着“愿消天下苍生苦”的崇高理想，于1917年6月东渡日本求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日本，彭湃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几经寻求，他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终生的信仰。1921年5月，彭湃大学毕业后归国。他穿着白色的西服，住在彭家老宅旁新落成的白色小洋楼里。家乡人看着这位玉树临风、翩翩儒雅的青年，心里充满羡叹：彭家的千里驹回来了，彭家更要发了！后来，彭湃的举动，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他走的路、做的事，是千百年来祖祖辈辈都无法想象的。

1922年3月，彭湃在广州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在海丰也建立了组织，他是主要骨干之一。自此之后，他脱下西装，改成农民的打扮，走村串巷地做起了最基层的农村和农民工作，并于1922年7月29日成立了著名的六人农会。此后，农会组织进一步壮大。但是，彭湃毕竟是富家子弟，对于广大贫苦农民来说，这种骨子里的阶级隔阂不是靠几次宣传大会、几本小册子上的美好愿景所能完全消除的。

1923年11月的一天，真是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彭湃用一种最直接而决绝的方式，拆掉了一个富家子弟与农民兄弟之间的最后一道心理藩篱。在海丰老街的那棵大榕树下，彭湃慷慨激昂地向农民兄弟们讲述了为什么种田亏本、为什么不合理的剥削制度应该彻底废除的革命道理。说罢，他抽出一张田契，大声宣读了佃户姓名和亩数，然后擦亮一根火柴，伸到那张田契下面……随之而来的是一张张佃户的田契被烧毁，一张张农民的脸庞挂满了泪水。彭湃英俊的面庞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无比圣洁，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烧契分田的人！随着彭湃点燃的这一把火，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新的世纪开启了！彭湃，注定会成为一个被刻进中国历史年轮的大写的人！

人们也许会问，怎么突然在岭南大地冒出一个“毁家革命”的富家子弟？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当时那个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代。自1840年以来，中国先后遭受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及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帝国主义列强占领都城、屠杀民众，迫使腐败的清政府割地赔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那个时代，不乏一些头脑清醒、满怀救国情怀的先进分子，以各种方式寻求救国之路。以广东人康有力、梁启超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戊戌运动，试图变法图强。变法运动失败之后，谭嗣同等变法“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仁人志士的牺牲，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思考中国落后衰弱的根本原因，乃是实行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于是，另外一位广东人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布帝制在中国的终结。后来，袁世凯开历史的倒车，复辟帝制，终因不得人心而命归黄泉。

　　人是历史的产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蕴藏在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体内的力量，才是使中国真正实现自强的根本力量。彭湃，就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顺应时代的召唤，结合自身的思想认识，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最终选择了“背叛”自己所在的阶级，坚定地依靠工农的力量，从最基层开始做着改造中国的工作。

1923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成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会员达2万户、人口约10万的县农会，彭湃当选为总农会会长。

1924年春，彭湃提议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第一、五届农讲所主任，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骨干，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一个创举。

1927年11月，由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创建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在全国最早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建立了全国最早的县级苏维埃政权。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中指出：“广东的海陆丰，此次的伟大而普遍的农民暴动……建设了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实开中国革命史上光荣的伟大革命前途的新纪元。……算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的苏维埃。”

经过数年的实践和理论总结，彭湃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周恩来题写了书名，毛泽东将其列入《农民问题丛刊》中，指出“《海丰农民运动》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证明”。毛泽东称彭湃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认为“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像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

　　由于工作需要，彭湃后来离开海陆丰和广东，去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书记。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出卖，彭湃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工部局巡捕逮捕。当天晚上，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周恩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设法营救，最后未获成功。8月30日，彭湃被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杀害，慷慨就义时不足33岁。

彭湃与周恩来在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4年9月，周恩来奉党的指示从法国回到祖国，彭湃去广州码头迎接，两位神交已久的革命战友终于见面了。这一年，周恩来26岁，彭湃28岁，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使两颗最无私的心灵撞击出灿烂的火花，诞生了世界上最纯洁真挚的战斗友谊。1925年2月，周恩来率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两次到达海丰，并把指挥所设在彭湃家的白色小洋楼里。

彭湃牺牲后，周恩来立即代表党中央连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彭湃等革命领袖的滔天罪行：“他曾经领导海陆丰几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他曾领导着全广东几万农民不断地反抗一切地主阶级残酷的榨压；他曾亲自领导过东江海陆丰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创立苏维埃政权。他并参加南昌暴动。他这样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早已深入全国广大劳苦群众的心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彭湃的生命是短暂的，而精神则是永恒的。他身为富家子弟，衣食无忧，而且在当地有着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不安于过这样的日子，而是为了劳苦大众过好日子而“毁家革命”。以“愿消天下苍生苦”“千家兴、万家好”为精神依归，以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终生理想，为了贫苦农民阶级的解放，他坚决背弃自己的阶级，烧掉自家的田契，把自家的土地分给农民，使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者。这一旷世壮举感动并唤醒了农村劳苦大众，点燃了现代农民革命运动的星星之火，使之燎原中国大地，成为中国革命特有的、毛泽东同志总结并领导全党取得胜利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先河。

彭湃是一个生死于理想的共产党人。他靠理想活着、工作着，最后也为理想欣然而去。在他的生活中，理想是精魂，是主宰。而理想本身也因他的忠诚和毅力，更显出光辉，更增加重量，更具吸引人的魅力。联想到现在的那些贪官污吏的腐败行为，他们哪里有什么理想，又哪里还记得初心与使命。与彭湃伟岸的身躯相比，他们只是一些躲藏在阴暗角落里的蛀虫！

彭湃的牺牲，没有吓倒彭家人，反而激起了一阵阵的革命风暴。当年，彭家是富甲一方的豪门大族，他们本可过上安稳闲逸、甚至纸醉金迷的生活，但他们追随彭湃的足迹，为了理想而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前赴后继，勇建奇勋。彭湃一家共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除了彭湃本人，还有他的第一位夫人蔡素屏、第二位夫人许玉庆、三哥彭汉垣、七弟鼓述和侄儿彭陆。1956年11月16日，彭湃的母亲、被毛泽东称为“革命母亲”的周凤老人，出席了全国烈军属代表大会，毛泽东亲切地握着她的手说：“彭湃是我们的好同志，您是彭湃的好母亲。”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给彭家六位烈士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以表彰彭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所做的牺牲。

彭湃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灿烂辉煌的篇章！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彭湃不那么早地牺牲，后来会怎么样？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彭湃会做更多的工作，为中国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怎样，彭湃都已经成为彪炳史册的人民英雄！

　　彭士禄，作为彭湃的儿子，是革命烈士留下的一棵根苗，是革命的星星火种。他4岁成为孤儿，8岁被捕入狱，14岁参加革命，是东江纵队的小游击战士。今天的人们，仅是从他这三个年龄点的境况，就不难想象到他究竟遭遇了多少人间的苦难，走过了一条多么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

彭老童年和少年时代遭受了常人没有遭受过的苦难，他是不幸的；在革命的历史长河中，他又是幸运的，虽然姓百家姓、穿百家衣、吃百家饭，但毕竟活了下来，而且被党组织护送到延安，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1940年秋，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老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激动地对他说：“孩子，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哩！你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听党的话，服从分配，要为你爸爸争光呀！”

彭老曾经与我谈过他刚去延安的情况，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许多老革命家都来看望他，而且给他送来鸡、鸡蛋、水果等在当时来说是非常紧缺的食品。我问他：“当时革命烈士的后代到达延安的，也不在少数，而您作为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彭老以一种腼腆而略加自豪的神情说：“因为我的爸爸很有名啊！”彭老所说的其父的影响力，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他本人3岁失恃、4岁失怙、8岁入狱、14岁参加革命的传奇而悲壮的经历，足以使当时延安的老老少少们对他抱以深切的同情和关爱，并且从心底里发出赞叹！

　　彭老对于自己父亲的情感，那是发自心底的崇敬与自豪，他从不忌讳这一点。但他从来不是借着父亲的背景和声名而活着，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别致的人生之路。据另一位“红二代”、叶剑英元帅之子叶选平回忆，刚到延安时，彭老学习很吃力，因为他过去只读过两年书，上课听不懂。他的数学基础差，但彭老有个倔脾气，不学则已，学，就一定要学好！结果，在期末考试时获得了“优秀”的评语。彭老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举一反三，反复思考、反复演算、反复验证。在后来的科研工作中，彭老运用头脑中储存的知识，推导出无数的数学公式，这些基础都是在延安中学打下的。

悲惨的童年生活，让彭老不停地变换着角色：小孤儿、小囚犯、小乞丐、小游击战士……以后，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彭老在每个阶段都按照组织的要求，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角色也多次转变：优秀学生、模范护士、炼焦厂技术员、留学生，直至后来成为我国核潜艇的首任总设计师。如今的人们所看到的彭老，是如下一些身份标签：

——革命英烈彭湃之子：

——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

——首批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

——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也许还有其它一些头衔，但在我看来，彭老的人生经历更像是一部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曲折道路的“大书”，是一部“巨著”，需要我们这些后人好好研读。

 

兴城之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彭老

我与彭老初识于1992年，那时我刚刚调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现在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办公厅工作。当时，中核总科技委的“三老”——王淦昌、姜圣阶和彭士禄，是我们这些初入职场的小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我在未见到他们本人的时候，心里想像过他们到底长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人，究竟是不是像我上大学时从资料上感受到的那种“科技大神”。由于我在办公厅秘书处工作，职责就是为领导和专家们服务，因此才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与他们有一些近距离的接触。随着接触的增多，“失望”就产生了，原来他们只是几位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说话慢悠悠，走路慢吞吞，平易近人得不成样子。总之，他们在我们面前，就是我们熟悉的几位长辈，没有一丝一毫的大专家、大领导的“架子”。

我与彭老比较近距离交往的一次，是1992年7月的辽宁省兴城之行。那一年，有一位曾经在核工业部工作过的同志在辽宁省科委任职，经省领导同意，科委举办了一次“辽宁省社会经济发展专家座谈会”，一方面就辽宁省的科技发展听取专家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是利用兴城近海、七月气候宜人的自然环境，让这些核工业领域的老专家们休息几天。科委的这位同志在座谈会开场白中就是这么讲的，一位副省长在讲话中也表达了这样的心意。我记得邀请的专家有六、七位，其中有王淦昌和彭士禄两位专家。中核总纪检组长闵耀中先生也是受邀专家，我作为闵老的秘书有幸参加了那次活动。彭老在发言中，讲了一位商界人士表达了对中国北方兴建核电站的意向，承诺在贷款等方面提供优惠或担保。彭老的发言，引发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专家们围绕这个话题讨论了很长时间，我记忆中似乎掀起一个小高潮。我之所以对彭老那次发言印象深刻，是因为我于1988年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第一次出差就是去辽宁大连参加瓦房店核电站（现在的红沿河核电站）选址的专家论证会，当然希望彭老所说的事情变成现实。

　　晚饭后，彭老的秘书叶向东同志把王老的秘书王国光同志和我叫到彭老的房间里聊天，那是我第一次与彭老坐得那么近。彭老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着烟，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叠资料，上面是一篇文章的手稿。叶与王两位兄长都抽烟，与彭老有“共同语言”。国光同志在划火柴给彭老点烟时，彭老本来低下头已经要接受国光为他点烟了，他又把含在嘴里的烟拿开，歪过头问我：“老弟，你不抽烟吗？”我赶紧欠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说：“彭部长，我不抽烟。”因为彭老曾经担任过好几个工业部的副部长，因此大家仍然称呼他“彭部长”，其实，他本人对这个称呼一点也不以为然，最希望大家把他当作朋友，比如，他当时称呼我为“老弟”，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反映。他非常享受地吸了一口烟，仰面靠在沙发的靠背上，笑着说了一句玩笑话：“抽烟喝酒的人朋友多。”我们闻听此言，都哈哈大笑，向东老兄补了一句：“小殷能喝酒。”他也许是以此言为我补补台，免得我尴尬。其实，我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反而对彭老更是增添了几分敬意。

彭老的这个“抽烟喝酒的人朋友多”的论断，我后来又在不同的场合听他说过好多次。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确实如此，两个彼此陌生的人，见面后互相递一支烟，可能瞬间就会拉近距离。虽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但生活中也不能没有“烟酒朋友”，否则，生活可能就太无趣了。彭老的这个玩笑话，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我虽然并没有改变自己不抽烟（在聚会时偶尔玩一支不算）的生活方式，但对于彭老这种豁达随意的生活态度，则是非常欣赏，而且也认同他的观点。

我们四个人大概聊了一个多小时，为了不影响彭老休息，国光与我就告辞了。向东送我俩出来，对我说：“回北京后，还要你帮一个忙。”我说没有问题，你只要用得着小弟，就尽管吩咐。我不知道他要我帮什么忙，也没有多问。

回到北京的一周之后，有一天向东找到我，手里拿着一份论文手稿，说是彭部长的一篇论文，请我帮忙写一个摘要，并且翻译成英文。我一听是彭老的文章，马上很恭敬地双手接过来一看，题目似乎有点眼熟，是讲核电站的经济性。我突然想起来了，上周在兴城时，在彭老房间的茶几上看到一叠资料，最上面就是今天这篇文章。向东说是的，彭部长每次出差都会带着资料，晚上没有事情时，他就会查阅资料、撰写论文，几乎每次都是如此，从来不浪费时间。我闻听此言，心里更是充满了对彭老的敬意，问向东什么时候要，他说也不太急，但也不要拖。我说不会拖，争取两天内交稿。这天晚上，我把摘要与英文译稿都弄出来了，第二天输入电脑并打印后交给向东。他拿到后有点吃惊，说“这么快呀”。我说，彭部长的事情，不敢耽误，就是不知道及格不及格。他浏览了一遍，觉得可以，说“我马上送彭部长”。下午，向东兴冲冲地到我办公室，说彭部长看后很满意。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了。

我回忆这段往事，不是炫耀自己帮彭老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而是彭老的勤奋和谦虚感动了我。因为我帮了一点小忙，无形中把自己与那次兴城之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彭老在我心目中的立体形象也同时树立起来了，因此印象尤其深刻。他那时也是快古稀之人了，出差都要带着资料，我那时多么年轻啊，本来正值人生大好的年华，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但很多时间都白白地浪费掉了，至今想来非常惭愧。那次兴城之行，我感悟出专家之所以是专家、普通人之所以是普通人的区别了。勤能补拙，这个道理谁都懂，但真正能够做到的、并因此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则是少数。我后来写过一句诗“一勤天下无难事”，其中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彭老勤奋治学的示范，是最重要的灵感来源。

 

酒桌规矩：“四项基本原则”

彭老留给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好酒。彭老确实是好酒之人，但他的酒量不大，因此，凡碰到喝酒的场合，尤其是我们这些晚辈，有时候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希望彭老能够从喝酒的过程中得到快乐；另一方面，又担心他喝多了、喝醉了，反而对身体造成损害。

彭老是广东人，生前未住进医院之前，每年都会来广东和深圳，作为大亚湾核电项目的开创者之一，也会去大亚湾核电站住一段时间。我那时在大亚湾核电站工作，接待并照顾彭老也是我的本职工作。有一次喝酒，彭老夫人马阿姨担心他喝多，特意要我“作假”，就是在酒中掺点水，以降低酒精度。那一次，我带了一瓶好酒，实在是舍不得掺水，只好采取“半真半假”的方式，前面几杯倒真酒，后面就倒矿泉水，适当滴几滴酒进去。我从这个“小动作”中，又感受到彭老的另外一种品格，就是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尊重他人的好意，不声张、不点破。有一次与几个来看望他的朋友一起吃饭喝酒，我又用了这一招，彭老当时没有说什么，散席后，送他回房间时我要搀着他走，他说没有喝多，自己走，而且说“今天喝的是水”。我当时有点不好意思，彭老说“你们是好意”。后来，随着彭老年纪的增大和身体的虚弱，这个办法屡屡使用，彭老也不以为意。

对于喝酒，彭老有一个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敬酒不劝酒，喝酒不起立，酒桌上说的话不算数，你们喝不了的我全包。”一直以来，大家都是把这四条当作玩笑话，充其量只是体现彭老个性的一个“段子”。但是，这个“段子”恰恰体现了彭老的人格品行，绝不仅仅是玩笑话。我从彭老的这个“四项基本原则”中，感悟出更深刻的人生哲理。

“敬酒不劝酒”，反映的是没有功利思想，完全把酒当作一种怡情的手段。中国酒席上的许多悲剧，很多是由于“劝酒”而引起的。为什么要劝酒？无非是两种目的：一是想让被敬者喝高兴，以此加深双方的感情；二是有事求于对方，以酒为媒表达自己的需求。实际上，真正的友情或者亲情，哪里是靠酒来维系的。

“喝酒不起立”，反映的是一种平等观念，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不需要向位高权重者以此表达某种说不出来的心理状态。

“酒桌上说的话不算数”，反映的是一种讲究说话场合适宜性的处世之道。本来嘛，喝得醉醺醺的，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答应别人办什么事，岂不是“酒杯一端，一切好谈”的特权腐败思想吗？事实上，往往会上演一出“轻诺则寡信”的闹剧。

“你们喝不了的我全包”，这句话表面上是喝多之后的吹牛皮，因为彭老虽然好酒而酒量不大，但深层次里是一种为他人着想的态度。我不劝你们，更不灌你们，大家想喝多少喝多少，不用为不能喝酒而有什么不必要的顾虑。这句话传达的另外一层意思，你们有什么困难，我能够办到的一定帮忙。

彭老对酒的质量和品牌毫不介意，亲口告诉我什么酒都可以喝，没有任何讲究。2006年9月，他与夫人马阿姨到大亚湾小住，那时他已经坐轮椅了。有一次我去他们的住处探望，带了一瓶好酒。我偶然看到彭老的轮椅上挂着一个小壶，我托起看了看，随口问了一句：“这是什么东西？”彭老看着我，笑着说“酒壶”。我又问“装的什么酒”，他说“二锅头”。彭老平时就是这样，想喝了，就揭开盖子喝上一口。我用手掂量了一下，感觉里面可能有二两，摘下来拿到卫生间倒掉了，给他灌满我带来的好酒。彭老看着我倒掉了他的酒，连声说“可惜了，可惜了”。

　　马阿姨更是低调得很“离谱”的人，每次见到我，都说总是麻烦我安排吃啊、住喝，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她甚至连一天吃五块钱的伙食都觉得不安，房间有时候放点水果也觉得过意不去。实际上，彭老作为大亚湾核电站的奠基者之一，他们夫妇晚年来这里住一住，正是对核电事业的关心与牵挂，我们作为后辈，理应照顾好他们的生活。他们夫妇就是这样的人，从来都害怕给别人添麻烦，任何时候都表现得谦虚低调。他们越是这样，后辈对他们就越是尊重。

讲到他们的低调，我讲一个插曲。2014年5月，我去湖北随州参加一个炎帝神农故里寻根节活动。这个活动由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我与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鲁淳先生打电话联系相关事宜，鲁老主动与我提起彭老，说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彭老从来没有革命家后代的架子，非常平易近人。这就是口碑呀！彭老有一次对我说，老革命家蔡畅（他们这些“红二代”称呼其为“蔡妈妈”）对他说：“我们的红色后代中只有你一个是院士，你要好好干。”在我的心目中，彭老也一直是一位大专家，我也从来没有把他与他的显赫的家庭背景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而且他越到晚年，我越认为他就是一位慈祥的老爷爷。我每次接待彭老这样的老专家、老前辈，心中总有一种恭敬和虔诚的感觉，这是一种对于科学、专家和他们为国家所做贡献的由衷敬仰。

苏东坡说：“酒，天之美禄。”喝酒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全看喝酒的人自己把握，带着什么目的，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对待喝酒。我以为，彭老的这个酒桌上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最好的酒桌规矩，它来源于喝酒，而又超越于喝酒，升华为一种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这才是反映喝酒的真谛。

 

轮椅无言：晚年的医院时光

彭老晚年的最后二十年，基本上离不开轮椅了。他有几年一直住在深圳，与我住同一个小区，这样，我就有机会经常去看望他。2012年6月30日，我从阳江带回两箱新鲜荔枝，就想着送给彭老和另一位长辈尝尝鲜。我给彭浩打电话，他说彭老生病了，而且不是什么好病，卫生部要求回京医治。我当时心里一惊，可怜彭老86岁的老人了，本来腿脚就已经不能走路了，现在又得这么个病，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我请彭浩代我向彭老问安，有机会去北京出差时去看望老人家。自那以后，彭老一直住在医院里，我先后三次去看望过。

第一次是2012年7月17日。那天下午，彭浩接我一起去协和医院看望彭老。半个月前，彭老做了手术，发现是良性的，并不是原来估计的那么恶性的病。我对他说，还留着一瓶好酒，等他出院后去深圳一起喝。彭老说，他现在烟和酒都戒了，自己是“小病大养”。我嘴里说“该养就养，病养好了就可以回家了”，但心里有一股悲凉，也许那瓶酒真是没有一起喝的机会了，因为我听彭浩说，这里许多老干部自打住进来后，就再也没有出去。

第二次是2013年3月26日。那次，正好我弟弟也来了北京，我们俩先去天安门广场转了转，然后步行去附近的协和医院看望彭老，彭浩在王府井的口上等我们。我弟弟因为第一次拜见彭老，就买了一个花篮，还有从内蒙古带来的一只烤羊腿和一支肉苁蓉，作为送给彭老的礼物。彭老看到我们哥俩，很高兴，还把我弟弟反复打量，说“你们哥俩长得不像”，我笑着说：“我像我妈一些，他像我爸一些，我们是亲兄弟，有假包换。”彭老听了我的话，开心地笑了。彭老的鼻孔插着管子，有两个护工护理。看到彭老这个样子，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悲凉。他为国家做出那么大的贡献，那么高的地位，如今也败给岁月了。这种必然的结果，给人一种挫败感和无奈感。

第三次是2015年11月22日。此次正值彭老九十寿诞，我这次来京也有为他祝寿之意。头天晚上，想着明天要去医院看望彭老，不知道该买点什么礼物。打电话问彭浩，他说现在也无法吃东西，只能吃流食，买别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你人来就很好了。恭敬不如从命，我就没有买什么礼物，只是“秀才人情半张纸”，写了一首《七律·彭士禄院士九十寿诞致禧》诗：

烈士遗孤院士衔，铺开大海写诗篇。

学生要上五门课，潜艇何须一万年。

无欲攻关能拍板，有心冒险去登山。

中华护国抽神剑，回报阿妈血汗钱。

　　其中“铺开大海写诗篇”一句，主要描写彭老一生献给中国的核动力和核潜艇事业。这一句可以比较好地概括彭老的平生业绩，因此我就把它作为这篇回忆文章的题目。“潜艇何须一万年”源于彭老亲口讲的一个故事。毛泽东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他还写过一句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彭老鼓励他的科研攻关团队：“一万年太久，我们要只争朝夕。”他说完后哈哈大笑，“这两句都是毛主席说的”。“回报阿妈血汗钱”一句，源于彭老讲他在苏联学习时，一天的学费（80卢布）是一个农村妇女一年的劳动收入。这个事实，成为他刻苦学习的精神动力。

写完诗，觉得意忧未尽，于是又填了一首《贺新郎·彭士禄院士吟》词：

海陆丰云暗。

盼红旗、亲人何在，浩天遥远。

万水千山心飞渡，身陷相思河畔。

夜漫漫、肝肠寸断。

宝塔巍巍犹召唤，赴延安、从此酬宏愿。

家国恨，浸弓箭。

 

摧枯拉朽如席卷。

换人间、刀枪暂歇，要抽长剑。

原子核中藏神力，科技全新阶段。

莫改姓、周公指点。

回望峨嵋峰头路，庆功时、酒满欢声乱。

再把盏，渐平淡。

这首词，基本上概括了彭老的生平。关于“莫改姓、周公指点”一句，来源于一个传说。1970年7月15日上午，在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即将投入满功率运行之前，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汇报，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对彭老说：“你要记住，你姓彭，永远不要改姓。”关于那次会议，当时的亲历者、大亚湾核电事业的另一位开创者之一的昝云龙先生与我谈过。2020年1月21日下午，我去深圳市人民医院看望住院的昝老，他回忆了那次会议的情况。他当时以科技处处长的身份与会，主要是给大家展示图表。他还记得当时的座位排列情况，看到周总理脸上有老人斑，心里感觉不是滋味。有文章说，有人问彭老，广东口音总理听懂听不懂？彭老说，如果听不懂，由老昝补充。昝老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还有文章说，周总理问叶剑英认识不认识彭？叶说认识。周又问邓小平认识不认识？邓说，以前接触少，不太了解。昝老说，当时叶剑英被下放湖南，邓小平被下放江西，他们俩根本就没有参加会。昝老还提到了另一篇文章讲的事情，当年彭老在苏联留学时，陈赓拿着周总理的信找彭谈话，希望他学原子核，彭说服从国家需要。昝老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周总理不可能只关心彭一个人。

　　前面提到的周总理不让彭老改姓的那句话，我没有问，昝老当时也没有讲，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彭老。倒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我问过彭老。社会上一直流传着彭老的一个外号——“彭拍板”，说他对一些技术问题敢于拍板。有一年，彭老住在大亚湾，我去他的房间里与他聊天，讲起一件事情。核潜艇陆上堆升功率时，有许多报警信号，啪啪啪的报警声使人胆战心惊。彭老看到这种情况，沉思了一会儿，果断下令，将某几个报警信号关掉。他这一说不要紧，可把周围的一些人吓坏了。最后还是执行彭老的指令，关掉部分报警，结果核反应堆很顺利地达到了满功率。我问彭老：“您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策？”彭老淡然一笑说：“太安全，也就不安全了！”他的这句平平淡淡的话，真是太具有哲理了，使我感受到一种震撼的力量，以至于我永远忘不掉，而且还经常与我姑姑说过的另一句话相对照。我姑姑临终前几天，我姐姐到处找她的一个存折，怎么也找不到。我姐姐就俯身问她放在哪里了，我姑姑告诉她在哪里，结果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一找就找到了，我姐姐就问她：“你怎么敢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放在那么一个地方呢？”我姑姑说了一句哲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保险的地方。”我姑姑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她的这种认识来源于生活常识；彭老是大专家，他的决断勇气来源于他对于科技知识的掌握。这两件事情、两句话说明，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用处的，关键在于要有科学的认识。我后来在管理工作中总结了一句话：“经验是我们所需要的，教条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反对的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僵化的教条主义。”这句话就是受到彭老和我姑姑说的话的启示。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我曾经就那次会议问过彭老对周总理的印象，他以崇敬的口吻说：“周总理这个人真了不起，问了好多问题，我们都认认真真地回答。”当有人称彭老为中国的“核潜艇之父”时，彭老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若为“之父”，那么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是什么呢？成百上千做出卓越贡献的核潜艇设计者、建造者又是什么呢？他在自述中说：“我有幸在‘文革’中开始参加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那时‘老虎’都被赶下山了，只好让‘猴子’称王，所以，我也被抬上‘总师’的宝座。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功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什么‘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彭老亲笔写下了一段感言：“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组织、指挥、决策核潜艇研制的每一重要关键步骤和重大关键问题，他才是真正的中国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总指挥。”

　　那天下午，我与彭浩一起去协和医院，看到彭老的状况比两年前要好，不用插管子，也无特别的治疗。我自我介绍是谁，他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我给他读了一诗一词，他很高兴，连竖大拇指。彭浩送我一本《彭士禄传》，我请彭老签字，他颤抖着手签了名。我们聊了大概半个小时，彭老的双眼一直盯着我看。我对他说，一定要保养好身体。他说，准备活到一百岁。我说一定可以的。医院雇了两个女看护，一个河南籍，一个山西籍，我感觉都是心地善良之人。我对她们说，彭老是我们国家真正的国宝。她们理解，知道彭老的价值。

我们告辞时，我对彭老说：“我还给您留着好酒呢。”他笑着说，烟酒茶都戒了，不能喝了。听了这话，我的心里很难受。彭老现在这个样子，已经没有了生活乐趣。这三次去医院探望彭老的经历，成为了我的生活中很重要的片断。后来又有几次去北京，但彭浩恰好不在京，没有家属引领，我无法进入病房，因此再也没有见到彭老。那瓶酒，我还一直留着，它现在成为我与彭老交往的信物了。

 

“红色基因”：根植血脉的民族精神

在彭老的身上，除了前文提到的那些显赫的身份标记之外，在他身上到底具有哪些“红色基因”？说实在话，我本人也无法总结出来，或者说，在我与彭老的接触过程中，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在彭老彻底退出工作岗位的前后一段时期，他在我的眼中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专家；在他的晚年，是一位慈祥低调的普通老人。他似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无非是把烟酒茶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调剂品。

其实，彭老好酒，也不完全是个人爱好，也有工作需要的关系。我听彭浩讲，彭老在组织研制核潜艇最艰难的时期，不论在陆上模式堆现场，还是在潜艇制造厂，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都非常恶劣，一线的科研人员和工人师傅们，不要说吃肉喝酒是一种奢望，就连吃饱穿暖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当研制工作有进展，彭老就请大家吃顿饭、喝点酒，权当是对大家的一种慰劳。如果是在阴寒的冬天，晚上与大家一起喝点酒，也有暖身和解乏的功效。

在彭老看来，喝酒还有另外一种功能，那就是做思想工作的一种媒介。我曾经听彭老讲过，如果哪位同事在工作或生活中出现了什么差错，他就请对方吃顿饭，喝点酒，把问题说清楚，指出改进的方法，事情也就过去了，从来不揪住对方的小辫子不放。彭老的做法，不仅体现出一种为人处世的大度，更是一种使人如沐春风的工作艺术。在他的晚年，由于身体的原因，不仅长年卧床，而且连曾经带给他一点生活快乐的烟酒茶都戒掉了，我不禁为彭老感到深深的伤感，也体会到了生活的残酷，它有时候真是太不近人情了。

彭老自己回忆他的一生，感触最深的是四种关系：

其一，一家与百家。彭老3岁时母亲牺牲，4岁时父亲就义，8岁时被捕成为小囚犯。后来被释放，由祖母于1936年带到香港，12岁开始读书。在此期间，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有20多个“爸”“妈”。1940年底，由党组织送抵革命圣地延安。“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给我的爱抚，感染了我，激发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分配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献出生命的大无畏精神，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延安圣地培育了我自力更生、艰苦拼搏、直率坦诚的性格。总之，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其二，主义与精神。彭老说自己属牛，因此非常敬仰“孺子牛”的倔强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他坚信“共产主义必胜无疑”，作为共产党员，“我将为之奋斗终生”。“由于历史的误会，我有幸参加了我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在国外核潜艇资料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在乱哄哄中，我们这一群体硬着头皮，用一股犟劲，用六年时间硬是把它搞了出来，真是奇迹！靠的是什么？除了中央的决心和领导的支持外，靠的是共产主义的爱国之心、群体的智慧和合力、一股倔强精神。”

其三，明白与糊涂。彭老认为，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做一个明白人谈何容易！他要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对工程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但当一个糊涂人则更难，难得糊涂。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提级、涨工资、授奖等，越糊涂越好。”“为公明白，为私糊涂，以此自勉。”

其四，拍板与改错。彭老有一个“彭拍板”的外号，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过实践去解决。“科研人员最珍惜时间，时间是生命，是效益，是财富。有些问题只有赶快定下来，通过实践再看看，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不怕拍板，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

彭老在事业上取得的杰出成就，离不开夫人马淑英（留学苏联时期，彭老为她取了一个美丽的俄语名字——玛莎）阿姨的理解、支持与陪伴。彭老晚年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表达出他对夫人支持自己事业的感激之情，他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夫人”太多，共有三个：

第一“夫人”是核动力，第二“夫人”是烟酒茶，第三“夫人”是小玛莎。小玛莎不甘心当第三，“造反”了，非晋升不可。为了和睦，只好升为第二，才算平息。来世能否当第一夫人，很难说。

当年在北京化工学院做老师时，马阿姨讲课出色，在学校是出了名的，因此深受校领导的赏识、学生们的喜爱和尊敬。美丽善良的玛莎，为了支持心爱丈夫的事业，毅然放弃了自己深爱着的教育事业，跟着丈夫举家迁入西南某大山沟里，从事全新的专业。马阿姨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动力装置反应堆启动和达到满功率的全过程，她是彭老身后真正的无名英雄。从上述彭老的那段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相携走过一生的老夫妻之间，是怎样的一种相濡以沫、相依相伴的纯朴感情，真是羡煞世人。

　　从一个人的生活情趣中，也可以折射出他的品性“基因”。在彭老的丧事办理完之后，我听彭浩讲，以彭老为代表的绝大多数“红二代”们的身上，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我以为，彭浩作为“红色家庭”的嫡系传人，从小就在其父母的耳濡目染下生活与成长，其感悟与理解比别人更为准确与深刻。我将这些特征概括为“红色基因”，包括个人的行为与对后代的要求这两个方面。

对于个人的行为，可以概括为“感恩、立志、报国、敬业、无私、奉献”十二个字。

感恩。彭老的内心永远深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老百姓的养育，感谢组织的培养。他经常说，他的生命是革命同志和老百姓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我就是工作一辈子、几辈子，都还不完这个恩情……”。

立志。彭老14岁便独自出门寻找革命队伍，立志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让人人过上好生活。在延安，彭老立志做一名好护士，然后做一名好医生，为战士服务，为革命服务。以后从事核潜艇的研制工作，立志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终于使祖国拥有了可以劈波斩浪、护国保家的战略核反击能力。

报国。捧起书本的彭老懂得，“学知识同扛枪杆是一样重要的工作”，今天的努力学习，是为了明天更好地为国家、社会和人民服务。从延河走过来的彭老，奠定了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并迈出了他报效祖国、实现民族振兴夙愿的第一步。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的专业是化工，当祖国需要他改行学习原子能专业时，他坚定地表示：“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出色地完成了学业，在以后的岁月中，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的核动力事业，这是他能够报答祖国母亲的最好礼物。1985年，彭老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这是国务院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奖五大奖项之一，获奖证书号的尾号数字是“006-1”，其中的这个“1”，表示在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中，彭老是第一完成人！老一代革命家蔡畅说他是“红二代”中唯一的院士，这是他的标签，更是他是荣耀！

　　敬业。彭老的一生，是忠实地诠释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典范。1944年春，彭老进入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化工系学习，他超乎寻常的懂事与努力，得到周围老师、同学的认可，被评为模范护士、模范学生，他的事迹被刊登在1944年7月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彭老在回忆留苏期间那段难忘岁月时感慨万分，“我们从未在晚上12点以前就寝过，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当时，那种奋进不息、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是我们的党和老百姓给了我战胜困难、接受任何考验的动力和勇气。没有党，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的一切，更没有我的今天。”他戏称自己一生最遗憾的事情是“夫人”太多，而第一“夫人”永远是核动力，哪怕下辈子也许还是如此。

无私。彭老于1958年5月从苏联回国，从事核反应堆的研制工作。后来，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上马，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项事业需要绝对保密，而具有“红色基因”的彭老是最可靠的人选之一。在那个年代里，从来没有什么讨价还价，更不会有挑三拣四，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在“文革”风暴尚未过去的时期，彭老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大声疾呼：“研制核潜艇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政治！”他在那种政治环境中能够说出那样的话，显示了彭老无私无畏的政治品格。核潜艇研制成功之后，彭老又带领一些科研人员承担起中国“核电起步”的重任，在涉及采取什么技术方案的重大问题上，又是彭老以他坚实的专业功底、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政治素质，坚持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压水堆技术路线，这就是后来被誉为“国之光荣”的秦山一期核电站，它的建成固然是许多因素促成的，但技术路线选取的正确，是所有成功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选择走这一步棋的关键人物又是彭老。后来的大亚湾核电项目和秦山二期核电项目，彭老都是挖第一锹土的人，要说他是这些项目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一点也不为过。对于许多技术难题，彭老敢于负责拍板，体现了一种勇于负责的精神，碰到问题后，要鼓起勇气，在万难中开辟出一条道路。他敢于拍板的底气有四点：一是概念要清楚，二是定义要确切，三是数据要准确，四是给国家争气要无私无畏。其中最后这一条“无私无畏”最为重要，是他敢于拍板的“政治底色”。

　　奉献。我国核潜艇的第一座陆上模式堆建在大西南的一个峡谷之中，工作人员住的是用河泥和一块一块的鹅卵石垒起来的干打垒，吃的是从山上采摘的野菜、蘑菇，睡的是铺着几条草袋子的木板房，烧饭用的是陶土做成的坛坛罐罐，走的是多雨山区的泥泞路。怀孕的女职工，若能找到一个被遗弃的茅厕当屋就知足了。就是这些三线的战士们，生活上吃的是极大的苦，工作上干的是极重要的事。那个时候，彭老夫妇把整个身心都扑在模式堆上，将家中只有10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托邻里照管。有一天，女儿突患急性肝炎住进医院，被隔离在一个简陋的木板房间里，孤独地与从木板缝里洒进来的月光对话。就在同一时间，儿子被玻璃扎破脚底，也被邻居和小伙伴送进医院，缝了11针。兄妹二人住在同一家医院里，一个在一楼，一个在二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只能独自与疾病做斗争。连自己的儿女生病都无法抽身照看的人，为了神圣的事业，又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核工业领域有一种说法“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极其形象地描绘了一幅核事业从业者的群体奉献画像。

对于后代的要求，可以概括为“老实做人，踏实干事，平淡生活”十二个字。其实，彭老夫妇在世时，何尝不是如此要求他们自己，何尝不是这样的人！我为彭老撰写了一副挽联，就是表达了他的这种人生态度：“前期造船，后期发电，二者都由核动力；逆境舍命，顺境安心，一生只做普通人。”彭老的话，虽然是说给自己的儿女听的，但不也是说给所有中国人听的吗？在我与彭老的儿子彭浩和女儿彭洁的多年接触和交往中，他们忠实地践行了彭老告诫他们的这十二个字，时时处处把自己置于普通人的行列中，踏踏实实地工作，平平淡淡地生活。

上述二十四个字，便是“红色基因”的DNA结构，它们可以遗传，也可以变异。红色后代们需要遗传先辈的优良品德，更需要“变异”出新的优良品种，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争做新的贡献，以不愧为“红色家庭”的“红色后代”，并且把这种“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这种遗传与变异，也是普通人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事业之心、工作之法和生活之道。

 

　　2017年9月9日，我从媒体上获悉，彭老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而且彭老是以全票通过的结果获得这一奖项的。我与彭浩通电话，他说彭老把奖金全捐献了。我一方面真心为彭老的获奖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也毫不怀疑他对奖金的处理方法一定会如此。彭老的女儿彭洁问他这笔100万元港币的奖金该如何处理时，彭老说“不要”，他的理由是：“此项荣誉和成绩不只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核潜艇人，属于核电人，属于核事业人。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全体参研人员共同奋斗、艰苦拚搏、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群体才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是共和国的脊梁！所以，这笔奖金应该奖励那些为核动力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高精尖人才。”最后，以这笔奖金为基础设立了一个人才奖励基金，而且彭老要求不能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基金。

1996年，彭老表达过自己的三个心愿：一是盼望祖国早日拥有更加强大的核潜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国早日成为核电强国；三是盼望祖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圆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梦！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彭老的这三个心愿正在逐步实现，他参与建造的核潜艇每日巡游在祖国广阔的海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征程保驾护航。

如今，彭老已经仙逝，他的骨灰撒入大海，与他一生钟爱的核潜艇永远相伴。彭老的身躯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精神不灭，他的风范永存！彭老与其父亲彭湃，不仅是“红色家庭”的代表者，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彭老父子两代人的奋斗与牺牲，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基因”，后人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我以一首《七律•悼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诗，表达对彭老的永恒怀念：

父烧田契唤工农，子献丹心济世穷。

两代忠魂溶碧海，一生伟业铸红宫。

行藏天地无痕迹，褒贬春秋有管彤。

核艇神威能斩浪，中华从此敢争雄。

（殷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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