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岁月 ——记虎门公社业余文艺创作组二三事 卢锡铭

朝云

　　岁月如流，这事一晃便是过去近半个世纪，现在追忆起来心情依然有点激奋，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虎门公社业余文艺创作组，是虎门文化史上无法抹去的一段履痕，虽然它并不惊天动地，却闪烁着可圈可点的火花。

1.逆境而生

什么新生事物的出现,都会有它一个密不可分的背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初，那场浩劫并没结束，文艺百花园一片凋零，偌大的一个神州，舞台上只有八个样版戏，书店里只有“红宝书”及《金光大道》《艳阳天》《欧阳海之歌》等几本小说，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华大地，对文化有一种强烈的饥渴感。

作为历史文化名镇——虎门，有一股潜流在涌动，有一批人暗地里搞起业余文艺创作来，在北栅初中任教的陈庆祥，文革前已是县内富有才情的业余作者，课余时间在偷偷地写小说。我与当时的北栅校长祁浩鹏常在一块探讨写诗的技巧，祁先生在文革前已在大报发表过诗作，我把他当作师傅一样来拜。在树田当民办老师的邓庆初，常为大队宣传写点演唱材料，为大队墙报写民歌。而在公社办公室工作的何锦池更是个多面手，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散文诗也随手沾来。在公社搞报道的卢炽成，应《华南民兵》之约，写了个华南民兵的斗争故事，这故事一炮而红，这仿如一点可燎原的星火，把大家满腔奔突的内火一下点燃起来。

　　我们这班人虽处不同地域、不同单位，可业余文艺创作这条红线，却把我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我们经常借各种机会凑在一块，谈读书心得，谈生活体验，交流创作技巧，传阅着一些在浩劫中幸存的书，记得有《唐诗小札》《傅雷家书》《鲁迅语录》等国内读物，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基督山伯爵》等外国名著。有时一谈便到雄鸡啼晓，然后再奔回各自的岗位去卖力地工作。

“以期单打独斗，倒不如成立一个业余文艺创作组”，记不清这是谁的提议，反正一拍即合，并得到时任虎门公社党委书记黎桂康的支持，他跟我们是同龄人，思想解放，观念新潮，认为这是值得扶持的新生事物。

天时、地利、人和，齐了！还等何时？1971年5月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虎门公社业余文艺创作组便宣告成立，没有礼炮，没有盛宴，甚至没有挂牌，可创作组成员心中却有一团烈焰，有一股豪情，要干出一番名堂来。当时推举在公社任职的卢炽成为组长，组员除了我，还有陈庆祥、祁浩鹏、何锦池、邓庆初。我们在虎门公社饭堂吃了一个工作餐，以茶代酒，庆祝初生的“婴儿”呱呱坠地。凝聚在一起的正能量，会变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它会掀起拍天的涛涌，它会响起撼地的雷声！

2.锋芒初试

虎门公社业余文艺创作组，仿如一棵小草，刚一破土，便显示其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的张力。

虎门公社业余文艺创作组人数很少，活力却很大。创作组成立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出版油印刊物《虎门文艺》。办刊的初衷有二：一是有个发表习作的园地；二是让它作为与各方面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当时一班人作了个分工：卢炽成负责稿件的收集，何锦池负责版式的设计，我和陈庆祥、祁浩鹏负责编辑。当时还请来邓文礼帮忙刻蜡版，他在公社农工商公司上班，不仅书法、篆刻不错，业余还搞起小说创作来。既是同好，一请便到。

　　当时虎门公社所在地的“红洋楼”，是当年基督教会留下来的一幢别墅，古木参天，十分优雅，公社居然腾出一个空间作为我们的聚集点，经过一个月的夜晚及周日的奋战，《虎门文艺》第一期便以“内容丰富，版式精美”的姿态问世。内容有邓文礼的中篇小说，有卢炽成的故事，有陈庆祥的散文，有我和祁浩鹏的诗，有邓庆初的演唱材料，还有何锦池的散文诗、画及工地速写，邓文礼还约了他的老乡邓汉平写来了歌曲。版式有题花、有插图、有留白，用宋体刻的钢板字如铅印般工整，美妙得像一首抒情的散文诗有张有弛，它一问世便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

　　杂志一出笼，我们便寄去县、地、省和报刊，以期引起各级伯乐们的重视。

反映最快的是《广州青少年》报。杂志寄出不到半个月，便接到该社打来的电话，说他们报社的《朝阳》副刊部杨羽仪和符启文两位编辑要来虎门与我们创作组座谈。他们来的那天刚好是星期天，我们一早就在公社门口等候。看，来了！来了！前面那位穿啡色中山装，戴着宽边眼镜的，一面儒雅，他便是杨羽仪。后面一位身材颇为壮实，头有点谢顶，一派诗人气质，他正是符启文兄。我们惊动公社的干部，把他们带到虎门寨小学，找了一个课室并桌而坐，两瓶啤酒，一把花生，我们谈得非常投机，一直聊至深夜两点，谁也不愿离去。他们回到广州不久便在《朝阳》副刊为我们登了整整一版，这无疑为我们刚刚点燃的创作热情添上一把火。

其后，便是东莞文化馆。馆长黄士超，副馆长黄奇芬，主管《东莞文艺》的张剑东、叶演森，对虎门公社业余文艺创作组的作品很是看好，决定在《东莞文艺》为我们出个专辑。

　　那是有1971年年底的一个周末，我和陈庆祥、何锦池、祁浩鹏等人刚下班，便借着一抹晚霞在公社门口集结。一声铃响，每人骑一辆单车便往县城赶，那时跑的是沙石公路，一路上斜坡又多，尤其是分离山和赤岭，山坳又长又陡，那怕骑得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可我们并没下车，还没到厚街，天已发黑，没有路灯，只有呼啸的寒风，我们只有借着疏朗的星光往前冲，渴了啜一口自带的开水，饿了啃一口自带的公粮。赶30多公里的路到文化馆，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我们也顾不上找县委招待所，在文化馆的舞台上点起蜡烛便修改起稿件来。累了，我们就躺在舞台上瞌一会。凉了，就扯来幕布往身上盖。上有蚊子在轰炸，下有跳蚤在叮咬，我们照样睡得十分香甜，天刚发亮，我们爬起来，始发觉每人脸上都叮满斑斑点点的蚊口，我们相互苦笑一下，扭开水龙头抹了一把脸，连早餐也顾不上吃，又开始干起来。前段《虎门报》重发的《东莞文艺》一九七二年第一期那个虎门公社业余文艺创作组专辑，就是这样弄出来的！倘若心中没有一股激情在燃烧，谁肯这样卖命地干？当时正应了时下流行的这么一句话：痛并快乐着。

3.扎根沃土

世上任何事情，根深才能叶茂。虎门公社业余文艺创作组后来不断发展壮大且弄出点名堂来，这跟深深扎根虎门这块沃土有关。创作组成立初心，并不是为个人成名成家或出个什么风头，而是让虎门这块英雄土地和历史名镇的文化繁荣尽一份力。其实杂志一出来，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发到公社的企业和各大队中去，让它在群众中扎根，基层很快便成为我们深入体验生活的基地，几乎所有星期天都是我们的活动日，那烟尘滚滚、人流如织的大岭山大溪水筑坝现场；那激浪排空船艇如鲫的珠江口防潮大堤的工地都留下我们的身影。反正我们赤着脚把足迹踏遍虎门的山山水水，走得最多的是沿海的基宁；南面，山区的怀德、树田；中部腹地的赤岗、大宁、龙眼、博涌、白沙等。创作组源于生活的很多作品，登上各大队的黑板报，出现在各类中心工作的战报上，演唱材料则搬上大大小小的舞台，创作的故事则流传在街头巷尾，以及村头的榕树下……

　　有活力，就会有吸引力；有气场，就会有凝聚力。创作组的队伍也在迅速地扩大，先后有邓慕尧、钟淦泉、谭满矶、王励吾、何润祥、邓汗平、李硕俦等相继加入，这班人也十分了得。邓慕尧在文革前就在《羊城晚报》登过小戏，且散文、故事、诗歌、文史等十八般武艺无所不能；钟淦泉的报道也登过《南方日报》的头版头条；谭满矶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邓治平的歌曲写得悠扬婉转，我曾经和他合作一首歌曲《我为公社驾铁牛》，我写词他谱曲，传唱甚广；李硕俦是后起之秀，诗歌也登上《广州青年报》。

要长成参天大树，离不开丽日与春风。生长在这片热土的业余作者的迅速成长，也离不开上级的重视和名师的指点。县文化馆要把虎门的创作组作为一个先进典型来抓，在虎门公社举办了东莞县文艺创作培训班，班上虎门创作组介绍了业余文化创作的经验，县里的一批秀才便是在那时结识的，有麻涌的周自涛、东坑的李逸江、常平的周世勤、桥头的莫树才，还有知识青年龙莆尧、朱达成等。杨羽仪老师也把虎门作为他体验生活的点，经常来虎门为公社业余文艺创作组授课，上课的地点就在公社的红洋楼，讲的课也很有针对性，谈如何读书、如何体验生活、如何写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也谈如何改稿、如何编杂志，使我们获益良多，在他的启发下，我们的进步也如登楼梯般步步走高。

　　我与杨羽仪老师也成了忘年交，说是忘年交，其实他大我不到10岁，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我的长辈，我的良师，我的益友。记得从1972年开始，我每到暑假，杨老师便邀我到他的编辑部当起业余编辑。记得第一年的暑假，适逢省里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他带我到大会采访，并合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散文《黎母山上五彩路》，一篇是报告文学《沧河浪》，前者发在《广州文艺》，后者发在广东青少年报副刊《朝阳》上。如果说我以后的写作有点成果，编辑生涯有点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一上路便碰到一位好老师。

　　此外，《惠阳报》和《东江文艺》的老师们也经常来虎门。一是《惠阳报》的黄雄超和刘云甫，《惠阳报》是惠阳地区的机关报，当时东莞县隶属惠阳地区，黄超雄在惠阳报副刊《东江》当编辑，散文、诗歌写得很棒。刘云甫是摄影记者，摄影技术特别高超。他们来虎门就跟我们一起下工地采访，一起到流金的稻海和谷堆如山的晒谷场拍丰收照，也一起揣一杯清茶交流写作的心得，并满怀热情地向我们约稿。《惠阳报》的副刊《东江》多次刊登我们创作组整版的作品，创作组现存的很多生活照，都是当年刘云甫为我们拍摄的。二是《东江文艺》的主编欧阳翎和副主编范怀烈，他们继《惠阳报》之后，也常到虎门来指导创作组的创作，这两位都是从省作家协会《作品》编辑部下放到惠阳地区文化局的，他们本身就是诗人和散文家，业余创作指点得特别到位，当年《东江文艺》也登了我们创作组不少作品。记得有次上县参加先进典型的采访，我采写附城周屋的一篇散文《花繁果硕》，就登在《东方文艺》上。

4.声威大振

由于扎根在虎门这块热土，加之有强劲的春风春雨的吹洒和浇灌，虎门业余文艺创作组很快便形成一极具张力的业余创作气场，创作的激情和水平有种迅猛的提升，以致花繁果硕。

我们的作品从1973年底开始见诸在省级的文艺刊物和报纸上。陈庆祥的小说《考试》登上1973年12期的《作品》，邓慕尧诗歌《接锄》登上1974年1月6日《南方日报》，钟淦泉的通讯《古塞怒火》登上《南方日报》1974年4月8日的头条。我的《夜巡珠江》1974年8月18日登上《南方日报》的副刊上，我记得诗开头几句是这样写的：

轻轻！轻轻！

莫把海湾惊醒，

快，披上全副武装，

快，解开小舟缆绳，

双浆荡开珠江浪，

长撸击落满天星。

出航汽笛，为我出巡助威，

归帆渔火，为我点燃满腔豪情！

……

　　现在读起来，依然觉得激情澎湃，那浓郁的诗情画意那怕时隔40多年也没过时。

一个小小的公社，竟然出这么多高质量的作品，实在太不简单！于是虎门创作组成了全省业余文艺创作的一面旗帜，省一级的报刊和出版单位到虎门组稿接踵而来。

首先，是《南方日报》，该报副刊部主任陆梦洋老师，在1974年的一个盛夏，为了迎接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要组一批特急的稿，于是他跑到虎门来！我们接到通知便连夜从各地赶到公社，在会堂点起煤油灯便干了起来，当时有我和陈庆祥、邓慕尧、祁浩鹏、何锦池、钟淦泉等人。我们赶个通霄达旦，让陆梦洋老师深为感动，亲自上街买了早点给我们作早餐。吃完早餐我们又各自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如此连续干了三个晚上，终于完成陆老师交给我们的任务。记得当时我的一首诗被陆梦洋老师挑中，离开时他激动地说：“想不到你们创作得那么快，写得那么好，那么高质量地完成我的组稿任务，虎门业余创作组果真名不虚传啊！”他回去不久，创作组整辑作品便如期登在《南方日报》的副刊上。

　　其次，是广东人民出版社，该社文化编辑室主任黄伟轩，于1974年的一个暑假，领着编辑廖小勉，以及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易新农带着中文系的一班实习生一起浩浩荡荡来虎门组写一个故事集。创作组挑了一班人关在公社招待所日以继夜地苦战半个月，终于完成了一批稿件，当时我跟邓慕尧合作，以博涌社岗村一抗美援朝转业军人叶端为素材写了一篇长篇故事《松柏长青》。回去不到一个月，出版社把这批作品集中起来，以钟淦泉写的《铁拳头》为书名，出了一本故事集。

再接着，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美编室孙锦裳，也下虎门组织连环画脚本，卢炽成编了个《兄弟队》，我将自己写的那篇报告文学《沧河浪》改编成一册连环画脚本。这两本连环画不到两个月便在新华书店面市了。

　　1974年陈庆祥调上公社文化站，兼任创作组的组长，我当上了副组长，随之钟淦泉调上公社报道组，邓慕尧调上公社宣传队当编剧，谭满矶、何润祥调上了公社放映队，于是创作组派生了几支队伍，一是故事组；二是宣传队；三是报道组。领军人物都是创作组的骨干，他们活跃在虎门的大地上。

以陈庆祥、谭满矶、何润祥、王励君，邬敬婵为队伍讲的故事传遍虎门的村庄、工地，有段时间公社开大会，都以一个故事作为开场白，名震整个县，谭满矶的《东征》还上了省电台。以邓慕尧为编剧，何炳辉为队长的虎门宣传队不仅把精彩的节目带到每个大队演出，还带到汇战工地；在县、地、省汇演屡夺奖项。其中，邓慕尧所写的小粤剧《放萍时节》夺得全省汇演一等奖。以何锦池、钟淦泉、王沛权、王力君为主力的报道组，通讯不断在《人民日报》《南方日报》《惠阳报》《东莞日报》见报，且屡登头版头条。

据统计，到1980年，虎门创作组的成员在全国、省、市发表的文学作品共500多篇。

　　虎门公社业余文艺创作组既是虎门文化工作的一支轻骑队，也是当时惠阳地区乃至广东省最有影响力的一支业余文艺创作队伍，是一面猎猎迎风的标杆旗帜。正是创作组及其衍生的各支小分队的共同艰辛努力，谱写了虎门文化花团锦簇的艳阳天。

5.余音袅袅

改革开放之初，虎门文艺创作组人才分流，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进了华南师范大学；1979年冬陈庆祥调入省作协会文学院当专业作家；钟淦泉读完大学分到市委宣传部，搞起政工来；邓慕尧调至文化站当站长，忙于应付时装节等各种大型汇演；谭满矶调去市广播电视局当领导；何锦池下海当了旅游公司的总经理，主要骨干各奔东西，社会的兴奋点转移，文学一度被冷落。

　　1985年，在广东省作协当专业作家的陈庆祥和在《黄金时代》任职的我，依然惦记着家乡的文学事业，不忘昔日与文友们激情文学的那段岁月，联同在文化站任职的邓慕尧，在旅游公司当总经理的何锦池，在北栅当校长的祁浩鹏等老友，在公社当干部的王沛权、王力君，在企业工作的谭家骅，在红旗小学的温应森，以及80年代初期涌现的文学新人王焕璋等，在当时任职镇长的刘树基支持下，成立虎门文学会，陈庆祥当会长，我当副会长，重新集结队伍。1985年5月12日，在当时虎门最豪华最气派的虎门宾馆举行成立大会，筵开十数席，费用全由镇政府支持，书记、镇长等领导与虎门籍文化人喜气洋洋地欢聚一堂，举杯齐贺，谈笑风生，20万头的鞭炮响彻虎门大地。

　　虎门文学会成立后即创办了会刊《虎啸》，使会员有充分展示自己作品的园地，可以说虎门文学会是虎门公社业余文艺创作组的延伸，《虎啸》是《虎门文艺》的翻新。镇每年拔10万元经费给文学会，《虎啸》一创刊便是全彩的印刷，起步印行2千份。1990年高峰时印行2万多份。1991年，《虎啸》获得了广东省新闻出版局颁发广东报刊出版许可证，成为全省第一份获省出版证的镇级报纸，全国多家新闻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上海《文艺报》都介绍过虎门文学会和《虎啸》。上海《文艺报》主编谷泥亲自撰文《黄埔滩头闻虎啸》。

可见当时虎门的文学生态环境，政府器重，社会高看，让文学写作如鱼得水，虎门文学会也真正为普及提高虎门的文学创作，培养了文学新人，推动了虎门名镇的文化蓬勃发展，并作出积极的贡献。

　　的确，虎门业余文艺创作组造就了不少人才。陈庆祥成了一级作家，有多部作品问世。我转战于新闻出版战线，在书、报、刊的单位均当个领导，一直当到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成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业余也写了四部散文集，其中《带走一盏渔火》还获得第四届冰心散文奖。邓慕尧当上省业余文艺创作的标兵，后被调市当了东莞市文联副主席，兼任《东莞文艺》《南飞燕》的主编，还为东莞市编了一系列大型丛书。钟淦泉先后当了镇长、镇委书记，后来当了市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谭满矶当上了东莞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李硕倩曾当市卫生局副局长，业余还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后来当了镇委副书记的王沛权，当副镇长的王力君，在香港当上大书法家的何润等一批成功人士，当年都是虎门业余文艺创作组的成员……

然而，昔日的辉煌有些遥远了。

　　《虎门》报多年前曾有篇新闻《虎门文学何时再能星光灿烂》，细数曾经的辉煌，慨叹现实，不胜嘘唏：“如今，要是你想在虎门找一批千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的话，是一件不算为难的事，但如果你要问还有几个人在坚持文学的守望，即使板起指头数也数不出几个来。”或许，清寒孤寂，十载报阅，恰是文学回归到它应在的状态吧！

不过，我坚信，有虎门这块热土在，有虎门浓厚的文化底蕴在，有当年激情的种子在，有各级政府的支持，虎门文艺春天始终会又一次降临的。倘要再次发力，我愿发挥我的余热，并会携一大批专家为虎门帮点忙。

我坚信，富起来的虎门当今依然有股业余文艺创作的潜流在涌动。

文艺创作春潮快点来吧，我试目以待!

本文应《虎门报》所写，后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虎门文史(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