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文化史基本发展历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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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韩愈复兴儒学与古文运动

唐朝韩愈提出复兴儒学，从此三教并行局面形成！

隋唐时期，佛教各大宗派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都有所建树，而佛教心性论处在时代思潮的领先位置。以明心见性的禅宗思想大行其道，为身处中唐时代的世人提供了方便的大门。此外，道教也提出"一切众生皆有道性"。"内丹说"兴起，内部精神境界、理论意义当然比"外丹"高，使道家谈修养之风亦日盛。

"内丹说"在道教，"佛性说"在佛教，"心性说"在儒教，三教的说法虽然有差异，而他们所探讨的实际上是同样的问题。

当时道教与佛教相呼应，各自从自己的立场阐发心性之学，佛、道倡导于前，儒教反而显得落后，后来韩愈、李翱等人也跟着探索这一领域，这种理论兴趣和思维水平到唐末、五代更加成熟，成为学术界的中心议题。韩愈是古文运动中复兴儒学的领导人。韩愈心性论其实较接近汉代诸儒的通说，即王充、董仲舒的"性三品"的分类方式，"董仲舒之论性，盖就孔孟、荀之说而融合之，韩愈的理论实质却明显是直承孟子心性说的衣钵而来，韩愈是第一位古文运动中注意到心性论议题讨论之人，当然这也是为了因应当时释道普遍讨论的问题（性论），即使韩愈的心性论不够"纯粹传统儒家"，但也因如此，古文运动的思想由韩愈以后渐渐开始由单纯的继承传统儒家转变为开展新儒家学说。

韩愈是一位影响后世儒家思想家的重要儒家知识分子。他还为九世纪初的许多文学人物提供赞助。他领导了一场反对正式装饰风格的散文风格的反抗。骈文当时流行的是回归到简单、逻辑和精确的古典风格。这种古典的写作风格古文他认为是恢复儒学最合适的方法。在他看来，文学和伦理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主张通过经学将儒家的价值观个人同化，使之成为人生的一部分。

韩愈提倡儒家思想，但也强烈反对佛教，佛教当时在唐朝很受欢迎。公元819年，他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名为“佛骨遗物纪念”，他在信中谴责国家为接受佛指骨所做的精心准备，他称其为“肮脏的物品”，并说应该把它交给适当的官员，用水和火来摧毁，以永远根除它的根源。韩愈把中国文明和野蛮相提并论，那里的人们“像鸟和野兽，或者像野蛮人”。他认为佛教是佛教的野蛮人起源，因此是不适合中国人民的宗教。韩愈也批评道家，他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有害的积累，但他还是区分了道教这个土生土长的宗教和佛教作为一种外国信仰得区别。在“道的起源”他认为佛教和道教的禁欲主义在经济上都是非生产性的，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的混乱。

他还批评这两种信仰都无法处理社会问题。他认为儒学与这两种信仰不同，它把个人的私生活、道德生活与国家的公共福利联系起来。他强调孟子确保公共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方法，而他的以政治行动表达儒家精神的观念，将成为新儒学的思想基础。他最著名的论文集包括反对佛教和道家的论战，以及对儒学的支持。

韩愈常被认为是唐代最伟大的古典散文大师。他被明代学者列为“唐宋八大散文大师”之首。他连同柳宗元一起领导着古典散文运动回归到汉代未修饰的散文。他认为古典的“旧式散文”或古文是一种更适合于论证和表达思想的写作方式。这并不是对古代散文的一种模仿，而是一种新的风格，它建立在清澈、简洁、实用的古老理想之上。韩愈以多种方式写作，常常带有争议性和实验性的胆量。

韩愈是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不仅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而且他的作品重新定义并改变了传统本身的进程。他是一个文体创新者，在他所写的许多流派，是一个重要的影响，他的文学和思想生活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的朝代。韩愈的作品将对宋代作家和诗人尤其是宋人产生影响。欧阳修推广了古文正如韩愈所倡导的那样，这种风格一直是中国散文的典范。



在韩愈看来唐朝的文化道统出了大问题。他在《原道》一文中提出：“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这里的“老”指的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学说，“佛”就是佛教。李唐认老子为祖，所以道家学说在唐朝很受重视，这一点不言而喻。杜牧曾写过“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可见佛教在南朝已经十分盛行，而唐代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初崇佛但不信佛，主要是为了稳定时局、教化民众。但佛教已经深入民心，所以玄奘法师才会不惜触犯国法，“偷渡”出境以求取真经。玄奘法师归国以后不仅被免于处罚，还得到太宗和高宗两代皇帝的礼遇。到了武则天，佛教为其称帝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而成了实际上的国教，发展更是登峰造极。到了睿宗时代更有“天下财富，佛占其半”之说。毫不夸张地说，唐朝对佛老的崇信已经严重威协到儒家道统的合法地位了。

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始，儒学实现了道统、学统和政统的合一，儒家的王道理想得以在君主制的时代有序地展开。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道统的问题对唐朝的学统和政统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这才是韩愈发动“古文运动”的良苦用心所在。他希望通过学统的修复，来使唐朝回到儒家的道统之中，以实现真正的以儒治国。《师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一个学生“好古文”和“行古道”就让他如此兴奋，以至于写篇文章鼓励他。可见当时的学风已经坏到了什么程度，也可见问题之严重。

解决这个道统的问题，韩愈想了两个办法。一是政治上的辟佛。遗憾的是辟佛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可，韩愈反而被远贬潮州。二是文化上的“古文运动”。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这里就回答了《师说》中所说的“古文”和“古道”的具体内涵。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写道：“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虽然这场运动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却成为宋代儒学复兴的先声，为始于周敦颐到集大成于朱熹的理学奠定了舆论和思想基础。大文豪苏轼高度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国学大师张君劢先生在《新儒家思想史》中肯定韩愈为“理学的先驱”。

柳宗元和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唐代古文运动发起于中唐，但它的成功却在北宋。除韩愈、柳宗元外，唐宋八大家中的其余6人，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北宋中期人。

中国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



扩展资料

唐人的理论主张：

关于文学复古主张的提出，并不是唐人的创举。西魏的苏绰和隋的李谔，已有提及，但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初唐的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虽在唐代的影响很大。

却也未形成文体文风改革的普遍气息。直到韩愈、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复兴儒学，才把文学复古的思潮推向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