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大 母之爱

梦想旅行家

今天是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谨以此文祭奠我的母亲。

踏上熟悉的故土，缓步来到母亲墓前，献上花束，送上纸钱，跪下磕头。

母亲，今天是清明节，我们又来看您了，您在这里还好吗？

母亲，您身下躺着的是故乡的土地，是您出生的地方。这里没有病痛折磨，没有惆怅烦扰，后辈们也都很好，您就安心长眠吧。

送别母亲已近4个月，始终不能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经常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各种往事不断涌上心头。

母亲，您这是想让儿子说点什么吗？

2020年12月6日上午8时30分，母亲安详地闭上眼睛，停止了呼吸，永远离开了我们，生命定格于84岁。

母亲出生于1937年1月，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灾难深重的危难时刻。1937年12月日军在南京制造了大屠杀惨案，1939年淮阴城被日军占领，时间长达六年之久。母亲正是出生、生长于这个多难之秋。

外婆一生只生育母亲和舅舅两人，舅舅小母亲两岁。母亲4岁时，外公去世。母亲和舅舅由外婆抚养成人。解放后，由于外婆家拥有一些田地，被划定为“富农”，为此外婆经常受到批斗。外婆把一对儿女培养长大并成家立业后，对这个世界再无眷念，追随外公而去。

母亲共生育我们六个子女，二男四女，非常幸运，无一掉队，全部成活。这在六七十年代困难时期，医疗条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实属不易。

六个孩子头尾相差12岁。也就是说这十几年中，母亲要一边参加劳动，一边生育子女。在每个孩子怀孕期间，母亲没有另外开小灶增加营养，吃的都是粗茶淡饭，也没有停止劳作，往往是感觉到肚子痛，孩子要临盆，才匆匆忙忙赶回家，让人叫来接生婆。生完孩子，奢侈地吃些鸡蛋和红糖。过不了几天，她将三角巾扎在自己的脑门上，把孩子交给奶奶，又去下地干活，从没有“坐月子”的说法。 1978年之前农村实行的是集体经济，我们家最多时有八口人（母亲、六个子女、奶奶，父亲户口在外地），仅有母亲一个劳动力。母亲体质不错，也有一把力气，干活不惜力，推车、挑担、插秧、播种、除草等各种农活难不倒她。

我们老家的耕田全部为旱田，主要农作物是小麦、玉米、山芋。旱作物的特点是种、管、收都耗费人力。那时基本没有什么农业机械，也没有除草剂，全部靠人工。播种小麦，耕牛不够用，就用人拉，玉米也是这样，从播种、管理到收割，都是要人工。庄稼出苗后要反复除草，否则杂草会喧宾夺主，长得比庄稼还旺。

除草是个脏活累活，头上顶着烈日，脚下锄头不到，杂草不会死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诗句虽出自唐代，但也是自那以后中国上千年农村农业生产的真实情景写照。

每逢农忙季节，母亲的衣服一天中要被汗水浸湿多次，收工回来后，她的衣服上总是布满了一道道盐霜，人显得非常疲惫。

靠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加上父亲在外工作补贴家里一点，我们一家人在六七十年代基本上没有饿过肚子。 虽然农活很忙，但母亲守护家庭更为用心，对一家人的吃喝拉撒从不含糊，总能想出法子让我们吃的好点，走出去体面一点。 从我记事时起，奶奶因年事已高，加上裹着小脚，母亲便不让她做什么家务活。只是每天上工之前，母亲把还不会走路的孩子放在窝篮中，窝篮底下放一木棍，让奶奶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一边看护，一边摇晃，一直等到母亲回来。期间孩子因肚子饿哭喊不停，奶奶没有办法，只能拼命摇晃，有一次她甚至把窝篮摇翻，差点造成最小的妹妹夭折。

母亲很尊重奶奶，和奶奶一辈子没有矛盾。有什么好吃的，让奶奶先尝。小时候经常看到母亲为奶奶洗头洗脚，帮奶奶剪指甲，用剪刀帮奶奶刮去脚上老皮。奶奶的5个脚指头，除大脚趾外，其余4个因长年裹足均向脚掌内卷曲，目测已看不到脚指头。每次替奶奶洗脚，母亲要把奶奶的裹脚布一层层打开，热水泡过后再小心地找出脚指头修剪一番。

在母亲的伺候和照料下，奶奶活到了88岁，是当地的寿星。 母亲在家里会养些鸡、鸭、猪等家禽家畜，鸡蛋鸭蛋留作自家吃，偶尔也会卖一点应急，肥猪卖了补贴家用。养鸡和养鸭比较省事，母鸡一般都是散养，少喂点粮食即可。几只鸭子每天早晨排着队出去，傍晚再排着队回来，基本不用喂什么。养猪是需要费不少工夫的。母亲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养一头猪，不知道要磕多少个头！意思是每天给猪喂食需要不断地弯腰低头。还有一句话母亲也会常说：“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猪粪便是当时土地肥料的重要来源。

进入腊月，是我们家猪肥了要出栏的时候。卖猪这一天，母亲会让我一大早把舅舅叫来，再喊两个帮手，待猪吃饱后，捉住抬上独轮推车绑好，舅舅推着车，我在前面系根绳子放在肩膀上拉。这时，母亲会显得有些依依不舍，有时甚至还会抹两滴眼泪。站在门口看着被推走的大肥猪，母亲不停地叫唤让猪回来。后来我问她,这样叫有什么用，猪怎么可能回来呢？母亲说知道回不来，只是有点舍不得，也希望来年再有一头大肥猪。

猪被推到三里外的食品收购站，过磅称重，200多斤，当时算是标准的大肥猪。称完重，收购人员再用手在猪前后不同部位捏了捏，然后熟练地操起长剪刀，“咔嚓咔嚓”几声，在猪的臀部剪一个“△”符号，意为特等，收购单价最高，200多斤的猪能卖到100多块钱。钱拿回来后，母亲会悄悄取出一张10元钞票，让我送到舅舅家。

卖猪后的那几天，我们都很兴奋，觉得自己一下子“富裕”了不少。虽说钱不是我们掌管，但母亲会给我们买点好吃的，添置些新衣服，要点零花钱也方便些。 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基本没有什么成品服装可买。平时所穿衣服，都是按人口计划供应布票，凭布票再用现金到供销社购买布料回来加工。讲究一点的家庭，会把布料送到裁缝店，请裁缝师傅量身定制服装，这样的服装穿着看上去正规、合身、有型。不太讲究的，自己裁剪缝制。还有些不会过日子的家庭，把布票卖了换成现金。我小时候穿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到裁缝店定做，在同龄小伙伴中，经常引来羡慕的眼神。

由于添置的新衣服比较多，我们家的布票总是不够用。每年花花绿绿的布票领回来，母亲都会让父亲和我们姊妹几个先做衣服。一般的顺序是，让父亲先做，接下来姊妹6人中大一点的再做，小姊妹们有时只能穿大姊妹淘汰下来的旧衣服，为此经常听到小姊妹们忿忿不平的抱怨声。到了母亲这里，布票已经用完，因此每年很少看到她添置新衣服。 到了冬天，农活忙的差不多了，母亲开始为一家人缝补旧衣裳和做鞋。做鞋最费工夫，她先将家里不能穿的旧衣服拆开洗净后晒干，在锅里烧些开水，放入面粉勾兑出浆糊，将旧布片一层一层涂上浆糊，粘在一起晒干做成“布骨”，作为做鞋的辅料。辅料做成后，母亲会找来“鞋样”（鞋帮和鞋底的平面模型），拿出买来的布料裁出鞋底和鞋帮，白布做底，黑布做帮，然后开始一针一线地缝，一双鞋往往要做上好几天。小时候每当穿上母亲做的新鞋，要高兴好多天。 每年的秋天，是山芋丰收的季节。母亲会把山芋做出多种食品，分出各种不同的吃法。 山芋稀饭作为主食，从秋天一直要吃到来年春天。所谓山芋稀饭，做法很简单，就是把山芋去皮，洗净后切成段，放入锅中加水，烧开后加入玉米面糊，开锅后再熬一段时间，吃起来又香又甜。刚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就教我们做山芋稀饭，只是偶尔火候把握不好，会噗锅。有一次烧饭噗锅，我找来盆装满水压在锅盖上，这时饭噗得更厉害，母亲发现了，叫我赶紧把锅盖揭开，用勺子将稀饭舀起扬一扬就好了。我照着做了，果然，锅中稀饭“水位”立刻下降。后来稍大一点才知道，这叫“扬汤止沸”，如欲彻底解决问题，还应“釜底抽薪”。

做山芋干要费点工夫。每年山芋收下来后，母亲会把稍大一点的挑在一边，用刀去斑刮皮，或放在筐中让我们用力摇晃，通过相互撞击将皮去掉，然后分别从山芋的两头下刀切成条，刀不能切到底，必须保证山芋条条相连，便于挂绳晾晒。山芋干做成后在家中可以成年摆放，小时候每到春天下午放学回家，肚子饿的咕咕作响，在家中摸索一遍实在找不到吃的，抓一把山芋干放入口袋中，慢慢嚼起来也挺香。

相比山芋干，山芋粉做起来更费周折。首先，母亲把刚收下的山芋去斑洗净，推到有机器的人家，加水粉碎，加工成糊。山芋糊运回来后，开始吊粉。母亲找来一块正方形吊浆布，四角扣上绳，系在十字木杆上，再用绳将十字木杆吊在树上或木架上，吊浆布下方放一水缸，将山芋浆用水稀释后舀入吊浆布内不断摇晃，落入水缸内的经沉淀后成山芋粉，留在吊浆布内的是山芋渣。山芋渣留作喂猪，山芋粉又有几种吃法。

印象比较深的，是母亲做的炒山芋粉。她将山芋粉加水和成浆，然后加入切成细末的黄芽菜心，放入油锅翻炒，几分钟后出锅，入口非常滑嫩。此外，母亲还会把山芋粉做成坨子，以及将山芋粉摊成薄片切成块状烧白菜，都很可口。

山芋粉做成的最后一道大菜，是粉条。做粉条场面比较宏大，一两个人无法完成。每年到了冬天，待气温达到零度以下后，母亲会联系村庄上做粉条的专业班子，约好时间专门加工。“专业班子”一般有三四个人，一个和粉，一个掌勺，一个捞粉条，家里人打下手，帮着烧锅、挂粉条。做粉条一般是午饭后准备，傍晚时分粉条开始出锅，忙到半夜方才结束。第二天一大早，母亲把我们叫醒，一起将冻得硬邦邦的粉条放在桌子上，用棍子使劲捶打，直到粉条根根分离舒展开来，再挂在太阳底下晒几天。

一次做的粉条，我们全家要吃上大半年。最难忘的吃法，是母亲做的猪肉烧粉条。切一块猪肉，洗一盆黄芽菜，加入粉条红烧。用筷子夹起粉条，柔软油亮，一股热气随之升起，香味四溢。用嘴吹两下，慢慢放入口中，滑嫩无比，嚼几下咽下去，顿时从口腔一路暖到胃底，特别诱人，屡吃不厌。当时我以为，这应该是天底下最好的美食了。 每年腊月二十以后，农活基本忙完了，母亲便开始为一家人过年做准备。其中最隆重的，就是蒸馒头。家里人口多，蒸的馒头不能少，往往需要提前一天准备，把各种馅料备好。我们家过年的馒头馅料有三种，干马齿苋拌粉丝、萝卜拌粉丝、红豆或豇豆泥。馅料准备好后，第二天开始包馒头、蒸馒头。我们家蒸馒头一般是选在腊月二十八。每逢这一天，我们都赖在厨房不肯走，等着吃刚出笼的馒头。这时，母亲会赶我们出去，担心我们在现场口无遮拦而得罪“灶老爷”，把馒头蒸砸了。第一笼馒头出来，她会选最好的几个放在锅灶上方，供奉给“灶老爷”，让其保佑接下来馒头蒸的都顺利。待馒头全部蒸好后，母亲会把我们叫回来，让我们开吃。看着又白又鲜还冒着热气的馒头，一阵狼吞虎咽，幸福感油然而生。

白馒头蒸完后，母亲还会蒸些玉米面或山芋干面的窝头，留着送给春节期间上门讨饭的人。那时上门讨饭的很多，有时一天要来几拨子人，白馒头实在给不起。但不管是真讨饭的，还是以讨饭为业的，只要来了，母亲就给，不会让其空手。有时甚至还会遇有“回头客”，母亲也不气恼，再给。

腊月二十四“送灶”，母亲要烙好多糖饼。刚出锅的饼一掰开，糖水就会溢出来，看着就让人流口水。但我们最喜欢吃的，是母亲烙的羊油饼。“送灶”前两天，母亲从街上买点羊油回来，到“送灶”这一天，把羊油取出来洗净切碎，再用家里自己做的酸菜切碎拌在一起，加上调料，包成薄饼，烙至两边泛黄，待亮闪闪的羊油从饼中渗出后即可出锅。这样的羊油饼趁热吃起来香脆可口，一口吃下去，满嘴流油，口腔至鼻腔，都是特有的香味，久久不能散去，吃了一块还想着下一块，每次都是强迫自己停下筷子。由于全家人都喜欢吃，我们冬天吃羊油饼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到了大年初一早晨，全家人要吃“元宝”和“弯弯顺”，即汤圆和水饺。母亲要求，大新年必须叫“元宝”、“弯弯顺”，不能说别的。

“元宝”由糯米面做成，糯米加工成面比较复杂。临近春节，父亲从粮管所的供应粮中买一些糯米回来，母亲将其挑尽杂质，用水洗净后再浸泡几个小时，然后铺开晾干表面水分，等我们回来后招呼一起去“踹碓”。

“碓”即“碓臼”，分为“碓窝”和“碓锥”两部分，原理与捣蒜泥用的蒜臼相似。“碓窝”由青石凿成，上大底小成圆锥体空间。“碓锥”由“丫”型树干做成，木质锥头下方箍一圈齿状铁器，便于和碓窝底部接触捣碎粮食。

每次母亲叫踹碓，我们都很兴奋，觉得好玩。但碓锥太沉，我们上去踩几下便踩不动了，活主要是母亲干，我们跟着看热闹。

母亲两头忙，一会用脚踩几下，一会再到前面碓窝里把糯米翻一下，糯米快被碾碎的时候，母亲拿来箩子筛一筛，面粉留下，渣子再放到碓窝里继续踹。糯米面加工好了后，要在太阳底下晒几天，去掉水分。
每年除夕晚饭后，收拾停当，母亲开始张罗包“弯弯顺”，一般是由母亲先备好馅料，并负责和面擀饺皮，我们负责包。包“元宝”的工作量不大，留在初一早晨完成。

大年初一早晨，天刚放亮，我便被母亲叫醒，先不让说话，塞上几片“开口糕”，吃完安排我放鞭炮，放完后满院纸屑，母亲嘱咐今天不能扫地。

鞭炮放完后，母亲叫我们吃早饭。每人先吃一碗“元宝”，再来一碗“弯弯顺”。吃“元宝”的时候，会听到“咯嘣”一声，姊妹中有人突然叫起来：我吃到钱了。这时母亲脸上会露出开心的笑容。

“弯弯顺”多由姊妹们七手八脚完成，手艺较差，下锅后一部分被煮坏了，母亲没有一丝不悦，她把好的挑给父亲和我们先吃，捞出被煮烂的饺皮，她拌点酱油吃了。

“小孩盼过年”。童年的春节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虽然那时物质条件不太丰富，甚至过了很多苦日子，但由于有母亲操持这个家，伴着我们成长，我们仍然感到开心快乐。 出了正月就到了二月二，“龙抬头”这天一大早，母亲用铁锹从锅底铲来草木灰，在院子中以脚为中心握住锹柄转三百六十度画圆，一连画了五个大圆圈，我问她这画的是什么，她说是“粮囤”，希望今年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 我们家门前有一棵大树，到了夏天，浓荫蔽日，树上小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树荫下微风拂面，一张方桌放在树下，几张凳子散落周围，一条花狗盘坐在桌旁，不远处几只母鸡在觅食。每天早晨和中午，一家人在此坐下吃饭。每逢这时，都是我们感到很惬意的时候，但母亲总是里外奔忙，很少跟我们“同步”，往往是我们吃的差不多了，她才赶过来“扫尾”。

这样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已经对母亲的忙碌习以为常，为什么没有让母亲和我们一起吃?她吃饱了吗？吃的好吗？没有人知道。

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也经常会有村庄上亲戚或邻居的孩子过来串门，如果遇到还没有吃饭的，母亲一定会摆上碗筷，叫过来坐下一起吃。 过去的农村，外出的人比较少，大部分在家务农。那个时候虽然条件艰苦，但家家户户人丁兴旺，整个村庄显得生气勃勃，每天从早到晚，鸡鸣、鸟叫、狗吠声不绝于耳。清晨和傍晚，每家烟囱升起袅袅炊烟，汇聚在村庄上空形成一层薄雾。心情愉悦的时候看这些景色，颇有些诗情画意。当然，母亲从不会有闲工夫去欣赏这些，干完生产队的农活，回来还会有没完没了的家务等着她。

把一天的事情做完后，吃完晚饭坐在灯下，母亲经常会“打理”一下她的双手。仔细看母亲的手，会把我们吓一跳，她的手上布满老茧，手指粗糙像锉刀似的，到处有鲜红的裂口。所谓打理，就是找来歪子油，涂抹一双手上的裂口，涂完放到灯火上烤一下，传出“吱吱”声响，这时母亲会咧嘴叫疼。我们当时不懂，问她手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手为什么没有裂开?她说你们是小孩子，不会裂。 小时候在外面玩耍回来或放学回家，只要看到母亲在家，顿时会觉得家中春意融融。肚子饿了，找母亲，衣服破了，找母亲，感冒发烧了，找母亲。那个时候，母亲在我们心中就是不可替代靠山，是家中的一片天。因家中人多事杂，母亲性子急，也有不耐烦的时候，也会数落我们。但她的数落多像是虚张声势，不会较真，时间久了我们也没当回事，一阵过后又趋于平静。 母亲一辈子没有动手打过我，教育我们信奉“动口不动手”，坚持“以理服人”。

读初中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股力气，能做不少重活。但只要被母亲发现，立马就会被她制止，她说我年龄还小，不能累坏了身体，宁可她自己多做点，也坚决不让我做，为此她还和父亲争执过。

男孩子在小的时候，都会有一帮要好的小伙伴在一起玩耍，我也不例外。但对我处的小伙伴，母亲会“把关”。她的标准是，不能和不学好的孩子玩，如果我做不到，她管教起来毫不含糊。到了读初高中的时候，我又处了几个要好的同学，这时母亲虽对我比较信任，但还会时常“不经意”地问这问那，要不了几天，这几位同学的底细就被她摸个底朝天。

我参加工作后，有时休假骑自行车回家，母亲多次告诫我，进入我们居住的村庄要下车，推着自行车走，不论见到谁，都要打招呼。 过去在农村，由于人员多，大家日子都不好过，遇有处事不公等现象，容易引发矛盾。有的因为死一只鸡、树苗被折、狗被打瘸了腿等等琐事，都有人站出来骂街。看似随意谩骂，实际均有所指。有时隔几天就能听到，谁和谁骂起来了，谁和谁又打起来了，观众越多，打骂越起劲。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母亲在外面从不骂人，与庄邻从没有隔阂，也不掺和别人家的矛盾。

由于与邻居间关系比较融洽，我们家垫地基、盖房子、砌围墙、打家具等等事情，需要在村庄上找帮手，都是一请就到，绝没有推辞的。 母亲与邻居间也时常会有一些经济和物品往来，如相互借几块钱，临时借点米、面、鸡蛋等。借人家的东西她会常挂在嘴上，从不会忘记。一次，母亲让我到邻居家借玉米面，我拿着干瓢奔过去，一会就借了回来。隔两天，我们家的玉米面加工回来，母亲让我去还面。看着干瓢中堆起像山尖一样的玉米面，我提醒母亲说，借来的时候干瓢里的面粉是平的，没有这么多。母亲说，你要记住，还人家的东西必须要多一点，吃点亏不要紧，不要占人家便宜。还有一次还邻居6个鸡蛋，母亲都是把家中最大的鸡蛋挑出来让我送过去。

“文革”时期，农村各个生产大队都有文艺宣传队，平时排练些样板戏、现代戏，春节期间到各个生产小队巡回演出。每次一听到锣鼓声响起，我们便坐不住了，心立刻飞到了戏场，扛起板凳就奔过去，抢到最佳位置，坐等演出开始。演出期间，我们不时用目光在人山人海中扫一遍，寻找母亲的身影，可始终找不到，演出结束回到家一看，她仍在忙碌。 母亲在老家劳作了大半辈子，把六个子女带大，并先后成了家，算是大功告成了。这时我们猛然发现，母亲已经50多岁了，到了该歇一歇、享点清福的年龄了。可她没有办法停下奔忙的脚步，让她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1992年下半年，母亲丢下生活了几十年的农村老家，来到城里，开始转战“第二战场”：为子女带孩子。刚把自己的子女培养长大，结婚生子，转眼间，等待她的，又是下一个轮回，没有喘息机会，没有退缩借口。她的这一辈子，已经不属于她自己，她无法为自己活着。

为子女带孩子，因隔着一代，苦累不说，还担着一份责任，每天小心翼翼，生怕有任何闪失。

带孩子最怕生病住院。一年冬天，母亲带着孙辈去医院看病，孩子因感冒发烧需要挂水，护士业务不太熟练，连扎了五六针也没有挂上，孩子的脑门像被打了补丁一样，疼得哇哇大哭，母亲少有地冲着护士吼了起来，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护士“开火”数落。护士无赖地拉着脸，请求别人帮忙。

孩子大了要送幼儿园，母亲不会骑自行车，我们为她买了一辆三轮车。有一段时间，她要用三轮车带着两个孩子到三里外的幼儿园上学，遇到阴天下雨，两个孩子打着雨伞坐在车厢里，母亲穿着雨衣在前面骑着，还要时常回头制止两个孩子打闹，而她的一只眼睛因视网膜脱落已经失明，真不知道那些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有的时候，她的住处有五六个孩子嬉戏玩耍，每天像吵翻天一样，闹得楼下邻居实在忍受不住，经常上来交涉抗议，母亲赶紧向人家赔礼道歉。

家中最小外孙从小由母亲一手带大，她比较疼爱，转眼之间几年过去，到了要上幼儿园的年龄。她找到附近一家本市最好的幼儿园，要让外孙进去就读。家人们告诉他，很难！要么符合条件，要么有过硬的关系，否则别想进去。她不信，找到幼儿园园长，也不知她是怎么软磨硬泡的，最终幼儿园同意接收。

母亲进城带孩子刚一年多时间，父亲因中风偏瘫也住到了城里。这时，她既要带好孙子外孙，又要伺候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困难可想而知。单是每天早晨为父亲穿好衣服扶到藤椅上坐着，母亲已经累得大汗淋漓。架着父亲去卫生间，汗水又要打湿一次衣服。每年冬天，父亲因患老慢支、肺气肿等病需住院，不管住多长时间，都是母亲24小时陪护。父亲长期生病，情绪烦躁，经常无端发火，母亲都尽量忍让。父亲从偏瘫到去世有五年多时间，不管有多少困难，母亲从不在我们面前叫苦，担心说出来影响我们的工作。

虽然每天忙的不可开交，母亲仍要每周召集一大家人团聚吃饭。每逢周末，母亲把供一大家人吃的菜买好，然后一家一家打电话，叫过来聚餐，只要没出差的，一个不能少，必须都要来。每次聚会吃饭，母亲必定会备几个硬菜，像烧排骨、烧公鸡、烧牛肉、烧羊肉、烧猪蹄等菜一定要有。把一桌子菜忙完，便开始像流水席一样分批吃。只要还有一个人未到，她不会动筷子，谁劝也没用，她会一直等。每次聚餐，餐桌上如果没有剩菜，母亲会懊恼不已，认为孩子们没吃饱，下次一定会加量。 那些年，母亲历尽艰辛，忍辱负重，陪伴送走了父亲，把孙辈们一个个带大，难得有了几年喘息机会。

让母亲十分欣慰的是，她的付出得到了该有的回报，晚辈们都很听话，也很孝顺。逢年过节，晚辈们来到母亲的住处看望，恭恭敬敬递上红包，送来的食品、营养品堆起像小山似的。母亲外出，高大魁梧的孙子外孙搀扶不离左右，保镖一样护卫着母亲。母亲住院期间，她的病床前络绎不绝，晚辈们昼夜看望护理，引来同病房病友羡慕不已。更令她高兴的是，晚辈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很敬业，各个家庭都很幸福和谐。 几十年来，母亲像园丁一样，教导着看护着晚辈们一茬一茬成长。

陪同孙辈们上大学是母亲一辈子最风光的时候。看着自己带大的孩子们考上了大学，母亲的兴奋之情难以抑制，好像她自己亲手种下的庄稼，经过播种、育苗、不断地生长，现在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在她的内心世界里，她觉得这些孩子都是她的血脉延续，是家族的未来和希望，她从没有这样的满足感。这些年，她先后去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徐州等地，把孩子们一个个送进大学校门。在孩子们的校园里走一走，到他们的宿舍坐一坐，帮着打扫一下卫生，在食堂吃一顿学生餐，临别时不忘再三叮嘱孙辈们要好好努力。

参加孙辈们的婚礼则是母亲又一高光时刻。这几年，孩子们都已长大，陆续到了婚嫁年龄。婚礼前好多天，母亲就开始准备红包，与子女们反复讨论该穿什么样的礼服。婚礼当天，母亲衣着华丽，戴齐首饰，胳膊上挎着小包，在众人搀扶簇拥下缓缓走进婚礼现场，来到主桌C位坐下，脸上堆满微笑，也不时掠过矜持和骄傲的神情。那阵势很像英国女王参加一场重大外事活动。

全家人都盼望着母亲能健康快乐地安享晚年，给晚辈们一点机会，让他们多尽几年孝心。但命运往往就这么残酷，在母亲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里，各种病痛折磨着她，让她无法安宁。

2008年下半年，母亲无意中发现左颈前有一肿块，我们看了一下，左颈前部明显突出，鼓了一个包，不疼也不痒。立即带到医院检查，B超检查为实性包块，甲状腺左侧3.4×2cm，右侧0.5×0.3cm，高度怀疑为恶性肿瘤。

刚开始我们很紧张，毕竟谈癌色变。通过多方打听了解，查阅相关资料，知道这种肿瘤不是太凶险，属于懒癌，治愈率很高。经过前期联系沟通医院相关科室，于2008年9月24日住进医院，将母亲的甲状腺左叶全部切除，右叶大部分切除，经切片化验检查，结论是甲状腺乳头状癌。手续很顺利，10月17日出院。

从此开始，母亲踏上了十二年多的抗癌之路。

甲状腺手术后，又进行了同位素（碘131）治疗，定期检查T3、T4指标来调整甲状腺素片的用药量。因甲状腺肿块占位，使母亲的气管受压，手术后声音嘶哑，服了些中成药逐步好转。

时间就这样过去近五年，我们认为母亲的甲状腺癌已经得到根治，可不幸的消息迎头给了我们一棒。

2013年5月下旬，母亲的左侧颈部又发现一肿块，去医院检查，淋巴结癌转移！这次，我们不敢放在本地医院手术，立即联系上海一家医院。经过复诊检查，病情得到确诊。6月3日住进医院，6月5日对母亲左侧淋巴结进行扩大清扫手续，6月14日病愈出院，回来后又到当地医院进行同位素典131治疗。

这次手术后，通过长期服用甲状腺素片，加上中药调理，病情得到了很好地控制。

五年中的两次手术，我们担心母亲有思想负担，对母亲隐瞒了病情，告诉她是普通的良性腺瘤。每次出院回来后我照葫芦画瓢，重新“加工”了医院的出院小结和相应的检查报告单，给她看完后不再追问我们。

之后的几年，我们每年都要带母亲去体检，时刻关注指标的变化，及时调整药物。

2018年下半年，我们发现母亲体力不如以前，做事有点气短，当时认为是年龄大了，让她少做点，估计身体不应有大毛病，因为每次体检，大部分指标还算正常，主要器官没什么问题。到了春节前一段时间，母亲持续咳嗽，没什么痰，不太像感冒，为了过一个踏实的春节，除夕前一天，也就是2月3日，带母亲去医院检查。叙说完症状，医生让拍一个胸部CT，片子出来后，医生说情况不太好，肺部肿瘤的可能性比较大。当时听了心里咯噔一下，似乎不能接受。我们每年带她去体检，2018年11月份刚查过，对肺部的胸片检查，给的结论都是“两肺未见明显实变”，肿瘤标志物检测也无异常，时间刚过去两个多月，怎么突然就有肿瘤了呢？！医生告诉我们，胸透检查不一定能发现肺部肿瘤，有的因为位置问题不一定能看清楚。

那么每年体检均检测了肿瘤标志物，怎么没有发现呢？2018年11月份查了AFP、CEA和CA199三项，都在正常值范围，哪来的肿瘤呢？我查了一下资料，70%的肺癌患者CEA会增高，而母亲的CEA值恰恰正常，不在这70%里面，失去了早期发现的机会。

这是母亲十年内第三次患癌，为什么病痛专恋她一个人？让她幸福地多过几年不好吗？！

这次不同于以往两次，肺部肿瘤对她这样年纪的老人来说，凶多吉少。多少年来，我们从没有感到死神像这样逼近母亲。

这么大的病情肯定不能对母亲说，回去的路上到药店开了点消炎药，对母亲说是感冒引起的炎症，回去吃点药消消炎就能好。

除夕这一天，为了让母亲高兴，刚吃完早饭，我们就为母亲买了一只金手镯。其他首饰母亲都有，唯独缺金手镯。母亲带上非常高兴，听说是孙子为她买的，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一大家人像往年一样，开开心心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表面上和往常一样，各人装作若无其事，其实除了母亲以外，家里其他兄弟姐妹心里一点也不平静，我的内心更是如此。当时着急要考虑的问题是，下一步到哪里去检查确诊，怎么治疗，后果会怎么样？还有更进一步的考虑是，有些治疗母亲能受得了吗，其生存时间还能有多长？她还能过上下一个春节吗?

家家户户在欢度春节，我们却在紧张地收集相关医疗信息。

经过商量，决定到上海一专科医院复诊，在网上幸运地挂上了肿瘤科的主任，同时也是全国知名专家的号。

2月16日（正月12）是母亲的生日。我们难以预料她的病情发展会怎么样，能不能过上下一个生日，决定还是在家替母亲过完生日再去上海。第二天，也就是2月17日，我们带着母亲出发。18日一大早，赶到医院办理挂号等手续。 这时的医院，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不过分。神色凝重、步履匆匆的人群，天南海北的口音，布满医院每个角落，每一道手续都要排队。好不容易叫上号，赶紧把从家里带来的片子送给专家看，专家说片子看上去不是很清楚，要求再拍一张。等到拍完拿到片子，时间已近中午。一路小跑送到专家手中。专家在看片子，我的心里在祈祷，希望从专家口中听到我们满意的结论。专家看片子的速度很快，似乎不到一分钟，便说出了我们最不想听到的结果:肺癌晚期，治不好了。他把电脑上母亲的肺部图像指给我看：左肺一个肿块占位，右肺弥漫性结节，两肺多发转移。专家问我们是住下来做穿刺检查还是回去治疗，我们决定住下检查。专家说住院要排队。

排队等待期间，不断地与主任和医生沟通，陪尽了笑脸。隔了两天，2月20日母亲终于住进病房。住院共四天时间，没用任何药物，全部是各种检查。包括常规检查、PETCT检查、左肺穿刺检查、基因检测等等。住院第三天，检查报告陆续出来，床位医生把我们叫过去：老太太患的是肺腺癌晚期，手术肯定不能做，我们也不建议化疗，基因检测虽有突变，但目前无相应的靶向药，免疫疗法也不具备条件，你们商量一下，是住下单药化疗，还是回去用中医调理。如果选择单药化疗，对相应的后果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整整一个晚上，我难以下这个决定。如果化疗她耐受不了，情况突然变坏怎么办？但万一她能承受得了呢？中医毕竟不能治愈肿瘤啊！

母亲给予了我生命，时光转过几十载，现在她又把年迈和病弱的生命交到我的手中，让我来做这个无情的决定。

这样的抉择实在太难太难！

第三天下午至第四天上午，医生不断催促我们做决定，母亲不时用无助的眼神看着我们。

到底该怎么办？

打电话求助！问医生朋友，问家中有类似病人的朋友，与兄弟姐妹商量，最后决定不化疗，回去用中医调理。主要理由有三。一是母亲已有83岁，如果选择化疗，无法耐受的可能性极大。二是老年人肿瘤进展缓慢，保守治疗可以生存一段时间。三是如果选择化疗，对母亲再也无法隐瞒病情。

母亲小时候读过高小，一般的常用字都能认识，对住在肿瘤科很敏感，检查结束后曾悄悄跟我说，如果需要开刀就开吧。我们反复向她解释，住在肿瘤科不一定是肿瘤病人，现在主要是通过检查来排除肿瘤的可能性。

出院前，我们和床位医生商量，请医生能撒一点善意的谎言，消除母亲的顾虑。床位女医生非常配合，来到母亲病床前，微笑着对母亲说：老太太，检查下来没什么大毛病，不是恶性肿瘤，放心吧。母亲脸上顿时洋溢着久违的笑容。

回家以后，便开始了近两年的治疗历程。

经过多方打听和咨询，最终我们选择了在中医院退休的一位老中医。每周带母亲去望闻问切，开一次药服七天，早晚各一次。

我每次都会看一下老中医开的方子，主要是一些扶正固本、化痰散结、滋补止痛等药物。对于中药治疗肿瘤，我的理解是，能起到一定调理作用，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但也存在一定的心理作用。

2019年上半年，母亲曾出现咳痰变浓并带有血丝、下肢水肿等情况，这些都是晚期肺癌的典型症状。在服了一段时间中药后症状消失，这也增强了母亲继续服用中药的信心。

药物治病固然重要，但调节病人情绪、让病人拥有积极健康的心态更为关键。

母亲信奉基督教，没生病之前，都是她自己乘公交车去，一周两次，周日上午大教堂，周四下午私人家的小聚会，风雨无阻。生病以后，我们仍然鼓励她去，但把乘公交换成了专门开车接送，每次她在会场听课，我在外面车中等候，坚持了整整一年时间，直到2020年春节后新冠疫情爆发教堂关闭。

母亲平时一个人住一套房，过去我们兄弟姐妹每周至少要到母亲那里聚一次，自从母亲生病以后，改为一大家人每天晚上都要到母亲家中聚集，有的打水替母亲泡脚，有的为母亲捏腿，有的捶背，有的陪她聊天，每天谈天说地，笑声不断，每到这时也是母亲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遇到节假日，儿女们会带着母亲逛逛公园，到周边城市旅游。

母亲喜欢用智能手机。刚开始给她买过老年机，她不用，后来没办法，又给她买一部智能手机。她平时用手机除了接打电话、看时间外，还会使用手机拍照，下载微信后拉进了家庭的几个群，与在外地的孙辈们视频通话，为她下载了“亲宝宝”，让她经常翻阅重孙辈的照片和视频，她一边看一边笑，还不时地夸赞。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不能外出，儿女们于是打起了麻将让母亲观看，二三小时的牌局她都能坚持观看到最后，并做到观牌不语。如果是儿子“赢钱”，她的脸上会绽放一点不易察觉的笑容。如果是女儿女婿“赢钱”，儿子输了，她的表情会归于平静。

母亲始终觉得自己未老。2019年，为方便带她出去旅游，妹妹为她买了轮椅，她很反感，认为坐轮椅的状态离她还很遥远。后来出去玩实在走不了多远的路，才勉强坐上去，让儿女们推着。要为她买拐杖，她坚决拒绝，她不想以老态龙钟的状态展示在外人面前。去世前三天，听说我的单位同事要来看她，她赶紧把假牙装上，撑起精神，酝酿好面部表情等待客人到来。 2019年国庆节，秋高气爽，小区内、道路边百花争艳，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浓浓的桂花香味。景色很美，而我们却无心欣赏。因为这时，母亲的腰部左侧开始疼痛。我查阅过相关资料，疼痛可能意味着病灶转移。我立马去咨询医生，带她又拍了一张片子。医生说应该是骨转移，要用止痛药。

对于晚期肿瘤患者来说，止痛是必不可少和非常重要的治疗过程。癌症有三阶梯止痛法，是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按时用癌痛药治疗，90%以上的癌症病人可以得到缓解，部分病人由于疼痛的消失，使信心增加，得以改善生存质量，延长生命。第一阶梯：轻度疼痛给予非阿片类(非甾类抗炎药)加减辅助止痛药；第二阶梯：中度疼痛给予弱阿片类加减非甾类抗炎药和辅助止痛药；第三阶梯：重度疼痛给予阿片类加减非甾类抗炎药和辅助止痛药。

针对母亲的症状，一位医生推荐了曲马多，直接服用第二阶梯的药物。

母亲服用曲马多三个月，期间经常出现恶心、呕吐、胃部不适等症状，这是止痛药副作用所致，为缓解不良反应，同时再加服止吐和治胃等药物。三个月后，曲马多已不能完全止痛，加上副作用大，感觉母亲有点受不了。

再去找医生，医生让服阿片类止痛药，这属于第三阶梯药物，但这类系管制药。

购买管制类止痛药需要先办“麻卡”。所谓“麻卡”，是晚期癌症患者为了减轻疼痛，需要到医院购买麻醉止痛药品缓解疼痛而实名登记认定的相关手续。“麻卡”真的很麻烦，有点“卡”人。去本市最大的一家医院，通过熟人找到相关人员，领取了《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提供我和母亲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社区证明、病情诊断证明等材料，找到相关科室的副主任医师，答复：必须见到患者本人才能开药，每次用量不超过两周。再找到其他副主任医师，要么说没有权限，要么说看到病人才能开药。

每两周要带母亲去排队挂号、排队看病、排队缴费、排队取药，麻烦不说，因为去的都是肿瘤科，接下来可能对母亲再也无法隐瞒病情。我们理解相关制度，这种制度管住了坏人，但给病人带来的麻烦太大了，毕竟坏人还是少数啊！如果病人卧床不起，无法去医院怎么办？这些止痛药可是母亲的救命药啊！

这家医院行不通，再去找其他几家医院。在其中一家医院，挂了肿瘤科的主任号，那一天很巧，主任暂时没有病人，我向他详细叙说了母亲的病情以及我们的一些实际困难，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主任很热心，答应了我的请求，并向我推荐羟考酮（商品名为奥施康定），再带点吗啡片，并在当天办好了相关手续，开了15天的用量，以后每两周开一次。

谢谢这家医院，谢谢好心的医生！

母亲服用近一年羟考酮。10毫克的量，从每12小时一颗逐渐增加到八颗。这种药止痛效果好，无用量天花板，唯一的副作用是便秘。靠着这一救命的药物，母亲与癌痛又抗争了一年。

2020年国庆节前，又到桂花飘香时，母亲病情开始加重。

9月中旬，母亲到小区院中晒被，刚晒不久天要下雨，她又急急忙忙去收，等到收妥后腰站不起来了，走路要有人架着，明显是腰部出了问题。另外，母亲的腹部变大，我们怀疑有胸腔积液。9月29日，联系好医院后，将母亲送去住院。本来应该住到肿瘤科或呼吸科，但考虑到要对母亲继续隐瞒病情，加之肿瘤科和呼吸科病人比较多，于是住进了心内科。住院检查，因病灶转移到胸骨和腰椎，导致腰以下瘫痪；腹部变大主要是便秘所致，胸腔积液不多。住院47天，没有太好的治疗手段，主要是输些营养液，祛痰止咳、通便。

刚住进医院时，母亲心里感到踏实，认为有什么问题能够及时得到医治，比在家里放心。但住了一段时间后，她没有看到她所希望的治疗，加上医院嘈杂，休息不好，便要求出院。

出院后，母亲仍瘫痪在床，需要24小时看护，这时她可能感到病情的危重，坚持不要找护工，要求家人护理。

母亲刚开始瘫痪时，情绪有点急躁，要求子女尽量多陪在她身边，妹妹向她说明真实的病情后，她反而显得很安静，不再提什么要求。每顿一小碗饭，平均一两个小时翻一次身。每次都是在疼得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才叫子女搬动一下身体。

一次在母亲身边值班，她开始抱怨我：我的病你们瞒了这么多年，早知道我就不治了，白白花了那么多钱。母亲，您哪里知道，如果不瞒着，能有这么长的生存期吗？

这时候的母亲，虽有正常思维，但大脑已不能指挥四肢，身体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任人摆布，搬弄出什么姿势就一直是那个姿势，她自己无论心有多不甘，终是无能为力。

母亲的智能手机时刻不离身，住院以后更是如此。有一次跟她说，每天都有子女在身边，手机就不要带了，她不答应，而且要求手机必须放在枕边伸手能及的地方。后来才知道，她要经常翻阅重孙辈的照片和视频，12月4日上午8时45分，也就是她昏迷的前一天，她还在“亲宝宝”上留下了最后一条浏览记录。

12月5日早晨刚吃完早饭，妹妹突然打来电话，说母亲不能说话了。我们赶紧奔过去，看到母亲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怎么也叫不醒，但呼吸还比较平和。与平时不同的是，身上有点凉，脉搏跳动尚可，但没有过去有力。我量了她的血压，只有60/40mmHg，明显太低。随后母亲身上开始出汗，头发全湿了。儿女们围在她身边，不断地轻轻呼唤，希望能将她叫醒。可能她也听到了，头偶尔动一下，有时眼睛能微微睁开一点，但目光无法聚焦。

这时我们多么希望母亲能跟我们说上一句话，哪怕看我们一眼也行，但她始终没能做到。

母亲可能不行了。

母亲昏迷了近24小时，期间脉搏跳动逐渐变弱，呼吸拉长。儿女们害怕母亲疼痛，依旧按照平时的频率替她翻身，为她擦洗身体。我曾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人在临终的时候，特别怕热，身上不应盖太多的东西，也不要随意去动他。看到母亲这种状态，我当时想到了这篇文章，但我没有阻止姐妹们的努力，当时我在想，母亲，如果您觉得疼，再忍一忍，让她们再尽最后一点孝心吧。

虽说母亲的病情无法逆转，但没想到走得这么快。因为她去世前饭量尚可，人没有消瘦，神志清楚，精神也不错。我们原来估计元旦前肯定没有问题，很有希望再过一个春节。

好多事情往往出乎想象，母亲一句话也没有留下，说走就这么走了。

子女们围在母亲床边失声痛哭。母亲平静安详地躺在床上，脸上已无一丝痛苦。

咫尺之间，阴阳两隔，几十年的母子恩情，就此了断！

母亲，您忘了曾说过的话了么？您说要等到孙辈们都成了家，还要亲眼见到大重孙子，您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啊？！母亲，您为什么走得这样匆忙？是想让子女们早点解脱，不再为您而操劳奔忙，过一个平静的春节？您真的没有要交待我们的吗？您去世时恰逢周日，天气晴好，气温也不是太低。您到了最后还要为子女着想？

事后，在我的脑海中经常闪过一个念头：当初如果为母亲选择化疗，是否会有更好的结果？母亲能否多活两年？如果是那样，将是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

父母在时，不管他们年龄多大，不论是健康还是生病，哪怕他们瘫痪在床，哪怕不能说话，但只要一息尚存，就是一座高山，是一道天然屏障，能为我们遮风避雨，让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孩子，不会感到生命会有终点；一旦他们离去，就好像一座老屋被吹跑了屋顶，使我们瞬间暴露在风雨之中，年龄暴增了许多岁，通往天堂之路顿时失去了阻隔。

正所谓“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母亲的离去，使大家庭不复存在，姊妹变成了亲戚。就像一颗大树没了树干，剩下的树枝散落一地，随风漂移。过去一大家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的热闹场景渐行渐远。

忙完母亲的后事，心一下子空了，思绪很乱，精力无法集中，生活没有了重心，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往常，每天都是围着母亲转，陪她看病、买药，去医院找医生沟通，送她去教堂，陪她吃饭、聊天，为她翻身、吸氧，这样的生活已经坚持了两年，每天的日程已经被固化。突然间，所有这些，一下子全没了。

再次来到母亲的住处，睹物思人。她睡觉的床、躺靠的沙发、吃饭的桌椅、厨房的餐具都还是原来的模样，但再也看不到母亲的面容，没有了母亲的气息。房间里的所有物件，现在看上去毫无生息，失去了往日的温度，凉气逼人。

过去常响在耳畔的唠叨声：吃饭了没有啊？在外面少喝点酒，注意身体啊！听了无数遍却不以为然，有时甚至嫌烦。

现在再想听一次，可惜人去音无，只留下无尽的回忆。

生老病死是人类自然规律，任何人无法抗拒。母亲享年84岁，也不算小。

可是母亲，如果您能让我们再伺候几年，该有多好！

2021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