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源头的绝唱

朝云

　　杨羽仪老师去世的噩耗传来，一股强烈的情感潮一下子把我拍懵了。我虽有思想准备，但想不到他走得那么快。

　　记得两个多月前，他住院期间，我曾去看他，他强打精神跟我说话，声音柔弱却带着坚忍，说他的病本来控制得不错，一不小心患了场感冒，病情又有点恶化了，下次他会注意的，并说了一整套康复的计划。我安慰他：凭你的意志和倡明的现代医学，你一定能战胜病魔的。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送我下楼时，师母偷偷告诉我：老杨的病不容乐观，医生说癌细胞已从前列腺转移到骨髓里去了。我心里咯噔一沉，默默为他祈祷：但愿他能躲过此劫。

　　随后我出国了，在苏格兰的古堡上，接到他的一个电话，说《粤海散文》的准印证碰到一点麻烦，请我帮忙疏通一下。隔了两天我告诉他事情办妥了。他笑了！虽是远隔重洋，我听得出电话声里的他，笑得那么爽朗那么抒怀！我一阵窃喜：也许杨老师的病情有奇迹出现？回来后，我大病一场住了院，没能去看望他，想不到听他舒心的笑声还不到一个月，竟说去便去了！不是说好人一生平安么？老天爷，你真不长眼！

　　 杨老师真的是一位大好人。

我尊他为师，并不仅是出于礼貌，因为他的而且确是我的良师。

　　早在1973年，那时我还在虎门一间中学当民办老师，与庆祥兄等一批文学发烧友组织了一个业余文艺创作组，并办了一份油印的文艺刊物《虎啸》，我们把它向省内外的文艺刊物及报纸的副刊寄去，以期得到伯乐们的指点和扶持。半个月后，我们接到广州青少年报打来电话，说他们副刊部有两位编辑要到我们虎门座谈。

　　那天中午，我们早早守候在公社的大门口。看，他们来了。前面的那位戴着宽边眼镜，一派学者的风度；紧随的那位头有点谢顶，一脸诗人的气质。前者便是杨羽仪老师，后者便是符启文兄。我们躲进一所中学的一个教室里，谈得很投契，没有美酒没有佳肴，只有几瓶啤酒和一把花生，从中午一直谈到深夜两点，我们也不愿离去。回去不久，他们在副刊《朝阳》上，为我们创作组的作品选登了整整一版。这无疑为我们刚刚点燃的创作热情添了一把火。此后虎门的业余文艺创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成了省业余文艺创作的一面旗帜，再后来创作组出了4位作家，杨老师不愧是位栽花人，一位别具慧眼的伯乐。

　　自那之后，我跟杨老师成了忘年交，说是忘年交，其实他大我不到10岁，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我的长辈，就是我的良师，就是我的益友。

每当暑假，杨老师便邀请我到他的编辑部当业余编辑，我住在广州日报的招待所，为了改善生活却常常跑到他家中食饭。他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我，在业务上更是手把手地指点我。记得第一年的暑假，适逢省里召开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他带我到大会深入采访，并合写了两篇报告文学，一篇是《黎母山上五彩路》，一篇是《沧河浪》，前者发在《广州文艺》，后者发在青少年报的副刊上。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华南师范大学，当我乘省渡到达广州时，是杨老师到码头接我，当晚还邀请我参加他弟弟令仪的婚宴。他知我读书没有带薪且家中尚有小孩要养，便利用他兼职多家杂志编辑之便，常约我写点稿，以作经济上的帮补。我记得当时为人民出版社的《旅游》写得最多。据我所知他提携的后辈绝非我一个，数起来，成名的至少有一个班，甚至一个排。当然，我是最幸运者之一。而最可贵的是他这种付出，从来不求回报，后辈的成长对他来说便是最大的安慰。

　　我尊他为师，是因为他对散文有着执着的追求，是我为文的榜样。

应该说，杨老师早期的散文，也许是受杨朔散文的影响，文章写得有点甜，歌德派的味道较重。但他很快引起警惕，意识到社会不仅有光明的一面，亦有阴暗乃至丑恶的一面，一个散文家不仅要歌颂光明，也要鞭挞丑恶，散文不应只是一支牧笛，也应是一把解剖刀，他的文风开始变了，于是便有了《乱世子民》等一批对被扭曲的灵魂和丑恶的人性鞭挞得入木三分的佳作。

在起步阶段，杨老师主要是写他自己以前经历的事，不久他便感到，这样写下来，生活的积累很快会枯竭。于是他主动请缨下去挂职，一头扎进生活中去，于是有了充满珠江三角洲乡土气色的《水乡茶居》，这本新风扑面的力作，获得了全国散文大奖。后来他发觉光在一些熟悉的地区去体验生活还是远远不够的。他提出，写散文需养天地之大气，于是他成了一个独行侠，背起背囊走南闯北，去读社会这本大书，于是有了《大漠惊魂》、《又去漂泊》、《怪客》等散文集，写出了像《冰琥珀》等一批撼人心魄的力作。

　　再后来，他提出要去寻找黄河的源头，要认认真真读一次黄河，大有一种不读懂黄河心不息的执着与韧性。临行前，我们几位好友为他饯行。我们知道他寻找的是一条非常艰辛之路，要接受许许多多艰难与险阻的挑战。实际上、他要去接受一次洗礼、一次母亲河的洗礼！一次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的洗礼！那天晚上、我们都喝了很多、颇有送一位壮士远征的悲壮。

几个月后他回来了。人瘦了一圈，却带着沉甸甸的收获而归。他洋洋洒洒地写了数万言的体会，我择了一段登在我的杂志上。不久、在作协会议厅，我又听了他那场精彩的专题报告，我一面为他的种种历险捏把汗，一面又被他超常的勇气和坚韧的执著所折服。其后，便有了他的《高原苦旅》，杨老师的著作颇丰，获大奖的集子不少，但我认为他写得最苦，倾注其心血最多的恐怕便是这本《高原苦旅》，这种苦不仅仅是跋涉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之苦，更是一个文化人不断地拷问灵魂之苦。想不到这本追溯中华文化源头，拷问天地人生的力作，竟成了杨老师生命的绝唱！这绝唱震撼着环宇，也震撼着人的灵魂！杨老师苦苦求索了一辈子，也许黄河源头便是他灵魂最后的归宿之地，虽然壮中含悲，但毕竟只有吸吮足了天地大气的人，才有资格享有这种荣耀，这就值了。

　　我尊他为师，是因为他为传承和弘扬岭南散文鞠躬尽瘁，是岭南散文的领军人物。

杨老师不仅写了很多力作，为岭南散文在中国文坛争得一席之地，而且他投入毕生的精力为传承和弘扬岭南散文作不懈的努力，特别是他当了省作协副主席和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之后更是为此奔走呼号。他写了不少探索性的文章，为岭南散文的出路把脉，归纳起来有三大主要观点：其一是要传承岭南散文的优秀传统。在岭南散文中他推崇秦牧的哲理、黄秋耘的意境、岑桑的文采。其二是要走出地域的局限，提倡要养天地之大气。这点他身体力行，并在不同场合赞赏筱敏散文够大气。其三是要培育岭南散文的新军。在他主编《作品》和主政青年文学院期间，便努力实践这种主张，着力挖掘和培养一批岭南散文的新秀。

这些年来，他主编岭南的散文精选集高可盈尺，这倾注了他多少的心血。谁都清楚当今出版集子并非易事，他得为资金的筹集，为文章的筛选去呕心沥血。因为有几本书我参与其中，深知其中三昧。有两本书我感受特别深。其一是《粤港澳百年散文大观》，当时我被聘为特约编辑，别看这本书只有一百来万字，可是个耗时数载的系统工程。另一本是《广东散文五十年》，我是出版该书的出版社的社长，书顺利出来了，大家都叫好！可就有个别落选者却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为此杨老师不胜唏嘘。

　　为了岭南散文的振兴，他梦寐以求有一块属于岭南散文自己的园地。几经曲折终于办起了《粤海散文》，他亲任主编，并提笔写了刊名。要知道，此刻他已身患绝症，要不是对岭南散文有颗赤诚之心，他绝不会揽这件苦差事的。稿件的组织，经费的筹集，还要顶住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哪一样不令人心力交瘁！？可他苦中作乐，组织起他的“快乐小分队”，为《粤海散文》的生存发展作一场韧性的战斗！看，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依然为《粤海散文》的命运而忧而乐。如果说《高原苦旅》是他站在黄河源头的绝唱，那么《粤海散文》则是他临危托孤的宠儿！为岭南散文的振兴，他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凭他的素养，凭他的著作，凭他对岭南散文的那股赤诚和丰厚的奉献。他，不愧为继秦牧之后岭南散文的领军人物。他的离去，无疑是我们岭南散文的重大损失，让我们这些岭南散文人有种顿失主帅之痛。

　　我尊他为师，是因为他具有人格的魅力，是我处世为人的楷模。

杨老师为人刚直不阿，他不平则鸣，敢于为弱者张目，但从来不为自己的升迁和一己之利去阿谀奉承，去溜须拍马。

杨老师刚直，但他并不是不吃人间烟火和没有七情六欲之人。相反，他极重情义。他尊重长辈，记得在七十年代中期，我在他的副刊当业余编辑。听说我认识岑桑，他提出要去拜会岑老，那时岑老还住在广卫路。临行前，他一脸率真地问我：要不要换件衣服？要不要理个发？其虔诚的程度仿如一个习艺之人要去拜师一般。他念念不忘帮助过他的人。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易巩是他进入文学院的推荐者之一，若没有这些伯乐，他的文学道路就要改写。不久前，他还写了一篇长文怀念易巩老先生。他关心下一代，就在他患重病期间，还捐款资助内蒙的失学儿童！

　　杨老师与人相交颇有君子之风，他鄙视当今世俗那种饮饮食食拉拉扯扯的不良风气，平日不串门，朋友有起事来却是一个电话便愿意两肋插刀，一腔的古道热肠，可他却不愿意占别人的便宜，生怕对不住朋友。他病的时间太长，加之用药太贵，经济有点拮据，我出国前去看他时送去一点钱。过了几天，他硬要把一幅他珍藏的一位教授画的画转送给我！你看！你看！这就是他的品性，这位饮珠江水长大的文化人，其血液里奔腾着的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的源头就是黄河！

　　听，那是什么？始如流泉丁冬，继而是飞瀑轰鸣，最后是大河奔涌。呵，这是黄河源头在吟唱，它们大概是在为杨老师送行的。杨老师，有黄河源头的吟唱作伴，你一路走好！在你的身后有一支岭南散文的新军在涌动，你可以含笑九泉了。

选自卢锡铭．《带走一盏渔火》．

2006年6月发于《粤海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