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可敬可爱的母亲

张平绥

　　父亲生前撰写回忆录《革命伴侣王晰～金婚纪念》。这些回忆让我们深入了解妈妈生平往事，更加深对母亲的深切怀念！

　　我母亲叫王晰（照片左侧），生于1926年7月25日。因姥爷是区农民抗日救国会主任，所以她从15岁起就担负起为我党工作人员在村外站岗放哨任务。

1942年冬姥爷被敌人杀害后，1943年母亲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担任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委员，并于同年10月加入共产党。当年母亲经常化装成农家女，到各村发动群众抢种抢收和藏粮，为八路军和游击队做衣帽和布鞋，还为乡亲们解决困难。

　　1945年初，经区委书记郭少军介绍，父母相识。由于两人相距较远，半年时间才见过4次面。父亲在1995年写的《革命伴侣王晰～金婚纪念》里这样描述母亲“家庭出身贫苦，革命烈士子女，对革命工作热情。有一定分析能力，办事果断。开朗直爽，大胆泼辣。不怕艰苦，思想单纯。生活朴素，群众观念强。不论同事还是农民都能说到一起，积极帮助群众办事。论相貌是个又白又胖的女青年。所欠的是知识面窄，没什么文化，性情急躁，个性强。经全面衡量和考虑，我感觉她有发展前途”。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父亲所在冀中第八军分区机关驻防河间县城，母亲也调到河间县妇联会担任委员、主任。经分区政治部批准，当年10月父母便结婚了。因是战争时期，也没搞什么仪式，休息三天便各自回单位工作了。

1947年，父亲所在的军分区改编为野战军。母亲非常支持父亲去野战部队，并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有段时间久无父亲的消息，当母亲听说21旅在任丘一带活动时，便骑自行车100余里赶到驻地，谁知部队凌晨便转移了。母亲非常失望，当天便返回继续工作。

父母结婚照

　　母亲在河间县边工作边补习文化，三年后已能读书看报，工作能力也大为提高。这时组织上决定抽调一批年轻的工农干部到学校进行培养，母亲也在其中。但父亲所在部队要调走，作为军嫂，母亲开始第一次工作调动。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父亲所在的华野7纵21旅迁至保定。6月，21旅司、政、供、卫机关与山西省察南、雁北军分区合编为华北独立209师。

上级为了照顾父母，主动为母亲在209师办理参军手续，分配到卫生处当指导员。

　　1950年11月7日，209师改编为空军第三师。母亲先在文化科当干事，后调到空三师七团担任机关指导员。

　　1951年，母亲带我回河北老家看望姥姥和爷爷奶奶。返回时将姥姥和大姐、二姐带回沈阳，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1952年空三师七团机关勤务人员有50余人，并有少数飞行干部及部分随军家属。母亲担任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

　　当时母亲已有三个孩子，但从未因家务事影响工作。她有两条体会：一是经常请示团直的团常委（干部处长）求得帮助和支持；二是密切联系群众，听取意见并发挥不同人员的特长。这样工作就搞活了。

　　1952年，为了提高干部文化素质，组织上调母亲去军区空军文化速成中学上学。为了不耽误功课，她把我和两个姐姐都托付给幼儿园和学校。课业繁忙时星期天也不接我们回家。弄得我害了想家病，一听说上幼儿园就往床底下钻。

虽然学校生活非常紧张，但这些工农学生特别团结，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她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集体唱歌、演小节目，还学会跳交谊舞！

父亲担任空三师七团政委，训练和战斗十分繁忙。但他很支持母亲上学。要不我妈说，能领到毕业证有你爸一半功劳！

　　1954年2月至1955年底，解放军开始第三次精简整编。总员额从400万人减到350万人。其中女军人裁减约11万人。

当时要求部队的女军人都要转业到地方工作；不愿工作也可以复员当家属（发复员费）。妈妈当时表态不在乎钱，要求转业继续工作。1954年母亲转业到沈阳化工燃料公司任党委委员（行政十八级）。

　　因母亲有地方工作经验，在部队又提高了文化水平，所以很快就和同志们建立良好关系，顺利展开工作。

反观当年领复员费回家的人，后来都懊悔不已。她们丢掉工作，失去政治和经济地位，只能围着锅台转。1992年国家虽提高了这些复员老同志的生活待遇，但金钱永远弥补不了精神上的空虚和苦闷。

父母在沈阳

　　1958年，母亲随父亲第二次调动，前往大连饮食服务公司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期间大连商业不景气，食品供应也比较紧张。导致大家积极性不高，服务态度不好，公司成为烂摊子。母亲到公司后，首先扎到基层饭店一面帮厨，一面找人谈心了解情况。然后采取说服教育、严格管理、赏罚分明、鼓励先进等办法进行整顿。很快见到成效。

　　1961年，母亲随父亲第三次调动，前往北京国营125厂担任共青团委书记。那时我家住在西郊空军大院，母亲每天乘公交车去东郊上班非常辛苦。

一次母亲去农村外调，经过菜地时听到孩子哭声，却不见人影。她赶紧四处找寻，发现一个小男孩掉入近两米深的枯井里。母亲在附近找到根麻绳，一头拴在自己腰间，另一头叫孩子抓住，使劲将他拽上来。孩子才6岁，就住在附近村子，自己跑到地里抓蚂蚱不小心掉进井里。当母亲把孩子送回家，小男孩的父母特别感激，非拉着请吃饭。母亲借故单位有事，谢绝邀请，也没留下名字。这种助人为乐的行为在母亲看来都是应该做的！

　　1964年春天，母亲在上班途中被总参的吉普车撞倒。当时她急于上班，加上还能走路，所以也没追究司机的责任。但到了班上肋骨开始疼痛，等回到空军大院时，已痛的直不起腰。幸亏遇到空军军务部李振策副部长（父亲战友），扶她去了门诊部。经拍片检查发现两根肋骨骨折，门诊部赶紧将母亲送往空军总医院治疗。我还记得去医院看母亲时，她身上缠满绷带，我们几个孩子都哭了。

此时父亲已调到空五师工作。为了不让父亲担心，母亲始终没告诉他。直到三个月后，父亲托五师管理员到家送东西，才知道此事。于是将母亲接到瓦房店休养，我们几个孩子则由姥姥照顾。当军嫂真不容易啊！

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在北京的合影

由于战事所迫，大姐和二姐小时都放在老家，吃了不少苦。大姐在工厂实习时，手指被车床切掉半公分。接到厂里电话，母亲急忙把大姐接到空军大院门诊部治疗，一个多月后伤口才痊愈。

母亲生二姐时难产，父亲在前线赶不回来，只能打电话请卫生处长廖明亮帮忙。还好接生比较顺利。1955年，二姐由于冻伤引起左脚患骨结核，医院提出截肢。父亲当时在大连参加中央军委组织的陆海空抗登陆演习。母亲只好托人找寻中医治疗方法。幸亏沈空政治部文化部王金山部长推荐铁西区一位中医，用祖传秘方治好了二姐的病，不但保住脚而且没有再复发。

我出生时，父亲也在前线。遗憾的是父母忙于工作，居然记不得我的出生日期。直到1995年，我二姨夫遇到当年也在209师驻地生孩子的老战友，得知当年驻地有7人生小孩，6个是女孩，只有我是男孩。我比她姑娘早生7天。所以我才有了确切的生日！

母亲生妹妹时，父亲已调到空六师工作。 晚上来不及上医院，妹妹就急产在地板上。幸亏邻居马玉顺科长叫来汽车将母子送往空军医院才转危为安。

弟弟出生两个月便患上急性肺炎，送到医院时已奄奄一息。当时父亲在郑州处理飞行事故不能回家，母亲和姥姥都不抱希望了。幸亏空政组织部夏屏西部长闻讯后请来解放军总医院小儿科专家会诊，经过一夜抢救弟弟才缓过气来。

晚年父亲常说：如果几十年来我为党和国家做了些贡献，得到组织给予的荣誉和待遇。功劳有我的一半，也有你妈的一半 。

　　1965年，母亲随父亲第四次调动，担任大连煤气公司党委副书记。1966年文革开始后，母亲成了批判对象，白天不是写检查就是挨批斗。有一次煤气公司几个领导还被拉倒大连火车站广场批斗，幸亏我妈人缘好，没被剃阴阳头。那段时间我成了母亲的秘书，经常帮她修改和抄写检查材料。后来母亲被赶到车间劳动，由于精神上受压抑，体力消耗过大，母亲得了急性肝炎。但只休息一个月又去参加劳动。

文革开始后，煤气公司将一些重要文件转移到市郊山洞里。并派两个老工人看管。冬季取暖时不幸发生煤气中毒，一人被熏身亡，一人侥幸逃生。虽然母亲正挨批斗，仍主动要求带人处理后事。当时正值两派武斗高峰，晚上枪声四起。母亲不顾安危和寒冷，带人坐上大卡车冲出市区赶到现场。先将尸体绕道送到火葬场，然后到死亡工人家说明情况给予安抚，做通家属工作后才将尸体火化。过后她又代表公司，对其家人妥善安置。

　　1968年，经军宣队内查外调没发现母亲有历史问题，故被解除审查，进入公司革委会工作。重新工作后，母亲对批斗辱骂过她的人不计前嫌，消除了一些人的顾虑，赢得大多数干部工人的信任。1982年我调回大连后，见到许多煤气公司的老同志，他们对母亲都很尊重和敬佩。

父母和空五师宋师长夫妇在潍坊合影

1969年底，空五师从大连瓦房店调防到山东潍坊机场。母亲随父亲第五次调动到潍坊柴油机厂工作。

　　1970年，父亲调到西安空军工程学院担任政委，母亲又开始第六次工作调动。空工院在陕西省组织部看过母亲档案后，觉得她有工作能力和经验，想安排她在学院当家属干事。但母亲考虑院校派性较大，坚持去地方工作。后来学院干部处又找到父亲做母亲的工作。鉴于这种情况母亲提出能否安排其他工作，职务低点也行。后来她被安排在军人服务社当指导员（补选为院务部党委委员）。

母亲在服务社柜台帮助卖货

由于空工院离市区较远，加上当时物资十分匮乏，所以服务社的保障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母亲对外要联系货源，对内要提高职工的服务意识。并且处处以身作则，办事公平公正，对紧俏商品绝不多吃多占。以实际行动赢得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在西安终于和大姐一家五口团聚了。母亲在工作之余享受天伦之乐！

二舅来西安

大舅妈来西安

　　1977年父亲调济南军区空军政治部担任副主任。母亲随父亲第七次调动，担任济空印刷所主任，后又改任济空保育院主任。

　　印刷所和保育院单位虽小，但里面大部分是济空家属，有些人还能“通天”，是需要重点整顿的部门。母亲首先抓领导班子的团结，实行分工负责制。对普通工作人员挨个谈心，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调解相互间的矛盾。好在上级领导比较支持，经过大家努力，各项工作都逐步走向正轨。

济空保育院

　　保育院有位老职工，论工作年限和贡献本应晋升一级。但由于指标少没有批准。母亲知道后，主动将上级给她的名额让给那位职工。让大家很感动。另外一位战士表现很不错，军务部也同意其转为志愿兵。但军区空军一位领导有私心从中作梗，不但不同意还批评保育院。为了对同志负责，母亲坚持保育院党支部的决定，并会同军务部重新考核，最后还是将此人转为志愿兵。弄得那位领导很尴尬。母亲主持公道的做法得到大家的肯定。

母亲带保育院孩子参观飞机

1983年父母到大连空军疗养院疗养  

  母亲1983年1月被批准离职休养。1990年9月被批准享受厅局级医疗、乘车待遇。

父母游览大连老虎滩公园

1986年，母亲和弟妹们相聚在沧州。

1986年，父母和大舅、小舅一家相聚在大连。

　　1986年父母来大连看望我们。恰逢父亲65周岁，母亲60周岁，我们在家中为父母祝寿。虽然老人过去从不过生日，但对这份孝心挺在意，吃喝不重要，要的就是那份亲情！

1987年，母亲带小闽来大连。此后父母再也没离开济南。

父母离休后，含饴弄孙充分享受生活乐趣。

　　母亲是家里大管家。从衣食住行到迎来送往；从孝敬老人到照顾晚辈；从社会交往到协调家事；从年轻时代到离休在家，每天都能看见她忙碌的身影。

要说父亲是座山，母亲就是一条河。

她清澈见底，完美无瑕；

她涓涓流淌，温柔体贴；

她源远流长，初心不改；

她环绕大山，滋润全家。

　　父亲在回忆录中说：“在部队我的工作屡次调动，东（辽宁沈阳、鞍山、丹东、大连普兰店、瓦房店）、西（陕西西安）、南（浙江嘉兴、福建连城）、北（河北保定、山西大同、阳高、北京）、中（山东潍坊、济南），我都去过。每次到新地方，她总是积极支持，帮助整理行装，让我不要惦记家里。孩子从出生到上幼儿园、上学、甚至参军找工作都是王晰操办”。

很多以前认识王晰的老同志都说：“别人都向上发展，你怎么官越当越小……”。她听后笑着说：“什么官大官小，只要是革命工作需要就去干，还要干好。”

相濡以沫老两口

　　1995年父母携手走过五十年。我们商定：在济南家中为父母举办隆重的“金婚仪式”。二姐当司仪，孙辈敬酒，其他人布置会场及准备筵席。

祝寿词、献花束、戴戒指、交杯酒、切蛋糕、开香槟、夫妻对拜，父母讲话，一样不少。

　　我们为父母“金婚”准备了丰富的自助餐。十四口人欢聚一堂！这也是家人最全的一次合影（大姐一家未能来济南）。其后两年间父母和二姐夫相继去世。

　　1995年3月，母亲最后一次住院治疗。因癌细胞转移医治无效，于1995年8月21日去世。享年70岁。

济南军区空军六里山干休所给予母亲高度评价：“王晰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她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她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她胸怀宽广，不计得失，作风严谨，生活朴素，团结同志，工作中注意发挥自己的专长，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深受同志们的尊重和爱戴。离休后她仍然时刻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热心支持干休所和幼儿园的建设。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定的革命意志，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父亲为母亲写的碑文

　　如今母亲驾鹤西去已26年。但全家人依然深深怀念她们！恰逢清明，做此相册回忆母亲不平凡的一生。鞭策自己，教育后代，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