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将至忆父恩

李常茂

清明将至忆父恩

2021·03·30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如期来临了。

清明节，是一个祭奠并缅怀列祖列宗的节日，一称感恩节。这一天，在老家呆着的人自不必说，是会放下手头的活计，去业已作古之先辈们的坟头，焚烧香烛，添土别纸，奠献贡食，而后叩头谢恩的。离门在外、举家外迁的后人们，也会品对时间，百里乃至千里迢迢返回故里，了却祭扫这一心愿的。实在不便或无法回去的，也会或十字街头，或高山之顶，朝着故里的方向，跪拜祭奠一番。尽管从科学的角度讲，“人亡百事休”，压根就没有什么天堂、阴间，因此，后人们的这些行为，都属徒劳之举；但作为曾经沐浴恩典的后人们，也只能如此聊以自慰而已。

我今年七十有三了，倘没有六十岁以下人陪伴，旅游公司已经谢绝参与他们组织的外出活动了，成为真真切切、的的确确的“老年人”了。所幸腰腿尚属灵便，也没有“三高”之类的疾病，所以，早在清明节之前一个月，便决计返回故里，再去历代先祖，以及父辈几人的坟头祭扫一番。至于明年身体状况如何，自己焉能知晓，弄不好，这就是最后一次。所以，坚之持之，固之执之，一定成行，了却心愿。

恰好，年龄小我二十多岁，入赘西安后卫寨的我老伴的上姑舅，打电话说他清明节回陕北，问我们回去的话，可以搭他的便车。我们当即答应同行。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了无睡意。父母一生的诸多往事，一幕幕在眼前闪现。沉陷于追忆之河的我，偶尔面带笑意，但更多则是泪眼婆娑……

限于篇幅，也为了叙写方便，本文仅就先于母亲二十四年离世的父亲，做一番追忆；母亲的恩典，将另文感念。

盼子长大

1949年农历12月28日，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本来，适逢过年而又家添人口，该是双喜临门；但我的降生，却让父母喜忧参半，喜的是香火有望延续，忧的是我能否长大成人。在我之前，父母所生一男一女两个小孩，都在襁褓之中夭折，所以，我的到来，确令父母在微喜之余诚惶诚恐——该不会再……

为了让我免于夭折，父母按照当地的习俗，请算卦的盲人先生“包锁”我，于是，每逢腊月28日，先生都来我家呆上两天，给我过生日。当然，最主要的，是给我“戴锁”——一根红头绳，拴上两枚铜钱，在一番煞有介事的念念有词之后，挂在我的脖子上。每次戴锁，家里都得给先生二升米，以及一些钱，年年如此，一直到我十二岁“魂全”之后。

为更加保险起见，父亲还从长计议，去百里之外的佳县白云山祖师庙那里许了愿，祈求神灵保佑我顺利长大。每年庙会（四月初八前后延续七八天）之时，父亲都在正会（初八日）之前，提前两天动身，前去上布施还愿。往返得四五天，既不骑驴，更无车可坐，全是步行。一趟回来，真个是骨头散架，精疲力竭。至于途中，除了夜晚投宿必须花钱外，分文不舍，饭食是随身携带的黑面干馍，以及沿路水井或是河沟里打取的冷水。

那些年，由于无知，再加害怕，父母保持有许多忌讳，比如每次去外婆家回来时。外婆家在我们村的西南面，离我家七八里地，之间隔有一道沟，长年水流不断。听人们说，抱着多灾的小孩上路回家，是不能随便换手的，否则就会丢魂。于是每次从外婆家回家时，父亲就只用右手抱我，不管多酸多困，绝不换用左手。实在累了，就放下我缓一缓，而后再抱。过水沟时，先把我放下，然后在地上捡一小块石头甩过沟，再抱我过来，把那块小石头捡起，嘴里不停地念着“回家了、回家了……”往回走。到家后，那块小石头仍不能丢，晚上睡觉时，压在我的枕头下，意味魂灵永远附身。

有一年深秋，我染病发烧至昏迷不醒，父亲去二十里之外的李家圪崂去请神官李巨高。见到神官后，人家说起秋风了，害怕谷子穗子相磨磳掉谷粒，要收谷子，走不脱。无奈之下，父亲便恳求人家前去治病，谷子由他来收割，神官这才答应动身走了。而我父亲则到第二天将人家的谷子收割完，才返回家中。

诸如此类……

就这样，在父母提心吊胆中，我跌跌撞撞熬过七八个年头，到了入学的年龄。

望子成才

我的父母，都没进过学校门，是典型的文盲。因此，对我上学读书之事，十分注重。在我入学到初中毕业的九年时间里，父母吃了很多的苦。这里仅举两例，足以管中窥豹。

我是1957年上小学的，前七个学期，都是在本村上的。第八学期开学后，两个女生不念了，只剩我和我一个户家叔叔两人，学校决定不开四年级了。老师向我两征求意见，问我们是降级，还是转到五里外的邻村完全小学。我两都不愿降级，于是，初小还没毕业，便“外出”求学。

在邻村上学的两年半里，大人为了我，吃尽了苦头。

冬天，为了少受路上的冷冻，我们总是天不明就吃了早饭去学校，中午不回来。在没有钟表的那个年代，夜里起来做饭时间的掌控，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起迟了，害怕赶不上时间，起早了，又耽误睡觉。唯一的办法是借助“三参”在天空的位置，确定迟早。父亲有时一夜起来两三次，出门观看“三参”，一晚上不能睡个安稳觉。有时饭做早了，便蹲在灶火圪嶗板凳上打盹，等到合适时候才叫醒我，为的是让我尽可能多睡一回儿。就这样苦熬，一直到1963年我小学毕业。

上了初中后，学校离家四十华里，自然得在学校上灶。刚开始实行大礼拜，即半个月可以回一次家。后来改回小礼拜，回家就不方便了。过上一月四十，父亲就给我送一次干粮。

让我没齿难忘的，是有一次，父亲一大早从村里步行5华里，到了黄河畔村里的副业队，背着一条重百十来斤的石（dàn）瓮,，爬山过沟40华里，送到辛家沟集市；然后顺着那条沟，步行25华里，到了任家沟中学，把干粮给我放下后，即起身回家。那时，已经是下午五六点了，从学校到我们村，还有40华里路要走，赶回去，该是啥时候了呀！

这一天，父亲要走上110华里路，其中40华里还是负重而行。

望着父亲离去的背影，我泪如泉涌，心想，一定要好好学习，以便将来有能耐报答父母的爱子之恩。

代子养家

不幸的是，在我积极备战中考的初中最后一学期，一场浩劫笼罩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停止招生，我的求学之路，便也就此收场了。

回乡后，我草草成了家，匆匆得了子，开启了“战天斗地”的生涯。

还好，邓小平的两次复出，给了我两次新的求学机会，一是1972年考入榆林师范，一是1977年考入西北大学。上榆师时，我女儿三岁；上大学时，老大九岁，老二六岁。

在我婚后两度为期六年的求学时段里，家里妻小的生计，全靠父母帮忙维系。首先是每天离不开的饮用水问题。

我们村历来缺水，全村大大小小十几个井子，水都不旺，有的慢滴，有的细流，都不是随去随有。白天，婆姨娃娃们候在水井周围，依据到达先后，挨次一勺一勺地候取。半夜三更时，总会有大人们挑着桶担，到处找水。过上一两天，父亲就得利用夜间时间，挑回水来，放在我家门口，妻子起来后提回倒进水缸。

其次就是生产队在地头分下的洋芋、萝卜等，都是父亲帮着背担回来。

至于自留地的春种秋收，那更是要父亲代为操持的。

这些个事情，如果是一天两天，或一月两月，都好说，可那是六年呀！

可以说，没有父母亲的襄助，我的学业，是无论如何都没法顺利完成的，自然也就不会有我上班时的那份工资，和退休后的这份养老金了。

我和我的妻小，都得永远牢记父母给予我这个小家的无私奉献！

替子虑谋

1991年，是我大学毕业后在绥德师范学校供职的第十个年头。秋天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家里人打来的电话，说我父亲重病在床，让我火速回去。那个时候，交通远没有现在这样方便，接到电话后去车站，已经没有当天去吴堡的班车了，只能返回单位，等候第二天。

第二天天还不明，我就起来去车站排队，唯恐去迟了买不到票。回家后，经询问得知，父亲那天在自留地刨洋芋时突然感觉身体不适，但还是坚持着刨满一口袋，而且还背着回家。走到离家还隔着一条沟的霍家湾（村内村）时，实在不行了，但歇了一阵后，还是坚持着将那一口袋洋芋背回家。可以想象来，那该有多么的难受啊！

我到家的第二天，便带父亲上了绥德，住进了曾是“陕西第二康复医院”的榆林地区医院。住了十多天，病情不见好转，也没有继续发展。问大夫，他们也说不清是啥病。

大概是心疼儿女们花钱，父亲坚决要出院。在我家里呆了几天，见病情不再发展，便坚决要求回去。我追问为啥那么急着回去时，他回答：“万一‘老’在这里，那该有多麻烦呀！”无奈之下，便送他回了家。

之后一年多里，父亲老说身上发烧，但查体温却一直正常。我们提议再去医院看看时，他居然说：“我一辈子没挣下什么，总不能给你们留一屁股债嘛！”

1993年，农历4月初5，父亲撒手人寰，撇下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人，以及他的孙辈们，走了，永远地走了……

我们这个家族，是村里公认的长寿之家，爷爷辈的人，大多享年八十有余，而我的父亲，走时只有七十一岁，实在令我唏嘘了好一阵子。

父亲临走前，反复叮嘱我们弟兄俩一句话：你们以后不管拿不拿东西，打长时间了，去丁家塔看看垂仁（我最小的妹妹）。每次听他叮嘱时，我们都是侧过脑袋，噙着泪水微微点头。

彻 悟

现在的我，房有了，车有了，银行也有几毛存款了；子女们更是不仅成家立业，而且日月过得“青出于蓝”。

我有能力给父母一份相对优渥的生活了；但是……但是……但是，他们都走了。真应了“子欲孝而亲不待”那句话了。

不无遗憾啊！

唉……没有办法孝敬父母了，我只能把他们给予我的爱，转递给我的子孙们了。

如此而已！！负重一生 爱子情深

我的故里

子孙环绕

家严来绥

感恩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