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平：我在186团（守备2团）难忘的经历

高山（186团那些事）

【编者注】老实说，看到王政委转来郭小平将军的这篇《难忘的经历》，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文笔流畅，叙述真实，真情实感，跃然纸上。仿佛又将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的宗别立和八号泉。我笃定，如果对186团（守备二团）没有深厚的感情，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般文章的。我认识郭干事（当时在团政治处工作）大约是87年的初夏，在司政后食堂前面的灯光球场，郭干事看我是个新兵，就主动嘘寒问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山西应县人，他又问我，应县是不是有个大柳树村？我说是啊。此时初到部队的我傻不拉几还以为碰到山西老乡了，郭干事说他不是山西的，但祖先却是山西洪洞大槐树的就笑笑走了。他是笑笑走了，但他的样子、表情和暖心的问候却牢牢记在我的心里，后来听说他从团里调走了。几年前才得知他在武警部队荣升为少将了，真的恭喜恭贺啊！咱二团能走出一个将军，这可是全团的荣光。 原我团三营七连排长郭小平 2021年3月31日，郭小平看望王皇义政委时合影

我在守备二团的难忘经历

郭小平

兰州军区守备师守备二团（1985年精简整编前为陆军六十二师步兵一八六团），是我职业军人生涯起步的地方。虽然我在那里工作生活的时间不长，但那段难忘的经历对我影响至深，使我受益终身。

当留守排长的日子

我是1985年7月从西安陆军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六十二师一八六团的。我们学员三队和我一起分配到六十二师的还有另外两名同学，一个去了一八四团、一个分到一八五团，都是他们上学前当兵的老单位。我原来是六十三师一八七团的兵，也想分回原单位，但未能如愿。

一八六团驻守在宁夏中卫县迎水桥镇。到团部报到后，我和其他几位新分到一八六团的院校毕业学员一起在团招待所住了两天，然后就分别下分到各个连队。我被安排到三营七连任排长，当时两眼一抹黑，无论师里、团里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我所任职的七连，驻地环境比较特殊。整个一八六团营区坐落在包兰铁路以南，一座正正规规的大营院，周围一派塞上江南的景象。唯独七连驻扎在铁路以北，紧挨着腾格里大沙漠，周围除附近有一家小小的农牧机械厂之外，就是荒滩乱石，以及长在沙漠边上遮挡风沙的红柳和沙枣树。

到三营营部报到后，得知三营所属4个连队都在安徽合肥施工修建二十一军干休所，营部和各连都有一两名干部和几名战士留守。七连后留的班长李继军和两名战士到招待所来接我，用一辆小平车装上我的全部行李——一个大纸箱，我们一行4人推着小平车步行近1个小时到了七连。

七连的独立院落还算整齐，共有3座房子，呈品字形布局。正对院门的房子一部分房间是库房，其余都是班排宿舍；进院左手边的房子全部是班排宿舍；右手边是连部和食堂伙房。我和6名后留战士就住在左手边房子的第一间大屋子里，几天后又分来一位从西宁司务长训练大队毕业的学员周东坡，我们一共8人住在这里。七连还有两位家在本地的留守干部，一位是副连长朱振华，不久前从驻甘肃武山县的六十一师一八三团调来；一位是司务长杨先军，陕西汉中人，找了个本地农村姑娘结婚成家。他们二位晚上大都住在家里，除处理一些事务或参加上级会议，平时会时不时来连队看看。所以从我来了之后，后留的日常工作就多是由我带着大家干。

后留的主要任务是看护好营区。七连是独立驻防，营区特别是营房设施的安全问题尤其重要。所以大家白天不论去菜地干活还是到团、营参加会议等，都得留人值守，晚上更要轮流坐哨值守以确保安全。虽然我们只有8个人，但一日生活制度坚持得比较好，早晨吹哨起床、出操、洗漱、整理内务，一丝不苟。我作为排长自身要求严格，处处为大家作好表率，白天和大家一起生产劳动、挥汗如雨，晚上和大家一样排班坐哨，且常常有意把自己排在深夜的一班哨。晚上坐哨最怕蚊子叮咬。迎水桥的黑蚊子可真厉害，有2公分长，战士们有“4个蚊子一盘菜”之说，只要人一坐下来，很快就会招来蚊子上身，隔着袜子、裤子都会叮人，一旦被叮很快就会起包。

沙漠的风说来就来。有一天深夜，我坐在营房旁边的哨位上，仰望星空，浮想联翩，突然间狂风大作，挟着沙子打得人脸上生疼。平时营院里满是被风吹过来的沙子，扫也扫不完。当时着实有点不喜欢这个地方，加之听说部队马上要精简整编裁军一百万，六十二师已在整编之列，前途未卜，所以就倍加思念老部队，萌生出调回六十三师的念头。

想归想，但当时根本没有渠道和能力调走，工作还是好好干，种菜、养猪、筛沙石，也搞搞队列训练。

我们种的菜长势不错。七连虽然独立驻防，但菜地和其他连队都在一个地方。三营部队都在合肥施工，所以收获的蔬菜除了留一部分给后留人员吃，其余都送到当地一个冷库储存起来了。我们养了3头猪，后来移防时跟我们一起上了贺兰山。

我团在中卫迎水桥时营房大门 迎水桥时全团干部战士一砖一瓦修建的营房 筛沙石据说是上级赋予的任务，我当时也不清楚筛出来的沙、石究竟干什么用，只是带几个兵头顶烈日、汗流浃背地干。我们营区旁边到处是筛沙石的老百姓，地上被挖出了一个又一个大坑。到我们移防上山前，副连长朱振华和司务长杨先军出面把我们筛出的几十方沙子和鹅卵石给卖掉了，还用卖沙石的钱给我们每人买了些毛巾、白糖等生活用品。朱副连长还对后留的几个兵讲，“看你们郭排长，刚来时一介白面书生，现在也晒得黑不溜秋，跟你们一个样了”。

筛沙石虽然很苦很累，但也有一个乐趣，就是捡到了许多好看的黄河涡纹石。那时也不懂得什么奇石文化，就是觉得好看，拿回来放在窗台上观赏。遗憾的是移防上山时，这些石头都没带上。

搞队列训练算是我的长项。我们8个人每天早操要么跑跑步、要么搞搞队列训练。新司务长周东坡是个大个子，他站排头，其余6名战士按大小个依次排列，虽然体型体质各异，但队列走得还算有模有样。记得有一次营长钟绵邦亲自组织各连后留人员会操，内容是班队列。走班队列关键在指挥员，整套班队列动作走完之后，必须使队列停止在开始时的位置，恢复到开始时的队形。这对我来说，基本上轻车熟路。会操结束讲评时，钟营长对我行云流水的精准指挥给予了表扬。得到钟营长的表扬可真是不容易，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鼓励，因为平时总听后留的战士们讲钟营长多么多么严、多么多么凶。我也亲眼看到过有个连队的连长被他呼点后，跑步过去站在他面前双腿打颤的情景。

我真正喜欢上一八六团，是因为随着接触人和事的增多，逐渐感受到这支部队的人文环境非常好。一是无论领导机关还是营连干部，待人都很和善、很友好，从来没有把我们这些新来的干部当外来人，使人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平时团领导见了我们都要问这问那聊一聊，没有官架子；机关和营连的同志也都主动给我们介绍情况，很热情。“八一”建军节团里举办联欢晚会，靳双鹏团长、王皇义政委、吴建义主任等首长与官兵同乐，还亲自登台表演节目。二是团首长爱才惜才，重视培养人才，全团上下学习研究的氛围很浓。来这里不久就听说团政治处是被兰州军区授予荣誉称号的先进典型，组织全团干部开展基层政治工作研究、解决兵难带的问题卓有成效，出了不少成果，也出了不少人才。一八六团的干部普遍既能干又能写，有不少被上级机关选调去成为业务骨干，即使转业到地方也都是单位里的人才。我第一次参加团里会议看到坐在台上的王皇义政委，听到他讲话的声音觉得有些耳熟，忽然想起两年前在西安陆军学校开学典礼上发言的那位团政委——原来是他，当时就觉得这位首长很有水平（1983年西安陆军学校开办干部文化补习班，王政委作为干部学员代表在开学典礼上发言。一八六团政治处被兰州军区授予“面向基层、勇于创新的政治处”，就是在他当主任期间取得的荣誉）。为此，我暗自庆幸自己到一八六团来对了。

再后来，团政治处组织各连后留干部（当时参加合肥施工的不只是三营）举办了一期培训班，教大家怎样搞调查研究、怎样写研究文章。吴建义主任亲自跟班督学，和大家一起研究问题。我按通知要求参加了这个培训班。担任授课教员的主要是政治处干事杨俊杰，他作了精心准备，课讲得很好。参加培训班的人不算多，大概20人左右，基本都是连以下干部。杨干事讲了几节课之后，让大家自报选题每人写一篇研究文章。我写的是“如何加强连队后留人员的管理”。当时刚当干部没几天，工作体会不深，文章写得并不好，但毕竟是一次锻炼，促使我联系工作实践研究思考问题，觉得受益匪浅。培训班虽然只办了不到一个星期时间，却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使我深切感受到一八六团领导和机关的水平、干部队伍的素质，以及全团上下学习成才的良好风气。特别是在当时百万大裁军脚步声越来越近的情况下，还能静下心来抓培养人才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确实难能可贵。

随着军队精简整编日益临近，我在迎水桥的留守时光也很快结束，前后总共两个来月的时间。期间除了到团里开会和打理菜地，出去最远的地方就是和几个战士到沙漠边缘的沙枣、胡杨丛林里采了一回蘑菇，周边其他地方都还没去过，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著名的沙坡头景区距七连驻地仅5公里左右的路程，可直到部队移防离开中卫我都没能去看一眼。

我团宗别立苏木的营房大门 我团宗别立苏木的营房 1988年授衔时的部分团领导留影。左起：政治处主任周华兴、政委王皇义、参谋长钟绵帮、政治处副主任俱旭辉。 部队进驻贺兰山后，兰州军区赵先顺司令员看望我团时和营以上干部合影。其间参加大龄干部高桂东婚礼（中央电视台报道）。并为我团题字：“做贺兰山的新卫士”。

搬迁移防贺兰山

1985年9月上旬的一天，团里召开干部大会正式宣布：陆军六十二师改编为兰州军区守备师，转隶宁夏军区代管，接替原守备一师、三师驻防任务（守备一师、三师撤销编制），师部迁至银川市新市区原守备三师机关驻地；一八六团改为守备二团，迁至贺兰山腹地的宗别立原守备一师二团营区。团里大会结束后，钟绵邦营长把三营后留人员召集起来作了进一步动员，并部署了移防搬迁具体任务。我们几个干部表示了坚决服从命令、圆满完成任务的决心。

经过两天的紧张准备，我和周东坡司务长及6名后留战士登上团里统一安排的解放卡车，押运着七连的全部运行物资，随全团移防搬迁的车队，浩浩荡荡向贺兰山宗别立的新驻地摩托化开进。一路比较顺利，但进到山里路就不太好走了，多是搓板一样的简易公路，颠簸得很厉害，有的同志出现晕车现象。

对于贺兰山我不算陌生。1984年暑假期间西安陆军学校组织我们三队学员行军六千里，穿越毛乌素沙漠进行适应性训练，后在贺兰山41号地区驻训十多天，开展坚固阵地防御战术训练并进行现场考核，期间还参观了当时守备部队修筑的永固工事。此地海拔较高，气候干燥，自然条件恶劣，有“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之说。驻训期间，许多学员出现流鼻血、嘴唇干裂的情况。

我们将要驻扎的宗别立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望着前后车辆掀起的滚滚沙尘，默默地遐想着……

大约下午四、五点钟，车队按计划抵达宗别立营区。宗别立是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所辖的一个苏木（意为公社、乡），苏木政府所在的小镇距守备二团营区还有5里路，隔着一座不高的山梁，山梁上有一条铁路，是专供通往山里各矿区的小火车用的。小镇上有供销社、卫生院、小学校等，但总共也没有几户居民，镇子附近还散落着一些农牧民住户，再稍远一点就是乌兰煤矿。宗别立地处贺兰山腹地，虽然行政区划归内蒙古，但实际上距离宁夏石嘴山市所辖石炭井区和平罗县更近一些。所以我们刚进驻时老二团的同志告诉我们通信地址可以写“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宗别立苏木”，也可以写“宁夏平罗宗别立”。

原守备二团也是一支作风优良的部队。虽然部队已经撤销了，但每个连队都留有人员负责善后。他们把每一间房子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利利索索，迎接我们的到来。由于两个团编制结构基本相同，所以每个营连都是对应交接。我和周东坡司务长从原二团七连留守善后的同志手里接过了所有房间的钥匙，原七连留下来的一名老志愿兵带着我们把每个房间挨个检查了一遍，所有设施、营具完好无损，一块玻璃不缺、一只灯泡没坏，每个班10张床一张也不少。老二团这种过硬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团里开展“扎根”教育，还专门请老二团政治处李主任来给我们讲了一课。

接防之后，我们的主要任务，一是看护好营房设施，二是做好连队过冬所需物资的储备。

刚到那几天天气不错，不热不冷，我们白天整理整理营区、修葺修葺菜窖，晚上没什么事就留一个人坐哨，其他同志都到七连后面的九连去看电视。这个九连住的都是老二团留下来善后的同志，非常友好，知道我们刚上山，大部队还没到，对我们去他们那里看电视很欢迎，还主动把我们让在前面。

过了两三天之后就开始忙碌起来。先是去平罗县农村采购大白菜。平罗的大白菜长得真好，个头高、包得紧、很饱满，抱起来沉甸甸，就像抱着一个娃娃。我和周东坡司务长带了3名战士乘坐团里派的解放卡车，早饭后出发，到菜地现场选购，菜农把白菜一棵棵挖下来并帮我们装上车，装了高高一卡车。返回团里已是黄昏时分。我们把一车大白菜卸下来摆在篮球场晾晒两天后，就存进了菜窖。再就是去煤矿拉煤。在距离营区很远的深山里有一座部队煤矿，我们去那里拉煤，也基本上是早饭后出发，晚饭前回来。营长要求必须干部带车，我和驾驶员唐登科连续5天跑了5趟，把全营过冬的煤都拉回来了。每次到矿上装完车正好是午饭时间，我和唐登科就在矿区的一个小饭馆里一人来一碗水饺，吃完再上路往回返。回来后，我都是乘天还没黑先和几个战士一起把煤卸下来再去吃饭，每次都弄得身上、脸上尽是煤灰，但吃饭时也总能看到营长赞许的目光（那段时间我们全营上山接防的后留人员都在营部食堂就餐，连里没有开伙）。

也许是因为这段时间的工作表现，得到了钟绵邦营长对我的全面认可，全团移防搬迁工作总结时，经营里推荐，我受到了团嘉奖，这是我当干部后获得的第一份荣誉。自此我也坚信，只要努力干好工作，群众是看得见的，组织和领导也是看得见的。但同时，这份荣誉的到来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一是我这个人只顾干工作，没想过什么荣誉；二是我上山后三次自行其是，营长给过我“事不过三”的警告，我更没想过得到什么荣誉。

这“事不过三”究竟是什么情况？

第一件事：上山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七连的几个战士提出想到宗别立镇上去看看，顺便买些牙膏、香皂等日用品。我想大家刚上山没几天，人生地不熟，为了安全起见，干脆大家一起去镇上转转，也熟悉一下环境。于是就安排一名战士值守，其他同志跟我一起去了宗别立镇。说是小镇，其实也就一条简易公路穿过，沿路有一些平房。唯一的商店就是供销社的门市部，卖些日用百货、烟酒糖茶之类，也有一些图书、文具等。我们买了些东西就返回营区了。回来后，值守的战士告诉我说营长来检查了，让我回来后去找他。我立即跑步去营部。钟绵邦营长一见我就一顿训斥：“你好大胆子，刚上山没几天就往外跑，还带着大家一起去……，不请示不报告，无组织无纪律……”我还想解释一下，但营长一句“下不为例”就把我挡回来了。

第二件事：我们第二次去平罗拉大白菜，回到营区正是晚饭时间，我想乘着天还没黑一鼓作气把菜卸下来晾开再去吃饭，就一边派人通知营部炊事班留饭，一边组织大家卸车，把大白菜整整齐齐摆放在门前的篮球场上。摆到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营长派通信员来通知我说，晚上可能会下雪，要我们把菜都放在屋子里，不要摆在外面，以免冻坏了。我一看天色，当即说，“这么好的天，怎么会下雪呢？不可能！”又一想，大家辛苦一天了还没吃饭呢，已经摆了半个篮球场，再折腾一遍又得多长时间，而且每间屋子都已收拾好床铺准备迎接在合肥施工的全连战友归建入住，如果把大白菜放进去，肯定搞得乱七八糟……。于是并未执行营长的指示，而是指挥我们的几个战士继续干，直到把高高的一车大白菜全卸下来，摆了满满一篮球场。卸完菜，收拾完卫生，去营部吃晚饭时，天已经开始黑下来。营长得知他的命令并未执行时，又派人来告诉我，“如果今晚下雪要把菜冻坏了，连队冬天没菜吃，我拿你是问！”我还是很自信地说，我在贺兰山待过，这么好的天不会下雪的。

但这一次，我赌输了。半夜，我们睡得正香，忽然听到哨兵喊我：“排长，下雪了！”我一骨碌爬起来，迅速穿衣出门一看，好家伙，鹅毛似的雪花已经纷纷扬扬地飘起来了。我大喊一声：“快起床，搬白菜！”周东坡司务长和另外5名战士也迅速起床，大家立即投入紧张的搬菜战斗。司务长把前排几间班宿舍的门全都打开。大家几乎是来回小跑的节奏，一趟抱两棵白菜往屋里搬，不一会就弄得满身都是泥。突然间又一阵狂风大作，雪越下越大，我们搬菜的动作也越来越快……。刚搬了不到一半的时候，不知是风刮断了电线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突然停电了，整个营区没有一点灯光。幸好我上山时带了一只手电筒。我把手电筒打开吊在班宿舍的电灯开关绳上，大家借着亮光将白菜一棵棵搬进了房间，摆得整整齐齐，并将掉落在球场的菜叶扫成一堆，然后才上床睡觉，当时已是凌晨三点左右。
第二天早晨，大家都没有按时起床。我起来洗漱时已过了开饭时间，其他同志还睡得正香。大概是因为没看见我们去吃早饭，钟营长饭后就转到我们七连来了，看见正在洗漱的我就笑，嘿嘿两声之后问“白菜都搬进去了？”我说“是的。营长料事如神！”钟营长并没有生气，挨个房间看了看我们搬进去的白菜，说了句“叫你不听话，自作自受”，然后就回营部去了。

第三件事：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带七连的几个同志到后面的老二团九连去看电视。回来后，值守的哨兵告诉我，营长刚才来找过我。我赶紧跑步到营部去见营长。钟营长正在房间洗脚，听到我打“报告”，就让我“进来”。我一进门，营长便问我“又跑哪去了？”我说就在我们后面的九连看了会儿电视。营长貌似很严肃地对我说：“事不过三，你这已经三次了，我都给你记着呢！”我心想，这下完了，营长要秋后算账了。可是接下来，钟营长好像并不怎么生气，郑重地告诉我，连队已完成合肥施工任务，采取铁路输送方式北上归建，将于明天到达宗别立小火车站，让我带七连几名战士明天随他去小火车站迎接，今天晚上再把全连的床铺及伙房设施等挨个检查一遍，确保连队官兵回来后能够顺利入住。我当即表态：“请营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这三件事，不知是钟营长后来忘记了，还是根本就没记账，反正没见他秋后算账，反而对我厚爱有加。我们去小火车站迎接连队归建时，钟营长特意把我向刚下火车的七连连长、指导员介绍了一番，说的全是多么能干、多么踏实、多么模范带头之类的好话，至于我的缺点、毛病竟连一句都没提。更使我没想到的是，全团移防搬迁工作总结大会上，竟然宣布给我记团嘉奖一次。

大部队回来后，营区里就热闹起来。全团所有干部被重新任命一遍，我被正式任命为守备二团七连一排排长。紧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扎根教育全面展开。团里邀请老守备二团政治处李主任给我们讲传统，各个连队板报、墙报都写满了“扎根贺兰山、建设贺兰山”等标语、口号，以及挑战书、决心书等。和我一起上山接防的七连战士报道员郭明文是个小秀才，文字功底很好，经常有散文、通讯报道在报刊杂志发表。我跟他商量创作一首《战士热爱贺兰山》的歌曲，他草拟出歌词，我和他推敲修改后，将歌词登在了七连的黑板报上，指导员姚春发又找团政治处文化干事孙平谱了曲，孙平干事还亲自到七连为我们教唱。这首歌虽然不能说有多高的艺术水准，但的确抒发出了当时战士们爱山守山建山的豪情壮志。后来，这首歌也陆续在其他连队传唱起来。

接着，我们送走了移防转隶后的第一批退伍老兵，迎来了上山后的第一批新兵。我的一排被调整为七连的新兵排，配的三位班长都是全连拔尖的。我深知这是组织对我的莫大信任，处处模范带头，在严格训练、严格管理、严格要求的同时，坚持和大家打成一片，做到知兵爱兵。虽然三位班长年龄、兵龄都跟我差不多，其中一位还比我老，但都对我很支持，排里工作风生水起，战士们精神饱满、士气高昂，无论是训练会操，还是歌咏比赛、劳动、整理环境等，样样走在前面。

原三营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钟绵帮 由郭小平编辑设计的《学习与探索》刊物封面

参与“七勇士”工作的点点滴滴

1987年春节刚过，我被师政治部借调去参加师史调研工作。因为1988年是建师50周年，师里要建师史馆，需要对师史作进一步调查梳理。我被安排和秘书科干事屈高社、军务科参谋元博一个小组出去调研，先后到了兰州、西安、南京、济南、沈阳、北京等地，主要是找曾在六十二师工作过的老首长了解情况、搜集资料，同时代表师领导和机关看望老首长。所到之处，老首长们都很热情，特别是当时已经离休的杜绍三、滕海清、孙云汉等老首长，不仅专门腾出时间回忆讲述、倾其所有提供资料，而且还在家里宴请我们。“五一”过后，我们回到银川师部，向负责编史办工作的晓音同志汇报了调研情况。之后一段时间，我再没有接到什么具体工作任务，所以比较清闲。直到8月下旬，团王皇义政委得知我在师里没多少事，就经师政治部领导同意后让我回团里参加八连指导员王建新典型材料的调查起草工作。我和团政治处干事俞本美在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樊增民带领下，蹲在八连夜以继日连干几天（此时守备二团机关和其他连队都已迁往八号泉，只有八连还留在宗别立），经樊干事统稿，王政委审核通过后，派我将材料送往兰州，报给了正在西北宾馆准备会议材料的军区干部部刘雷、聂崇庚干事。

9月2日，我从兰州返回。下午到达石嘴山大武口，听说王皇义政委去师里开会回来在家稍作停留准备回团里。我于是到团家属院找到王政委家向他复命，同时也想搭他的车一起回团里。我正向王政委汇报去兰州送材料的情况，外面却下起雨来，且越下越大。王政委急着要走。嫂子已做好了晚饭，两个炒菜、溜馒头，还有小米稀饭。她劝我们吃了饭等雨小一些再走。我们吃完饭，雨还是不小。王政委更加着急：“下雨天，路不好走，天黑之前必须回到团里。”于是，我陪王政委乘坐他那辆北京吉普，冒着瓢泼大雨，离开大武口，向位于贺兰山八号泉的守备二团团部开进。

进入山口大约半个小时的时候，迎面下来两辆覆盖着篷布的解放牌军用卡车，看号牌是我们团的车。王政委命令小车司机停车，迎面来的两辆卡车也停了下来。从前面一辆卡车上下来一个人，是段好礼副团长，冒着雨径直向小车走来。王政委感觉情况不好，也立即下车，我也跟着下了车。段副团长向王政委报告，因为这场大雨，八号泉附近的陶斯沟暴发山洪，我们团2名战士为抢救遇险群众被洪水冲走下落不明。段副团长带这两车官兵沿河而下，是来找人的。简要了解情况后，王政委和段副团长定下决心，以此为起点，兵分两路，一路往下游，一路往上游，展开拉网式搜寻。往下游搜寻的一路由段副团长负责，往上游搜寻的一路由王政委负责。

夜幕降临，雨仍下个不停。官兵们全部下车，冒着大雨，沿着河边，打着手电筒，边找边扯着嗓子喊：“有人吗？”“有人吗？”阵阵呼喊声夹带着隆隆的洪水声，响彻山谷……

一直找到后半夜，也毫无踪迹，雨还是下个不停，我们决定收兵回营。回去的路上，也不时遇到激流险滩。有一段道路被洪水冲断，形成十几米宽的河流，水流湍急，挟着沙石，我们十分艰难地拉上绳索，才使人员、车辆安全通过。

回到团部已是凌晨两三点钟。王政委立即召集段副团长以及我和陈晓方等几个同志研究起草电报，向师里报告情况。大家顾不得脱去湿淋淋沾在身上的军装和灌满泥水的鞋子，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碰情况、组织文字，经王政委定夺后，由我执笔落在纸上。我将简短的电报草稿誊抄一遍，由王政委签发后，就去休息了。当时已凌晨4点多钟，十分疲劳，一躺下就睡着了。

感觉刚睡一会儿，就被一个声音叫醒了。一睁眼，看见王政委站在床前，阳光已照进屋里，十分耀眼。我一轱辘爬起来。王政委说：“交给你一项任务，你上午尽快去找咱们那几个干部战士和被救的群众把具体情况调查清楚。我和段副团长带部队继续去找两位失踪的战士。”我一边应着，一边迅速穿好衣服，泡了一包方便面，擦把脸，吃完面，就到连队去找当时一同参加救群众的几名官兵了解情况，并在他们引导下到和我们团一墙之隔的水泥厂家属院，去找被救的徐龙英等3名女工进一步核实情况。

经过整整一上午的调查了解，基本弄清了事实。9月2日下午，我团去石炭井街上办事的苏恒军、张静等7名官兵，在返回途中突遇大雨。他们冒雨前行至陶斯沟时，便被山洪挡住了去路。平时几乎干涸的陶斯沟河道已被洪水淹没。再一看，洪水中站立着几名妇女，其中一位还抱着一个小孩，她们被困在了洪流中的一个浅滩上。战士王大明大喊一声“前面水中有人”。7名官兵几乎同时冲进齐腰深的洪流中，手挽着手奋力向被困的7名妇女和1名儿童靠近，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救援。救援过程中，战士李俊宁、张小军不幸被洪流卷走，下落不明。

我调查结束返回团部时，看见师李克勤政委的小车停在小楼前，李政委坐在楼前台阶上等待着。看见我回来，李政委大声问道：“人都哪里去了？”我报告首长：“团首长和机关的同志都去寻找失踪的两名战士了，现在就我在。”

李政委急切地询问昨天事情的经过。他是凌晨看到我们团上报的电报后急忙赶来的。我把上午调查了解的情况一五一十向李政委汇报了一遍。李政委听后眉头一皱、大手一挥，果断地说道：“这是舍己救人的英雄行为。我看就叫‘奋战山洪、舍身救群众的七勇士’吧！”接着问我：“你能不能就你现在掌握的情况马上写个电报出来？”我说“可以”，于是回办公室起草电报。等我写完电报，王政委、段副团长也先后回来了，并带回消息：李俊宁、张小军两位战士的遗体已找到。我起草的电报经王政委审核后，由李克勤政委签发，直接上报宁夏军区。这就是“七勇士”称谓的由来。

事情定性了，牺牲战士的遗体找到了，接下来就是处理善后、开追悼会，以及宣传表彰等事宜。李俊宁、张小军2名同志被评为“革命烈士”，并追记一等功。苏恒军、张静、王保忠、任敏、王大明5位同志分别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守备师党委作出了开展向“奋战山洪、舍身救群众的七勇士”学习活动的决定。9月28日，宁夏军区在守备二团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表彰“七勇士”，自治区领导到会讲话，号召全区人民向“七勇士”学习。宁夏大地、军营内外掀起了学习“七勇士”、续写爱民曲的热潮。

在参与上述一系列活动过程中，我既为“七勇士”的英雄壮举感动着，又为失去两位年轻的战友而痛惜，更为烈士父母博大的家国情怀而深受教育。特别是张小军烈士，他是我当排长时带过的新兵，军政素质优良，各方面表现突出。不幸的是1986年国防施工中，他为排除压风机故障失去了右手五指；这次为救落水儿童又献出了20岁的年轻生命。张小军的父亲是一位憨厚的陕西农民。在我接待和采访他的整个过程中，他没有哭过一声，也没有流过眼泪，一副关中硬汉的形象，但我看得出他内心的悲痛。他表情凝重而又语气平静地跟我讲，他的大儿子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为国捐躯了，这次小儿子又为救被困群众牺牲了。他说作为两位烈士的父亲，他承受得了，他为把两个儿子都贡献给了国家感到很光荣、很骄傲。他从来队到离开，自始至终都没有向部队叫过任何困难、提过任何要求，只是按照部队的安排参加儿子的追悼会，最后将儿子的骨灰接回老家。我曾问他担不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他说不担心，相信党和政府会照顾好革命烈属。

多么伟大的父亲，多么博大的胸怀！从这位老人家和他两个儿子身上，我读懂了什么是伟大的人民，什么叫人民子弟兵。

1987年团党委关于开展向“七勇士”学习的决定 “七勇士”勇救群众的抓拍镜头 为“七勇士”之一的一等功臣李俊宁烈士扫墓 当年八号泉营房的军民共建双拥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