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肇东县第一任县委书记

肇东市史料展览馆

　　日寇投降后, 我们解放了泗县城, 军分区搬到城里。不久, 即决定我来东北。是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向北发展, 向南御”的战略决策, 这一战略决策使中国革命胜利大大提前。凡东北干部一律回东北, 不是东北干部也欢迎来东北。我们组成了两个团的架子(只有班长以上干部,到东北后充实战士即可成两个团的建制)和一个三十多人的地方干部大队。一团团长王景坤, 我为政委。二团团长罗杰, 刘增奎为政委。

十月五日从泗县城出发, 每天以九十里路的速度, 徒步走过整个山东, 在临沂碰到新四军三师, 他们是整个师从陆路经山海关去东北, 我们从龙口登船渡海, 为了躲避美国军舰, 在海上飘荡了三天三夜, 本来一夜就可以过来的, 每个人都吐的一榻胡涂。绝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见到海。于十一月初在辽宁省庄河上岸。到东北来是非常高兴的, 一是“打回老去”的多年愿望实现了, 二是认为东北工业发达,有苏联老大哥帮助, 可先实现工业化,进入社会主义。那时对苏联红军有种神秘感,本着无限尊敬和热爱的心情, 争着去看驻在庄河的苏联红军。在庄河不几天便徒步走到凤凰城乘火车(司机还是日本人)到了沈阳。沈阳刚解放, 很混乱, 时常响枪,打死人。不时在街上看到苏联红军抡小贩的花布, 被小贩追的满街跑。有的拉着日本女人往厕所里拽, 还听说我们的女干部也有被拉走的, 于是对苏联红军有了警惕。在火车站等火车时, 把女同志放在中间, 外边围上几层男同志护卫着。东北局分配我们去哈尔滨, 任务是打国民党的空降部队。在沈阳火车站碰见叶群, 她怀里抱着个小孩,大概就是林立果, 她找我和刘增奎要给林彪组织一个警卫连。我当时就有点奇怪, 他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调个警卫连还不容易, 为什么要通过私人找呢。我们说明两个团只是架子没有战士, 作罢。(我们在国民党“青战班”时相识,经常在一起开“民先”会)听说当时长春还在伪满铁石部队手里控制, 我们乘煤车夜里偷过长春到了哈尔滨, 住在南岗中学。过了十几天, 因苏联和国民党有外交关系,国民党派来了市长, 我们主动撤出了哈尔滨。实际上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到哈尔滨,哈尔滨和其周围地区都在我们控制之下。我改做地方工作, 和三肇军分区一起到了肇东县。时间是在1945年11月26日。

　　三年解放战争我都是在肇东渡过的。肇东县是哈尔滨去满州里头一个县, 属三肇地委(又叫哈西地委)包括肇州、肇源,还有安达, 青岗, 兰西。书记是军分区政委王建中兼, 后由顾卓新任。专员是王学明, 后由赵北克任。三肇地委属嫩江省委,书记是刘锡伍。嫩江省委属西满分局,书记是李富春, 军区司令员是黄克诚。到肇东后, 分配我任县工委书记一个短时期, 后任县委书记。到1946年初, 因身体不好, 要求另派人来, 地委派林泽生同志来任书记, 我当副书记。到1947年初林调走, 我又为书记, 一直到1948年5月因病休养, 九月离开肇东去齐齐哈尔住在省委招待所。从搞武装,剿匪, 减租增资, 反奸淸算, 分地, 煮夹生饭, 砍挖运动, 平分土地,一直到1948年春天的生产运动全过程我都参加了。我们去前已由井延文(党外进步人士哈尔滨人)搞起六个中队, 他原打算搞十个中队。有人无枪, 我们到后发了枪。1946年1月驻在宋站的一个连叛变,投弃国民党。我头天晚上从那个连回肇东街, 不然, 可能有危险。驻在昌五的军分区也叛变了一个营。还发现队伍成份不纯, 士兵多为警察, 特务, 流氓, 国兵, 就以宋站叛变的那个连为例, 连长张福山是哈尔滨开審子的“大茶壶”, 可以看出新组建部队的成份是多么复杂了。后来大部分中队檄械, 解散, 剩下的中队派进从关里来的同志任连长, 指导员, 幸而未酿成大祸。得出一条经验: 在东北基本群众未发动前, 没有可靠骨干前不能大量扩军。所谓 “摘葡萄”的扩军办法是不行的。因我党在东北的基础和影响很弱, 群众正统观念强。认为八年抗战是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 只要打倒了日本人, 只要是中国人谁来都好。可地主, 土绅, 汉奸, 则是国民党天然的社会基础, 欢迎国民党, 中央军来。因肇东紧靠哈尔滨, 哈尔滨有国民党的市长, 有些人就误认为肇东县也是国民党的。每天都有国民党委任的地下建军连长, 团长, 旅长到卫戍司令部来报到。我当时兼任卫戍司令员, 当然来一个抓一个, 送往昌五军分区去。当时全县胡匪四起, 多属政治性的, 多处发生叛变, 杀死我们干部, 投奔国民党。发生了著名的“三肇事件”, 肇州的伪满县长扣压了地委开会的干部, 有地委组织部长, 肇州, 肇源的县委书记、县长, 在我大军要渡肇源松花江时, 他在奔投国民党前把这五位关里来的老同志都枪杀了。肇东因是地委所在地, 未让去参加会议, 我和县长李益三才得以幸免。后来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动员万名干部下乡, 放手发动群众, 进行土改。肇东虽属嫩江省委, 但因紧靠哈尔滨就参加了在哈尔滨的动员大会, 我记得是在哈尔滨的一所中学教室, 由林彪站在讲桌上亲自动员, 他讲的很有说服力。群众发动起来后则情况大变, 要担架有担架, 要粮有粮, 要兵有兵, 要干部有干部。肇东县组织起一个团, 三肇地委组成一个独立师开赴前线。后又有大批本地干部随军进关南下。

我认为放手发动群众是我们从被动变主动, 迅速解放全东北的关键一招。我们到肇东后, 除征兵, 购粮, 出担架, 保证部队供应由县长负责外, 县委主要力量放在放手发动群众上。大体过程是开始在肇东街发动工人、学生、城市贫民搞反奸清算, 增资, 办训练班。在1946年春节后,由县委组织部长李伯中带武装工作队(训练班学员)下乡发动农民, 开始搞减租, 武装部分群众。1946年8月到9月末, 在全县分配土地, 一个半月内全县土地分完, 领导上有些自满情绪, 再加上土改后土匪闹翻了半个天, 集中力量打土匪, 后经东北局派人来检查, 西满分局开会, 自己摸底, 对情况有了较清醒认识, 发现群众发动的不彻底。从1946年12月初到1947年2月搞“煮夹生饭”, 深入发动群众, 建基点,提出点、片、面波浪式的向前发展。从1947年6月到11月又搞了 “砍大树”,“ 挖匪特”运动。在11月县委开了一个整风会议,就如何与贫伊农打成一片, 县委过去的工作, 平分土地的做法三个问题均做了深刻的分析与检讨。每个人都联系自己的思想, 行动做了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经过一系列的反反复复的发动群众, 总的看, 贫伫农路线比较明确, 群众发动的比较充分, 出来的干部比较正派,掌握政策比较稳,整个运动的发展比较健康。只是在后期“扫堂子”时打击面过宽, 打死人等。

　　1946年初, 受“政治协商会议”影响, 部分同志思想混乱, 幻想和平, 热衷于搞参政会选举, 学生工作, 城市工作, 表面上的轰轰烈烈; 另一部分同志坚决主张下乡发动农民, 开辟战场, 作肇乐县被占, 长期武装斗争打算。我支持后一部分同志, 春节后即由县委同志带一部分武装工作队下乡发动群众去了。我在工作中虽注意发动基本群众, 但对上层人物工作做的差。县委机关虽长期住在乡下, 但我个人直接接触群众, 作深入扎实细致工作还差, 直到煮夹生饭后期才好些。实际上国民党一直未渡过松花江, 占领肇东。

1948年5月到1949年未我因病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五龙背休养。于1949年12月到沈阳东北局要求工作, 适值刘锡伍同志来吉林任一把手, (原吉林省委书记陈正人同志南下时带走大批干部, 吉林干部非常缺乏)他就把我们(我和爱人李伯中)要到吉林来了。

刘锡伍同志, 是个参加革命很日的老同

志, 原则性强, 和蔼可亲。如他在嫩江任省委书记时, 去肇东检查工作, 从齐齐哈尔坐火车到肇东街, 因到县委机关较早, 我们尚未起床, 他和秘书就在外面等, 一直到我们起来后才发现, 很不好意思。我对他很尊敬。

　　八年抗战, 有七年是在予皖苏边区, 淮北解放区, 新四军游击支队, 四师渡过的。三年解放战争都是在肇东渡过的。两个革命战争年代, 都是对我的锻炼成长,尤其是淮北为最。在我历史上有两个关键时期: 一个是在东北中学, 形成了我的共产主义人生观; 一个是在淮北边区, 把我锻炼成为一个党的干部。在准北边区这一段工作, 收获很大, 由青年人的热情,书本上的知识转变为从实际出发, 总结斗争经验进行工作; 对唯物辩证法由无知到摸索到了门路。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收获?

一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公开的、全面的根据地工作的锻炼。

二是自觉的改造自己, 刻苦的努力。三是组织, 同志、友人的热情帮助。

三者缺一不可。

进步还不太大的原因是:

一、工作调动频繁(有的是避免不了的)肖县一年半算时间最长的,短的一两个月就变动一次,积累不起系统经验。

二、多是在上层机关工作,深入群众、基层,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磨炼差。

三、加上体弱、多病,主观上刻苦,严格要求自己,敢闯敢干不够。有了淮北抗日战争时期的刻苦锻炼, 才有肇东县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基本上的比较顺利。在肇东三年、一是在思想上做了国民党渡过松花江, 占领哈尔滨, 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的准备, 肃清土匪, 放手发动群众, 进行土改, 发展生产, 创造战场; 二、做了大量的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 如扩大军队, 安置伤员, 保证部队物资供应, 后来大批本地干部南下等; 三、并为肇东县的后来发展、建设, 打下较好的基础。但由于工作任务紧张繁重, 加上体弱多病, 对自己的学习和思想改造则不如准北时期抓的紧了。

辛程信札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