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龍威__关于斩首作战实际效果的争议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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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韩国世宗研究所《国家战略》第26卷第3号2020年秋季刊

国际上有关斩首作战的研究非常活跃。在朝鲜持续提升核能力的背景下，韩国国内开始关注斩首作战。当前的韩半岛安全环境下，斩首作战构想无疑是极具冲击力的，但是韩国对斩首作战的整体理解还停留在初级水平。本文是对斩首作战问题的初探，关于斩首作战适用于韩半岛的研究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为了谋求对斩首作战更深层次的理解，作者提出，要重新探索和研究为什么要实施斩首作战；要客观冷静地评估斩首作战成功实施的可能性；要在策划斩首作战行动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斩首作战无效或出现逆向效果的可能性，主动寻求应对之策。

2020年1月3日，美国出动MQ-9“死神”无人机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暗杀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被美国、加拿大等国列为恐怖组织的圣城旅(quds force)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几天后，伊朗向伊拉克境内两处美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实施了代号为“殉教者苏莱曼尼”的报复行动。

二战以来，美国一直都在运用“斩首”战略，而对苏莱曼尼采取“斩首作战”，实施暗杀，确实令人震惊。在过去的40多年时间里，虽说美伊之间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但是从未如此公然地将对方正规军的最高军事领导人列为暗杀目标。纵观战争史，也只有1943年4月美国陆军投入P-38击落偷袭珍珠港的总指挥——山本五十六座机的事件，才能与之相提并论。此次暗杀是在关于斩首作战实效性的争议依然非常激烈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巨大影响力。在此前的争议中，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同的观点是斩首作战不但难以成功实施，而且结果不具效果，甚至是具有逆向效果。伊朗误击乌克兰客机，造成机上176人全数罹难，致使伊朗对美国的报复作战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很显然，暗杀苏莱曼尼也会成为激化美伊矛盾的致命导火索。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军做出这种选择的意图和目的实在令人费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次事件再次引发了全世界对斩首作战的高度关注。在韩国国内，也有不少人围绕类似的斩首作战能否以朝鲜为对象展开讨论。

2016年9月，韩国国会在对政府质询（外交、统一、安全领域）的过程中，当问及“是否组建用来铲除金正恩的特种部队”时，韩国国防部部长坦率地承认了确有这一计划的存在。自此，关于“军事战略概念层面上铲除敌方领导人”开始成为公共讨论的话题。1不过，“斩首作战”这一概念在韩国真正受到广泛关注已是2017年下半年的事情了。在2017年9月初的国会国防委员会上，一位议员询问“韩美联合战力是否有能力实施针对朝鲜指挥部及核导弹的斩首作战”。对此，国防部长官答复称，目前正在确立斩首作战概念，预计12月1日正式组建专门的部队，2018年底部队具备实际作战能力。2通过媒体的集中报道，国防部长的答复成为向大众宣传“斩首作战”概念的存在及韩国军方作战意图的一大契机。事实上，历经争议的“斩首作战”概念，已不仅仅是韩国军队的作战概念，而且在国民的记忆中也占有一席之地。3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在发动反恐怖主义战争的过程中，美国正式着手研究如何实施斩首作战。当时，围绕斩首作战的实效性和实施成功的可能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在韩国国内，斩首作战概念早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且也没有将斩首作战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事实上，在韩半岛的安全环境下，斩首作战构想完全可能极具冲击力，但是韩国国内并未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结果导致对斩首作战的整体理解还停留在初级水平。到目前为止，韩国国内对斩首作战的反应近乎于煽情或是感性，对斩首作战的关注也没有摆脱感兴趣的新闻层面，这其实反过来也说明韩国国内几乎没有从正面思考过斩首作战问题。

另外，担忧公开讨论斩首作战会对南北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也使得韩国国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尽如人意。由于讨论的全面低迷，造成对斩首作战的肤浅理解及斩首作战效果的盲目乐观。从2017年不少媒体对“斩首部队”组建的煽情报道及国会的最近主张（朝鲜会因畏惧韩国“斩首部队”的存在而选择对话）4，不难看出韩国对斩首行动的理解。

关于斩首作战的争议

海外关于斩首作战的争议主要围绕策划斩首作战时考虑的因素——“实效性”和“成功实施的可能性”展开。其中，关于实效性的争议尤其突出。这是因为，实效性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其他很多争议也都被融入这个问题之中。

争议1:斩首作战的实效性

关于实效性的争议，主要围绕斩首作战是否适合上升为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并尝试付诸行动而展开。从细节上看，围绕“成功的标准”和“最终效果”这两大争议焦点，基本上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大派。

成功的标准

关于实效性的争议一直非常激烈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判断实效性的标准，即，没有公认的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尺度。由于不同的研究者选择不同的标准尺度，关于实效性的结论也无法达成一致，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需要强调的是，确立无任何差错、无任何争议的成功标准，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有研究人员认为，如果斩首作战不能直接锁定胜局，或者被打击的国家或组织没有立即崩溃，就可以认为斩首作战是失败的。

否定论

相对而言，在争论中占居上风的观点是：斩首作战整体上是“无效”的，甚至会出现“逆向效果”，不能成为健全的战略或作战概念。虽说争论的对象主要围绕恐怖组织及叛军组织展开，但在得出这种否定性结论的过程中，作战对象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其实不那么重要。持这一立场的研究者们认为，刺杀领导人或将高价值人物列为目标的政策，军事价值并不是很大。因此，把极具建设性的努力、有价值的宝贵资源投入到这样的事情上是不合适的，也是没有效率的。

在2003年“反恐怖主义战争”的初期，佩普在其关于自杀式恐怖袭击的先驱性研究中指出，过去的20年时间里，以色列等一些国家为刺杀恐怖组织领导人而做出的各种军事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他强调，斩首行动虽说一时成功地扰乱了对手，但是从长远来看，几乎没有什么收获(Pape 2003, 356)。研究跨国恐怖活动的保罗·斯坦尼兰（Paul Staniland）在其文章中指出，斩首作战面临的两大问题：第一、实施起来极其困难。2003年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国曾多次动用空中力量对复兴社会党(Ba'athist)的成员发动袭击。当时，尽管美国投入巨大，却只是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功。第二、许多叛军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具有细胞性(cellular)结构或网络化结构，因此在组织的生存或叛乱、暴乱活动的组织实施上，个别领导人所起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大。也就是说，分权化组织的领导人遭到斩首时，能由新的领导人迅速取代，从而保持组织的战斗力(Staniland 2005-06, 21-40)。

通过对2000年9月至2004年6月间以色列实施定点清除对巴勒斯坦人暴力活动影响的研究，穆罕默德·哈菲兹（Mohammed Hafez）等人发现，无论从短期来看，还是从长期来看，定点清除都未能迫使巴勒斯坦的暴力活动产生有意义的变化。穆罕默德·哈菲兹等强调称，定点清除可以彰显国家打击恐怖分子的决心，并作为安抚民众愤怒情绪的政治工具来使用。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定点清除能对叛乱、暴乱活动的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Hafez et al 2006, 359-382)。研究以色列定点清除恐怖分子及实施预防性逮捕做法的卡普兰（Kaplan）等人，甚至得出了比这更具否定性的结论。卡普兰等认为，定点清除不但没有使自杀性炸弹恐怖袭击的比例减少，反而引发大量新人加入恐怖组织的现象，进而催生更多的恐怖袭击活动，使得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骤增。卡普兰等人还指出，以色列应该放弃对具有“负面效果”的定点清除手段的依赖，而是应该选择逮捕恐怖嫌疑人的方法(Kaplan et al 2005, 232-234)。

克罗宁（Cronin）则关注到斩首作战可能会对民主国家造成严重影响。克罗宁指出，因领导人被斩首而被激怒的恐怖组织，完全有可能会选择报复袭击民主社会领导人的方法。民主国家的公众人物（例如：被选举出来的政客）很难受到严密的安全保护，他们比恐怖组织等秘密组织的领导人更容易遭到暗杀(Cronin 2009, 25)。研究组织结构与斩首作战效果之间相关性的戴恩·罗兰兹（Dane Rowlands）等人也同样认为，斩首作战是无效的。戴恩·罗兰兹等人主张，从长远角度来看，采取谈判协商或为恐怖组织转变成合法的政治组织参与者拓宽道路等其他方式和手段，比起斩首战略更为有效(Rowlands et al 2011, 20)。

关于斩首作战无效性的最强有力的主张来自乔丹（Jordan）。乔丹指出，此前的争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即“缺乏扎实的经验基础”。在其研究性论文中，乔丹对1945年至2004年间发生的298起斩首案例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遭到斩首的组织发生组织衰退的比例低于未遭到斩首的组织。乔丹主张，将组织领导人作为斩首目标，可能会促使大众舆论对该组织给予更多的同情和理解，或者能够强化该组织的战斗意志，引发报复行动，甚至更致命的攻击。因此说，刺杀领导人实际上是能产生逆向效果的“被误导的战略”。

乔丹的主张中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斩首作战以宗教、历史悠久或规模较大的组织为对象时完全没有效果。具有宗教特性的组织存在明显的分权化倾向，很难被削弱，而宗教具有其他组织很难具备的极端献身精神，所以这也为组织提供了更大的恢复弹性。第二、历史悠久的组织比新生组织更具恢复弹性。这是因为，越是历史悠久的组织，就越有可能在漫长的组织发展过程中出现复杂的内部复合结构。因此可以认为，面对斩首作战，历史悠久的组织比起新生的组织有着更持久的力量。第三，组织规模越大，内部专业化的可能性就越大，也越有可能拥有应对领导人被斩首所必须具备的重复性。此外，大规模的组织还很有可能会运用局域网，这也增强了对斩首作战的抵抗力(Jordan 2009)。

2014年，在延续以往论调的基础上，乔丹在其研究性论文中运用“组织弹性”理论，说明了恐怖组织遭到斩首袭击后仍能继续存活下来的理由(Jordan 2014)。乔丹指出，对本·拉登、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等核心领导人的斩首，并没有迫使基地组织销声匿迹，而是让基地组织变得更加危险，即产生了逆向效果。乔丹解释说，这是“官僚制”和“共同体层面上的支持”两种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官僚组织和以共同体层面上的支持为特性的组织，相对于其它类型的组织，面对领导人的遇袭有着更强的耐性和持久性。乔丹强调，在斩首对象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各种鼓动性宣传及煽动性活动的情况下，斩首作战的逆向效果更为明显。这是因为，遭到斩首打击的组织成员会内心愤怒，充满报复心，还会由此获得地区和国际共同体的同情与支持。谢赫·艾哈迈德·亚辛 (Sheikh Ahmed Yassin)、阿卜杜拉·阿齐兹·兰提西(Abdel Aziz al-Rantisi)等核心领导人遇袭后，哈马斯(Hamas)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乔丹还强调，无人机袭击造成的平民伤亡，可能会诱发对目标组织的同情，并对大众媒体产生重大影响。此外，权力继承人会拥有更加激进的信念，追求极致，使用的战术也会更加暴力。

迈克尔·弗里曼（Michael Freeman）提出，如果一个组织在精神上领导组织的功能和实际运作组织的功能通过“惯例化(routinization)”、“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实现制度化，那么针对这个组织实施“斩首作战”的成功可能性最低。这是因为，这样的组织并不会为了得到心理上或运作上的指导而完全依赖于某个领导人(Freeman 2010, 13)。

肯定论

肯定论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斩首作战的效果上，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斩首作战能够使斩首对象(特别是恐怖组织和叛军组织)陷入混乱之中，从而打消其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念头。比方说，在以色列的定点清除下，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受到重创，组织有效性大为降低(David 2003, 120)。丹尼尔·比曼（Daniel Byman）特别强调，反复的定点清除，迫使残余的恐怖分子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确保自身的安全。为了避免成为打击目标，他们必须经常隐藏自己的位置，克制自己的活动。其结果，流向组织的信息量会大为减少，并且使内部通信变得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形下，恐怖组织将很难策划或组织实施下一步的行动(Byman 2006, 104)。

第二、相对于其他形态的传统作战，斩首作战费效比低，有针对性，是成比例的。从费效比的角度来看，只要成功，对敌方首领发起的一次斩首行动远比进攻和占领更为有效。与进攻或占领不同的是，“定点清除不需要使用大规模兵力、轰炸机、大炮以及能造成更大破坏的其它手段”(David 2003, 121)。此外，原则上，斩首行动的作战对象有针对性，不包括非战斗人员，且需将附带损失降到最低。再者，斩首行动只使用刺杀敌方首领所需的战力，因此可以认为斩首作战是成比例的(David 2002, 17)。

第三、虽说在国际法上存在争议，但是针对威胁国家利益的人无法采取司法强制措施的时候，斩首作战称得上是有效的替代方式。在以色列制造恐怖袭击的巴勒斯坦嫌疑人，大都受到阿拉伯国家政府的保护，让这些人接受以色列法庭的审判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据比曼称，以色列政府曾积极考虑过和平方案，追究巴勒斯坦嫌疑人的责任，但是遭到了断然拒绝。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实现“粗暴的正义(rough justice)”的最后手段，以色列展开了定点清除行动(Byman 2006, 97)。

对于愤怒情绪达到极点，要求对军事挑衅和恐怖袭击给予报复的国内民众来讲，斩首作战在政治效果层面有着很强的号召力。从这一点来看，斩首作战是“国家承认的一种受控制的报复”(David 2003, 122)。本·拉登被击毙3天后开展的民意调查（奥巴马的支持率从46%上升至57%）5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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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肯定论者主要以帕特里克·B·约翰斯顿（Patrick B. Johnston）和布赖恩·C·普赖斯（Bryan C. Price）为代表。在2010年的研究性论文中，约翰斯顿强烈批评了关于“斩首作战无效或逆向效果”的论点(Johnston 2010)。约翰斯顿指出，过去的研究采用“以理论为基础”的方法，而自己采用的是不同于以往的“以数据为基础”的方法。约翰斯顿选取1974年至2003年间为铲除叛军最高领导人而实施的118起斩首案例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最后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擒获或杀死叛军领导人既不是没有效果，也不存在逆向效果。如果成功除去敌方领导人，战役很有可能会迅速结束。第二、如果生擒或杀死敌方领导人，相对于斩首作战失败，更有可能遏制住叛乱、暴乱活动。第三、如果成功地清除敌方首领，矛盾冲突的可能会有所缓和。

约翰斯顿在其2012年的研究性论文中对否定论进行了辛辣的批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单纯依靠敌方首领被斩首的案例研究，不能进行值得信任的因果推断(casual inferences)。第二、学者们设定了非常高的、不具现实性的成功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在敌方首领被斩首之后，若不能短时间内击溃敌方，则被视为失败。第三、学者们大都表现出一种“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很多情况下，敌方首领在战役的主要节点——战役胜败初显轮廓时被擒获或被杀死，因此很难准确说明斩首与整个战役成果间的关系(Johnston 2012, 48-49)。

通过对118起案例中的斩首作战及之后发生事件的因果性分析，约翰斯顿认为，刺杀敌方首领不是什么平息叛乱、暴乱的“特效药”，但也不能否认斩首作战在削弱敌对组织的能力和作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讲，斩首能够消耗对方的人力资源，扰乱对方攻击计划的制订与实施，迫使残余力量保持防御态势，确保己方掌握和维持战术上的主动权。约翰斯顿还对否定论者强调的斩首作战的“殉教者效应”提出了强烈批评。理由有两点：第一、殉教者效应假定斩首对象深受大家拥戴，铲除他必定会遭到他的手下及普通民众的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但是，事实上提供斩首目标决定性信息的主体，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部下或普通民众。第二、殉教者效应的前提是“感情”，是左右组织成员行动的最主要因素。这与关于叛乱暴乱活动的主要研究结果（组织成员不是基于感情，而是依据战略计算做出选择）相冲突(Johnston 2012, 51-53)。

普赖斯也提出了与约翰斯顿类似的观点。普赖斯指出，现有的研究大部分都选取能证明特定结论的案例，或者在分析斩首作战效果时将关注点放在特定的国家（特别是以色列）。即便不是如此，也只是注重作战的短期效果，或者基于非常少的样本得出结论。6再者，还试图以非常高的标准或随意设定的标准（例如，被斩首的组织能否生存两年以上?）进行评估(Price 2012, 12-14)。

通过分析1970～2008年间发生的斩首行动案例，普赖斯得出了关于斩首作战效果的肯定性结论：第一、遭到斩首的恐怖组织的死亡率远远高于未遭到斩首的组织。第二、在恐怖组织的整个生存周期中，斩首行动进行得越早，效果越好。若恐怖组织成立一年内首领被清除，那么恐怖组织被瓦解的可能性是其它情况的8倍以上。第三、斩首的三种方法(杀死、擒获、擒获后杀死)都会使恐怖组织的死亡率大大增加。普赖斯称，斩首作战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负面结果，但最终还是能够证明其有效性，决策者应在充分考虑这一点的基础上做出判断与决定。

普赖斯认为，斩首行动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这些组织具有暴力、隐秘、以价值为基础等特点，领导力很难得以继承。具体来讲：第一、与非暴力组织相比，暴力组织凝聚力

强，在很多情况下，首领的领袖风范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这一点会大大强化首领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会使这些东西难以得到传承。第二、恐怖组织的隐蔽性不但会增加组织对领导人的依赖性，还会对集体学习、任务实施、文化、决策等产生负面影响。也就是说，组织缺少“正式化”和“制度化”，会增加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进而使领导力的继承变得非常困难。第三、以价值为基础的组织，往往要求首领具备其它头目不具备的特殊能力，即创造性的领导力。正因为如此，在以价值为基础的组织中，领导力的继承不但非常复杂，而且极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