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岁的那一年

绿叶

1942年是抗战即将进入反攻阶段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一年，我8岁，从敌占区跑到抗日根据地。经历了反扫荡、险情，来了干弟弟，失去亲妹妹。大妗参加革命，舅舅壮烈牺牲！ 　　稷山县城当时已被日寇占领。我在稷山塔南面的小学上学，受的是奴化教育，校园升挂的是“膏药”旗，一片殖民主义臭气。 县城的东、西、北城门全被封死，只留南门通行，并有日本兵把守，出入要凭“良民证”，还得向鬼子鞠躬。 过大年，稷王庙里唱戏，几个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在大庭广众下把个看戏的女孩拉走，人们敢怒不敢言。那时南门附近的一条小巷里有座高台阶的院子，里面的女人全穿着“和服”，听说那是“窑子上”（即“慰安所”），那位姑娘不知是否被关到了那里。 　　我家在西门内修仁里巷28号院。过完大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在东厦（房）的炕上正要入睡，忽听得我奶奶在北厦（房）大声嚷道： “你把他带到外头受罪呀？我舍不得！” 　　我妈李海竹央求着说：“还是让他跟我走吧！……” 后面的话越说越轻，我听不见说的啥。心想：奶奶和妈向来亲如母女，从没听她们争吵过，今天是咋啦？ 　　过了一会儿妈回来了，见我还睁着眼便问：“眉寿，你愿意跟我去找你爹吗？我说：“爹在哪里？”妈抹了把眼泪：“远处！”“想去！”“那咱们明天就去。”“怎么去？” “坐火车。”“火车啥样？” “到时候就知道了，睡吧！” 　　天亮后，我把自己存的几个铜元和一串麻钱给了大妹妹喜枝。 　　妈抱着我二妹喜萍坐上我大姑父的马车。我望着恋恋不舍的奶奶，离开了老家。车上还坐着我大妗妗——梁钰。 　　到了侯马要上火车，鬼子看了我妈和大妗的“良民证”，又把所带的两个包袱打开检查后，才放我们进站上车。 我头次坐火车，对一切都觉得新奇，还总觉得车窗外的东西一直往后跑，其实是我坐的车在向前开……。 后晌，到了洪洞县，我们下车，又经过鬼子一番检查出了站。有人用牛拉小轱辘车，把我们送到一个山村。 第二天，又换成两头毛驴，我妈抱着喜萍骑一头，我和大妗伙骑一头，翻山越岭，来到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区第八专员公署所在地——安泽亢驿堡子上。 这里只有几户人家，住的是窑洞。专员杨少桥亲自迎接并安排我们住在半山腰黄姓老乡的窑洞里。山下有条小河，水清见底，有蛙有鱼，用水很方便。但是这里没有学校。 小学在几里以外的亢驿镇。可巧，在212旅55团当连长的兰振华舅舅的部队，就驻扎在镇上的一座庙里。于是，我上学就吃住在他们连队。打饭时我跟战士们一起排队，炊事员笑眯眯地说：“来吧小鬼，不用排队。” 说着就把热腾腾的小米饭给我盛在搪瓷碗里，让我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温暖。 我父亲吕光辰给专员杨少桥当秘书。常是头裹白毛巾身披灰棉袄、腰挎“八音子”小手枪，匆匆忙忙，来去无定。只有晚上才回到窑洞里和家人说上几句话。从父母谈话中我才知道，妈把大妗带出来的目的，一是为了让大妗参加革命工作，二是为让结婚不到十天便离别的大舅与大妗团圆。 一天半夜里，妈把我叫醒说：“快起来穿衣服，走！”她抱起喜萍，我们几个人一起匆匆往山里走去。翻过山，天渐渐亮了，我发现同行的除了通信员王玉虎一个男同志外，全是女的，而且她们都没穿平时那四个兜的灰色粗布衣，剪发头也变成了发纂儿或长辫。我问妈：“咱们到哪儿去呀？”妈说：“敌人扫荡根据地，需要到敌占区暂时隐避”。 在山路两旁小树上结着许多红蛋蛋，我好奇地摘下来几个给妈看，妈说是樱桃，能吃，我一尝，果然是甜的。我见妈一直抱着喜萍累得满头大汗，就往喜萍嘴里喂了个樱桃，问她：“好吃吗？”她说好吃，我说快下来哥给你摘樱桃吃，她便高兴地下地跟着我一起摘樱桃，从而给妈减轻了负担。 长途跋涉两天，我们来到赵城县岔道村王玉虎的一个“亲戚“家，玉虎完成任务走了。这家人又把我妈、我大妗和王华堂姨姨领到柳树庄住下。 这个小村子只有几户人家，都住的是“地下窑院”，即从黄土塬上挖出个四方大坑，在坑壁上掏出窑洞，在临沟的方向挖个出入的门洞。这种独特民居，避风防火目标小，窑内气温冬暖夏凉。大妗和华堂姨姨住在院内正北的大窑洞里，妈带我和妹妹住进门洞里右侧的一个小窑洞。 时值收麦季节，白天我们下地帮助老乡干活，顺便拾点麦穗补贴生活，以减轻组织上的负担。晚上妈就摸黑给我和妹妹讲故事。 一天黎明，我被嘈杂声惊醒，见两个拿枪的伪军在翻箱倒柜，妈妈呢？！我急忙穿衣出窑，在门洞往院里一瞧，见鬼子兵手持上着刺刀的步枪，揪住母亲脑后的假“发纂”一把拽了下来。情况不妙，我立即扭头用手揉着眼往院外走，把守大门的伪军盘问，我用当地话说：这是我家的窑院！他没拦，我出去后躲进旁边那家窑院里观察动静。 眼见母亲她们被绳子捆着胳膊，由日伪军押着从窑顶的路上带走，我赶快返回去找妹妹，可炕上、屋里、院里都不见，一时间心急如焚。这时，旁边一位老乡说娃娃你妈抱走了。这时我才想到：得赶快想办法救人。 于是我赶忙离开柳树庄，凭着记忆往岔道村跑，紧走慢跑，大汗淋漓，到了一个村子，见人一问，不是岔道村，我问岔道村在哪里？他反问我：你问岔道村干什么？我说：我有亲戚在岔道村。人家问：谁家？我答不上来，人家扭头就走。后来见到一位老人，我说：爷爷，去岔道村怎么走？老人告诉了我一个方向，我按照所指方向，顶着烈日，走了半天，口干舌燥，来到了一个村子，一问，是岔道村，好不容易来到岔道村。可是我只对那家院门有点印象，姓甚名啥都不知道，所谓“王玉虎的亲戚“实际只是为了打掩护的说法，无从可问。真后悔当时为啥不问问。可是谁会想到还有我一个小孩子孤身再来的时候呢？唉！只好凭印象，转来转去找。 看见几个大门有点像，都不能确定，眼看太阳快落山了……来到了一个院门前正仔细观察，从里面出来个中年妇女，见到我后惊讶地一把拉我进院里关上大门问：”娃娃，你怎么一个人来了？你妈呢？“这一下我知道找对了，止不住热泪盈眶说：“我妈被敌人抓走了！”她让我先吃饭，她来想办法。她安顿我住下，叮嘱我不要出门。 过了一天，她又把我领到后河头村水磨附近的一户人家。 左邻右舍门前是一条五尺宽的磨坊水渠，水深三尺多，各家门前都有一道二尺宽的路桥。 我住的这家离水磨只有一院之隔。我在屋子里，能听到磨坊渠水飞速直下，冲击轮盘的哗哗响和箩面的咣当声，单调而呆板，越听越烦，因为心里一直在惦记妈和妹妹被鬼子抓走的事情。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呀！对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想起当年鬼子侵占稷山县城时，全家在枪炮声中逃难，我和奶奶在修仁里巷口，从血泊中的尸体上跳过，在西大街“花店”（经营棉花的商铺）熊熊大火的烤灼中跑出城门……那血与火的场景历历在目……正恍恍惚惚，朦朦胧胧，回忆往事，忽然听见妈说话的声音！我以为是错觉，撩开门帘一看，确实是妈妈她们，我不由得扑上前，喜泪满腮……。大妗一把把我搂进怀里，摸着头关切地问：“我娃这几天一个人怎么过来的？”…… 晚上，母亲告诉我：她们被抓到赵城县日本宪兵队，关在黑屋子里。已经作了最坏的准备，就是牺牲也不能对鬼子说实话。 鬼子每天审问，软硬兼施并拿出刑具威胁，但她们始终守口如瓶。最后是地下党让明姜村的维持会长去把她们保出来的。而且知道了这次出事，是因为在地里拾麦穗时，有汉奸听到母亲她们说话不是当地口音，报告了宪兵队。这些狗汉奸真该杀！ 一天，妈在院子里做针线活，我和喜萍到门外的水渠旁洗脸，喜萍没站稳一头栽到水中，我急忙回院大叫：“妹妹掉进渠里了！”我妈她们赶紧往外跑，出来见一位老乡在磨坊跟前的水渠里抱着喜萍问是谁家的娃娃？我妈接过孩子连声道谢，说：“多亏你救了她，不然可就命没了！” 5月下旬，鬼子主力扑向太行区，对太岳区的“扫荡”遂以失败告终，我们很快又回到亢驿堡子上。 　　7月2日（农历五月十九）傍晚，我们的女房东临产，全家着急找不下医生。我妈知道后凭借自身经验，出手为其接生，使她顺利产下个男孩。产妇感激地让孩子认我妈作干妈，从此我和妹妹就有了个干弟弟。 　　秋季，父亲被任命为太岳区税务23分局局长，要开辟岳南新区。母亲分配到冀氏镇税务局工作。 由于工作流动性大，喜萍走不了远路，母亲已有孕在身，无奈把她送给产妇的娘家哥哥，算是寄养。 就这样，我二妹好不容易躲过了溺水丢命的危险，却又遭到与骨肉之亲离别的厄运。我也由此少了个天真可爱的妹妹。 更痛心的是：9月22日晚，在浮山佛庙岭一场惨烈的反扫荡战斗中，已升任212旅55团营长的兰振华舅舅，壮烈牺牲了！ 虽然时过境迁，但那段艰难的经历在我的脑海中记忆犹新！ 今天把它讲给你们，是希望生活在和平幸福环境中的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前辈浴血奋战的历史，要继承革命光荣传统。 愿大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全人类光明远大的目标，前赴后继，永远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