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边关 ——我所经历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唐仁

　　

一

1979年春，中国军队在广西云南边境进行了一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这是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26年以来中国军队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作为军人，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作战。

这次作战，2月17日拂晓开始，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撤军，3月16日参战部队全部撤回国内。战役打了17天，加上撤军时间实际1个月。而我却为这次作战到广西边境半年。我在广州军区前指后勤部，参加了从战前部队集结、战中后勤保障、战后部队回撤和总结归建整个过程的工作。

1978年12月18日，我和战勤科王庆堂副科长随常凤举副部长从广州乘飞机飞往南宁。从此开始了我在广西边境为这次打仗效命的183个日日夜夜。

我们是作为軍区前指后勤部先遣组提前赶赴前线的。3天后，前指大部队从广州乘专列到达，我们的行装也同时运到。

广州军区前指首长：司令员许世友，政委向仲华，副司令员刘昌毅，参谋长周德礼，政治部主任王淳。

军区机关从1977年10月开始搞揭批查运动，直到战前尚未完全结束。后勤领导班子发生了重大变化，1978年8月新任命了军政主官。军区常委历来都有位后勤主官参加，而这次却没有。

军区前指后勤部首长：部长赵遵康，政委赵力宽，副部长常凤举、曾湘，参谋长李玉贵。赵部长是军区后勤的老副部长，早期的老红军，资格很老，前些年调到海南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撤销后又回到军区后勤。赵政委是从军区炮兵调过来的。两位主官对后勤战备工作都不是很熟悉。常凤举副部长多年来一直管战备训练，对军区后勤的情况和战勤业务很熟，此次作战的后勤指挥主要是靠他来担当。常在战后曾任军区常委、后勤部长。

前指后勤部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军需、军械、油科、军运、卫生、营房、财务七个业务部。各部人员由军区后勤机关抽调干部组成精干的班子。

軍区前指驻在南宁青山。北距南宁中心市区30来公里。这里原是一个守备团的驻地。前指后勤部部署在一个营的营房里。五六幢两层楼的营房一字型分布在半山腰上，前面是一条山沟，背后是茂密的林木，林间架设着几门高炮。排房东头一百余米处位置稍高的平台上有幢两层小楼，原是部队的营部，前指后勤司令部就部署在这里。其他各部以及通信等勤务分队部署在下面那些排房子里，再往西头是厨房和饭堂。

司令部这幢小楼，楼上有一间稍大的房间，大约50平米左右，为作战室，墙上挂着作战地图，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型会议桌，桌上铺着深绿色的军毡，上面也摊着地图，地图上面是玻璃板。旁边一间房是值班室。剩下的房子是住房兼办公室，前指后勤首长每人一间，司令部每个科室各一间。首长的房间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保密柜。各科室有一套保密柜，每人一个小折叠凳、一块70厘米X50厘米的胶合板，坐在床前，摆上胶合板就是办公桌。

这次作战之战役决心：有限时间，有限纵深，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各个击破，速战速决，歼敌速回。广西方向参战部队分北集团、南集团、东集团三个方向进入越境作战。

根据军委和军区前指首长的作战决心和意图，在战役后方部署上，我们采取了按方向、分梯次进行配置。第一梯队，在靖西、龙州、宁明三个作战方向上，分别于边境内的浅近纵深各部署野战兵站1个，下属有武器、弹药、油料、军需、药材等野战仓库（供应站）各一两个和部分修理分队，野战医院（救护所）各五六个，汽车团各两三个。兵站与军、师后勤部相衔接，负责作战物资前运和伤员的前接后送及救治。后勤20分部前指部署在南宁，负责对上述单位的领导管理，具体组织后勤保障的实施。第二梯队，以桂北的仓库、医院等后勤部（分）队为主，加之驻湘的部分后勤单位，负责前方所需物资的供应补充，接收治疗后送的重伤员。同时，还配置了一列卫生列车和相应的医疗队，由军区前指后勤直接指挥，负责向战役后方转运重伤员。

按照当时的编制体制，军后勤只负责军部机关和直属部（分）队的全面后勤保障，师以下部队的后勤保障，军后勤只是部分负责。具体来说，军后勤只负责所属师的经费保障，根据军区划区医疗的规定，接收就近部队的伤病员；所属师各类物资的供应保障军后勤只负责计划，实物由后勤分部按军区后勤批准的计划直接送到师，再由师后勤向团分发送达。这种体制可以避免经军向师下送造成的物资倒流，节省运力，提高时效。

军以下作战部队的各级后勤，都配置有一定的后勤保障力量。物资保障方面，军师团三级都编有仓库；运输方面，军师后勤编有汽车连，团后勤编有汽车排；医疗方面，军后勤未编医院，军区给其配属一所医院，师后勤编有医院，团后勤编有卫生队；军师团后勤都编有警卫勤务分队。军师团三级后勤中，师后勤的保障力量相对较强。为适应出国山岳丛林地带作战的需要，此次作战对各级后勤都适当给予了加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抽调作战部队兵力配属给后勤，以提高其防御能力；二是由地方政府动员组织民工加强到师团后勤，实施伴随保障，以增强其保障能力。

此次作战的后勤保障，由军区前指后勤部统一指挥。军以下的后勤保障按上述体制实施，参战部队的物资请领、伤员前接后送救治的需求，由军和师报军区前指后勤部，军区前指后勤部审核批复下达保障计划并通知20分部前指，分部前指指挥协调兵站等后勤保障机构与军师后勤相衔接，进行实施。团成立后方指挥所，以后勤处为主，政工和军务部门有关人员参加，对全团的后勤保障和烈士后事等全面负责，物资一般情况下按级下送，紧急情况下直接下送到连或阵地。

二

参战部队从铁路、公路、水路向广西边境集结。摩托化开进的部队夜行昼宿。从吴圩机场到市区30来公里的公路两边，枝繁叶茂的白杨树覆盖上一层厚厚的灰土，看不到些许绿色。

12月底，部队集结完毕，战役后方部署也基本到位。进入战前各项准备和临战训练。前指后勤派工作组下部队检查战前准备和临战训练情况。工作组由办公室主任张福宁带队，成员有战勤科参谋袁荡均和我。我们乘坐一台北京牌小车，每人带一支54式手枪，向龙州方向的部队进发。

到龙州后我们住进了县委招待所。那时南宁以南部队集结地域已实行战时体制，住宿、吃饭不用付款，只凭介绍信就可入住，签个字或打个白条就行。

我们参加了42军军师两级后勤战前会议。该军提出，军后勤保障力量薄弱，无法对师进行有效保障，打起仗来，军要指挥师作战，不能对其后勤保障不管不顾，希望加强军后勤的保障力量，使其成为一级供应环节。

我们又到部队基层查看后勤保障的有关情况。在基层连队，我们看到部队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大部分连队住在帐篷里，没有床铺和铺板，就在潮湿的泥土地上铺一块塑料布，上面放一个薄薄的褥垫睡觉。

我们在新开设的兵站、仓库、医院等后勤保障机构了解情况，遇见了军区后勤部张国兴副部长。张副部长是根据军区“逐级加强”的指示，派往20分部加强领导的。这位身体健硕的首长，由于连日的奔波劳累明显消瘦了。

张副部长谈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说，广西边境道路本来就少，路面窄，路况差，十几万大军集结在这里，各个不同建制的部队运送人员、武器、物资的车辆很多，只有1字起头军区前指的车好一些，其他车辆互不相让，到处堵车，他所乘用的分部的2字头的车就堵得没办法。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我们对反映出的问题做了梳理。回来后向前指后勤首长做了汇报，大部分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也有一些问题限于当时体制原因，没有解决。如42军反映后勤力量太弱，希望加强使之成为一级供应保障环节的意见。这个问题干系甚大，涉及到整个军队大的体制，而且军作为一级供应环节，有利有弊，也有争议，外军的做法也各不相同，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的。为此，只对军后勤给予适当加强，以应急需。

战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军作为一级供应环节问题再次被提出。我结合此次作战的情况，写了《对军作为一级供应环节的意见》一文，被总后勤部《后勤通讯》杂志登载，下发了全军。

张副部长所说的那个堵车的问题，最终也没有解决。直到战役打响，部队出境，在越南还是照样的堵。亏得这次作战双方都没有动用飞机，否则遇到敌机轰炸，后果不堪设想。

这次检查调研，发现各部队都有一些经验，将其介绍下去，对部队是个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于是，经报告前指后勤首长同意，我主办了一个《后勤工作情况》的刊物，以前指后勤司令部名义下发广西边境参战部队师或团以上单位，并上报总部和军区前指首长及有关部门。对推动战前准备、战后总结经验教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按照上级要求，1979年1月31日前做好一切作战准备。1月28日春节，放了两天假，除了值班的外，其他人休息。无非是写信，睡觉，打扑克。前指的人都知道，邓小平去美国访问，关系到这场仗打不打，何时打，都在等待。

越南1975年全国统一以后，自以为是亚洲军事强国，大搞地区霸权主义，意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越南把中国看作其实现霸权野心的最大障碍，对在抗法抗美斗争中给予其极大支援的中国背信弃义，投靠苏联，大肆驱赶华侨，直接把矛头指向中国。1978年5、6月份，越南再次掀起驱赶华侨的高潮，此时我们正在北京参加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前，总部通知广州、昆明军区参加会议的军区领导到军委办公厅，军委首长就对越做必要的军事准备问题给两个军区打了招呼。10月份，我们到广西部队做调研时，在凭祥、东兴看到大批被越南驱赶过来的华侨的惨状，就预感到中越必有一战。1978年12月，越南出动陆海大军，向柬埔寨发动全面进攻。针对此情况，中国调兵遣将，进行“牵制越南支援柬埔寨军事行动”。但越军进展神速，仅仅两周时间，就占领了柬埔寨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1979年1月7日，攻入了柬埔寨的首都金边。此时我们的部队刚刚集结完毕。我们的这次军事行动，也就改名为“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了。

我们中国军队打越南，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关键的是北边苏联有百万大军陈兵于中苏中蒙边界。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态度非常重要。此时邓小平正在访美，我们时刻都在关注着访美的情况。不久传达了邓小平访美的有关信息：美国总统卡特会见邓小平时说，他们的卫星侦察到，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的54个师，没有一个是满员师，1/3只有满员的50～60%，剩下的是4000多人的架子师，这些师都没扩编。很明显，苏联并没有和中国开战的准备。中国在有限的时间内，打一仗教训一下越南，是完全有把握的。我们打仗的弦一下子绷紧了。

三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于2月17日拂晓5时正式打响。16日夜11时，前指作战部通知，要做好接收战况播放的准备。这个任务落实到了我的头上。我意识到此事责任重大，漏错一个字、一句话、一个地名、一个数字，都可能造成重大损失。靠手记无论如何不行，必须录音。可深更半夜往哪里去找录音机。我给广西自治区支前办打了一个电话，请求支援。不到两个小时，一台崭新的录音机连夜送来了。我深切感受到那种“一切为了前线”的人民支前精神。

战中每天上午9时，作战部将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的战况归纳，在前指内部发布，前指后勤部为一个终端。掌握部队战况，是准确及时实施各项后勤保障的必要前提，必须将战况及时转达到各个部门的有关人员。每次作战部发布后，我在第一时间将录音整理出来，一边送去打印，一边通播到前指后勤各部及20分部前指。

作战期间，后勤保障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打响3天后，从水口关佯动向高平穿插的125师某团，携带的3日粮秣已经用尽，弹药也所剩无几，急需补充。越军为阻止我军大部队突进，炸毁了复和水库大坝，道路被水淹没，无法前送。部队催要电报雪花般飞来，总后勤部张震部长亲自从北京打来电话询问。空投不可能，这次作战是一次局部的有限的惩罚作战，一条重要原则是争取把规模控制在陆战范围。空军只在我国边界领空飞行监视，但不出境。如果我军飞机出境空投，会引起越方也动用空军，则战役规模必然扩大。就地筹措也不行，当时的纪律不允许，在异国作战也没有条件。

针对这种情况，军区前指后勤部协调离该团较近的126师给予支援，以解燃眉之急。同时，军区调战役预备队162师打通水口经复和到东溪的通道，派舟桥部队抢修道路，武装护送补给，使这场危机得以解决。

越南北部地区，多是山岳丛林，越军在半山腰修筑了许多据点，在上面架起高射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我军部队车队，对我军威胁很大。但山高坡陡，极难拔除，为拔除一个据点要付出很大代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军决定采用迫击炮消灭他。迫击炮的曲射特点，能够对山地、反斜面隐藏的敌人造成致命杀伤。最有效的当属大口径的160迫击炮，而这种火炮早已退役。炮在湖南、粤北的仓库里，炮弹广州战区已没有，于是军区紧急运送火炮到部队，总部从济南军区空运来炮弹，满足了作战需要。

3月5日，战役结束，部队回撤。我随常副部长到回撤部队了解情况，检查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在126师医院，见到我妻子在军医大学的同学小孙，她在师医院当医生。问起作战期间情况，她说20多天没洗过澡，晚上为防止越军特工队袭击，帐篷里两边住男同志，把她们夹在中间。开始有些怕，后来也就无所谓了。

我们从龙州搭乘后送伤员的卫生列车返回前指，与伤员交谈。令人惊奇的是，列车上的气氛是那样乐观。卫生列车后送的伤员都是伤情比较重的，但没有听到一个伤员叫疼和说怪话的。一个个拿出他们的慰问品水果、烟，要我们吃，让我们抽，我们怎能吃得下、抽得进呀。我们问“疼吗？”都回答“不疼。”奇怪，战前我们所有参战人员都打了预防针，难道是这一针的作用？回来问卫生部，打的是破伤风类毒素，是防感染的，哪能镇疼？看来还是精神和意志的作用。与伤员谈到负伤的情况，都说只恨自己负伤未能继续杀敌，他们也谈到想家、想父母老婆孩子，但没有人说为今后担忧的话。可以肯定，这些官兵的反映是真情实感，不会是有人导演作假，他们是来自各个不同的部队，这里只有医生、护士，没有领导。

紧接着我又参加前指后勤部工作组下到作战部队调研，为起草作战后勤保障总结作准备。这次我去了靖西方向的41军，从军、师、团到基层连队做了比较系统的调研，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和教训，获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同时我还总结写出了361团作战后勤保障的经验，在前指《后勤工作情况》上登载，被总后勤部《后勤通讯》转载发全军团以上部队。

前指后勤部成立了作战后勤保障总结起草组，由4人组成：陈德明、王庆堂、袁荡均和我。陈德明是老战勤参谋，时任训练科长；王庆堂也是老战勤参谋，时任战勤科副科长；袁荡均是资深战勤参谋；我是后勤办公室秘书。这几位可以说都是当时军区后勤的业务骨干和笔杆子，陈、王分别是49、48年入伍，随大军南下广州，年富力强，经验丰富。陈德明战后到21分部当参谋长，1983年后任军区后勤副部长、军区常委后勤部长；王庆堂1983年任军区后勤参谋长。几个人中我的资历最浅，我看作是领导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起草小组由常凤举副部长主抓，这个班子可谓是精兵强将。

起草小组迅速展开工作。首先研究出写作提纲，分五部分：一是作战概况；二是后方部署和后勤保障的基本情况；三是后勤保障的基本做法；四是存在的主要问题；五是意见和建议。然后4个人分开写，第三个问题即基本做法是主体，份量大，4个人每人写两个小题，其余4个部分，一个人写一部分。

分头写好后开始通稿。大家围坐在一起，由陈、王二人轮流执笔，一段一段，一字一句讨论修改。这个阶段很费劲、很热闹，有时为一句话，一个提法，一个字，都争论好久，反复推敲，力求准确、完整。初稿出来后，印发前指后勤首长和各个部门征求意见，然后根据意见再修改。就这样几上几下，到第四稿，提交前指后勤首长办公会讨论。

由于事前已经反复征求过意见，会议审议没有大的意见。根据会议审议结果，再做最后修改，由常副部长把关，赵遵康部长签发，上报军区首长、总后勤部。

四

经过个把月的休整、总结，部队开始回撤归建。赵力宽政委提出到20分部及所属单位看看，领导确定要我和政治部一位同志随赵政委去。20分部是这次作战战役后勤保障的具体实施单位，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园满地完成了各项保障任务。赵政委才到后勤不久，这些单位都未去过，这次一是看望慰问参战官兵，二是认认门，认认人，做些调研。

我们随赵政委由分部司副政委陪同，一个一个单位走，一个一个单位看。赵政委的儿子赵幼林在122师364团2连当指导员，战斗打响的第一天，在向敌人阵地发起进攻时牺牲了。此时已经作战结束两个来月，这个情况前指的同志们都知道，赵政委应该是已经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但在战中、战后，直到此时，我们朝夕相处，我从未看出他有什么反常的表现，无论是在前指还是在基层，每天照常加班加点工作，照常找人谈话，细致了解情况、检查工作。虽然如此，但我知道，他的内心强忍了多大的悲痛。

全州164医院是一所山洞医院，在山洞5层楼的病房里，收治了100多名从前方送来的重伤员。这是该院建成后，第一次用于战时收治伤员。这次收治伤员，还带有一定的观察实验的性质。医院反映，山洞里的伤员比外面的伤员创伤恢复明显要快些。

那天赵政委我们一行从山洞病房的楼上下来，经过长长的引洞走廊，在接近洞口的护士值班室，一个护士递给我一张报纸，指了一下第二版，我接过来一看，是一篇关于赵幼林烈士的报道。这是一张两天前的《战士报》。很明显，医院上下也知道赵政委的儿子牺牲了。她大概是想让我把赞颂赵幼林的文章送给他的父亲赵政委。我实在不忍心去戳老首长的疼处，引起他的伤心，我把报纸交给了赵政委的警卫员，让他在合适的时候交给赵政委的家人。

去桂北20来天，回到前指，除管理科尚有两人收摊外，其余人员已撤回广州。我们的行李在随赵政委出发前已打好包，由同志带了回去。第二天，我们赶赴吴圩机场，不巧飞机延误，不能起飞。又在机场招待所住了一夜，翌日，6月20日才乘上飞机回到广州。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后，越军并不甘心，继续在边境地区骚扰，以后又侵占了边境线上的各骑线点。按惯例，双方都不在骑线点驻军，但越军公然违反，还在法卡山、靠茅山、老山、者阴山等地区构筑防御工事，朝我方境内炮击，严重威胁我国边境安全。鉴于此种情况，我边防部队再次出击，收复被越军侵占的我方领土，随后双方围绕这几个骑线点，展开了攻防拔点作战。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慢慢停息战火。

1981年5月，法卡山拔点作战率先打响，常凤举副部长亲自到广西军区和边防一线，了解和解决后勤保障问题，此次我亦随同前往。那些年，广西边境是广州军区的主要防御和作战方向，也是我们后勤工作的关注重点，我曾多次到广西边防部队搞调研，并在边防五师抓基层后勤管理试点。

1987年6月，我随时任广州军区后勤部长迟云秀去老山考察学习。那时老山敌情还比较严重，我们到达的前两天，敌人一发冷炮打来，击破了我军坑道的上盖，一个排长受了伤。通向老山的盘山路有些路段在敌人的视线和射程之内，敌人狙击手曾打过我们的小车。迟部长是军事干部出身，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是军区的作战部长，曾担任军区副参谋长，虽有风险，他决定也要到老山主峰上去看一看。我们乘坐一辆吉普车，关闭车窗，关键路段司机开得非常快，上到老山顶峰，查勘了整个地形，到了一线阵地，到坑道里看望了守山战士。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已过去40多年了，我们这些当年的年轻后生，已经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记忆力在减退，丢东忘西已成了常态。但边关战斗的日日夜夜，那些往事桥段，仍然不时的在我脑海中萦绕，难以忘怀，呼唤我写下了这篇回忆。

在前指时随赵力宽政委（左三）下部队调研，左二是笔者

笔者1987年6月于老山主峰

1987年6月于老山主峰哨所。左三迟云秀部长，左一是笔者

1987年6月于云南边境八里河东山，左五迟云秀部长，右一是笔者

笔者于广西边境法卡山阵地

笔者（第2排左6）于广西边境庭毫山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