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大地，历代流寓文人的精神家园

德自舜明

屈原像

屈原像

湖湘大地 ，历代流寓文人的精神家园

肖舜民/执笔

湖湘文化自古承载了湖湘大地的尚武精神和原始巫风。从蚩尤神话开始，它就拥有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崇高与悲壮文化情怀。梳理中国历史上与湖南有关的历代文人轨迹及思想，你会惊讶地发现，湖湘大地一直是流寓文人的精神家园——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朝代变迁造就了这一特殊现象，这是历代流寓文人共同的不幸；反过来，流寓文人也造就了湖湘灿烂的文明，这是古代湖南文明与当今湖湘文化的大幸。

屈原是湖湘文化绕不过去的历史高度。一生命运坎坷的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和湖南有着莫大的关联。在流放湖南期间，他感时忧国，创作了《离骚》、《九歌》、《涉江》等瑰丽诗篇，开创了一个与《诗经》风格迥异的南方楚辞诗歌派别，奠定了湖湘流寓文学的基石，也奠定了湖湘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这个传统，后来一直是湖湘文学的主流。

屈原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强烈爱国主义激情和浪漫主义文采，可视为湖湘文化的一种象征，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正如他悲愤投身的汨罗江一直是中国历代文人向往的圣地一样。

官场上遭遇与屈原同样命运的还有贾谊。他初到长沙时，面对滔滔汨罗江水，思前想后悲从中来，写下了《吊屈原赋》。他以屈原自喻，事实上，他在官场上的际遇确与屈原一样。其作品看似有到家的旷达之情，实际上表达的仍然是怀才不遇的悲愤和对前途未卜的惆怅。因为怀才不遇、不受重用甚至被贬谪，以文学的形式抒发忧国忧民之心、不平之气和不甘屈服的心情，这是流寓文人的一个集体素描。

贾谊因其遭遇同屈原相似，以及他在汉赋上的成就，与屈原一道成为湖湘古代流寓文学的开拓者。

湖南距中央王朝所在地中原地区较远，交通较为闭塞，自古被视为蛮荒之地。自屈原贾谊后，湖南成为历代王朝贬谪、流放官吏的重要场所。其中，杜甫、柳宗元、刘禹锡、秦观、辛弃疾无疑最具代表性。湖南是他们的流放失意之地与精神家园，他们也为湖湘文明献出了极为璀璨的篇章。

杜甫，诗圣魂断湖南

唐大历三年（768年）岁末，湖北襄阳人杜甫从京师来到岳阳，次年春过洞庭湖，沿湘江上溯到潭州（今长沙），再南行至衡阳；其后，他一直在湘江上来往漂泊。因生活无所着落，他想去郴州投靠他的舅父崔伟，然而船行至耒阳时遇涨水受阻，这次投靠最终没有实现。

这时的杜甫，已经贫病交加，因思念故里北返，不幸病死湘江之上，成为屈原之后又一位魂断湖南的诗人。

现在看来，作为一代诗圣，杜甫的际遇不应该如此凋敝。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忧国忧民且性情清高的杜甫，不融于官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登岳阳楼》是杜甫的代表作。这首诗著于岳阳，当时，刚临湖南的杜甫，尽管心情低落，但对未来并没有丧失信心。因此，全诗虽寄悲伤，却不消沉；虽显沉郁，却不压抑。之所以这样，另外的一个解释是：杜甫胸中装的是家国之痛，是一种大悲哀、大沉痛。这与湖湘文化中所蕴含的悲剧精神是相通的。

在杜甫的诗作中，除了可见湖湘山水的美丽壮阔，也常常露出湖湘文化的深邃凄迷。“山鬼迷青竹，湘娥倚暮花”、“梦魂归未得，不用楚辞招”，这些带着淡淡哀愁的诗句，今天读来仍令人唏嘘不已。

柳宗元的永州十年

柳宗元一生留下了600多篇诗文，其中大半写于永州。对今天的永州而言，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但柳宗元所处的时代与际遇，并非作品这么美好。他的这些作品，都是被贬时抒发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的作品。

贞元九年（793年），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土，同时中进土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他生活在中唐时代，当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腐朽势力控制着政权。王叔文执政期间，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革新，做了不少有利于百姓的大事。由于遭到宦官和旧官僚的联合反攻，王叔文革新集团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

当时的湖南永州是相当荒僻落后的地区。司马是刺史的助手，实际上有职无权。柳宗元在永州整整过了十年的放逐生活。

柳宗元最为今人所熟知的诗文，当是作于永州的《江雪》和散文《永州八记》。《江雪》显然不是简单的写景记事之作，从“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所描绘的独傲境界来看，它所表达的更是柳宗元因为政治主张不被理解的孤独和坚持政治理想不动摇的情怀。

《永州八记》生动而细腻地表达了柳宗元对山水与自然的热爱，但从那段感叹“兹丘之胜因而不在京畿”可以看出，这些山水游记，其实寄托了柳宗元在政治上遭到打击后的愤懑与悲哀。

刘禹锡，常德孤臣的哀唱

公元805年，永贞革新失败，朝廷赐死为首的王叔文，严惩参与者，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刘禹锡就是当时被贬谪的“八司马”之一（其中就有贬为永州司马的柳宗元），从此开始了在贬所朗州（今常德）长达十年（805～814）的贬谪生活。

刘禹锡的性格，用今天的话说，豪爽。在忧患相伴的谪居岁月，刘禹锡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腔斗士的灵魂。这一点，在整个贬谪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中都十分突出，因此，他被好友白居易称为“诗豪”。

诗豪刘禹锡一生命运多舛，数度遭贬，晚年曾有“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之句，巨大的时空反差和心理落差使人倍觉辛酸。

刘禹锡在常德期间，注意吸取民间文学的养分，从而创作了大量优美的《竹枝词》，丰富了湖湘文学的审美内涵。他也善于从这块土地上吸取屈原留下的爱国主义养分，始终不忘自己的种种抱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京都，报效国家。他在《早春对雪奉澧州元郎中》中写道：“宁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长吟澧有兰”，明显体现出了他的这种情怀。

秦观，苦闷的婉约派

秦观，北宋著名词人，今江苏人士，以词闻名，是当时的婉约派词人代表人物；文辞优美，颇得苏轼赏识，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苏轼有一副对联：“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将秦观与柳永相提并论，并夸秦观“有屈、宋之才”。秦观死后，苏轼悲痛地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秦观与苏轼的这层关系，也为他日后的被贬埋下了祸根。

绍圣元年（1094），王安石变法后十年，新党人士章棹、蔡京上台，秦观因为与苏轼同为旧党一派，一同遭贬。此后，秦观又先后被移送到横州、雷州编管，不断遭受削职、除名。

横州，即现在的郴州。在这里，秦观创作的一曲《踏莎行· 郴州旅舍》，至今脍炙人口：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首《踏莎行· 郴州旅舍》是秦观的代表作。作者以委婉曲折的笔法，抒写了谪居的凄苦与幽怨，成为蜚声词坛的千古绝唱。正如所有的好诗词都有一、两处点睛之笔一样，这首词的精华在于“两字一句“，就是“失”和“迷”两个字，以及“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一千古名句。当时他的老师苏轼最喜欢这两句词，特别将其抄写在自己的扇面上。后来，著名书法家米蒂又把秦词、苏跋专门书写了下来。郴州人为了纪念秦观，把秦词、苏跋、米书刻在苏仙岭白鹿洞的大石碑行，史称“三绝碑”。1960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曾两度问及“三绝碑”的保护情况。

辛弃疾 与被贬文人共同的内心悲凉

辛弃疾(1140一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济南)人。他与湖南的缘分源于南宋一支著名的军队——飞虎军。1179年春，39岁的辛弃疾，奉调来湘，担任湖南转运副使。秋天，改任潭州(长沙)知州兼湖南安抚史。

在湖南安抚史任上，辛弃疾组织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并上书孝宗皇帝，请求让他在湖南创建一支新的有战斗力的地方部队。辛弃疾的建议获得了南宋政权的批准。他欣喜若狂，立即开始建军行动。他选择五代楚国国王马殷在长沙所建营垒旧地，建造新的营房，并限令部下一个月内完成。

与此同时，辛弃疾抓紧招兵买马。一时间各方人物云集长沙。他从中选了不少人才，又从各地原有地方部队中物色了一批将领，还派人到广西产马的地方，买回五百匹战马。几十天工夫，今营盘街一带便立起了营帐，竖起了“飞虎军”的旗帜。

辛弃疾在创建飞虎军的过程中，曾受到朝廷投降派的阻挠。他们说辛弃疾造飞虎营用了很多钱，如此等等。于是孝宗皇帝下了一道金牌，说这样太浪费了，让他解散军队。

辛弃疾知道，在他两岁(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即1141年)时，岳飞率部在河南郾城大破金兵，直追金兵到汴京附近的朱仙镇，几乎可以痛饮黄龙酒，马上就要胜利了，可是高宗皇帝十二道金牌下来，一贯愚忠的岳飞老老实实地回去，结果风波亭父子归天。辛弃疾不想当第二个岳飞，面对皇帝的金牌，他拒不执行。他把金牌藏了起来，然后下令百姓：限你们三天之内，把自己屋顶和水沟上的瓦揭下送到我这里来。三天以后，飞虎营建成，他给孝宗皇帝上奏折说，你的金牌我收到了，飞虎营也已经盖好了，并将经费来源、开支情况一一奏明，并无浪费。皇帝看了这个奏折后，只得默认，反对派也无可奈何。

辛弃疾性格沉稳豪迈，但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这些可在他创作于湖南的词作中看出。《摸鱼儿.淳熙乙亥》是辛弃疾于1179年刚来湖南时所做，词中表面写的是美女伤春、峨眉遭妒，实际上是辛弃疾借此抒发壮志未酬的愤慨和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上阙写主人公对春天的无限眷念和珍惜；下阙以比喻的手法反映社会现实——投降派专权误国，主战派遭受打击。此词问世后一时广为流传，人们将其与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等并称为“宋金十大曲”。

《送别湖南部曲》一诗则反映了辛弃疾在湖南壮志未酬、遭受谗言被调离后的悲愤之情。从“青衫匹马万人呼，幕府当年急急符”等诗句可以看出，辛弃疾对于他在湖南的事业刚刚打开局面，却又被调离是不甘的。从这首诗中，无数人读出了历代被贬谪湖南文人的那种共同的内心悲凉。

（上图贾谊故居及贾谊塑像）

（上图杜甫画像）

（上图柳宗元画像及塑像）

（上图刘禹锡画像）

（上图秦观画像）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