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探亲、回乡记

惠英

探亲、回乡之路

知青探亲、回乡之路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却的一段经历。1969年11月6日离沪至1975年8月18日离开漠河生产队，在这块黒土地上我生活了50个月，一共挣了约2000余元人民币，先后三次探亲、三次返乡所经历的路程艰难，比现在的农民工返乡还要辛苦的多，这样的经历在中国再也不会有了，为此我一直想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让我们的后辈永远不要忘记，珍惜现在幸福生活，为建设祖国学好本领，只有祖国强盛，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我来到漠河生产队，有1.57米的个头，体重102斤。参加生产队劳动，在这片黑土地上，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积攒钱后经过长途跋涉1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上海的家。从漠河汽车站出发，坐长途客车、乘绿皮慢车、直达快车、辽东半岛客轮。途经漠河、塔河、齐齐哈尔、沈阳、哈尔滨、大连、天津、上海。换乘火车或轮船才能到达日思夜想的家。当下了火车到家后，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两耳一直处于坐火车的状态中（火车咔嚓咔嚓的轰鸣声）。这就是万里探家之路的交通的状况。

漠河的秋天，是一场金色的梦，秋风吹叶落，绝无缠绵，干脆利索，亿万松针织了一张松软的黄地毯。转眼间知青来到漠河已经一年了，1970年9月底，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呼玛县人民保卫组（1974年全称：黑龙江省公安局呼玛县公安局），带着县摄影师来到漠河公社，为知青们办理边境居民证。我们接到生产队治保主任大胡子（刘忠全）的通知：一周内抽时间去漠河公社拍照。接到通知大家心情激动，一是从此以后我们可以有机会走出去了，二是有了摄影师就可以拍张像样的照片寄回家，让日思夜想的亲人们看看自己现在的模样。知青们三三两两相约前去公社拍照，一路上议论着拍照的事宜，生产队到公社二十来分钟的路程，不一会儿就到了，一问完了，摄影师只拍证件照，想好的事情没了影，虽然有点沮丧，但是好坏拍了照可以领到边境居民证了。没过几天治保主任大胡子，又通知大家去公社保卫组领证了。领证的日期是1970年10月1日，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签发的边境居民证。自此知青们有了一个合法的边境居民证，圆了一个想往很久的合法身份证明的梦，今后出入就方便了，大家都高兴了好些天。

领到边境居民证后，知青们内心开始活跃起来，大家暗地里都在悄悄地议论回家去的想法。在那交通、信息、闭塞的年代，集体插队的知青们也不敢向外明目张胆地多打听，怕让人说你不安心插队农村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终于在1971年的春节前，男生宿舍的施凯凯他们几个悄悄地离开了生产队，没人知道他们回上海过年去了，直到春耕前他们满面春风，喜气洋洋回到生产队。其中一位高九龙在知青食堂里，向几位年长与我的女知青津津有味地描述着一路风采，我在旁边用餐，边听，心里默默地记着几个重要环节，哪里购票，换车，准备多少钱等事宜。从此我的心里一直盘算着自己还差多少钱。到了1971年7月份，估计自己赚够了回家的车费，大约150元钱。于是在8月中旬向生产队队长王保田请假回家探亲了。

八月的南方正盼着炎热的天气早日离去时，秋色已开始在东北大地肆意绚烂。中旬的一天，我在征得生产队王队长的许可后，打听好客车时间，于15日早上一个人离开生产队，来到漠河公社汽车站，坐上回呼玛县的客车，客车开到十八站我下车，换乘开往塔河火车站的客车。从漠河到火车站车程120公里，一路上尘土飞扬，翻山越岭三天时间，每到一个站点都有乘客上上下下，驾驶员要休息一下，中午饭喝点酒，客车开开、停停好不容易到达塔河汽车站。我来到火车站售票处，购买塔河至北京的连票，先去北京的大姐家，然后再回上海的家。出示边境居民证，售票员说不行，要单位证明，我说没有，只有边境居民证，要我回生产队开证明，我说回生产队开证明光在路上来回要六天，还要等有客车才能出得来，我是插队知青，独自一人不方便，况且父母也在北京大姐家，一来二去就僵持不下了，购买火车票的人没了，售票员看我还没走，他们在里边商量了一下后对我说：这样吧，你把你的情况写个书面文字，为什么要去北京的原因，给我们备案。我一听马上提笔写好交上去，售票员看了后说：对你是特殊照顾，一个插队知青的小姑娘出个远门不容易。就这样我顺利地购买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当时国庆节前控制外来人员进京，购买火车票很难）。

坐上塔河的绿皮火车到达齐齐哈尔火车站，签完票，打了个电报给大姐，告知我坐的车次和到达时间，傍晚坐上开往北京的直达快车，于第二天下午4点钟左右到达北京站，刚好西哈努克亲王的专列也到达北京站，我们下了火车被警察叫着马上出站，不让接站人和出站人接触，这样我和大姐一个出站，一个关在火车站里。我出站后找个警察问了去北京二中的路，自己一路寻找过去，大姐可急坏了，在火车站干着急，好容易出站马上打电话给学校老师：说万一我自己找到学校，让老师照看我一下，电话没挂，老师抬头看到我长得像大姐，，电话里就说我已经到了，大姐才放心赶回学校。接着我们又坐公交车到海淀区紫竹院姐姐、姐夫在北京水利水电学院的家。安顿好了，大姐给我买了一张学生月票，在一个月内我去过严肃庄严的天安门、颐和园公园、天坛公园、故宫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北京动物园、王府井等名胜古迹，时间很快到了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事件，北京市严查外来人员，睡在半夜都会被叫起来，核对证件，为此大姐、姐夫决定让我回上海。9月20日坐上开往上海的13次直达火车，事先没有告诉父母我要回家的事，当我突然走进家门时把父母吓了一大跳，真是又惊又喜。

在上海的家里，愉快的享受了在父母身边的日子，离家的日子又接近了，春节之前在上海北京东路售票处排了一晚上，购买了年初四返程的火车票，春节期间把行李打包好，临到出发那天，两个大旅行袋内，装满了吃的食物：大米、挂面、咸肉、香肠、香油、糖果、衣物及生活用品（卫生纸），那几年都是从上海带过去的。足有80来斤重，用毛巾把旅行袋两个拎手互相扎紧，可以搭在肩上扛着，另一个肩上背着书包，手里还拿着路上要吃用的东西，年初四告别父母走出家门时，二姐和哥哥帮着提东西，送我到上海北站火车站，往后就是自己的事了。火车到达天津下车签票、换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排队上下车这一程路真是痛苦极了，旅行袋的分量与我体重相差无几，一路上赶路的人，人挤人，旅行袋在身上越来越重，排队在我后面的一位年长的男同志非常同情我，悄悄地在我后背的行李袋上托了一把，我顿时轻松了下来，一直到上车，好容易坐到火车上，也不敢睡觉，一路担心地到达齐齐哈尔，继续扛着旅行袋换车、签票、直到坐上塔河的绿皮慢火车上，就这样上下换车的倒腾，终于到了塔河火车站。火车上下有大批探家、回乡的知青，呼玛有8000多名知青，许多知青都集中在逢年过节期间探家、回乡，造成了交通秩序混乱，本来就交通不便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困难，根本买不到回漠河的客车票，我只好买了一张先到呼玛县城的客车票，拼了命一样地挤上车，一路颠簸到县城，来到县招待所，一打听，一周一次呼玛到漠河的客车，第二天发车，票早卖完了，下一班次的车票也卖光了，我非常的无奈，安顿好自己的住宿，我背着书包去找呼玛县县长，（1972年在任的县长）当我轻轻地敲开县长办公室门时，县长问我有什么事：我一口气把所遇到坐车困难，沿江各公社大批知青滞留在招待所的事，如实说了出来，我说已经离家快一星期了，还有最后三天的路程实在没办法解决，如果不能回生产队，身边带的钱也不够了，远在上海的家长不能按时收到我平安到达生产队消息会担心的。因此来找县长您了。县长听了，问我出生在什么家庭？父母都在哪里工作？我回答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工人。他听完说了句，上海青年真了不起，工人子弟遇事知道找县长。随手见县长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一行字：请呼玛县上山下乡办公室，崔桂芬主任（崔桂芬是漠河公社调上去的）与县客运站站长落实客车事宜。签上名字和日期（可惜我没有记下县长的名字），我谢过县长后，去找呼玛县上山下乡知青办公室，然后跟着崔主任来到客运站，只见客运站长见了县长批条，马上调度一辆客车，第二天早上发车，52张票全卖给呼玛县沿江回生产队的知青，我回到县招待所，招呼一同到达招待所的其它公社的知青，当大家知道有客车可以回生产队时都非常激动，一会儿钱就收全了，我去客运站换回车票，坐位号打乱了发给每个人，关照大家有晕车的明天上车了互相调整。第二天客车从呼玛县汽车站出发，驾驶员和售票员对一车的知青都非常关照，一路上大家互相帮助，经过三天的路程，顺利的回到各自生产队。这位呼玛县县长的平易近人，认真负责，在岗位上能聆听民众呼声，帮助解决困难的优良工作作风，一直深深地记在我的心中，而且在我今后几十年工作中一直激励、影响着我。

在群山环绕，环境优雅，资源丰富，人杰地灵，勤劳、质朴的漠河人在春节过后，正在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描绘着未来，回沪探亲的知青也陆续归队，我们都很快地投入到生产队劳动中去了。春、夏、秋三季很快在忙绿中过完了。这里，漠河盆地和林海相接，雪山与黑龙江共存，夜晚没有了车马人声的喧闹，只有幽山静林的环抱，大雪覆盖的雪乡有种遗世独立的娴静，又带着一层深深的温厚。年轻的生命已经按捺不住自己了，临近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终于行动起来了，请假，打听班车，收拾行李。归队10个月后的第二次探亲开始了，这次我和舍友两人一起走，路上好有个照应。在塔河购买的连票是到哈尔滨的，想去看看冬天冰雕艺术城的风景，一路平安到达齐齐哈尔，签完票，在等车的时间段，去火车站周边找个吃面的地方吃碗面，刚看到客人付了钱，就听到叫取面的号了，好奇心促使我前往窗口察看，只见服务员直接用手，伸入凉在盆内的面条，加点热的汤水给客人，而那手接着收取面的牌子，轮到我取面，看着服务员麻利地完成装面的过程，刚把面条放桌上，人没坐下来，流浪汉就站在你边上，此时已经没有饿的感觉了，刚离开桌子一位流浪汉讯速的吃上了，从此以后再也不在路途中买东西吃了。等来了去哈尔滨的火车，我的行李少，但是人太多了，好容易挤上火车，站在两节车厢过道中间，再也挤不进去了，火车开动后我让舍友抓紧时间眯一会儿，两小时过去了换我了，等我睁开眼睛，本能地摸一下棉衣袋，发现袋里的钱不见了，打盹前还在，小偷用旅行小剪刀把我棉衣口袋底剪开了，144元钱丢了。回上海的火车票还没买，钱丢了，哪里也去不了了，于是向列车长报案，列车长把我们两人分别作了谈话做了记录，还是没找到钱，无奈之下，列车长给开了张书面证明盖上章后给我，让我到了哈尔滨凭此证明上56次客车，到上海站补票。当我拿着证明上车时，乘务员看了没有为难我，上了车一路上只是没有坐位，一群年长于我的军垦农场上海知青，看我一直没有坐位，了解情况后，一路照顾着，终于平安到了上海的家。

在上海，生产队先后回来探亲的知青有好多人，在家没事，相约一起骑着自行车，像电影《敌后武工队》一样，第一辆打头，后面十来辆跟着飞驶而去，走街串巷互相探望；选好游玩的地方一起去骑车旅行观风景。很快六个月开心的日子要结束了，这次男生们决定坐船到大连，再换乘火车。我也没走过这条线路，所以就跟着男生们一起走，到了六月中旬的一天，二姐和哥哥送我到上海公平路轮船码头，看着我扛着行李一点点的离去，手足同胞依依不舍，彼此擦着眼泪告别。客船上完客，在胶东半岛上航行，我们买的五等舱（9.6元）的票，在船底，到了大海风浪一起，船一晃一晃，不久我开始呕吐了，一直吐到黄疸水都吐出来，好容易到了大连，我根本拿不动行李，全靠大家帮忙，只能跟着大家走，一路上我感觉自己跟生了一场病一样难受，食道火辣辣的疼。好容易回到生产队，从此以后晕船落下的病根害了我不知吐了多少回。

一路上，下船、换火车，折腾了十来天，终于回到生产队，第二天就到食堂和谢宝坤一起做饭，记得那天中午做的是炒豆角，一冬天没吃过新鲜蔬菜，地里新长的豆角碧绿鲜嫩，刚摘下来吃第一顿，看上去菜色非常好，大家每人一碗，开完午餐饭，回宿舍休息，下午大家都去大地干活了，我在宿舍最先开始不舒服了，不停的呕吐，起先以为晕船晕的还没好，再过一会儿又开始拉肚子了，老干部储启蒙知道了，拿医书一查，说是豆角素中毒了，马上打电话给卫生院宋大夫，不一会儿宋大夫骑车过来了，给我打了一针，接下来大地干活的知青一个个回来了，脸色都很难看，都跟我一样食物中毒了，老干部老储把宋大夫留下的药分别给大家吃了才好转。我因为体力透支了，所以比别人严重，反映就大。日子就在两点一线中（宿舍一食堂）一天天翻过去了。回生产队已经六个月了，每个月预支30元钱，口袋里的钱够回家了，我师傅焦丽芬和邮局驾驶员说好，邮车回呼玛县城时带我到十八站，没想到公社干部的家属也要随车走，带不了我了，这一耽误，我在生产队多呆了一星期，这时知道生产队两个男生鹿三宝和张志荣也回上海，到了1974年元旦的这一天早上，有客车返回呼玛，我就和他们两人结伴一起回上海了。此时人还没有离开生产，心却早已飞向万里以外的家了。大家高高兴兴背上书包，提着简单行李往家赶路，客车刚开上国防公路不久，道路颠簸，我的胃一晃一晃的来回翻滚，背脊骨一阵一阵地发凉，接着一路上吐到十八站，又把黄疸水吐出来了，好容易下了客车，又要换客车去塔河汽车站，那时坐客车先把行李放在车顶上，用网给罩住，再让乘客上车，我们三人行李上车了，人挤不上车，挤客车的实在太多了，挤不上车买不到票，只能人挤人的往上挤，我根本没有力气挤，售票员还不让上，大家见我们行李上车了都帮我们说话，售票员只得招呼大家再挤挤，人必须上呀，最后两个男生拼命把我推上了车，另一个再把鹿三宝推上车。张志荣挤不上了，他就把客车门推上后，另外想办法去的火车站，第二天在售票处与我们一起汇合。客车朝着塔河汽车站驶去，我虽然被推上了车，两天来坐车又累又吐的，这时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同学鹿三宝没办法用一只脚站在车的台阶上，做个凳子轮换着两脚让我坐到塔河汽车站，下车后我已经不能走路了，站都站不了，下车的人一会儿都走没了，我却蹲在汽车边地上动不了，周边漆黑漆黑的，又冷又饿又渴，真是百感交集在一起，无奈之下鹿三宝说：你蹲在这里，我去招待所买个馒头吧！我点点头，他一路跑过去又一路跑回来，从棉衣的胸前拿出个馒头，我慢慢地吃下去后，才缓过神来，鹿三宝走在前，我跟在后，来到塔河火车站的招待所，这一夜一间屋子十来个人，看着大家一个个睡着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坐在大油桶做的铁炉边烤着火，夜深了，墙壁上一只只虱子吃的肚子白里透着红点，我浑身起着鸡皮疙瘩，哪里还有什么睡意。

好容易熬到天亮了，整理一下后，在招待所吃了一顿早饭，馒头和咸菜，我和鹿三宝朝塔河火车站赶去，三个人购买了塔河到上海的联票，坐上火车到了齐齐哈尔后，签完票换乘春节期间加班列车，齐齐哈尔直达上海，经过66个小时停停、开开的绿皮慢车，一路上火车要好一点，虽然往上海方向返城探家的知青有很多人，但是都有坐位，行李少，不像北方火车人多行李多，那时候回家没什么东西可以带的，只有回生产队时，我们每个人都像跑单帮的，肩扛手提的赶路。就这样继续坐火车，前后花了10天左右时间，终于在一天黎明2点多到达上海北站。回家探亲之路让我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回到家足足有一星期，两耳一直响着咔嚓咔嚓轰鸣声，两脚软软的，脸刷白刷白的，跟生了一场病差不多。在家调养了一段时间，刚开始好起来了归队的日子又到了。说实在的，那时候生产队也没有人管你什么时候一定要回去，只是随着自己慢慢长大，还赖在家里也无聊，大家都在忙里忙外的工作，几个月过去了，手头的钱也花的差不多了，也开不了口伸手要钱，只能打个电报给生产队队长，让生产队队长汇款200元钱到上海，因为《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改善了插队知青现状，1974年开始知青可以有两次探亲报销车费的政策，收到汇款来的钱，购物、买票、打包再一次从走回乡之路。这次回生产队我还是一个人回去，父母听过我每一次来回往返的经过，此时的担忧与不安充满了心头，可是又无法留下我，这时的我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生活经验和自己的想法了。8月上旬在二姐和哥哥陪护下，提着80来斤的行李一路送到上海北站，手足同胞三人挥泪告别，火车开动了，彼此挥手到看不见为止。擦干眼泪继续一路往北走，几天后到了黑龙江塔河，坐上客车到十八站，换上去三合公社客车，再换乘黑龙江东方红10号客船回生产队，船往上游方向逆水开，需要一星期才能到达漠河，船速每小时8公里，上了船静下心了，看着自己的两个肩膀扛行李都把皮都磨破了，在座位上不停地抹眼泪，怎么也停不下来，旁边的乘客悄悄地去报告船长，船长找到我，生怕发生意外，问长问短，我跟船长说我只是心里不舒服，一路走来想想要哭，船长听了很同情，叮嘱我一翻后离开。

几天后我平安到了生产队，接着又开始投入到劳动中去，由于多次回家探亲，深感上海和漠河的反差，人回生产队了，心却迟迟不能平静下来。每当思家心切时，往往会做一些家乡的饭菜，解解馋。时间长了，青年中的交流也多了。有的结婚了、有的去上学了、有的去当兵了、有的去当地学校当老师、还有的转到离上海近一点的地方去了、总之各有各的安排，这时上海老干部开始往回撤了，最后一位老干部老储临走时，让我参照北京知青返城要求，向漠河公社知青办公室打个报告。我很快根据返城文件要求，打了一份报告送到知青办公室去，不久我接到漠河知青办公室通知：要求补充有关证明，在漠河公社的证明办全了，就差上海知青办公室接收证明了。我很快处理完在漠河一些事情后，准备回家补办上海的证明。1975年8月18日，那天是中秋节，生产队队长一家为我践行，吃完出门的饺子，我愉快地走向回城之路。基本结束我的知青生活。回城办全证明交给漠河知青办公室。就这样前后三个月顺利办好回城手续。

知青探亲、回乡记，成为我青春无悔主人公，成了蹉跎岁月的一员。我们69界的学生在老三界眼里是蹭着知青这两字，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我们年龄偏小，到农村以后，身单力薄，在农村劳动中，别人从来都当你是一个劳力来使唤。由于文化水平和社会历练的局限，我们没下乡前基本上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视线，一下子投到社会中去，无论在口头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待人处事的社会经验，都属于“听喝”的大多数。默默游走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边缘。但是经过农村劳动锻炼后，我们克服开始踏入社会时底子薄，年龄小，身体弱的状况，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有股子拼劲，闯劲和不服输的劲头。我们有自知自明，不甘落后的拼搏精神。我们同样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奉献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尽着一份力，同样具有责任担当。我们低调、隐忍，我们满招损，谦受益，甘心情愿地做映衬红花的绿叶，任何时候都做好配角。几年的农村劳动让我们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迅速成长，知青探亲、回乡记的三次探家、回乡之路，只是我在漠河生产队劳动、生活的其中一部分，在各级组织关心下，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

感谢我一起插队的战友们！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朋友们！没有大家的帮助，我还不知道要多吃多少苦！202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