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山黔水，我梦中的故乡

云卷云舒

　　在西南的版图上，有这样一块地方，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高原山地居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它的全境山地和丘陵占90%以上，山脉众多，重峦叠嶂，绵延纵横，山高谷深，有绚丽多彩的喀斯特景观，这就是贵州高原。

我曾生活了23年的地方，那块神奇幽深的土地，印入我血脉深处的土地，是我幼年和青年时期成长的摇篮，虽然我已离开它33年了，可是它时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脑海中，成为与我的思绪和回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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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上个世纪60年代早期出生在北京，在我不到两岁半的时候，因父亲从部队转业支援三线建设，举家来到西南贵州。

那时我年幼尚不知事，闻听大人们说初时环境很艰苦，一排土房，住着从外地迁来的十多户人家，房子是土墙，油毛毡门一踹就开，吃的水是苦的，也没什么蔬菜，这样的生活持续有一年，我们搬离此地，安下了第一个真正的家。

我家在一个坡上几排房子的边上，家门前有一块长条状的平地，有石块可以坐人，常常有孩子在这里玩耍。来自五湖四海的家庭凑在一起，各具特色，其中有一部分北方媳妇成了妈妈的同伴，闲时也在这里聊天。

　　

西南都是高山深谷，盘山公路在山间环绕，终年雨多，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说法，这大山仿佛永远也走不出去似的，重峦叠嶂，云雾缭绕。

甫一懂事，我的眼里就是高山和田野，不知道山外还有世界，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日复一日地，我就在这大山深处慢慢地长大。

幼年之我

那时，驻地没有幼儿园，白天父母去上班，姐姐去上学了，我也就三岁的光景，因为太小，妈妈不放心我出去玩，我只能独自在家里。

一开始，我不习惯，早上睁眼醒来，屋子里一个人没有，心里害怕便大声哭叫起来，邻居阿姨听见，就趴到我家后窗安慰我，说是妈妈一会就回来，慢慢地我止住哭泣，看到枕边妈妈给我准备的点心，一边吃一边抽泣着。

妈妈回家屡次告诉我，不要害怕，起床了穿好衣服，自己在家玩，中午妈妈会回来做饭。

后来我也习惯了，醒来不再哭泣，衣服穿得对不对不管，先吃了点心，就找出从北京带来的积木，先把积木搭成一张床的样子，再在床头上面摆上代表妈妈和爸爸的画片，找出两张孩子的画片，那就是我和姐姐，一家子在积木上开始过家家，我能玩上半天，一边玩一边嘴里安排着一家子的“生活”。

或者抱着我的洋娃娃，一会儿给她头上扎条手帕做围巾，一会儿又将手帕围在娃娃身上做裙子，总之，我不会闲着。待妈妈爸爸下班回来，姐姐也放学回来，我就不再寂寞了，我会缠着姐姐玩游戏。过家家，唱歌谣，充满了我的幼年生活。

小时侯我是个可爱的乖乖女，头发浓密，眼睛黑亮，很爱笑。家中现存两张照片：一张是我的半身像片，我笑得特别开心。

　　

另一张和一个小男孩站在一辆解放大卡车上。那是冬季，我穿着妈妈缝制的小花棉袄和黑棉裤，围一条肉粉色的围巾，稚嫩幼小，两根小辫细如茅针，脸蛋儿肉呼呼的。

那天我们正在院子里玩，爸爸的同事谭叔叔不知从哪找来的照相机，他当时家眷没有迁来，许是看到我们想起了自己的孩子，他一把将我们两个孩子抱上车头，自己站在踏板上摆个姿势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我手里拿着一根草茎，男孩拿着一个鸡毛毽子，多么自然生动的影像，我一直珍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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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父母决定利用探亲假全家回京探望姥姥，这是家里的大事，小小的我对北京已毫无印象，只知道那里有姥姥姥爷，姨姨舅舅，还有许多高楼和好玩的，好吃的。

临行前夜我们一家都没睡好觉，连我也睡不着，期待着天快快亮，好去坐火车。待终于坐上火车，我在列车上欢蹦乱跳，满车厢跑玩。在贵州境内，铁路穿山越岭，山洞特多，几乎每隔几分钟就钻进黑乎乎又特长的洞子。

我们原本在阳光明媚的车厢中欢跑，一霎时天黑地暗，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急得带着哭腔直喊“妈妈，你在哪儿？”儿时的憨态尽显无疑。

来到了北京，好多的高楼大厦，商店里五光十色的商品并不吸引我，我完全被琳琅满目的玩具和食品柜台吸引了。我离开北京时尚不到三岁，而此时我已经六岁了，我贪婪地呼吸着北京的空气，观赏着北京的一切，大舅带我们到北海公园划船，父母带我们到动物园看老虎、大象，玩了，吃了，看了，精彩的北京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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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我上学了，学的语文、算术、音乐、美术图画课。当时，姐姐已读五年级，和我在一个学校，一年后，她升入初中，我们就不再同校了。

我从小一直喜欢语文课，小学时拼音识字，听写造句都是我的强项。记得二年级的时候，班级语文老师姓陈，是个皮肤白皙，气质温婉的女老师。陈老师很喜欢我，那时不兴课代表，我是语文组长。

有一天，老师布置课堂作业，用“欢迎”这个词造句。当时西哈努克与我国来往密切。适逢他来我国访问，我把他的来访用到我的作业里：西哈努克亲王乘专车来到北京，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大意如此）。乘车的“乘”字和专车的“专”字，不知应该用哪个字，没敢问老师，问了同学，同学们也不会写，只得写了两个错别字“成”和“转”。

作业交上去，第二天语文课，陈老师将我的造句写在了黑板上，特意注上这两个别字，我很羞愧，以为老师会批评我，可陈老师却表扬了我，说我写得很好，把现实中的事用到作业当中，但遇到不会写的字应该问老师，以后要注意不写错别字。老师特别强调了我这二年级的小学生能把课堂作业与国家大事联系到一起是很难得的。

与疾病抗争的童年

我在一岁多的时候因患肺炎治疗不善，转成了气管炎，后来发展成了支气管哮喘，吃药打针受了很多罪都不见效。直到我们离开北京, 一岁多的我几乎一直在医院病床上生活。

有一位老中医曾对父母说，北方的空气太干燥，对这孩子的病不好，如果在发育的年龄能挺过去，这病就能除根，如若不然，则一生带着此病。

到了贵州后，父母带我一直在寻医问药，我吃过的中药西药无数，针灸疗法也用过，各种偏方也尝试过，我生吞鸡苦胆、把鸡胗子皮炒焦了碾成面服用，如此等等。

在发病时我整日喘着，幼小的我背靠一摞被子，喉咙里像是在拉风箱，越到晚上病越重，我的嗓子发痒，总想咳嗽，又怕吵醒家人，其实父母睡的都不踏实。

每年换季我都会发病，父母操心，自己受罪，甚至影响了我长大后的发育，而且那么多药物的摄入对我的智力造成何种影响都是不可知的，到如今奔六年纪，我依然是瘦弱的，精力不济，这都是后遗症。

记得爸爸单位有一位王胜德叔叔懂中医按摩调理，有一阵，我晚上经常到他家里去，他给我做穴位按摩，还开些中药服用。

到了十二岁，不知是努力治疗的结果，还是老天看我的罪该受够了，在我身体开始发育时，北京老中医的话仿佛神般应验，我的哮喘病竟然痊愈了，显然贵州的潮湿气候对我的病是很有利的，还有那些玩不够的游戏，也增强了我的体能。

感谢上苍，虽然一路辛苦跌撞的走来，最终我是个健康之人了。

行走山水间

在贵州，我们出行都是靠足力，那些年月，没有公共交通，马路都是弯弯曲曲的，汽车很少，自行车也少，上坡下坡的，骑起来也不轻松。

路上跑得最多的是马车，拉货的、拉粮食的、拉柴草的、还有拉粪的车。

小的时候，我们上学必是经过山野田地的，我们走在田埂上，身边是郁郁葱葱的稻田，田里的青蛙、小鱼，田螺我们都抓过，还跟着爸爸抓过泥鳅。

放学的路上，一路走一路玩，捕蜻蜓，捉蚂蚱，采野果。一般的蜻蜓带回家喂鸡，要是捕到好看的蜻蜓，那红身子的、金绿身子张着五彩翅膀的，在阳光下异常美丽；还有绿脑袋的，透明的头部，一对复眼就是多部照相机。我把它们带回家去，放在屋里，喂它青草，观察它咀嚼的动作，玩几天再放它飞走。

捉蚂蚱是我每天的任务，家里养着一群鸡，除了吃鸡食，吃虫是给它们增加营养。

我们住家的后面就是山野，生长着许多野果，野刺梨啊、野毛桃啊、野杨梅啊、野生金樱子啊，还有一种红色的小小果子，果实面面的有酸味，吃多了有饱腹感，据说当年红军曾用它充饥，故名“红军果”。

野刺梨

野生金樱子

野树莓

红军果

　　在山野里，还漫生着一种贴地的类似草莓的野莓苞，当地人叫：“白泡儿”也就无名指指甲盖那么大，白色的，雨后发出来的最多，有时能摘到大拇指般大小的，味道更好。我们经常去采这些野生果食吃，吃了满肚子，练出了一副铁肠肚，啥都能消化。

白泡儿

　　满盆白泡儿

　　在山间田野的往来中，在阳光照射下的我，早就适应了贵州的山水风物。

我们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一次次的搬家，每一所学校都离家有十几里地，一天来回四次上下学，得走上个几十里路，锻炼了身心，结下了友谊。我和小女伴们有时唱一路歌，有时说一路故事，嘁嘁喳喳，像一群小喜鹊，无忧无虑地欢快成长。

贵州多雨，冒雨上学是常有的事。我最喜欢穿半高腰的橡胶雨鞋，它有些象《草原英雄小姐妹》里龙梅玉荣穿的毡靴，其实那雨鞋制作粗笨又不透气，一点也不舒服。冬季里雨更缠绵，毛毛阴雨能下个十天半月，到处都是潮湿的，洗完衣服且不干呢。

贵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温变化不大，冬季平均气温多在3℃～6℃，但是没有取暖设施，屋子里并不比外边暖和，每天早晨起床穿衣都得咬紧牙关，速度很快地套上厚衣裤，方才松口气。

小时候虽然穿着棉衣棉裤，但还是免不了脚趾生冻疮，每天晚上用热水烫脚，又痒又疼，着实难受。到后来我上班后，有一年冬天，赶上寒潮特别冷，我的小脚趾还冻过一次，那种痛痒的感觉再次袭击了我。

小玩主，养“宠物”

70年代，我们女孩子可玩的除了跳房子、踢毽子、丢沙包、藏猫猫、跳大绳，还有吹泡泡、翻花绳、歘（chuā)石子、歘羊拐，老鹰捉小鸡、叠纸东南西北，而最主要的项目就是“跳皮筋”，每个女孩子都会好多种跳法。

妈妈给我找来废弃的汽车内胎，剪成一条又长弹性又好的皮筋，我装在书包里，每天课间和放学后乃至晚饭后都要约上几个女孩子跳。

我的跳皮筋技术过硬，腿抬得高，跳得好看，伙伴们都愿意和我一组，我们这组通常是赢家。女孩子们也会发生口角，闹翻了，跳不下去散了，不一会儿又和好了，皮筋又开始上下翻飞。

在网上找到一些图片，把我的记忆拉回久远的年代

跳皮筋儿

老鹰捉小鸡

　　攒糖纸也是那时个年代的女孩子们都做过的事，每个女孩子都有几本糖纸薄。商店里出售各种花色玻璃纸的糖块，我们吃完糖块，把糖纸留下，洗干净，夹在本子里，五光十色的糖纸仿佛艺术品一样，好看极了！

我们特别喜欢上海糖果，因为上海糖既好吃糖纸又好看。我们姐妹就收集了好几本糖纸，精品的还是上海和北京糖果的糖纸。

女孩们之间互通有无，交换糖纸也是经常项目，那样可以丰富各自的糖纸花色。有时，我还把糖纸装在书包里，在上学路上和同伴们交换藏品。如今，那些装载着童年回忆的糖纸，早已飘散四方。

在网上搜寻了几张糖纸图片，以满足旧日的记忆吧！

这张糖纸最熟悉

这个东西就是用糖纸编的

　　我还集过邮票，收藏过小人书，只是哪一样也没有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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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小鸡是我的爱好，我喜欢那些刚孵出的毛茸茸、黄嫩嫩的小鸡，每年都有小贩挑着一副筐子，筐里装满小鸡来卖，我总会要求妈妈给我买几只，我喜欢听小鸡那稚嫩的叫声，喜欢看它们满地奔跑的样子和啄食的动作。

可是小鸡随地便便，爸爸受不了，将我的小鸡抓入筐里，不许它们满屋跑。

我养过好多回小鸡，可是没长大基本就夭折了，只有一回养大了两只，一只小花鸡，一只小黑鸡, 这两只鸡成了我的最爱。

原来捉虫喂鸡是任务，现在我一心惦记着它们，一有空我就会带着它们去野地觅食，我一边大肆捉蚂蚱，一边摘白泡儿，待回家时，常常是一手拿着用毛毛草茎穿着的几串蚂蚱，一手用手帕包着“白泡儿”，丰收而归。

我的小花鸡毛色美丽，是一种似绿如蓝还泛着淡淡灰的色彩，有黑色羽纹夹杂其间，均匀分布，它的羽毛丰润有光泽，嘴儿和小爪子是黄色的，秀气可爱；小黑鸡个头较大，天天陪伴着小花鸡，不使它寂寞，更不许别的同类欺负它，若有敢冒犯花鸡者，小黑鸡会拼了命的去战斗，哪怕浑身伤痕。

我把它们当“宠物”来养，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奔向鸡窝，看看我的两只小可爱玩得可高兴，吃得可饱，然后就带它们出去觅食，它们常吃虫儿，毛色光亮，精精神神，我经常给它们打扫鸡窝，不使脏污留存，让它们住的舒服些。

时常我会抱起小花鸡观赏它的模样，夸它貌美，赞它可爱，小花鸡好似听懂了，小脑袋转动着，两只明亮的眼睛看着我。此时，小黑鸡忠实地傍在我身边，不叫不闹仿佛很满意我夸它的伴儿。

两只小鸡与我非常亲密，只要我在家，必是跟在我的脚边，唧唧喳喳地絮叨着，我知道它们是在说：小主人，带我们出去玩吧，你捉的蚂蚱真美味，还想吃。

于是，我带着它们出了家门，奔向有草有虫的地方。

在小鸡长到一斤多的时候，有一次大院里闹鸡瘟，家家都出现了病鸡，我的小花鸡未能幸免，虽然爸爸赶紧喂了药，可那晚半夜突然降温了，我忘了把鸡笼搬进家来，第二天一早忙忙打开鸡笼门，我心爱的小花鸡身体已经僵硬了，我心疼得哭了好几场，好一阵郁郁不乐。

后来我和姐姐又养了新的“宠物”——蚕宝宝。

不知哪里兴起的，不少孩子都在家里养蚕，我们受到传染，也开始学着养。用一个竹编簸箩，铺上软一些的纸，把蚕宝宝放上，再将新鲜的桑叶铺上，只听见“沙沙沙”的声音，没多大功夫，一片桑叶就被蚕宝宝吃得残缺没样了。

蚕宝宝不断吃桑叶后身体慢慢变成白色，一段时间后它便开始脱皮。脱皮时如睡眠般的不吃也不动，表面是睡眠，实际是在蜕皮也就是脱去旧皮，换上新皮，以便继续生长。

每天都要及时清理蚕沙，如果不干净，或没有及时清理，蚕宝宝会生病的，这自然是我的任务。我喜欢看着白白胖胖的蚕宝宝不停地吃，真正看到了“蚕食”的景象。

每天我还要满处去找桑叶，我们这里不是养蚕之地，桑树不多，经常是跑了挺远，采不了多少桑叶，后来找了一些类似桑叶的树叶，不合蚕宝宝的口味，渐渐的大部分都死了，剩下几只强壮的，二十多天左右开始结茧。

这时，把它们放到一个纸盒子里，几天后吐丝完毕，整个吐丝结茧，破茧而出的过程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养的蚕宝宝吐出了两个白色的蚕茧，还有一只黄色的茧子，那可不多见，那黄色很明艳，三只蚕茧收在盒子里保存了好久。

　　我还养过鱼，就是那种热带鱼，体型很小，放在一只玻璃鱼缸里，我常去给它捞沙虫，勤换水，一回家就要守在鱼缸边看半天，可是一到冬季鱼儿们没熬过去，我的养鱼兴趣就这么完结了。

我与舞蹈的缘分

我生性敏感、内敛，内心世界丰富，对音乐、舞蹈、绘画、文学、诗歌以及自然界各种花草树木都十分喜爱。我天资并无优势，可是我的血液里流淌着对艺术的热爱。

听妈妈说过，在为我接生时，那敬业而富有经验的女医生告诉她：这个小女孩骨骼非常秀气。长大后果然身材纤细，小骨架，腿长很适合跳舞。我对音乐很有感觉，听到乐曲有起舞的欲望。

在刚进小学一年级时，学校的舞蹈老师看中我，意欲让我参加舞蹈队。可是练舞都是在放学后，学校和我家的距离可不近，我们走的都是田间小路或靠山的土路，根本没有宽敞的马路可走。每天放学我们姐妹作伴回家，我要练舞姐姐得等着我。她也是个孩子啊，她没有为等我而晚回家的义务。等了几次，她便没有了耐心。

小小年纪的我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选择：练完舞没有人和我一起回家怎么办？我太小，天性较柔弱，不具备处理问题的能力。虽然很想学舞，却不知如何去跟父母争取。

身为成人的父母同样并没有意识到让我学舞至少还能锻炼我的体质，他们只是不放心我晚回家没人作伴不安全。他们让我选择了放弃学舞，却不去亲自跟老师交涉。

　　那一阵我好为难，特别怕碰见舞蹈老师，老师问我为何不参加学舞，我也是支支吾吾的不知如何作答，弄得老师很生气。我倍觉压力，只靠时间解决问题，老师见我老不去，也就作罢不理我了。

人生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我没有处理好，也没有人帮我处理，靠自己扛过来了。可是我真的特别想学跳舞，没有学习舞蹈成了我终身的遗憾！并不是学了舞蹈就会有多么出息，或成什么“家”，我了解自己。而是说学舞可以有上台的机会，能锻炼我的各方面素质。其实到现在我都是个怯场在人前讲话的人，本身又不爱在人前显露，影响了自身能力的发挥。时也、运也、命也！

舞蹈没有学成，不知何故，班主任老师让我担任文艺委员。每天上课前我站在讲台上打拍子指挥同学们唱歌。那是文革时期，唱的歌曲都是豪迈的，诸如“东风吹，战鼓擂”、“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我卖力地挥动着双臂，以自己的理解指挥着歌曲的节拍，内心得到了小小的满足，也算是对没学成舞蹈的一种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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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大行其道，我非常羡慕芭蕾舞演员们脚尖直立，身轻如燕和旋转的舞姿。“万泉河水清又清”和“大红枣儿甜又香”的舞蹈段落我学跳过无数次。

我和姐姐同邻居的两姐妹在家里练习踮脚尖，我们穿的是薄底布鞋，根本没有支撑力，如何能站立并撑住整个身体的重力，虽然我是个瘦弱的小姑娘，可鞋子也经不住天天折磨啊！不是把鞋子钻破了洞，就是变了形，总算勉勉强强的足尖立了起来。

我还练习过劈叉也就是现在的一字马，我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左腿肌腱比右腿硬，劈叉练得好苦，却也因年纪小，身体可塑性不错，虽然疼，可真能两腿直直贴地了。后来我还练过下腰，那得有人从旁助力，自己直接下还是有些困难。也许当时有人指导练习，我没准能练出个样子。唉，老在往跳舞上想啊！

　　1973 年时，流行一首儿歌《我是汽车小司机》，学校里组织排演这个节目，我是参演者。大家被告知要到当地的大礼堂里演出，一直到最后排练，我都参加了。姐姐在上中学，她作为观众也要去观看这个汇演。

原来说好的和姐姐作伴去大礼堂，可是当天中午饭时，姐姐和父母不知何故发生了口角，结果她一气之下自己走了。

那是冬季，连续几天气温很低，路上有凝冻。因为大礼堂离家挺远，妈妈不放心我自己去，阻拦了我，可是父母谁也没有陪我去演出，我被迫又一次毁约，不知道老师是如何找人代替我上台的， 我虽不是主要角色，可一男一女搭配演出的节目，少一个人会破坏整个队形的。

就这样，我又一次被人为地剥夺了上台的机会。柔弱的孩子啊，为什么不会自己去呢，可能我此生就是与舞台无缘吧！

我们温暖的家

母亲当年来到贵州时，非常不适应，曾多次泪洒枕边。想她一个生长在首都北京的城市女子，如何见到过这么封闭荒凉的环境，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走出困境的，但她确实是凭着对婚姻的坚守才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母亲是个过日子的好手，她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我们的生活质量在当地一直都是很不错的。在贵州的23年里，全家去北京两次，我和姐姐也去了好几次北京，这些都是需要经济实力的噢！

我们家里的家具都是从北京搬过来的，一张大床、一张写字桌、一个双开门柜子，一只短腿的炕桌，基本就是家里的大件，都是有品牌的，木质油漆颜色都是一致的。母亲经常把家具重新摆放，让人颇有新鲜感。它们一直用到我十多岁， 家里雇了一个木匠打了新的家具，才渐渐地淘汰了它们。

母亲还学会了制作当地的食物，比如做米酒，做粑粑，做糟辣椒，包粽子等等，每年一到季节，我们就会尝到她新作的特色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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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赶场是满有意思的事。每次我都会跟着去。那是老乡们把自家产的蔬菜、水果、鸡鸭，还有山里采的野菜，在集市摆摊出售，换取一点现金，再去购买油盐布匹等生活用品。

老乡们把清早从地里摘来的蔬菜挑到水潭边洗净，既使蔬菜鲜亮有卖相，又可以增加菜的分量，这是他们的狡黠之处哦。

贵州的山野出产许多的蔬菜，白菜是四季都有的，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这种大路菜都是鲜嫩的，施用的农家肥，味道是现在的同类菜比不了的。

豌豆角、豌豆尖、莲花白、罗汉莴笋、鸡枞菌、鹅腿笋、竹竿笋、豆腐干、拇指姜，长的、圆的、红的、绿的辣椒随你挑选。

野菜也有很多：苦蒜、胡葱、清明菜、刺儿苞、蕨菜、水芹菜、灰灰菜、蒲公英等。我最喜欢的就是折耳根，当年完全是野生的，在田边就能挖到，现在有了养殖的，但是味道差强人意。

一般人家受经济条件限制，购买蔬菜的居多，鸡鸭肉类都买的少。那时象我家这种父母都挣工资，且孩子又少的家庭不多，大部分家里都有三、四个孩子，我们家的生活品质一直是高出一般家庭的。

小时候，我穿过补丁的裤子，并且不觉得难看，但是粗粮没吃过，餐桌上以细菜为主，时常买肉包饺子，或宰一只家养的鸡改善生活。每到春节，我们都有新衣服和上海糖果糕点，这都是持家高手的母亲安排的好生活。

煤机十年成长路

1977年春天，随着父亲再次调动工作，落户在制造煤矿机械的工厂，我们最终安定于此。

初时，我家住在一栋单身宿舍三楼把角的一个大通间房子里，条件非常简陋，但是厂里有食堂，理发室，澡堂，锅炉房的开水随便用，时常放映露天电影，厂里的广播站一天三次播放歌曲和工作简报，这些都是工厂区别于地方之处。

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伴着我成长期的青涩和羞赧，在这里我们住到1980年。

我们住的宿舍楼前正好是一个灯光球场，四周修有四、五层的水泥看台，颇像回事。70年代的时候，篮球运动很普及，厂里各车间基本都有篮球队，会打篮球是一个特长，各个车间都抢着要。

灯光球场经常举办篮球比赛，整个球场灯火通明，我们正好坐在家门口看赛事，沸腾热烈的比赛场景，好不热闹。厂工会组织的夏季篮球循环赛，比赛在每个车间选取的球队间进行，小伙子们生龙活虎的比赛招来了许多观众；女队姑娘们的竞争更是吸引人的眼球。

那时，不单本厂职工观看比赛，连附近居民也踊跃前来。温暖的夏夜微风荡漾，明亮的灯光烘托着扣人心弦的比赛，加油声、叫好声此起彼伏，队员们身上晶亮的汗珠和健壮的体魄都极具魅力，那是当年业余生活中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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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工厂，我在厂里的子弟学校插班读初中，学生都是厂里的子弟，我被友好地接纳了。认识了新的学友，班主任是位教语文的黄老师，我的语文课表现出来的优势很快被她注意到了。

写作文我从不犯愁，我曾参加中学作文比赛得过第三名，作文贴在学校进门的墙上供大家阅览，还奖励了我一个本子，虽然这奖励是那般微小，但它是对我写作能力的肯定。

70年代末期学校开展了学雷锋的活动，根据学生居住的情况分组，可以到学校参加学雷锋活动，也可以到社会上去寻找学雷锋的事做。

我是住在厂区小组的组长，我们组到镇上的一家饭店里，自我介绍来此的目的，店长同意我们帮助洗碗，打扫店堂卫生等事。

那一阵，每周我们小组都会去饭店劳动，我们开心地干着，我还为此用一个印有雷锋事迹内容的笔记本记录了我们每一次活动的经过和心灵收获，并将此交给老师看，得到了黄老师的鼓励。

中学时光很快过去，1978年我中学毕业了，几个月后我就读技术学校，两年后毕业上班。

　　1980年冬季，我进入工厂一线加工车间上班了。

我分在先进班组，劳模陈德忠是班长，他以身作则，对大家要求很严，你只要停工五分钟以后，他就会走过来询问停工的原因，他笑容可掬地与你谈话，但他的笑仿佛有一种威力，你会赶紧埋头开工。

我的第一任师傅是个高个子的白面男子，30来岁的模样，不安心工作，也不大爱说话。我上的头一个班是早班（早6:30到下午3:30），师傅对我很放手，上来就让我干，车出一个合格工件后，我才长出一口气。以后就主要是我顶班干活，虽然任务完成的不是太多，但是能保质保量，师傅对我很放心。

后来换了一个班组，跟一个东北老师傅，一天到晚就是闷头干活，月月超额完成任务。他是班长，但班里其他工人的任务完成进度他不管，不像陈班长注重集体的工作。

张师傅大部分干的是铜件类的小活，但要求精度较高。他摸索了一套窍门，能将工时提高许多，且还能省料。

我跟他干学到了技术，每天的定额完成得不错，他从不表扬我，但有时也说句：累了就歇会儿吧。我哪里敢歇，歇了他也不会让车床停住，立即就干，我连跟女伴们聊几句的时间都没有。

在加工车间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这批新工人成了主力，每天满打满的干八小时，一身工作服穿不满一周已是油迹斑斑，脚上的皮鞋被油寖得两头翘，“站死的车工”，一个班下来真是累得腰背酸痛，只是那时年轻，睡一晚补充了体力，第二天又是精精神神的上班了。

　　我因幼年时体质差，发育晚，加之个子高，愈发显得单薄，比起同龄的女孩子我是一个丑小丫，既不懂事故，也不解风情，但是我过得很开心。

玩是我的主项，下了班也不休息，常常跟女伴约好去看电影，回家换掉油腻的工作服，到食堂买只面包，咬着就坐到电影院里。

逢到假日时，我们又相约一起坐火车到省城贵阳去大十字逛商场、到黔灵山游公园、吃大排档，买上一件新衣，照上几张相片，心满意足地再坐火车回家。

单薄的我

我工作最累，付出最多的就是在加工车间那一年多，两班倒的作息时间，机器轰鸣的车间环境，埋头苦干的工作时刻，锻炼了我们的吃苦能力。

后来，我调到了工具车间，从事新的工作。一般工厂的车钳铣刨都是机械加工，我的新工作是电加工，即用电脉冲产生火花腐蚀工件达到加工目的。主要用于形状复杂的模具加工，它加工材料的硬度和刚度都是机加工无法完成的。

电加工班组的工作吃不饱，因为一个模具的使用和更新时限较长，不是老有需要加工的任务。

电火花机床安装对环境有洁尘减震要求，这个小组单独在一处工作，脱离了大车间的嘈杂扰攘，我终于在一个干净清闲的环境里工作了，也正因为这个环境，我才有时间读书学习，考上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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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我们又是几度搬家，1980年，从最初住的单身宿舍楼搬到新盖的家属宿舍楼。这里的格局有卧室、有厨房，摆上家具，就是家的模样。

那年，我们家买了一台9吋的日本乐声牌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是殷实人家才买的起的。当年在首体举办的“新星音乐会”就是从电视上看到的。

那年春节，我们看到了央视的春节节目，但是，因为父母怕看电视时间长了会缩短电视机寿命，晚上十点多关了电视休息了，上海台电影演员联欢节目“八十年代第一春”没有看到，据说是赵丹、秦怡等老演员都出来了，我颇感遗憾！

在那里住了两年，我已上班，成为一名青工。1982年我们搬家到动力处，在其中的一号和三号楼住了六年，这三栋长板楼，也是原来的单身楼改作家属楼，楼高三层，我家住二层。

一进门是个很小的过道间，一般人家都砌了水泥台子，安上炉灶，权做厨房之用。里边是大间，当客厅兼饭厅。我们家因人口原因分了相连的两个房间，格局都一样，整个也就40多平米的样子，倒也安置下了一家人。

在这里，我们家新添了16吋的彩电、洗衣机和电冰箱。一家四口人全都工作了，生活越来越好。

姐姐当时在外地上班，回来时就住客厅的沙发上，我则住在同过道间面积一样的小间里，放上一张单人床，一张两屉桌，只剩下可供回身的空间了，父母住里边的大间，一家人就这样住下了，有了自己的空间，觉得很满意呢！

我就在这个空间里上班，考学，上电大,我的两年大学学习生活就在这里完成。

　　1987年，厂里盖了两栋新的宿舍楼，面积较一般的家属楼大，大概有70多平米，前后两个阳台，最重要的是屋里安装了坐便，还装了简易太阳能热水装置，夏天可以在家里洗澡，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生活品质一下子提高了。

这两栋楼住的基本都是厂里主要的中层以上干部，人们称其为“干部楼”。楼高六层，我家住三楼，是最好的位置，父母年纪渐渐大了，住到这种带有先进设施的房子里真是太好不过了。但是我仅住了一年多就调往北方工作了。

1988年我电大毕业，分配到技校工作，学校大约有50多名员工，教学办公大楼是一栋呈直角U形的四层楼，有独立的食堂，学生宿舍等一应俱全，俨然一座设施完备，教工齐全，面貌一新，面向西南三省招生的技术学校了。

想在1978 年，技校刚创办时，连个教室都没有，校长一人兼顾所有角色，如今鸟枪换炮，这才是真正的学校。

　　最初我在学生科工作，这期间，厂里举办歌唱比赛，技校有学生参赛，我负责组织参赛选手报名、练唱、合乐、比赛等一系列工作，最后选手获得了一个第三名和一个优秀歌手的成绩。之后，我又到校办公室工作，起草各种文件报告，指导学生们出黑板报，配合接待上级领导等工作。

在技校，我工作得很充实快乐，这里有一帮年轻的教职工，他们中有留校当老师的，也有分配不久的大学生，虽然个性不同，但我和他们相处甚欢，课余休息时间一起欢聚，学下围棋，参与篮球联赛做计分翻牌工作。

在此期间，我的调往北方事宜也在办理之中，1988年接近年底时，一纸调令发到学校，我即将离开贵州。调令要求我在年底之前报道。我一项项办理离职事物，收拾行李，装箱打包，逐一的与好友聚会道别。

这是我的年轻朋友们，1988年分别时的合影

　　我在技校的工作时间很短，五月份分配到岗，十二月份我就调走了，这中间还有一个暑假，有效工作时间也就三、四个月，可是此时我真的不想离开这些真诚的朋友。

最后的聚会是与技校的青年同事们，大家凑了一桌，原来我在他们中间是年龄大的，好几个人都得喊我姐，我们开怀畅饮，情谊浓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的舍不得离开他们，我真想大喊一声“我要留下来，我不走了！”我多么希望这场聚会永远不散。

我们一起聊到很晚，同事们送了我一本影集，在影集的扉页上有毛笔字的留言：千山万水水连山，兄弟姐妹一线牵！每个人都在上面签了名，它被我珍存至今。

我清晰地记得，那晚我们分别时的情景：大家送我出门，我拥抱了小王雯，与每个人道别，在下楼的那一刻，我明白，自己再也不会来到这里，也许其中的几张脸再也不会看到。

我仰脸紧紧地将每个人看了几眼，似乎要把他们的形象刻于脑中。我慢慢地走向楼梯，走了几步，再次回身向大家挥手，卢红对我说“ I love you! Good bay!”我赶忙道谢，让大家回去休息。

回过头，我脚步沉重地走下楼，走出学校大门，王瑾陪伴我最后一次走过那条每日上班的小路。

　　1988年12月3日，阴冷的空中飘着雨丝，我乘坐长途火车即将离去，父母双亲、同事们、朋友们都来送行，在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我无语凝噎，泪洒车窗，看着渐渐远去的亲人朋友，我无力呼唤，渐行渐远。

至此，我离开了贵州这块我生活了23年的地方，从2岁到25岁，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留在这大山之中，从此，我在梦中时常回到这里，它已经永远地印刻于我的心门之上，流淌在我的血液之中。

文章较长，感谢您耐心读完，感恩每一次相遇！

青春如朝花，岁月如流霞 ——————我们的一九七八

电大圆我读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