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战场南昌会战八十二周年

抗日战争史、抗美援朝、对越自反击

<p class="ql-block">1939年3月17日,著名的南昌会战正式打响。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日双方都适时进行了战略调整。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沦陷,侵华日军采取速站速决的方针,付出几十万人伤亡的代价,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但并未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相反,由于战区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日本兵力不足、资源困乏、财政困难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到1938年10月,日本陆军共有兵力34个师团,投入到中国战场的就有32个师团;在财政支出的100亿日元中,军费支出就高达80亿日元,军需生产也难以为继,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都已达到了空前的程度。</p> <p class="ql-block">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大本营不得不调整对华侵华政策,在1938年11月制定的《战争指导方针》和12月制定的《对中国事变处理方案》决定,放弃速战速决战略,改取持久作战战略,在基本上“不扩大占领地域”的原则下,以局部有限攻势、战略轰炸和切断中国国际补给线,来打击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并以有力部队击歼后方游击部队,以保持占领区的治安;运用中国的人力及资源“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维持对中国的占领。在这一侵华策略下,日本对国民党政权加紧了诱降活动,将原定实施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为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并重的政策。11月3日,日本政府首相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宣称“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的目的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方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以拒绝。并威胁说“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改变了一切近卫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p> <p class="ql-block">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化。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中央副总载、国防最高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率领陶希圣、周佛海、高宗武、陈壁君等人悄悄潜离重庆,飞赴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的《南华日报》上发表“艳电”《和平建议》,主张与日本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公开叛国投敌,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罪人。</p> <p class="ql-block">针对日本战略方针的调整,国民政府也在战略上作了相应调整。1938年11月25日,军事委员会在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检讨了抗战以来的得失,重申了持久作战的方针。中国国民党中央总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南岳会议上作了讲话,把抗战过程设想为两个时期;自“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抗战,此后为第二期抗战。并强调“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会议确定了第二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为;连续发动有限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方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于前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质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p> <p class="ql-block">国民党军队的300多名高级将领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国民政府军事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和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也参加了军事会议,对新的战略方针发表了重要意见,强调了游击战的战略作用。蒋介石也开始认识到了游击战爭的重要性,采纳了中共领导人的意见与建议,并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培训班,要求中共派员授课。中共中央派出了以叶剑英为首的教授到训练班执教。蒋介石亲自兼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周恩来被聘为国际问题讲师,并向学员作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长篇报告,深受学员欢迎,课堂内外挤满了听众。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共办了3期,为大力展开游击战爭培训了骨干。</p> <p class="ql-block">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根据相持阶段的敌我态势和新的作战方针,军事委员会还重新划分了十大战区,调整了兵力部署。正面战场的十个战区分别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防区为河南及皖北一部,兵13个师另两个旅。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防区为山西及陕西一部,兵力37个师、14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苏南、皖南、赣东及浙江、福建,兵力22个师另2个旅。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防区为广东、广西,兵力18个师、2个步兵旅。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区为皖西、鄂北,豫南,兵力35个师另一个骑兵旅。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区为,甘肃、宁夏、青海,兵力10个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旅。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辖区为赣西北、鄂南及湖南,兵力52个师及游击部队。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区陕西,兵力10个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另外还设了苏鲁和冀察两个敌后战区;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区为山东及苏北,兵力7个师及游击部队;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辖区为河北、察哈尔,兵力6个师及河北地方武装等。第一、二、三、四、五战区也分别开辟了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和豫鄂皖边游击区。南岳会议以后,军事委员会对各个战区的部队分三期进行了轮流整训,战斗力得到了一定提高。</p> <p class="ql-block">1939年1月21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中国国民党中央总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会上作了《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开幕词和《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演讲,在回顾抗战得失和面临的新形势后表示;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的“速战速结”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泡影。这就是我们今日唯一的方略,这就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针对日本的诱降,蒋介石指出;我们目前如果妄想妥协,希求侥幸的和平,就无异自投罗网、自取灭亡。</p> <p class="ql-block">五届五中全会还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抗战期间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蒋介石任委员长。日本的政治诱降谋略失败后,又开始了军事上的进攻。</p> <p class="ql-block">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军队仍有近百万大军陈兵于武汉周围。长江以北,是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有6个集团军35个师的兵力;长江以南,是薛岳的第九战区,有8个集团军52个师,此外还有若干特种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形成了对武汉地区的包围态势。日本大本营和“华中派遣军”为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派冈村宁次的第11军驻守武汉,并加强了第11军的力量,将第2军的13,第16师团划归第11军,使第11军兵力扩大到7个师团另2个独立混成旅团,近20万人马。为解除武汉周围中国军队的威胁,冈村宁次决定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方针,发动南昌作战,以巩固沿江战略基地、确保长江中下游航道的安全。</p> <p class="ql-block">南昌属第九战区防区战区司令长官是陈诚,因其兼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由副司令长官薛岳代理。所属部队有罗卓英的第19集团军、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龙云的第1集团军、杨森的第27集团军、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商震的第20集团军、樊崧甫的湘鄂赣边区游击部队,以及战区直属第74军,负责守卫湘、赣两省主战场。担任赣北防御任务的是罗卓英的第19集团军和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第19集团军第70、第49、第79、第32军及预备5师负责防守南昌地区,部队以潘阳湖为依托,沿修水一线展开。第30集团军的第72、73、第78军负责武宁方面的守备。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任第九战区前敌总指挥。</p> <p class="ql-block">南昌会战(1939年3月17日~1939年5月9日),作战地点;南昌。中方参战指挥官有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日方参战指挥官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典型战役有;南昌争夺战。中方伤亡10万余人,日方伤亡1.2万余人。</p><p class="ql-block">中方指挥官;薛岳将军</p> <p class="ql-block">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蒋军。</p> <p class="ql-block">第19集团军总司令、南昌会战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将军。</p> <p class="ql-block">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将军。</p> <p class="ql-block">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龙云将军。</p> <p class="ql-block">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将军。</p> <p class="ql-block">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将军。</p> <p class="ql-block">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将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