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里大屋觅初心

修篱种菊

平江县泊头村的湾里大屋是最高人民检察署第一任党组书记、常务副检察长李六如的故居。早就听说故居在修缮，党史学习教育才按下启动键，就不假思索直奔有“蓝墨水的上游”之称的平江县来了。

车过安定镇，高德地图语音导航一再提示“您已偏航”，调转车头好不容易在右手边找到很不显眼的泊头村李六如故居指示牌。沿指示牌车行数十米，到了目的地。

　　一幢明清建筑风格的老宅屋前房后到处堆着木料、砖瓦、脚手架等，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连绵的阴雨天气，里屋中厅和天井地面上布满绿绿的青苔，屋前坪靠着瓦堆放着的“李六如故居简介”“李六如同志生平”展板，提醒我这就是2011年被列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李六如故居。

　　岁月苍桑，多少英雄归尘土，多少峥嵘付东流，唯有历经一百六十多年风雨的老宅子还在这里，仿佛饱经风霜的老人，无言伫立。若不看展板，谁会相信这里曾经是岳阳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谁又相信这里还是秋收起义时夏明翰组织的平江东部指挥所？纵是看了展板上的寥寥数语，又有多少人知道从这里走出去的李六如有多么的不平凡：出身富商家庭的他，有黎元洪授予的陆军少将头衔，却怀揣救国梦想东渡扶桑求学，归国后实业救国梦破灭，在何叔衡和毛泽东介绍下于1921年秋入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延安时期还担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第一任党组书记、常务副检察长，因检察长罗荣桓身体不好，由他主持全面工作。他主持制定了《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是新中国检察制度主要奠基者。在全国开展五反运动之前，他领导检察署开创了查处不法资本家“五毒”案件的先例---乔铭勋诈欺案。此案是2016年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和潇湘电影制片厂为联合摄制的《反腐枪声》的原型。

　　寻访李六如故居，不单是检察情结和红色向往，更有文学遐想。1954年李六如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已经67岁高龄的他创作自传体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一、二卷，遗憾的是至其1973年4月含冤去世前，第三卷写作未能全部完成。

我试图在斑驳的墙、裂缝的窗格中寻找《六十年的变迁》中“如此家庭”的印记，青石大门框已找不到，刻有精致贴了黄金的浮雕也不知所踪，但“由正大门进去是三层大正厅，东西两边，各有两层大横厅”模样依稀。默默地站在西侧天井里，回忆一个世纪前的那个叫“季交恕”的人的传奇经历。。。。。。

从日本留学归国，他和同学从长崎乘坐一条十几丈长的大阪丸，前巅后簸地渡过黄海，站在船甲板，近乡情怯的他感觉家国命运未卜，自己也如汪洋大海中的这条孤舟，内心无限惆怅。船渐渐驶入上海，远远看到许多高高的烟囱，喷出一股股长长的黑烟，当听同学说前两年请假回国时，冒烟的地方新建好多火柴厂、面粉厂，他的内心又燃起希望之火。

　　回到平江后，他游说士绅主办救贫工厂和兴业公司，他办工人夜校并给工人分红奖金，短暂红火之后由于洋布大量倾销，兴业公司所制造的土布在仓库里堆积如山，雪上加霜的是还要给军阀筹军饷，最后血本无归。他明白此时此境所谓实业救国不过是痴人说梦。破产的他无路可走，想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该是一件快乐有益的事，于山穷水尽下长沙，在高等商业专门学校谋得教职。尽管他这个留学日本的“东洋蛋糕”薪酬远比不上从英美归来的“西洋面包”,还因经常被欠薪而吃上顿没下顿，但也算柳暗花明之际，因为在1921年的秋天，他的朋友圈里出现何胡子（何叔衡）、毛润之（毛泽东）,从此他的人生有指明航灯。

站在那里，我分不清这个“他”到底是季交恕还是创作了“季交恕”的李六如，但我分明是清醒的。或许这就是这所老宅子的独特用处吧,她好似一个器皿,将消散在文字记载,抑或是没有记载的东西都收纳其中,浸润、感染过往留连的人们。又犹如闪烁着人性的光辉的某种场力，牵绊着匆匆的脚步。

　　返程途中闻到辣条的味道，可见平江号称“辣条帝都”名不虚传，听说还有南帝、北帝之分。平江，这片红色土地上，为了共和国的诞生，曾有20多万英雄儿女壮烈牺牲！这片神奇的土地还是全国闻名的将军县，先后走出64名共和国将军。据说将军身份也是南北划分，共和国将军都诞生在南片，而北片则走出几十名国民党将军。在平江犹如湾里大屋般养在深闺的红色文化遗产不计其数，如此丰富的人文资源集散地，若只让全国人民记住了她盛产辣条，未免不令人有些遗憾。突然想起济南的老胡同，她的玲珑小巧虽不及北京的大气，但家家户户门槛木上都有或行或草或隶的对联，联义有自然雅趣的，有课子教孙的，有感悟人生的。。。。。。走在小胡同里，感受她的大乾坤，再浮躁的心也会静下来，自有与骑车穿行北京胡同不一样的孔孟意境。或许这就是以文化人吧！这些天，脑海中一直回放那些低头放线砌砖的工人们的粗糙的双手，他们应该不是第一次修缮这样的老宅子，但是散落的带有李六如标识的红色文化、检察文化印记却不是他们能修缮的。

对故居的土木结构修缮固然是简单的，而要让这里的每一片砖瓦散发出“李六如”气息则不会那么容易。鲜活的史料是红色文化资源的灵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物是人非，要寻找史料将越来越难。检察文化遗产亦不例外，她也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造性，比如建国初期检察机关的垂直领导，为何后改为双重领导？李六如当时对此是有解释的，他在《关于<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的说明》中认为,根据试行一年多的经验,垂直领导”有些窒碍难行之处”。可见当时他看到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情与苏联并不相同，检察制度顶层设计必须与中国国情结合。这段历史，年轻的检察官都知道吗？我们年轻的检察官不了解检察史，又怎么会有检察制度自信？检察文化自信？ 而对李六如的研究也不限于检察界，还在于文学界、党史界。他在《六十年的变迁》中对毛润之、何叔衡、夏明翰等历史人物塑造和对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安源大罢工、秋收起义等历史事件的诸多描述不仅限于文学研究价值，更重要的是有党史研究价值。真诚希望通过党史学习教育，能让湾里大屋走进普罗大众视野，让后人看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大检察官如何践行初心使命，期待检察系也会人人争谈“季交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