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咏嘉丨乡人朱乃正

尚胥慕梵

乡人朱乃正

沈咏嘉

乡人视朱乃正犹如朱乃正视乡人，那不断的牵丝，乡情长久而感亲切；那无尽的胜事，韶光永驻而生激勉。
最初，我是怀着一种艺术上仰慕的心理去拜访乡人乃正先生的，随着接触的频繁与深入，渐渐地闪现出他人生的亮点，进而我又从品格上去崇敬他。今天，我站在乡人的角度，把我考证了的先生祖上的一些历史，以及我与先生交往中的点点滴滴真实地记述下来，从这些琐碎细微之处会映衬出他的一些思想，可以作为我们多方位认知他的一种补充。

小街朱氏

乃正先生祖籍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为海盐望族清道光状元朱朵山（昌颐）族嗣。先生高祖以后分谷仓头朱氏和小街朱氏两支 ，先生曾祖属小街朱氏一支，祖父辈共有四房，长房朱希伯（学良祖父），朱仲钧（字符钧，乃正先生祖父）为二房，三房朱赤萌（字叔任），四房朱寄尘（字寄臣），四房均居小街秀水浜之朱宅。同为小街朱氏的另有位于玄坛弄南弄口东侧的谦良 之宅，该宅与先生祖宅仅一箭之遥。目下可知与先生同为族人的乡贤还有朱少虞 、朱希祖 、朱砚英 等。
朱宅坐南面北，前临小街。秀水浜东起于叶家桥南，往西绕朱宅折北穿怀德桥汇入市河。市河南是商业街道称为大街，市河北并非商业街道称为小街。朱氏在宅北小街下岸(街道沿河的一侧称之为下岸)建平房五间，东边一间是经营竹器的竹匠间，中间三间是棺材行，西边一间是石渡间（南方方言，专指两边砌有山墙，上覆屋顶，可遮日晒避风雨的通往河滩深入水中的石台阶。石渡间既作船埠又作洗涤、取水之用）。朱宅东与沈氏义庄相毗邻，义庄与朱宅均为五进清式建筑。义庄墙门前左右立“回避”“肃静”硬牌，正对墙门的河边竖立着高大的一字形照墙。怀德桥为东西向坡形石拱桥，宽同小街，长不足三丈，桥顶靠市河一侧是一间浅小的财神堂，无门，如同大佛龛，仅供信徒供奉香火而已。桥西堍沿秀水浜往南有小路通往近郊的桑园地，小路西边从怀德桥堍往南依次是住宅和怀德小学，学校与朱宅隔浜相望。绕宅一曲潺潺流水，学校几许朗朗书声，把朱宅化入了足以令人陶醉的江南小景之中。
朱宅正面3开间，有2道墙门，第一道是墙门间，往里依次是天井、平房、第二道墙门、大天井（西侧有井）、大厅、夹弄（夹弄上面东边供神主牌位，西边是家堂）、天井、前楼房、天井（西侧有井）、后楼房。后楼房挑出水面，为水阁式建筑。
朱宅东边自小街至南边秀水浜是一排面西的楼房，近南处楼房下有夹弄可通秀水浜，置石渡。朱宅西边自小街至秀水浜是一座带状式花园，大厅后夹弄向西延伸将园隔成南北两个区域，夹弄通西边的秀水浜，置石渡。园内奇石假山错落无常，青瓦小径迂回曲折，四时花木参差掩映，俨然是另类的江南私家园林！
为便利市民南北往来，1934年底，国民党县政府征用并拆除了朱宅五间平房中最东边的一间，在市河上架起木构“新洋桥”。1954年，秀水浜填为马路，曰“秀水路”。1971春，市河拓宽改造，“新洋桥”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更名“反修桥”，1981年更名“秀水桥”。1973年，秀水路扩建，朱宅被拆遂不复存在。

透露乡缘

乃正先生祖父朱仲钧为光绪二十八年举人，与邑人张元济世交，后均求职于沪，仲钧在海盐乡绅中负有声望。仲钧兄弟四人均为商务印书馆股东。
仲钧膝下有三子二女，长子连官，次子则尧（字翘，先生父），三子同祖（字建生，小名云官），长女雪宝（较同祖小），次女美德 。则尧毕业于南洋大学，与黄炎培交往颇深。则尧自幼过寄于张元济，张元济又是则尧与王玲梅夫妇的证婚人。玲梅祖母是南河滩方家人，祖母之外甥方仲甫是上海冯万通酱园 “老大先生”（即经理），仲甫夫人朱淑宝与仲钧为堂兄妹。
书香门下的乃正先生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又受到进步的爱国思想熏陶，从而影响了他品格的形成和人生境界的确立。
鉴于种种原因，朱仲钧与张元济的后人彼此间渐渐失去了联系，然而，乃正先生常常挂记着祖上两代人的友善之情。他曾要我关心一下他祖上与张元济先生交往的史料。后张元济图书馆长宋兵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张元济友朋书札》原件影印本两册复印了两套装成线装本交我，我即给乃正先生邮去了一套，另一套我抽时间细细查阅，可惜没有发现先生祖上的信札。2009年秋，时任张元济图书馆副馆长的杨剑请我为他的一位朋友写个招牌，他朋友一定要付润笔，我解释我写字从不收报酬的。杨剑说，《张元济全集》将陆续出版，要不叫朋友给你订一套。这句话让我眼睛一亮，这里边一定有乃正先生需要的资料。我马上答应：“那就给朱乃正先生订一套吧。”不料，杨剑让朋友为我也订了一套。书陆续出版，我也陆续给乃正先生寄去，并告知这是杨剑馆长送的书。一天，我收到了几卷《张元济全集》，刚去邮局寄出，回家后我在第一卷《书信》中查到了张元济先生《致朱仲钧》的信。从信与注释可知，1907年1月，张元济在天津期间专赴北洋师范学堂，为海盐劝学所约定留额六名，3月2日，海盐举行选考，张元济因忙于商务印书馆事务，给仲钧去信请他代为主持海盐选考北洋师范生事宜。翌年二月，为海盐学界风潮事（劝学所学董人选争论颇激），张元济又去信仲钧请他旋回乡里挽回大局，可见俩人关系之密切。我马上给乃正先生电话，乃正先生兴奋不已，连说“代我谢谢杨馆长”，又说“书收到后将好好看看”。大概编者对朱仲钧不甚了解，故没有注明收信人的身份，我在“致朱仲钧”下面补充了“浙江海盐人，乡绅，商务印书馆股东”信息。
我第一次与先生晤面是在1992年。为邀请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年会在海盐召开事，我随县文化局长李莲英、博物馆长鲍翔麟等于8月25日去北京与李寸松先生商讨。26日，拜访了时住红庙的乃正先生。
红庙的房子虽小然摆设紧凑整齐。进门是小客厅，一侧内门额上先生自题的“月白风清楼”草篆匾特别醒目。小客厅正中沙发后挂先生行草联一副，联云:“问人间哪得烟云散尽，看天外更有消息无穷。”款落“丙寅岁冬月白风清楼主正书”。另有小于三十二开的油画四五幅点缀左右，因其小得出奇而吸引了我。乃正先生介绍，这是他最近应邀赴法国举办《朱乃正小型油画展览》百幅中的作品，昨日刚好回到北京。晤面日期巧似约定，能不是缘？
1946年，我随家父从上海迁回海盐武原，租居于新洋桥北堍东去二十来米的西大街下岸119号，开设“九九文具社”，隔岸西望就是先生的祖宅；家父幼时曾过寄于先生堂兄（学良）的岳祖母；张元济族叔、海盐著名实业家张幼仪（名德培 ，号幼仪，后以号行）与家父又为姻亲。凡此种种亲缘关系，把我与先生拉近了许多距离。回想与先生首次晤面竟透露着乡缘长久的“消息”，此“消息”莫非寓于那“天外无穷消息”之中？
我每次到北京拜访乃正先生，凡他有新出版的作品集总认真地签上名托我带给海盐张元济图书馆，当然也有送我的。张元济图书馆也时常给他寄去张元济的出版物和相关资料。1998年春，先生请我带过一幅他的行书长卷给张元济图书馆，说：“托你带去我很

朱乃正赠与张元济图书馆书籍

朱乃正赠书签名

朱乃正赠书签名

朱乃正赠书签名

朱乃正敬录 海盐前贤张元济诗抄

张元济图书馆馆藏珍品 朱乃正5米长卷

前贤张元济诗抄局部一

前贤张元济诗抄局部二

前贤张元济诗抄局部三

前贤张元济诗抄局部四

前贤张元济诗抄局部五

前贤张元济诗抄局部六

前贤张元济诗抄局部七

放心。”我与乃正先生的交往是无功利的交往，接触不久我就开始酝酿着一个“阴谋”（本文后面有所交代），故尽可能为他做一点事情，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6年来，除了请他题过“绮园”两字外，我个人从未向他要过一件字画，我想，这肯定是先生送给图书馆的书法精品，正因为他认可我才托我带的，我当然不敢大意，把它完好无损的完成了任务。长卷内容是选录张元济的诗8首，款落“丁丑岁冬乡中张元济图书馆惠寄先生大作四册读时录之”。先生通过乡间张元济图书馆这条牵线，默默地延续着祖上的情脉，倾诉着几代人的沧桑之情。

不断乡情

书法既为艺术当异于写字，故乃正先生作书非自己认可方肯示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乃正先生曾跟我说起一件事，有人扛了一箱上好宣纸，欲立等请乃正先生题字而被先生婉言谢绝。使我记起黄炳虹（海盐书法美术协会主席）跟我讲过他亲历的一件苏州大书家费新吾谢绝作书的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费老应邀参加嘉兴市举办的纪念中共一大召开的书画笔会活动，活动中，有人指定内容请他即席挥毫，费老借故推托了。活动结束回旅馆休息，费老直言不讳地对嘉兴书画朋友说，笔会上写的一般都是胸有成竹的东西，那人拿来的内容既生疏又长，我倘若抓起笔来就写，岂非等同于抄大字报，这还有什么艺术可言！“宁精毋烂”是一位艺术家对待艺术创作应有的谨慎态度。
我曾请先生题过三次字。第一次是1993年3月，为“绮园”题字；第二次是2005年6月，为我开办的“海盐九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题字；第三次是2007年3月，为“海盐书画院”题字。每次他都要寄三、四幅任我选用，其对待艺术创作之求精，办事之认真和为人之谦逊可见一斑。
2005年，我在退休的第二年办起了“九九文化公司”。我把办公司的宗旨告知了先生：成立民间社团，与其它有共识的企业共同出资，挖掘、研究当地民间优秀传统文化，把研究的成果无偿提供给政府使用，以推动地方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先生在6月22日回信中说，“知君已成立文化公司，有心在市场经济一试锋芒，其办文化事业之热忱可佩可贺。瞩题字，久不作书，指臂涩滞，虽十数过而难有佳者，只能奉数纸供君任选”。从文化发展艰辛这个现实，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为的是保护我的积极性。十余年的交往，他十分了解我在为人上虽是热忱的，但在人格上却是有点清高的，故对我是否能“在市场经济一试锋芒”存有疑虑。他常关注着“九九公司”的情况，2007年底，先生在信中情真意切地写道，“公司不易办好，社会和经济效益也并非即可奏效，如太费精力时间，就作罢，专攻于笔墨或可释怀养性”。特别在公司持续不景气的时期，他曾几次问我“是否还坚持办下去”。尽管在两年多时间里“九九公司”也主动配合县里组织了几次文化活动，但它终究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而于2008年4月夭折。先生对我文化情结的支持和关注，亦即对家乡文化事业的支持和关注，这种清纯而质朴的乡情没有半点矫饰与虚伪。
尤为感人的是先生为“海盐书画院”题字的那次。2007年3月12日，县文联主席宋乐明按马小平副县长指示让我请乃正先生为“海盐书画院”题字。招牌的制作得需时日，题字、邮寄亦需时日，为赶上三月二十八日的揭牌仪式，我接到通知后立即给先生去了信。五天一晃而过，不知下文如何，下午近四时我拨通了先生的手机。得知先生夫人安玉英老师正在抢救，我只轻声地说了句“空了看我短信”，便匆匆道别挂机。短信中着重写明了题字的内容和书画院揭牌的日期，又特地说明如应允题字，文联将派专人赴京去取。第二天下午4点16分我意外地收到了先生的短信：“题字已快递寄出。朱。”20日收到了先生的特快专递，里边有三件风格各异的题字，附信说，“……我基本上天天在病房，外部事务一概停止。家乡事当效命。今天凌晨题写后，从一堆中选出寄奉，皆不理想，然也只能如此，请谅察。即颂书祺！”明代李梦阳说过“天下无不根之萌，君子无不根之情”。“家乡事当效命”，这就是一位年逾古稀老人的乡情！
由于县里工作上安排的原因，“海盐书画院”揭牌仪式推迟到3月30日举行。仪式非常隆重，由副县长马小平主持，县长沈晓红致辞，我代表书画院讲了话。事前，文联把统一拟好的讲稿给我并征求我的意见，为了表达我的思想，文联同意了由我重写的要求。整个讲稿只有三百来字，重点突出两个方面：一抓住乃正先生“家乡事当效命”之例弘扬奉献精神，二是简要阐述书画院今后发展应具备的条件。那天，我的确很激动，稿子上的字竟出奇地清晰，讲完后回到贵宾席，县政协副主席张巧宝惊呼：“今天你好厉害，看稿子连平时300度的老花镜都不用了！”我这才发现竟然忘带了眼镜！奇迹，真的是奇迹！我亲身体念了精神力量之伟大，这来自乃正先生家乡情缘的精神力量！

重续亲情

1935年乃正先生生于上海，1951年举家迁往北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先生仅两次回过老家海盐。
第一次是在1948年中秋前后，14岁的他奉母命“回老家看看”。其时，小街朱宅中属先生祖上的房子由族人管理使用且已破旧，故先生只能寄住于时任国民党海盐县党部书记长的姑父宋叔平家。先生的堂兄学良常陪他游览以及去海边游泳，虽只呆了10天左右，但秀水浜、怀德桥、新洋桥、东城门、绮园和天宁寺等乡间景物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第二次是1982年，先生偕海宁籍同学高友林从杭州出发，在海宁友林家住了一宿，次日，在友林的陪同下回到了海盐。30多年过去了，自家的老宅和学良堂兄已无处可寻，能勾起记忆的旧物除绮园外几乎消失殆尽。他们到县文化馆拜访了美术干部黄炳虹后就匆匆去了东门汽车站。候车无事，闲看墙上《回武原镇下放人员名单》大红榜，突然，先生眼前一亮，久已失去联系的堂兄“朱学良”的名字跃然纸上。“是同名同姓还确是堂兄？即便是堂兄也不知居住何处。况归程已定，也不及查找……”工作人员“检票了”的呼喊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徐徐滚动的车轮带走了先生对亲人的无限悬念。
1992年，我等第一次赴京拜访了先生，当他询问朱学良的情况时，我们都面面相观无人知晓。“四十多年没音讯了，不知他还在世上否？！”他那凄厉的叹息声让我们感到有点悲凉，但又无能为力。
1999年7月22日下午，“老朱”满头大汗跑到政协找我，他手里拿着一张2月26日的《海盐报》，上有我参加乃正先生回乡接待的报道和照片。
“老朱”开口就问：“嘉嘉，乃正来过了？”
我好奇地回答：“是啊。”心中疑惑着他找乃正先生有甚么事。
“乃正是我的堂弟，解放前夕就失去了联系。”“老朱”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主动介绍说。
“那你就是——‘朱学良’先生？”
“是啊。”
“哎哟！当面错过，当面错过！”我既高兴又遗憾地叫了起来。高兴的是斯人却自己找上门来了，遗憾的是乃正先生思念的亲人竟然“当面错过”！
记得1985年岁末，我与县博物馆长鲍翔麟去天宁寺一居民家看古家具，主人朱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朱先生比我年长二、三十岁，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者，我们都尊称他为“老朱”，他也跟着鲍馆长叫我的小名“嘉嘉”，此后相互时有往来。“三反”运动中“老朱”因检举领导贪污，“三反”后受到报复而被戴上“地主”帽子，当时他曾责问过，“我家不置一分田地，怎能划上地主”？解答是，“有房子，也是地主”。而后，全家下放农村。这帽子一直戴到1979年大批摘帽之时。
“七年前我们拜访过乃正先生，他跟我们说起，他非常想念朱学良这个乡中唯一的亲人，可四十余年间杳无音信。1982年他曾回海盐苦于无从查找。他还关切地询问过你的情况，可那时我这么也想不到是你……”我兴奋得边说边拨乃正先生的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朱老师，你要找的堂兄朱学良先生在我办公室呢！现在他给你说话。”
“老朱”伸出颤抖的手接过电话，声音也有点结巴：“乃……乃正……我是学良……唉，唉……你们好吗……我们都好，都好……噢，噢……地址……电话请咏嘉给我……好，好……再联系，再联系……再见……再见！”
他们相互挂记了半个世纪，突然联系上了，这千言万语一下子又不知从何说起，一边曾是“地主”，一边曾是“右派”，两边的道路一般坎坷，短短的问候，陌生而又亲切的乡音把他们拉回到不知忧虑的青少年时期的沉思之中。以后，他们在上海相聚，又通过书信尽情地倾述着半个世纪以来的思念之情，珍惜地感受着失而复得的亲情。

归乡散记

1999年2月23日，我与池晓明、柴永强、施奇观、马小平、小姚（公安局驾驶员）一行六人于下午2点30分从海盐出发，约下午4点20分到达上海长宁区仁和医院旁的乃正先生母亲家。
这天，是先生姐弟三人为90岁的母亲做寿的日子。前来祝寿的亲友使本来不大的居室显得有点拥挤。墙上早已挂满了从北京带来的祝寿的书画，均为先生手迹。有寓意高寿的朱
红方笔“寿”字，有朱笔《南山寿松图》扇面，有书于大红洒金纸的龙门对，上联“珠杓递运天垂象，爆竹两三声，人间是岁”，下联“玉琯调阳气转鸿，梅花四五点，天下皆春”……一派喜庆景象。
我们进谒了先生的母亲王玲梅女士，她真诚地感谢家乡政府给她带去的祝福。先生把我们一一介绍给他母亲。当她知道我是老海盐又与先生交善时，热情地拉着我的手，我也以伯
母相称，她兴致勃勃地回忆秀水浜老家的一些故事，大家感到格外的亲切和高兴。先生曾说过他母亲是一位接受新思想的开明女性，“解放前，族人要把我家的房地产移交给我母亲，我母亲没有接受，说，‘一直你们在管就算你们的吧’”。记得那时先生自嘲：“如果接受了，土改时一定划上地主什么的，那我不也就成了地主崽子了！”她的开明大度无意间免遭了一劫。今天见到伯母，果真气度非同一般。
晚6点30分，我们到了位于愚园路镇宁路的泰丰花园酒家。宴会厅正中墙上先生的榜书“寿”字和“普天同庆”、“人寿年丰”对联与欢快的民族音乐组合成一个热烈的喜庆场面。寿宴热闹活泼，有献辞的，也有献歌的，先生向寿星母亲敬了酒，拿起话筒很投入地唱了一段京剧《武家坡》，博得了满场掌声。这《武家坡》应该是有所寄托的，也许是倾诉自己在被划右逐羌的21个年头里未能很好地孝顺母亲的歉意吧！
第二天上午，我们与先生等一行启程回海盐，下榻海盐宾馆，这次是先生第三次回到家乡。在海盐宾馆午餐后，稍事休息，由我陪同去桐乡君匋艺术院。在接待室，欣赏着保管员从库房取出的书画和金石藏品，有吴昌硕金石若干、赵子谦春夏秋冬花卉四屏条和文征明山水卷等。先生一一认真细阅，特别对在传统绘画中有所创新的赵子谦的画兴趣颇浓。
晚上仍在海盐宾馆就餐，由县政协主席袁世和主陪。席间，先生颇为感慨地说：“没有咏嘉跟我长期的联系，我今天也不会到这里来。”话语中隐隐露出人世间情素之引力。先生的挚友刘郎说：“我在朱乃正家看到过咏嘉为《海盐文博》和《海盐腔研究》题的字，写得很好。”先生说：“咏嘉是聪明人写字，但目前咏嘉的字还未完全脱去‘放有余而收不足’的习俗。”之前，先生曾告诫我，不要为迎合时尚潮流而欲达到视觉冲击效果去走一种书法创作上所谓的“捷径”，浮躁，急于求成，是学习书法最大的障碍。要净心、超脱、无功利。自此，我在力求“净心”之下注重人格的养成、知识的积淀和技法的提高。尽管如此，数年后的今天仍然积尚未厚。自古以来评价书品总是离不开人品，而又把人品至于书品之上。我在先生的影响下，将一如既往地“咬定青山”，把品格修养的提高作为我终生之目标。
第二天我陪先生等人游览了“绮园”。先生手拿着“绮园”的宣传折页，一边听我的介绍，一边抬头望着月洞门上他所提的 “绮园”匾额，微微地笑着。1993年，中国民间工艺美

（1999年2月，朱乃正返乡省亲，期间参观绮园。倦鸟归巢，游子望乡，这仿佛千年化不开的归宿浓情，绵绵不断地延续着。）

术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年会在海盐召开，“绮园”是会议主要的活动场所，为此，需对“绮园”作局部的整修。月洞门上原由南社社员上海金山高燮所提的“绮园”匾额将移于新建的墙门之上，月洞门上则另请名人书写，我当即就想到了先生。其时，我们还只是一面之交，我就冒昧地给他打了电话，先生居然爽快答应，数天后就收到了题字数幅。他在信中是这么写的：“‘绮园’题字数张各有意趣，请根据石门设计要求选用，当以谐调为准。收到选定后，望赐告”。匾额做后我拍了照片给他寄去留作纪念。今天先生亲临现场，对我的选用没有提出异议，我心中的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绮园”是冯家的一个花园，20世纪30年代，黄宾虹的女弟子朱砚英在冯家教过书，一个甲子后的今天，先生为冯家的花园题了字，我本以为砚英与先生只是同为画人而已，后来才清楚他们又同为族人，乃正先生的题字无意间为“绮园”增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

绮园 朱乃正题

君子之交

我总觉得与乃正先生相互交往的共同点是平淡之中的情感交流，没有虚伪，只有礼节。这种摒除虚荣的文人交往，即古已有之的儒雅之风于今却颇为鲜见，在排场、铺张与日俱进的当下，这“儒雅之风”应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并发扬光大！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七日，县政协主席孙志顺和我代表四套班子看望了正在养病的先生。在先生寓所，面对他那面积不大略显凌乱的书房，特别是看到有张“通知”用图钉很随便地揿在崭新的书橱上以作“提醒”的那个场景，我突然冒出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先生告诉我们，他的文集《朱乃正品艺录》近日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他和詹建军、孙景波三位画家受加拿大艺术基金会邀请，下个月将去旅游、写生，为此，他严格遵循医嘱积极锻炼。不料时隔一个多月，一个大忙人的他回国后还记得与我们说起的这些事，给我们寄来了《朱乃正品艺录》和三人在加拿大举办油画展的宣传资料，让我们也分享了他们的快
乐。此虽小事，但令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对乡人的眷恋和对乡邑的思念。
亲友皆知先生独爱杯中之物，由于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他只能忍痛割爱。先生津津乐道地叙述着在他住院期间的一件事：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徐小兵（浙江桐乡籍人）拎了一小坛绍兴酒（杭嘉湖一带都习惯喝这种酒）去看望他，尽管这坛酒值不了多少钱，但这乡间之物使先生倍感亲切。这与我每次拜访他带去的海盐土产“团菜”、“大头菜”颇受他的青睐何其相
似。
一九九九年四月，先生应邀参加南北湖旅游节活动，这是他第四次回乡。两个月前回乡的那次，他带来的礼品是他的画册和《朱乃正品艺录》，这次，他带来的是他的书画明信片，每张都有他的亲笔签名。除了他自己赠送外，还交给我许多请我转送给他没能见面的那些新朋友。大家对明信片很感兴趣。先生看到家乡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欣慰地说：“想不到这小东
西挺受欢迎的。”
在陪先生参观黄源藏书楼时，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誉为“当代关汉卿”的剧作家顾锡东。我为他们作了介绍，虽然两人从事的艺术门类不同，但在人生哲理和艺术观点上却有着共同的语言……旅游节结束，先生将取道杭州返京，由刘郎和马小平陪同赴杭。
第二天早晨，车子已在海盐宾馆大门口停着，我们在大厅等候。先生等人出了电梯，几位主要领导迎上前去握手告别，我在后面等先生准备上车的时候才挤上去，把昨天晚上制作的卡片恭敬地递给了他，向他道了别。卡片上嵌了两张书签，上面印有毛主席的头像和语录。我在卡片上写了几句话，当时没把原文记下来，内容大致是，“乃正先生：在多年的交往中，我从未送过你什么礼物，这是伴随我三十多年的文革时期的书签，我很珍惜它，见到它就会回到那个让我永远不会忘却的年代。今天，我把它送给你，你也一定会珍惜它的。作个纪念吧。学生咏嘉顿首。”我想他在车上已经认真看过，也应有重温文革的感受。他把他还在使用的银粉的签字笔托马小平带给了我，我领略着这半截银粉之笔的物外之情：人际间礼常往来之礼的价值不应以礼的本身价值，而是以其附加值去衡量，所谓附加值就是附着在它上面的文化价值。正是这支使用过的笔传播出了先生与我之间无价的坦诚无间的信息，至今我还珍藏着它。
我与先生的交往把握着“尊重”的这个尺度。先生有过许多无奈，其中对时间和精力的感慨是“目前各类琐务大大小小都在分割不多的时间与精力，感到百般无奈与痛惜，此情只有自己暗知”。我对先生的尊重细小到电话号码。为了尽可能避免由于我的原因而带给他的干扰与麻烦，他的电话号码我除了提供给县里组织上外，一般都“保密”。
二〇〇四年，我退休第二年的六月十日下午，接到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晓初的电话说，《青海日报》摄影记者胡先生在绮园观光时发现“绮园”二字为乃正先生所题，便与晓初介绍了他与先生熟识的关系，只是前几年失去了联系，希望能得到先生的电话号码。晓初问我是否可以给他，我说容我联系后再定，晓初如实把我的意见告诉了他。可胡先生却有点接受不了，表示如果乃正先生连手机号码也不给他，他就永远也不要见他了！尽管我的谨慎引起了胡先生的误解，但我还是请示了乃正先生，最后得到认可。为避凡俗世事，先生有时会躲到山沟里过着半隐居的生活，这次他特地让我转告胡先生，“如果我在山沟里，那里的信号是不太好的”。如此细微之处先生都会考虑到，可见其对朋友之真诚，对友情之珍惜。

求实

一九九八年六月上旬，从傅旦处得到乃正先生又患脑梗塞住院治疗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提请领导及时慰问，其次，在我与他多年坦诚相交的基础上，向他提出捐赠书画的要求已是时候。我把想法告知了县政协主席孙志顺，并建议顺便看望李寸松先生。孙主席极为赞同，并向县委书记王海仁作了汇报。数日后，王书记委托我们二人代表四套班子慰问乃正和
寸松先生。我奉命将县里的行动给乃正先生吹了个风，先生婉言道：“请谢谢家乡父母官的关心，我已出院在家疗养，还是不用专程来京为好。”我说，“这也是工作，既然县委定了，我们也不宜变故”，由此而说服了他。 六月中旬，我们启程出发，这是我第三次赴京拜访。
先生对家乡带去的问侯十分感激。先生的病情已基本稳定，每天坚持着做规定的康复运动。其实，先生住院已是那年春节前的事了，对此，我们深表歉意。先生急忙解释，消息是他有意封锁的，否则出于礼节朋友们都会过来，有许多是外地的，这将给大家带来麻烦，另外也有利于自己静养治疗。先生曾说过，“我这一生尽量不给人添麻烦，凡事必先克己，这是个做人的基本原则”。
晚上，先生设宴招待，还请来了他美院的同学、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蒋建国。席间，蒋建国介绍自己曾写过《想圆的梦——我所认识的朱乃正君》一文，刊登在《北京政协》一九九五年第六期上。后蒋建国给我寄来了这本刊物，文中许多鲜为人知的亮点揭开了这位有良知有抱负的书画家人生的一页，这为人楷模的一页更燃起了我们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心。

那天，由我试探性地提出书画捐赠之事，想不到先生不假思索地说：“可以考虑。我的作品原有中央美院、青海和中国美术馆三个去向，现在看来还要增加一个——家乡海盐。”他表示给海盐的作品以中国书画为主，可以在博物馆辟一个室专门陈列。孙主席则顺着我原有的思路提出还是建一个“馆”来得妥当的观点，先生一下子表不了态。经我们再三游说，他才初有“书法可专门搞个馆”和“可叫艺术馆”的想法。我们就捐赠等作了粗线条的漫谈……
为引起县里重视把“艺术馆”做大，我和孙主席统一“朱乃正先生主动捐赠”等口径向王书记作了北京之行的书面汇报。不久，县委拟筹建“朱乃正艺术馆”。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县委有关领导赴京向先生汇报了筹建“朱乃正艺术馆”的初步设想。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海盐是一小县，要发展就更得从提高知名度入手，利用名人效应不失为良策。为亦师亦友的乃正先生建一个馆，为地方上增加一个文化设施是我多年的愿望。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九日我给乃正先生的信中写道，“坦白说，一九九二年我参与为李寸松先生筹建‘泥香室’的时候就萌发为你也建一个馆的念头，以后的沟通联系仅体现乡人
与你既清淡又深厚的情感而已……如果‘艺术馆’能办成办好，我的‘阴谋得逞’之日，也是我功成告退之时。”这是我与先生交往中自己设置的重要历史使命。我长期恪守着以“君子之交”的宗旨处理着与先生的关系，其目的只不过是让他能感受到乡人“虚其心”的素质而别无他意。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先生回到海盐，地方政府与其具体讨论建“朱乃正艺术馆”（后为增加其教育功能而定名为“朱乃正艺术院”）的实质性问题。三月二十五日，海盐县委、县政府决定建立“朱乃正艺术院”筹备领导小组，我任副组长。四月二十六日，“朱乃正艺术院”举行奠基仪式。七月，海盐遭受较大水灾经济损失颇重，鉴于此等多方面的原因，先生决定不建“朱乃正艺术院”。记得一九九八年十月，先生就“艺术馆”事跟我谈过一个观点“海盐经济虽好，但为我化去很多钱，这样增加县里负担也不好。搞得大要支付的费用也大，最好小而精。还是根据实际情况，不要匆忙，水不到渠不成。” 我急于促成的“积极”恐怕也是造成“艺术馆”流产的一个因素亦未可知。从具体讨论建馆到奠基仅两个多月，的确也仓促了一点，还得从实际出发，终究是“水不到渠不成”呀！
十年以后的今天再来看这件事，或许先生是对的。最近，电视媒体披露，到目前为止全国在册文物丢失了两万多件，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心寒，为保护文物有多少人作出过不懈的努力，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文物丢失的原因不外乎制度的不健全或内部管理的混乱。受国家文物法保护的文物都会不翼而飞，何妨艺术馆之藏品乎！
我写《（新）海盐县志•人物卷•朱乃正》是基于先生正处在夫人身患重病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二〇〇六年底，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提到“县上又来电，说欲在县志中将我列入并索取资料，我说明现状后告知欲得详况，可问阁下”。当我自荐代为撰写他的材料时，他高兴地复函，“君若先为我撰稿，省我时力，不胜感谢……”。后又见信说，“县志由你写我的评价，实事求是，相信你会写好的”。尽管他清楚我了解他，也清楚我这个人是客观辩证的人，然而还是要强调一下“实事求是”，于此亦可窥见他重实恶虚之品质。我对“实事求是”的理解是：一资料收集尽可能全面，不持一孔之见；二恰如其分，不可无端拔高。我第一步做的就是广泛收集资料。
二〇〇七年七月，我反复阅读了收集到的所有资料，严格按照先生“实事求是”的要求，在读懂的基础上归纳提炼，至八月中旬把《（新）海盐县志•人物卷•朱乃正（第四稿）》寄发给先生请他修改补充。一周后我收到了《朱乃正（补充稿）》，其中除了考证一个年代、删除两个职务和补充两个职务外一字未动。我再次斟酌推敲了整篇稿子，对个别字、词作了调整重寄先生。先生在回信中写道，“人物志的简介传文让你费了不少时间，前后修改了五稿，认真之情，令我感佩”。如此，我才作为定稿送交县志编辑部和县档案馆存档。通过撰写使我对先生有了更深的了解，“求实”是他人格的重要方面，“求实”贯穿在他一生的言行举止之中。

心正

乃正先生共有姐弟三人，大姐名乃心，兄长名乃一。先生的父亲曾与朱学良谈起过，为了期望子女们把心一定放正，时时事事做一个正直的人，就在三人的名字中分别用了“心”、“一”、“正”三字。
纵观先生的一生，他没有愧对他的父亲。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心正、他的直率才被划上了“右派”。季羡林在《记张岱年先生》一文中说过，“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季老这话尽管有点绝对，但绝大多数是这样的，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先生能抱着热爱生活积极工作的态度去正确对待，这对当时还只有二十二岁的年轻右派的他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屈原放逐而后赋《离骚》，乃正先生划右逐羌而后绘《金色的季节》①。他曾说过，“是生活给了我艺术……从作品上反映与生活的关系，这是我的特色。”
我在《（新）海盐县志•人物卷•朱乃正》一文中把先生划右逐羌的二十一年归纳为“是深入农村、牧区和戈壁、荒漠、雪原，受其沫浴和磨炼的二十一年；是用画笔讴歌民族精神和祖国大好河山的二十一年；是他的人生与艺术共同成长起来的二十一年”是恰如其分的，这是很少有人做得到的。
正因为先生有着“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的气度，在执着中坚守自己的人格，在任何环境下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艺术道路，才能成为当今我国探索中西交融颇有成就的画家兼书法家。

在他担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日子里，他仍然极为投入地干着他并不感兴趣，但关系到改善教职员工生活的建房工作。一个艺术造诣颇深的堂堂中央美院的副院长非但丝毫没有一点傲气，反而乐意为群众当跑腿。为了多建三层宿舍，他上下奔走，四处求助，均无结果，最终为满足对方的要求，无奈之下以割爱吴作人老师给他的唯一的一幅画为代价，才圆满地画
了一个句号。
时下，“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成了中国教育界关注的焦点，“人格养成”将纳入育人体系之中，从而对“人格”也展开了讨论。由此我联想到，面对被划右逐羌所带来的“辱”以及被成就和地位所带来的“荣”，先生之所以都能正确对待淡然处之，这完全是基于他由于“心正”而养成的“人格”。

“心正”二字已深深地熔铸在先生的骨髓里，“直言”于他是无所不在。他清楚地认识到艺术创作的方向关乎民族精神的去从，对此，他会不留情面的揭露时弊，力挽狂澜：“我常想，为何时下在褒扬力推流行的‘现代艺术时’，总会归引出玄奥的自我观念和复杂多层的人文含义，却为何鄙薄贬抑造化万千的真实视觉形态，似乎反倒不具人类同有共聚的心智、情感与哲思？”他又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担子：“我想用自己的画笔来诠释这一疑问，也许可以使人识别这一小小的‘误区’。否则人的视觉审美将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陷入自欺欺人的泥沼而无以自清自拔。”他大声疾呼“人应该崇敬和理解自然，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破坏‘改造’自然的基础上与自然保持和谐。显然，这种观念既古且新，它已经成为当代科学研究所充分肯定”。 正因为先生具备这种品格，才能身体力行着他所说过的“只要在我有生之年，还能去站在那块孕育出伟大华夏文化的大地上，我将情不自禁地用自己的手笔使之迹化。我不能欺骗自己的眼睛，也不愿欺骗那些同样热爱自然造化生命美的观者之眼。”这既是先生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也是先生对待人生的态度。

乃正先生“心正、人正、艺正”的这种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融贯于他日常的待人接物和创作理念之中。

① 《金色的季节》，朱乃正成名之作。在他被谪青海三年后开始构思创作了这幅没有阶级斗争火药味的画，文革中曾作为“黑画”受到批判。

心画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协《文艺报》社主办的“面向新世纪文化艺术创作研讨会”，会期五天。二十八日下午，拜访了乃正先生。
那天在他家里谈了很多，他从平生仅有的两次回乡、与画友交往轶事谈起，到温哥华国家公园班芙艺术中心等等。特别谈到温哥华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的保护，艺术中心健全的功能及其对世界各地艺术家的吸引力时，先生遏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我也凭添了许多的遐想。先生又提起中央美院美术馆正在举办油画系的画展，底层展厅有他的八幅作品。我很想去看看，他找请柬，可没找到，就随手在信封上给王晓馆长写了个便条，又怕展厅关门，便跟王馆长打了电话请他关照。我受到王馆长的热情接待，开了小灶。展厅空无一人，我尽情地欣赏了将近一个小时。
先生的八幅作品中有一幅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创作于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日的我曾见到过的《一夜雪静（邓小平逝世后一天）》。我驻足凝视良久，慢慢品味，细细琢磨，从中窥测到了创作中的一点信息，那是他寄予伟人的哀思。用先生自己的话说，“余本属南人北迁，身上虽然留有南人气质，却喜高旷放远之境”。这里彰显了他南北交融的豁达旷远细腻缠绵的气质。
回想起一九九七年九月下旬，我与县博物馆张跃明等去北京李寸松先生处取泥塑三国人物，顺便拜访先生的那次。我们在他的寓所已见到过《一夜雪静（邓小平逝世后一天）》这幅画。画的中间两行杨树挺拔擎天，渐行渐远，遥遥峻岭，丛林密集，皑皑白雪，茫茫一片，整个画面俭素洁净，不染尘埃。从画意的表达上发出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声，从画风的支撑上深蕴着中国画的水墨特征，它寄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折射出中国油画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先生告诉我，这是他在听到电台播出邓小平同志逝世消息的第二天晨起后就着手画的。这是他怀念为艺术家们带来第二个艺术春天的邓小平同志的那种胸中块垒之情感释放，这是他怀念对作出伟大历史功绩的邓小平同志的那种万千思绪之情感喷发！这释放，这喷发，犹如滚滚而来的钱江巨潮势不可挡！
时隔九年后的岁末，我给先生寄去了华宝斋的线装本《邓小平手迹》，他收到后在给我的回信中颇有感触地写道，“见到惠寄《邓小平手迹》四册，翻阅之余不胜感慨……”睹物思人，再一次勾起了他对小平同志的缅怀之情。

先生胸怀宽阔，淡泊名利，执著于艺术而别无他求，到头来，本非他所求之名——中央美院副院长、国家文物局书画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等等却接踵而来。先生的为人和对人生的把握上某些方面与自然界现象中的因果规律似有相通之处，或许老子的哲学思想也影响着他的品格的形成！老子云“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又云，“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虽不能把乃正先生比作“百谷王”，但他如此高的的众信度却与“不争”和“善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稿于二〇一〇年二月四日晚

2019年7月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