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红药箱

崔长平

在 父亲卧室的床头墙上，挂着一个暗红色的牛皮箱子，但已十分老旧，箱子的外壁已经变形，凸凹不平，如果不是箱子前方那个白底红十字的标识，没人能知道那是一个药箱子，更不知道那是个曾伴随着父亲三十多年行医历程的红药箱。

打开箱子，中间的隔层把箱子分成上下两层。上层放着一个老式的听病器，听病器上的胶管已经老化发硬，一把已经生锈的镊子，另外还放着一个巴掌大的黑色小皮包，拉开皮包的拉链，金黄色的金丝绒内衬上别着十几根大小长短不一的银针，细如发丝，闪闪发亮。那是父亲当年给病人进行针灸治疗所用的银针。取出隔层，只见箱底有一个水银柱式的血压计，还有几个曾经装过药物的空盒子。

今年已是八十八岁高龄的老父亲，十五岁当兵入伍。曾参加过著名的淮海战役，参加过解放洛阳、郑州、广州等大小战役十余场次，虽没有立下显赫战功，但可谓出生入死九死一生。新中国解放后，复员回到家乡，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借来一些医学书藉，靠着发奋苦学，学得了一些行医理论知识。又到十余里外跟着一个老中医学习针灸和一些中医知识，随后在村子里当上了一名赤脚医生。

我小时候记得有一年，公社卫生院一个姓党的医生来到我家，把一个红色的赤脚医生证书和那个红药箱交给了父亲，说是上级卫生部门给每个村卫生员配备的行医工具，临了似乎还鼓励父亲要努力干好这一工作。从此父亲便伴随着那个小药箱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的行医生涯。

在我年少的记忆里，父亲的行医历程是艰辛的，无论是白天黑夜风里雨里，无论是赤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大雪飘飘的严冬，只要是村子里或周边村有了病人，父亲便立刻挎着那个红药箱前往病人家里，给病人行医治病。

那时的乡村医生虽然医疗条件低下，但行的是一个全科医生的角色。问诊、检查、开药、取药、打针、包扎、甚至煎熬中药全是一个人干，遇到重症患者或者疑难杂症的，还要把病人护送到乡镇或县卫生院救诊。

在那个大集体的时代，赤脚医生干的是半医半农的工作。上工修“大寨田”，父亲一个肩扛的是镢头，另一个肩上挎的就是那个沉甸甸的红药箱。工地上若是哪个人意外受伤了，父亲便能立即对伤者进行包扎治疗。

村里年龄稍大的人都记得，那些年每年的冬天和开春季节，为预防流行感冒提高人们的免疫力，父亲为村民百姓熬制大锅药的场景。他将秋天在沟堰边捋来的野菊花，从地头刨来的尖尖根以及从沟里芦苇地的湿泥里刨的芦苇根做原料，在打麦场的空地上支起大锅熬制大锅药让村民服用。村里有的老年人得了关节炎行动不便，他就利用他学的针灸知识，反复多次上门进行针灸治疗，直至缓解或治愈他们的疼痛。每年父亲都要为村里的适龄儿童打疫苗、服糖丸，还要为部分老年病人配制丸药等，工作十分繁累，但父亲从未为此叫苦埋怨过。

父亲是个实诚的人，虽然医疗水平有限，但他把那份工作看得十分神圣。谁有个头疼脑热伤风感冒的小病，他都当成一件大事去认真对待。凭着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和对待病人精以求精热情服务的态度，倒是帮助村里好多人治好了他们的病，受到了人们的夸奖和称赞。

记的有一年夏天的晚上，风雨大作，电闪雷鸣。劳累一天的父亲刚脱衣躺下睡觉，忽然听到门外急促的敲门声，父亲赶紧穿上衣服把门打开，那是村东头的刘叔。他气喘吁吁地对父亲说：“我那儿子高烧的厉害，已经抽搐昏迷，你快去给俺看看。”听了刘叔述说，父亲不由分说打着雨伞提着那红药箱，和刘叔迅即冲出门外一齐消失在风雨交加的夜幕之中。等待父亲回来时已是深更半夜，衣服和裤子已经湿透。后来刘叔逢人便说要不是父亲的及时治疗，儿子恐怕连命都难保了。

还记得一个冬天的早晨，天上飘着雪花，邻村大马沟村的一个人来请父亲去给他家里的病人看病，那天父亲一直到傍晚才回到家中。后来听父亲说那人的家属得了重病，他怕耽误了人家的病情，便和那家人赶着牛车冒着大雪，一直把病人护送到十余里外的乡卫生院才回来的。

在父亲行医的历程中，类似这样的事多不胜数。他常说：“救死扶伤是一名医生应尽的职责，病人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把病人的病治好了，看到他们的笑容，我心里才觉得高兴啊。”

凭着父亲高尚的医德，热情的服务和对病人精心的治疗，从而赢得了村里人很好的口碑。那些年他连续多年都被大队或上级卫生部门评为“劳动模范”和“优秀卫生员”，家里的墙上都贴满了村里和公社卫生院发给他的奖状，我们全家都为父亲能取得那些荣誉感到高兴和自豪。

父亲是个老实善良而又不善言辞的人，对待工作兢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做事低调从不张扬。那年在大队院里召开的村里劳模表彰大会上，父亲和那些被评出的劳模们胸前都挂着一朵碗口大的纸质大红花，在大家的掌声中他们一一从支书手中接过奖状，脸上都带着幸福的微笑。支书让父亲做先进个人典型发言，在大伙和村支书的一再邀请和催促下，父亲才走上了主席台。面对全村老少爷们的掌声，他半天讲不出一句话来，也许是过于激动或许是压根也没有打算发言，满脸通红的他最后极不自然地说了一句话：“没啥可说的，今后俺继续干好俺的这份工作，为大家服务好”，说完便站起身走下了主席台，于是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未，由于身体原因和国家的医疗制度改革，父亲离开了他从事多年的行医工作。从此父亲便将那个与之相处三十多年的红药箱挂在他身边的墙上与它朝夕相伴。

父亲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 时至今日，父亲的红药箱一直静静地挂在那里，它是父亲几十年所从事的平凡而神圣事业的见证者。每当我看到它，眼前即刻会浮现出父亲当年身挎药箱去给病人看病的身影。每当这时我便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深深地感到父亲的伟大与他从事医生这一事业的崇高，从而对他更加肃然起敬。

2021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