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食诗帖》与北宋“乌台诗案”的因果关系

郑州张世科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苏轼无疑是最负盛名的一代文豪、艺林泰斗之一。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文学家和画家，而且是一位冠盖千载的书法艺术大师。著名的《黄州寒食诗帖》即是苏书艺术中的灿灿精品。

　　《寒食诗帖》可谓苏轼于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出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通篇书法起伏跌宕，气势奔放，光彩照人。苏轼选在“寒食节”这天写下这样一纸诗帖，想来是有其深刻寓意的。当其时，他的心情肯定不佳，甚至是非常酸涩的。

苏轼撰诗并书丹的《寒食诗帖》，墨迹素笺本，横3.42米，纵1.89米，行书十七行，129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寒食诗帖》虽无款及年月，实际上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即苏轼被贬谪黄州的第三年，时年苏轼四十八岁。而苏轼的被贬黄州，又是和北宋历史上一件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分不开的。

　　公元1069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政知事（相当于副宰相一职），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变法运动。但变法开始，就遭到了韩琦、欧阳修等元老重臣的反对。朝廷里很快形成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亦即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变法反对派，是为旧党。就这样，面对着改革问题，朝廷出现了两党相争的局面。由于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势不两立，开始时苏轼反对变法，受到了新党的排斥；后来旧党上台，他又不同意全盘否定新法，遭到了旧党的戒备；而后新党把旧党打下去时，而他由于态度不明确，始终被两面所排挤。新党、旧党都视苏轼为眼中钉、肉中刺，自然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乌台诗案”因一份“谢恩表”引发了。

　　元丰三年（ 1080 ），苏轼被调任为湖州太守。照例写了一份“谢恩表”，刊行在“邸报”上。他表上写的是：“您知道我很愚昧，又不能适应形势，难以追随那些新进的权贵；但又看到虽年老，却不爱生事，就派我去管管小民……”这“新进”、“生事”就让人听出了弦外之音。谁是“新进”？谁“生事”？惹起了人们对新党的嘲笑，也引起一些“对号入座”者的不满。御史大夫舒直趁机向皇上奏了一本，说“苏轼的谢恩表讥讽时事，搞得朝野轰动，争相传诵。苏轼包藏祸心，怨望皇上，应口讥谤，讪渎谩骂而没有人臣之节，万死也不足以谢圣上。”他还从苏轼写的诗文中找出60多条词句作为材料，证实苏轼不满朝廷，“讪上骂下”。比如说：“陛下发青苗钱，本来是接济贫民，苏轼却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教群吏学法令，苏轼却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推行盐法，苏轼却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御史中丞李定也上表，列举了4点苏轼该杀的理由。一时间，此事闹得沸沸扬扬。案子由御史台审理。当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就被人从湖州抓回京城，关进了御史台监狱。因为御史台常植柏树，柏树又常常是乌鸦的栖息地，所以，人们常称御史台为“乌台”。苏轼因诗获罪是由御史台一手操办的，所以此案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起初，苏轼只承认一些诗句反映了民间疾苦，并无怨谤之心。但经不住轮番的审讯、折磨，只得违心地承认有罪，并写了“供词”。例如《山村绝句》：“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本和“盐法”无半点瓜葛，可“供词”上却说：“此诗意言山中之人饥贫无食，虽老犹自采蕨充饥，时盐法峻急，僻远之人无盐食用，动经数月……以饥盐法太急也。”如此这般，简直生拉硬扯，给自己无线上纲。

　　苏轼在文字罗网中作无奈地挣扎，只等着御史台把罪状和供词编织就绪，待皇帝批准后杀头了。但值得庆幸的是，苏轼最终躲过了这场大难！据说有这样几方面的因素：一个原因是神宗本来不打算杀他，待看到苏轼在狱中写的诗时，更动了慈悲之心。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昧自忘身。百年未了须还债，十口无家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另一个原因是，太皇太后曹氏的一条遗嘱，救了苏轼的命。据说，曹氏病危，神宗皇帝去看她，她说：“当年仁宗皇帝策试举人回来，见到苏轼两兄弟的文章，很高兴地对我说：我为子孙得到了两个相才。如今不但没有重用他，反而要把他下狱论死。苏轼无非是作了几首小诗，发了一点牢骚罢了，这是文人的习性，若是抓到了一点小小的不慎之言，就罗织成罪，何以对得起仁宗皇帝？何以对得起太祖皇帝非叛逆不杀大臣的祖训？”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臣的救援。据说，从苏轼被捕之日起，救援的奏章、信函便如雪片般飞来。张安道在南京上疏，府官不敢接，他就派儿子持至东京开封登闻鼓院投进；王安石的女婿上书，扬言要在皇帝实录上记下神宗不能“容才”；苏轼的弟弟苏辙则愿用自己的官职和薪水为哥哥抵罪。这些都促使神宗决心不杀苏轼。其结果是，苏轼被调到黄州任团练副使。据说，苏轼迈出监狱门槛时，感慨万千，挥笔写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公元1084年，宋神宗决定起用苏轼，将他调入汝州。途经南京时，他特意去看望了罢相在家的王安石，并安慰王安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安石被苏轼宽广的情怀深深感染了。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继位，大权掌握在守旧派司马光等人手里。他们想拉拢苏轼，便升他为翰林学士。然苏轼又不同意将新法全部废掉，与司马光当面争吵起来。不久，苏轼遭到了“自己人”的排挤，被贬到杭州任地方官。苏轼到杭州后，筑堤植柳修湖，为当地百姓排忧解难。如今，苏堤已是垂柳成荫，烟雾朦胧。凡游西湖者，无不对这位伟大的诗人充满敬意！1094年，变法派占了上风，又将苏轼贬到偏僻的广东惠州，最后将苏轼贬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儋州。1100年，新皇帝宋徽宗登基，苏轼被赦免。第二年，在北归的路上，苏轼在江苏常州病逝，终年６５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