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辞去民盟主席的原因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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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波

黄炎培担任民盟主席的时间很短，对他为何辞去这一职务，现已出版的有关民盟的书籍大多不提。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编的《中国民主同盟简史》只是说因出国辞去主席职务，尚丁先生写的《黄炎培》一书对此的说法是“在前进的历程中，曾经一度有所迟疑。”唯有赵锡骅的那本《民盟史话》写得清清楚楚：黄炎培担心若以民盟主席的名义署名发表民盟成立的宣言和纲领，以后他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将遇到国民党强加的许多阻碍，遂于出国前提出辞职。

赵先生的说法固然不错，只是黄炎培的“担心”要比以民盟主席的名义署名发表宣言和纲领来的早，黄炎培是1941年3月12日，与张澜、张君劢、梁漱溟、左舜生、李璜、罗隆基、江问渔、冷御秋共商民盟大事时，被推为主席的。次日，他们继续讨论，通过民盟纲领12条。据梁漱溟回忆，这12条是在黄炎培的主持下通过的，“其间文句修改，皆主席（黄炎培）亲笔于草案上涂乙批写。”

这里有个插曲：六十年代罗隆基写过一篇《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其中有“民盟是1941年3中旬由17个人在重庆特园一个秘密会上正式签名成立”的字句。奇怪的是在现存的资料中找不到有关这个会议的任何记载，对盟史颇有研究的钟奇先生曾不无遗憾地说：“如果不能发现新的更确凿的证据，这个悬案也许将成为盟史上的千古之迷。”其实，梁漱溟1942年5月写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成立之经过略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约期某日（似为3月17日）同人全体齐集，在缮正之纲领（民盟12条纲领）后各亲笔签名，以示决定，乃临时黄公（黄炎培）忽通知君劢改期，并函余主张改约少数人细谈。”梁说这次会议原定是要亲笔签名的，时间又是17日，天长日久，也许罗隆基误将17日记成17人了。

黄炎培是民盟纲领通过后的第二天去拜访张君劢的，他通知张君劢原定3月17日的会议改期也是这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他对12条纲领有了新的看法。这看法在3月18日聚会上通过江问渔之口反映出来，江说：“如果结束党制、反对国库负担国民党党费，反对特务机关等条文公开发表，不啻于当局决裂，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一面，许多事业必发生障碍，我们不能使学生失学，工人失业。”梁漱溟反驳说：“即如此，何不早言？几经讨论修改，未闻异议，乃至亲自（指黄炎培）写订宣读，考虑应周，都无一言。今乃欲推翻成案，岂事理所许？”李璜接着说：“江先生所言盖指吾人所背负之包袱，包袱人人皆有，非独职教社为然，欲顾全自己包袱，即不必作政治运动；欲作政治运动，即不能顾全包袱。”黄炎培表示，并非他对民盟纲领忽生异议。只是担心马上发表时机不当，最后达成谅解，不到适当时机，民盟纲领不公开发表。

黄炎培的担心不无道理。民盟成立不过两天，蒋介石便在宴席上责问张群：“他们在特园集会好几次，还制定了12条纲领，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张群立即打电话向张君劢质询，次日又上门追问。黄炎培赶紧与梁漱溟等人商量，告以所谓组织无非是统一建国同志会；所谓12条纲领，即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这才搪塞过去。

这件事更加重黄炎培的担心，4月5日，他来到左舜生的住处，对民盟提了四点意见：1、对政府取协助之义，其有所见，为善良的劝告；2、对内各个的求充实，整个的求团结；3、对各友团维持友好，视情态之可能，得就某件事件与之合作；4、在不背第一点之下，设法与国人及国际间相见，咸知吾人对国事之苦心与努力。

6月底，黄炎培去了趟昆明，他与张君劢、罗隆基、罗文干等多次聚会商议。在那篇《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的文章中，罗隆基回忆说：“黄到南洋去募集抗战公绩时，对民盟常委会主任委员（即主席）职责，有不愿担负的表示。”来昆明前，黄炎培于5月去过香港，此后又于8月去过。因此罗说黄不愿担任民盟主席，从时间上说可以是5月初，也可能是7月底。但那时他不过说说而已。因为7月26日，在港主持《光明报》创办工作的梁漱溟收到了黄炎培托人自重庆带来的密函，有民盟12条纲领，先发表8条，保留4条，力避剌激国民党，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除在海外的参政员可以不参加外，在内地者均出席；对外为黄炎培、江问渔保守秘密，否认他俩参加民盟等内容，但辞职之事只字未提。8月3日，梁漱溟又收到罗隆基自昆明托人带来的信件，其中亦无黄炎培提出辞职的内容。

那么，黄炎培究竟是何时辞去民盟主席的呢？有一种说法，9月19日民盟在特园举行第二次会议，批准黄炎培辞去民盟主席，一致通过张澜续任主席，民盟四川省委文史委员会编的《四川民盟史稿》就是这么写的。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民盟中央的认可，笔者亦表示怀疑。9月22日，梁漱溟、曾琦、徐梦岩、周鲸文、张云川等有过一次聚会，在讨论发表民盟宣言及纲领署名问题时，曾琦提出可以不署名，梁漱溟则坚决反对。梁认为在宣言、纲领上至少要有主席、总书记的名字，并主张改推张君劢为主席。10月3日，黄炎培由菲律宾返回香港。10月5日，他与梁漱溟有过一次深谈，事后，黄立即致电昆明，改推张君劢为民盟主席。在当天的日记中，黄炎培写了意味深长的四个字——“自立合作”。因此，笔者认为，黄炎培辞去民盟主席职务的时间应为10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简史》说的“同年10月，因黄炎培出国，辞去主席职务”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