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身边的女人（一）——读《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之笔记

美友10966814

二十年前，一位年轻的广州剧创作者陆键东，通过详实的史料和大量的访谈，翻阅了近千卷档案资料，为读者再现了陈寅恪先生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这二十年间的起伏人生。

着重刻画陈寅恪先生在人生最后时光中的内心挣扎，愤懑，辛酸与无奈。一经出版，在海内外掀起了一阵陈寅恪热。

有人说，90年代是大师衰落的时代，因此才需要用陈寅恪来唤起人们对大师的记忆。他被称为大师，国宝，大多是因为丰满的血肉，坚强的意志，致使在人生最后的二十年吃尽苦头，却仍能固守独立和自由的信念。

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根本没有资格谈论陈寅恪，易中天教授说，劝君莫谈陈寅恪，讲得很中肯。

我只是从书中看到了他身边陪伴他走过那段艰难之路的三个女人，洗玉清，黄萱和唐筼，以及陈的三个女儿。我敬佩她们，写这个笔记时，正值辛丑年的三八妇女节，我要向这六位不平凡的女性致以崇高的敬意！

坐在中大校园中的陈寅恪先生。

冼玉清（1895年1月10日-1965年10月2日），女，祖籍广东南海西樵，生于澳门。

冼玉清，别署碧琅玕馆主、碧琅玕馆主人，被誉为“岭南才女”。文史专家、书画家，精传统诗词书画，对发掘岭南乡土和佛教典籍贡献卓著，一生未婚。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很赏识这位女诗人。曾经亲笔为冼玉清的书斋碧琅玕馆题写一匾。

冼视此匾为毕生珍藏，无论迁居何处，总是高悬于居所正中。一九五六年正月初一，陈寅恪赠与冼玉清一副由他撰写，唐筼手书的春联，“春风桃李红爭放，仙馆琅𤣳碧换新”。此联一直被认为是陈寅恪心情舒畅之作。

冼玉清比陈寅恪小五岁，却有幸成为陈氏父子两代之髙谊友朋。

这是一位被世俗社会视为“怪”的女性，终生不曾婚嫁。

她在岭南大学毕业后，留挍任教三十四年。在二十年代她便以一段肺腑之言而惊世骇俗！“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

陈寅恪一家的到来，给年已五十五岁的女教授带来了觅到知音的快慰。亲人般的相互照顾与关怀，无论对大半辈子孑然一身的冼玉清，还是惯于漂泊的陈寅恪一家而言，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人生暖意。

岭南的温情，很多都表现在美食上。陈家主妇唐筼见冼玉清一个人过日子很冷清，陈家有好吃的常请冼过来分享。

冼有好吃的也往陈府送。冼氏的送礼也是广东民风，喜欢讲意头。多用双数，而且还写上礼单，让唐筼很喜欢。

晚年的陈寅恪深居简出，而冼玉清总能及时地将外面的见闻说给陈寅恪听。

陈寅恪与冼玉清长达十数年的交往，其实都是建立在文人之间的同病相怜，意气相投以及深刻的文化背景之上。

还有一段往事让人感动。

一九四一年底，日本军队攻陷香港，香港大学停课，陈寅恪一家愁困港岛，望尽天涯路。

当时痛失家园客寓香港的冼玉清，托人给陈家送去价值四十港元的“军票”，但陈家没有收。但是这段情谊久久缠绕着一段人生路。

二十四年后，冼玉清得病去世时，陈寅恪悲痛地写下一首挽诗。诗云，“香江烽火犹忆新，患难朋交廿五春，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𤣳馆吊诗人。”

冼玉清与母亲一起。

在陈寅恪和冼玉清的身上都有着相似的气节和骨气。

日军占领香港后，日本驻港总督欲请冼玉清出面主持香港的文化事业，为冼所拒绝。为避免日本人的纠缠，冼玉清放弃了隐居香港的打算，随着学校迁回内地。

与此同时，陈寅恪亦为免日本人纠缠，不仅拒不接受日军送上门的食物，而且很快也携妻女离港回到大陆。

陈，冼两人的意气相投，使陈寅恪在晚年固守文化道德，学人气节标准的凄苦旅途上，多了一个同行者。这是岭南这片土地给予陈寅恪在精神上的一份特别的温暖。

晚年的冼玉清。

冼玉清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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