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薰的《敲诗图》

书画艺术

(任薰《敲诗图》)

一

任薰是生活在道光十五年至光绪十九年（1835—1893）间的画家，“海上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与兄任熊、侄任预、族侄任颐被后人合称“海上四任”。他的画名曾“声著大江南北”（《清代画史》卷廿四），但有关其史料却如凤毛麟角，《松谈阁谈艺琐录》《海上墨林》等亦只有类似而简略的记载。因此，我们考察任薰生平只能旁借一些相关资料而做大致的勾画了。

任薰，字阜长，出生于浙江萧山。自幼与其兄任熊学习绘画，工花卉、翎毛，用笔劲挺，枝干条畅。人物先习白描勾勒，继与兄同宗人物大家陈鸿寿（1768—1822）法，至廿余岁时已享画名。当时还默默无闻的任颐（1840—1896）曾于咸丰五年（1856）前后，受画家胡公寿的推荐，专程到苏州拜在任薰门下学画。1857年，其兄任熊病逝。此时太平天国烈火燃烧，任氏往返于苏州、上海、萧山、宁波等地。1868年，任薰带领任颐同赴苏州，行前，好友陈朵峰、谢始廉、万个亭等人为二人送行。此情此景，后被任颐为题画成《东津话别图》忠实地记录下来。

任薰一生寓苏州最久，其次在上海等地，以卖画为生。战乱动荡的生活以及商埠之都的光怪陆离，使他受到各种文化艺术浪潮的冲击。当时在上海“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的绘画。

(任薰《三侠图》)

二

任薰这幅《敲诗图》，只有落款而无纪年，但从用笔及整体风格看，为其晚年精作无疑。在他早期的作品中，用笔虽也承袭了陈老莲法，但从线的运动感和节奏变化来看，似仍显得生涩和浮躁，特别是缺少“骨法用笔”中所体现的描绘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作者的主观认识，多流入笔墨形式，而晚年的画作则在创作方法和表现方法上基本得到了统一，显示出愈发成熟的深厚功力。

此幅无论造型、形态、人物的衣纹处理以及色彩的渲染等都体现了作者带有强烈的个性笔触以及人物的精神特质。

在绘画造型上，任熏仍是继承了以线造型的传统。他笔下的人物在形象的深刻提炼上，既重视形体的夸张，又重视神情表达的含蓄。其表现手法，简练质朴，同陈老莲一样，强调了线造型所体现出的金石味。每一线条都用着孤傲倔强的笔调，流露出孤傲倔强的性格，达到了沉着而含蓄的艺术效果。这种被士人们赞为“奇驱伟貌”的艺术形象，体现了传统绘画中所特有的特征以及作者以线描为基础的画法塑造形象的功力。

画中诗人提笔沉吟的姿态以及小书童身上的软质罩衫被简炼而有致的线条惟妙惟肖地勾写出来。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尝论及“骨骼之隐于衣中，而于作衣纹时随笔写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充分传达出画家纯熟的技巧和衣纹屈曲重叠的情态。

画家在描绘对象的双手及面部时，用线较衣纹更绸、更淡、更柔、更富于变化。特别是用毛而细的貂笔画成的须眉，成功地把诗人双眉紧蹙、孤标傲世的神情描绘得恰到好处。再看身后不远处的书童，以同样的方法表现出他双手托函伫立、不敢打扰主人的语敬心态。主人与童仆的处理，使观赏者领悟到了画面的层次与空间，从而衬托了主体人物形象。

任薰这幅《敲诗图》作于生宣纸上。生宣纸本身性软，极易渗墨，适于泼墨写意。但任氏却以工笔形式体现，继以淡彩微染，坚挺秀劲而滋润的线条与轻柔舒缓而沉着的色彩，加上毛笔运用中的变化，充分传达了画中人物的精神气质和细微处所见的大氤氲墨气。

(任薰《玩砚图》)

三

《敲诗图》描绘的是一位文人正在敲凿诗句的瞬间神情及周围事物的状态，是一幅文人故事画。这类题材在清代乾嘉以后的人物画中较为多见，如苏六明、苏长春等，皆以此见长。

中国历代人物画，多以历史人物为主，描绘历史故实。如顾恺之《画评》所述汉王、孙武、穰苴、蔺生等。元代陶宗仪《辍耕录》所说的绘画十三种中的“宿世人物”即古代人物，这与我国人物画史上的“明劝戒、著升沉”“存典故、备法戒”的总纲是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自汉以来的人物画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许多故事题材。

有的画家甚至把《艺文类聚》《事类统编》之类故事摘下来，作为人物画的题材和题跋之用。有的画家则将历代文人典故、逸事等，改编成故事画。尤其是清代的人物画，受到民间木版年画题材的影响，文人故事画极为流行，任薰此画也未能例外。

作者将文人置身山林之间，周围配以竹石、古玩，借以体现古代文人的情致与胸襟，诗人笔下尚未著一字，但却通过诗人的神情姿态及周围的环境，衬托出“推敲”的精神。“推敲”本为唐代文人贾岛“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句，以此写文人精心于文字的敲凿。这幅画上的人物没去敲“月下门”，却提笔伫思，同样取得了极妙的艺术效果。

(任薰《高士图》)

四

任薰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位杰出的职业画家。如此言之，是因为他的作品与文人画尚有一定的距离。

文人画自发始以来，倡导尚质朴、尚自然、尚个性之风。明董其昌说：“士人画要不入画师魔道，要绝去甜俗蹊径”。所谓“画师魔道”即是专业画家对绘画技术（或技巧）的精熟，精熟便易落入“甜俗”。所以明代顾凝远主张生与拙。他说：“何取生与拙？生则无莽气，故文，所谓文人之笔也。拙则无作气，故雅，所谓生也，工不如拙”。

但同样作为职业画家的任薰，虽文有不足，由于他能较好地接受了陈老莲的用笔，生拙且劲健，又常在上海卖画、交游。受文人画家的影响很大，故其笔下人物不甜不俗，且有文气。这就使他在同时代的职业画家中居领先地位。

清末画家们遇到的难题极多，而最根本的三项是书法穷、诗格穷、画路穷。晚明的人物画无论在造型和笔墨都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唐宋以来的绘画传统，而且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延至清末，虽有些画家已不在囿于宋人笔墨与文人笔墨上的融合而却限于历史上宗派承传统遗绪的问题，这对某些画家很难再进行变通。陈洪绶曾主张的“以唐之韵运宋之极，宋之理得元之格”以达到“大成”，同样束缚着他的后辈信徒。

任薰之画虽未大脱巢臼，但因深厚的传统功力和文学性的表现，仍在当时誉满江南，并对后来海派中工整秀雅一路画风产生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