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不远大，就在眼皮底下

老梅——游荡的鱼

我的志向在眼皮底下

——一个听话人的自述

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一切都有别人做主。低头、听话，是我从小的常态。

上学后，我认真读书、考试，完成每一门课程，却始终没有所谓的“志向”。

三哥命令我：“将来要当数学家！”

我并不懂“数学家”是什么，只是在班会上小声宣告：“我将来要当数学家。”声音发抖，引来一阵哄笑。

中学毕业时，我的数学获得特殊的“免试”。但美术老师的几句夸赞，我便报考了沈阳的一所艺术师范去学画画。

三哥闻讯后怒气冲冲，从大连赶来沈阳，找到我的班主任，逼我退学复读，将来考大学。

我又一次陷入茫然。

最终，是孙老师的一番话，让我留了下来。

1966年的毕业之年，枪林弹雨、武斗四起，社会上“四海翻腾云水怒”。转过年出校之后我躲进工厂，当模具钳工、做造型设计。近二十年，我远离了画笔，也远离了政治。

八十年代吹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许多人开始闯世界、赚大钱。

我不求大钱，但需要一点小钱：家里刚分到的新房，需要一套简单的家具，这个小钱得靠我来挣。

于是我开始熬夜画画，半年挣了五百多元。家具买齐后，我便洗手不干。

大钱与我无缘。在没有阶级斗争、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对眼前的小日子心满意足。

1985年，香港的二哥问我：“‘五反运动’那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家里没人说得清。

于是我踏上了天问之路，去查找那段被尘封的往事。

踏破铁鞋，终于，在厚厚四大本、一两千页的档案中，我找到了那三十年前的真相。

我请了三次假，一字一句抄录下来。那是一场漫长的清算。

我不求和解，只求还原真相，求得一个公正的认可。（漫长的天问之旅又过了三十年，这个为父母求得认可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一部分。虽然不是全部，但我也学会了与命运和解。）

八十年代末，香港的二哥、美国的三哥为我办了赴美探亲。我并无太大兴趣。半辈子的压抑刚刚舒展，我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安宁，不想再漂泊。

二哥劝我：“出去看看，玩一圈就回来。”我顺从了。

在沈阳领馆，美国领事问我：“你怎么证明自己没有移民倾向？”

我老实地答：“我爱我的家庭，只是收入不高。去美国想买几件大电器，带回家改善生活。”

他又问：“打算在美国待多久？”

我说：“要看我哥哥的经济能力。听说三个月能带一个大件，六个月能带更多。我哥哥能帮我买几件，我就待多久。”

这朴实的回答，软化了那位严肃的领事。他笑了，或许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理由。于是，我得到了六个月的赴美签证。

到了美国，我像泥牛入海，又像一条鱼——一条近视的鱼。有限的视野，无限的空间，身负深邃大海般的压力我开始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

六个月，好漫长。

我当保姆，住在别人家里，照顾一个才三十八天的婴儿。夜里喂她奶嘴时，我的眼泪一滴滴落下。可那几个改善家庭生活的“大件”，仍在心头召唤。于是我忍着。我忽然明白——我的志向，其实一直都在眼皮底下：不远不近，不高不低。它在生活的缝隙里，在忍耐的背后，在那些微不足道的决定里。

而今迈入八旬，海底的小鱼熬成了老鱼，卸下深邃的压力浮到海面，头上是蓝天。我听命的亲人们一一去向那里，耳边没有了他们的声音。但是，仍有声音不时在心底响起，它来自上天，来自我的良知，我遵从这心底的声音，认真走剩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