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故园 似水流长 —— 追忆我的老师 塔玛拉 · 尼古拉耶芙娜 · 费奥多罗娃

Liza

　　

今天是我的老师 —— 塔玛拉 · 尼古拉耶芙娜 · 费奥多罗娃归隐天国25周年的祭日。最近，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出当年在经纬二道街塔玛拉家里学习俄语，用俄语和塔玛拉聊天的情景；回想起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她忙里忙外，教我做蛋糕，搅蛋黄酱……虽然这一切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可是塔玛拉的音容笑貌早已铭刻在我的心中，她对我的谆谆教诲仍然在我耳边回响……

那是1979年初秋的一个晚上，父亲带我第一次来到塔玛拉家。塔玛拉家住在道里区经纬二道街，离我家只隔三趟街。这是一幢米色的三层公寓楼，虽然过去我经常从此路过，但从未进来过。公寓走廊里的灯光非常昏暗，塔玛拉的家是在二楼，拉开二楼楼梯间的门，透过微弱的灯光可以看到狭窄的走廊两旁是每家做饭的地方，充满了令人窒息的酸腐气。由于各家的煤气灶都摆放在自己搭建的乱糟糟的灶台上，两个人根本无法并排行走，好在塔玛拉家是左侧第二个门，我和父亲几步就走到门前。因为父亲事先已经和塔玛拉约好要带我来拜师，所以塔玛拉打开门后，非常客气地把我们让进了屋里。

　　这是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开间，客厅、卧室和厨房兼用。房间左侧摆放着一张欧式铁床，床边有一个单人沙发，窗户下面摆放着一张写字台，房间右侧是一个长沙发（塔玛拉晚上就睡在这个长沙发上），写字台和长沙发中间的墙角摆放着一个破旧的梳妆台，房间中央是一张铺着桌布的圆桌，桌面上摆着一个花瓶，围着桌子有四把欧式曲木椅。正对着窗户摆着一个两开立柜，立柜后面就是间壁出来的一个不足3平方米的小厨房。整个房间只有墙上挂着的几幅旧照片可以依稀看出这个家庭有着不平凡的过去。临来之前，父亲告诉我说塔玛拉是哈尔滨师范学院的退休教师，她和哈尔滨的其他苏联侨民不一样，出身于贵族家庭，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可是，看到眼前这窘迫的居住条件和简陋的家具摆设，我还是有些吃惊，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在我读过的俄国小说中，像塔玛拉这样的贵族所居住的房间应该是窗台上摆放着鲜花，长长的窗帘垂落在地板上，墙上挂着壁毯，油画，房间中央还应该摆放一架钢琴……

虽然眼前的一切让我有些失神，但是容不得我过多思考，因为毕竟我是今天的主角，是来拜师的。趁父亲和塔玛拉说话，我开始偷偷打量我的这位老师：塔玛拉的个子不高，身材微胖，高高的额头下是一双深邃的淡蓝色眼睛，颧骨略高，尖尖的鼻子和薄薄的嘴唇让人感觉有些严厉。总而言之，塔玛拉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亲切。

我们进入塔玛拉家后，父亲首先向坐在沙发上的塔玛拉的丈夫费奥多罗夫问好。费奥多罗夫当时已经患病，处于半瘫痪状态，但是精神状态很好。费奥多罗夫说话的声音很轻，他和父亲打过招呼之后，就一直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塔玛拉和父亲讲话，看起来非常和善。

在拜塔玛拉为师之前我已经自学完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文革前的专业教材“八大册”中的前四册，即大学一、二年级的课本，父亲是想让我在塔玛拉这里练好口语，以便能说一口地道的俄语。父亲和塔玛拉说，今后她家里有什么跑腿儿的事情都可以让我来做，你年纪大了也不方便，那时塔玛拉大约是66-67岁。记得当时塔玛拉随口说了一句：我可以自己买东西，没什么需要帮忙的，再说，家里哪有那么多的事儿啊！可见，她并没有立刻答应收我这个学生，只是同意我随时到她家来。回家后我问父亲，塔玛拉是不是不想收我做学生，父亲说，塔玛拉的性格很特，能不能收我做学生，还得看我是否会让她满意。

　　过了两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独自来到塔玛拉家。没有父亲陪伴，塔玛拉问什么，我就答什么。由于我只能和塔玛拉进行简单的对话，话题稍微深入一点儿，就进行不下去了。记得塔玛拉问我是否喜欢文学，喜欢哪些俄国作家，都读过哪些小说？当时我一口气说出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科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著名作家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代表作，虽然那时我还不能用俄语流利地讲述书中的内容。后来，塔玛拉突然问我是否读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舞会之后》（После бала）。说来凑巧，托尔斯泰的这个短篇我刚刚读过，还没来得及同别人分享。《舞会之后》是托尔斯泰的晚年之作，小说以主人公伊万的恋爱故事为线索，通过对舞会上和舞会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场面描写，把沙俄军官对士兵的残忍和暴虐描写得淋漓尽致。塔玛拉告诉我，托尔斯泰的这个短篇小说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托尔斯泰年轻时曾经和兄长谢尔盖一起在喀山大学读书，当时谢尔盖爱上了一位上校的女儿。一天晚上，谢尔盖偶然发现上校和他漂亮的女儿在晚会上优雅地跳舞，可是就在第二天的早上，他又看到上校在操场上行刑。上校冷酷而残暴的行径浇灭了谢尔盖对上校女儿的恋情之火。谢尔盖的这段经历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0年后，这段往事就成了小说《舞会之后》的主要内容。简单的交谈中我发现塔玛拉的眼中掠过一丝欣喜，似乎对我有些许满意。也就是从那时起，塔玛拉默认了我这个学生。后来，随着我和塔玛拉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感情的不断加深，塔玛拉不但认可了我这个学生，她和她的丈夫还把我视同他们的女儿。
　　我在塔玛拉那里的俄语学习就这样开始了。

　　我有一本专供外国人学习俄语的俄文读本，其中记载着俄国著名作家的生平、经典著作和创作经历。每次到塔玛拉家，我都要先给她朗读一段课文，之后再根据当天的课文内容和她交谈。这种谈话是我喜欢的，因为课本中记载的俄国著名作家的经典著作我大都读过中文版，所以可以自由地交流，在交流中学习俄语。每到这时，塔玛拉的丈夫费奥多罗夫也会加入我们的谈话。塔玛拉最喜欢的作家是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不喜欢高尔基。费奥多罗夫喜欢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有一次，塔玛拉在教我如何使用您（Вы）和你(Ты)的称谓时说，称呼长辈和陌生人要说Вы，和亲朋好友交谈用Ты。这时，我突然想起在读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 · 卡列尼娜》时有这样一个情节，当安娜的丈夫得知妻子和沃伦斯基的私情后，打算和妻子认真地谈一谈，可是在如何称呼安娜的问题上卡住了，不知该用Вы，还是Ты，后来决定改用法语称呼，这样才不觉得尴尬了。记得当我用这个小插曲对塔玛拉和费奥多罗夫解释对Вы和Ты的理解时，费奥多罗夫还称赞了我。

塔玛拉还教我唱俄文歌曲，虽然她自己唱歌五音不全，完全唱不出旋律，但她要求我一定要把歌词和节奏唱准确，我们两个人拿着俄文歌本，我唱旋律，她跟着旋律的节奏说歌词。她最喜欢的俄国歌曲是《蓝色的海洋》和《孤独的手风琴》，由于时间太久，歌词我几乎全部忘光，歌本也找不到了，我只是清楚地记得，这两首歌曲的歌词都充满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除了朗读课本，塔玛拉还要求我用俄语写日记，她让我把每天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拿给她看，她给我批改日记中的语法错误和文字错误。当然，塔玛拉也通过日记洞察我的心声。后来，塔玛拉买了电视，她喜欢看电视台播放的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于是买来电视报，让我把报上介绍的电视剧剧情翻译给她，她了解了大概剧情之后，就能够自己看电视剧了。

　　那时候我还在剧团上班，经常是晚上演出，白天休息，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去塔玛拉家，帮她做点儿杂事儿，买买东西。每次买完东西，都要和她把账算清楚，每样东西的价格、数量，分毫都不能差。此外，我还经常陪着塔玛拉上街购物。为了锻炼我的口语能力，塔玛拉在外面一般都装作完全不懂汉语，她把要买的东西事先告诉我，然后让我在售货员和她之间做翻译。有时候我背着小提琴到她家，然后从她家直接去剧场，这时，塔玛拉和费奥多罗夫就会要求我给他们拉琴，塔玛拉最喜欢听的乐曲是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而费奥多罗夫最喜欢听我拉的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有一次，塔玛拉让我陪她到道外靖宇街上的医疗器械商店买血压计。80年代初期，我国患高血压的人还不太多，自家购买血压计的人很少，所以我得向售货员了解血压计的使用方法，然后再告诉塔玛拉。要知道，测量高血压需要用人耳通过听诊器来听取原始血压柯氏音，即由重到轻，再到消失或变音，并根据听到的柯氏音配合压力计读出收缩压和舒张压。如此高难的技术术语，连我自己都搞不明白，如何向塔玛拉翻译？这可把我难住了！没办法，我只能绕着圈儿，硬着头皮说着只有自己才明白的俄语。其实，塔玛拉自己就患有高血压，经常去医院看病，测量血压，她对血压计的使用方法早就清楚，买血压计就是为了方便在家里检测血压。她安静地听我翻译，似乎我翻译得准确无误，她全都听明白了。商店里的营业员看到来了个外国人买血压计，感到很新奇，又看到我嘀噜嘟噜地说着别人不懂的语言，佩服不已，连连称赞我，把我臊得满脸通红，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回到塔玛拉家后，她一边教我测量血压，一边教我如何用俄语进行表述，告诉我量血压用哪个动词更合适。同时，塔玛拉还告诉我，学外语一定要敢说，敢张口，否则永远也学不好。

塔玛拉1907年生于黑河对岸的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她的全名 —— 塔玛拉 · 尼古拉耶芙娜 · 费奥多罗娃。父亲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谢里戈耶夫是沙俄时代的四等文官。1900年，沙俄政府为了加强对阿穆尔河流域的管理，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设立了阿穆尔河流域水路运输管理局，塔玛拉的父亲就是从圣彼得堡被派到布拉戈维申斯克担任水运管理局局长的，当时塔玛拉的母亲刚刚从学校毕业，也伴随父亲一同前来。那时，布拉戈维申斯克是阿穆尔河流域的主要港口，也是阿穆尔河及其支流的河运中心，阿穆尔河船队是俄国继伏尔加河之后的第二大船队。在塔玛拉的记忆中，行驶在阿穆尔河中的爸爸的白色轮船是那样耀眼，她的爸爸是那么威武，因为每当爸爸登上甲板，全体船员都向他致敬。

　　塔玛拉的父亲尼古拉 · 雅科夫列维奇 · 谢里戈耶夫

　　塔玛拉的母亲 —— 柳博芙 · 伊万诺芙娜· · 谢里戈耶娃

　　

关于母亲，塔玛拉说得很少，只是在讲述她们一家如何从布拉戈维申斯克逃亡到中国的时候提到过。

　　这就是塔玛拉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家，位于阿穆尔河沿岸柴可夫斯基大街4号。

　　塔玛拉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她的家庭不一般，她家的房子是个大庄园，里面共有16个房间，还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秋千，有凉亭，还有假山。

塔玛拉姐妹四人的照片。中间是塔玛拉的姐姐——尼娜，右边就是塔玛拉，坐在前面的是塔玛拉的大妹妹——卓娅，坐在大姐尼娜左边的是小妹妹——阿拉

　　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塔玛拉一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当时塔玛拉父亲每月的薪水是1200金卢布，家里有教法语和德语的家庭教师，有照顾她们生活的仆人，马车夫，管理花园的花匠，在别洛戈尔斯克还有乡间别墅。总之，塔玛拉一家享有俄国贵族所有的一切。写到这里，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塔玛拉在给我讲述童年时光的那种幸福的表情……

然而，就在塔玛拉十岁那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塔玛拉的幸福童年也被彻底结束了。据塔玛拉讲，1917年12月的一个夜晚，父亲的同事突然打来电话说，红军指挥官已经接到命令，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全家就要被枪毙。塔玛拉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夜晚，妈妈一边让她们姐妹穿好大衣和毡靴，一边慌乱地从墙上摘下圣像，收拾好必备的证件和衣物，带着她们跑向冰冻的阿穆尔河，朝着河对岸——中国方向逃跑。据塔玛拉讲，妈妈让塔玛拉和姐姐尼娜独自跑，告诉她们尽量快跑，摔倒了要自己爬起来，因为红军从岸边射出的子弹就在她们脚底下穿过，而妈妈则一只手拉着大妹妹卓娅，另一只手领着小妹妹阿拉，因为她们俩只有五六岁。塔玛拉说，当时她的高靿毡靴的鞋带开了，两只脚在毡靴里面直逛荡，她一直担心毡靴会跑丢，根本没有感受到在枪林弹雨中穿越冰冻的江面是多么危险，更体会不到妈妈带领她们姐妹在阿穆尔河冰面上逃跑的恐惧。结果，毡靴没有丢，却永远地失去了祖国……

塔玛拉万万没有想到，直到1992年，在她离开祖国75年以后，才得以重新踏上故土，回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家园。这一切都归功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一位记者——伊戈尔 · 科列夫，此人后来还出任过俄罗斯某部的部长，是他邀请塔玛拉回到了故乡。当时我正在俄罗斯出差，我回国后去看望塔玛拉的时候，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说，她像个女王一样回到了故乡，有许多人迎接她，还有记者采访她，给她录影，她又看到了童年时代的家，花园……她的眼里闪烁着光芒，可是在这目光中我却察觉到了淡淡的忧伤。

　　虽然塔玛拉一家成功逃离了布拉戈维申斯克，逃到了阿穆尔河对岸的中国黑河，可是迎接她们的是为难民们准备的简易房子，所有人全都挤在一起，无论你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在简易房里，塔玛拉全家只能睡在一张简陋的木板床上。不过，当时大家都还心存希望，以为一切都是暂时现象，等局势好转就可以回家。然而事与愿违……

那时爸爸已经先到了哈尔滨，妈妈决定尽快到哈尔滨和爸爸会合，可是从黑河到齐齐哈尔没有火车，于是妈妈又带着她们姐妹冒着严寒，乘坐四轮马车前往齐齐哈尔。幸好同路的是一位好心的俄国人，他在路上照顾着塔玛拉四姐妹，让她们有了一些安全感。辗转了几天之后，塔玛拉一家终于来到齐齐哈尔，在齐齐哈尔登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直到那时，塔玛拉一家才吃上了热饭热菜，第一次品尝到了中餐。

　　在哈尔滨，妈妈带着塔玛拉姐妹四人和父亲终于团聚了。塔玛拉的父亲在哈尔滨租了一个房间，又买了两张双层木床，姐妹四人分别睡在两张木床上，这与在家乡布市优裕的生活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父亲还把她们姐妹送进了哈尔滨阿克萨科夫女子学校读书，自己则在中东铁路局找到了一份工作。侨居异国他乡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上个世纪初， 随着中东铁路的建成通车，让哈尔滨从鲜为人知的散落村落变成了中东铁路的重要枢纽，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大都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及随之引发的俄国国内战争，导致大批俄国人从远东地区涌向中国，并滞留在哈尔滨，他们当中有逃离革命的俄国贵族，也有撤退到中国的高尔察克部队的白俄军官和士兵。到了20年代，哈尔滨的俄侨人数已经达到20多万。

关于塔玛拉一家定居哈尔滨之后的生活，塔玛拉讲得很少，只是说由于整个家都扔在了布拉戈维申斯克，最初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塔玛拉的父亲很快就由于忧郁过度而去世。据塔玛拉讲，哈尔滨有一位善良的犹太医生，给贫困家庭的患者治病从不收诊费，当时塔玛拉的姐姐尼娜得了伤寒病，犹太医生到她家来给姐姐治病都是免费的。塔玛拉的姐姐尼娜年仅29岁就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埋在了东大直街尽头的俄侨义地（现哈尔滨文化公园）。

中学毕业后，塔玛拉考入哈尔滨法政学院 ，毕业后，先后在哈尔滨市电话局、哈尔滨第四中学、哈尔滨师范学院工作，60年代从哈尔滨师范学院退休。好像塔玛拉还曾经做过翻译，但她从未对我说过，只记得1990年单位派我出任翻译时，她说，做翻译不自由，就是别人的附庸。

1945年哈尔滨光复后，塔玛拉的大妹妹卓娅和丈夫一起去了上海，之后又从上海回到了苏联；小妹妹则随同丈夫一起去了巴西。从此，塔玛拉姐妹天各一方，只有偶尔的书信往来维系着姐妹之间的亲情。

塔玛拉和妹妹卓娅的女儿留芭

据塔玛拉自己讲，她婚前的男朋友是大妹妹卓娅的丈夫，后来男朋友爱上了妹妹卓娅，娶她为妻，然后双双去了上海，又从上海回到了苏联。虽然塔玛拉后来也结了婚，可是这件事极大地影响了塔玛拉和卓娅之间的感情，塔玛拉曾经先后三次去苏联探亲，并住在妹妹卓娅家里，可是姐妹二人竟然没有一张合影。 前不久我和塔玛拉的外甥女留芭通电话，询问为什么塔玛拉和卓娅没有合影，留芭说她也不清楚。

留芭是塔玛拉四姐妹中唯一的后代。塔玛拉一辈子没有子女，巴西的小妹妹也是终生未育，只有大妹妹卓娅育有一个女儿。不过，留芭如今已经年逾七十，仍旧独身未婚。一个旧俄贵族之家就这样式微了！

　　在我和塔玛拉学俄语的最初几年里，塔玛拉几乎每天都出门上街，除了去医院给丈夫开药，就是去办事，我从她和费奥多罗夫谈话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她是去人事局、教育局办理连续工龄，因为在她从哈尔滨第四中学到哈师院从教期间，中间有一个空档，工龄没有接续，导致退休金很低，好像只有50～60元。后来塔玛拉终于找回了工龄，虽然每个月的退休金只增加了5~6块钱，生活仍然很拮据，可看起来她还挺满足的。

不久前，我给留芭打电话，询问塔玛拉结婚前和父母姐妹们的居住地址，顺便聊起塔玛拉的住房，留芭告诉我，塔玛拉家过去有两个房间，后来不知为什么变成了一个…… 我想，塔玛拉在中国生活了79年，期间经历了50年代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和后来的冷冻期，以及中国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虽然她是手持苏联护照的侨民，但是很难说一点儿也不受影响，然而所有这一切她从未向我吐露过。或许，她对当时的生活现状已经习以为常了吧！

塔玛拉的丈夫 —— 谢尔盖 · 安德烈耶维奇 · 费奥多罗夫 塔玛拉结过两次婚，第一任丈夫是徳裔俄国人，他和塔玛拉仅仅共同生活了四年，就患肺结核去世了。谢尔盖 · 安德烈耶维奇 · 费奥多罗夫是塔玛拉的第二任丈夫，他曾经是高尔察克部队中的一个军官，逃亡到哈尔滨后在哈尔滨电话局做国际话务员工作。据塔玛拉讲，费奥多罗夫精通八国语言，至于哪八国语言，塔玛拉从未说过，我也没有细问，因为从我第一次见到费奥多罗夫时，他就已经瘫痪在床，虽然头脑清楚，也可以讲话，但是时刻离不开塔玛拉的照顾。塔玛拉对我说，费奥多罗夫曾经结过婚，妻子是他战友的遗孀，他的战友也是白卫军军官，阵亡前托付费奥多罗夫替他照顾自己的妻子。费奥多罗夫在哈尔滨找到了战友的遗孀，看到她一个人生活得非常艰难，便娶她为妻。费奥多罗夫和他的第一个妻子还有过一个女儿。后来妻子和女儿都病故了。

　　塔玛拉有几本相册，里面有许多照片，有她家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照片，有姐妹们在一起的幸福童年的照片，还有很多她和费奥多罗夫一起休假的照片，从中可以看出，在费奥多罗夫生病之前，她们生活得很幸福。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塔玛拉的一件趣事。1936年，被誉为世界低音之王的俄国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来到哈尔滨做巡回演出（这在哈尔滨城市编年史中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当时哈尔滨居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塔玛拉好不容易搞到一张票，为了观看此次演出，塔玛拉特意做个一件连衣裙。观看演出那天，塔玛拉穿着新连衣裙出现在剧场检票口，可是手提包里的票却不见了……过去往往在小说里才能读到的情节，在塔玛拉身上却出现了。

塔玛拉和费奥多罗夫是20年代末在哈尔滨电话局相识并结婚的。在塔玛拉的相册中我见过许多她和费奥多罗夫与哈尔滨电话局同事的合影。 　　塔玛拉和费奥多罗夫一起在江北太阳岛钓鱼 塔玛拉和费奥多罗夫的感情很好，她不仅爱他，还很敬重他。虽然费奥多罗夫患病在床，塔玛拉每天要照顾他的起居，服侍他洗脸，剃胡须，为他按摩，喂药，还要做饭，可我从未见塔玛拉抱怨过，而且总是和颜悦色地和费奥多罗夫讲话。塔玛拉几乎每天都出去，回家后就把当日的所见所闻说给丈夫听，之后还会对某个事件加以评论。塔玛拉说起话来口无遮拦，语言尖刻，一旦费奥多罗夫觉得她说的话有点儿过分，只需轻轻一个“啧”字，塔玛拉马上就不吭声了。

　　费奥多罗夫去世的前一年经常发烧，需要打针。起初，我让在医院当护士的同学帮忙，后来塔玛拉觉得太麻烦，就让我学习打针。一天，我刚到塔玛拉家，她就递给我一个圆茄子，让我在茄子上面试着扎针。我不敢，她就鼓励我，说没关系，出了事儿她负责。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够虎的，后来还真的照她的话，给费奥多罗夫打了几次针。那时，塔玛拉家中经常备有庆大霉素和安痛定，只要费奥多罗夫发烧，她就把针管煮好，进行消毒后，让我给费奥多罗夫打针。

1983年春，塔玛拉所住的公寓楼维修，她和丈夫没有地方去，哈尔滨电话局就把他们夫妇暂时安排到邮电医院，让他们住进了一个单间。虽然住在医院里看病方便，但是塔玛拉并不愿意，她对我说，她预感费奥多罗夫离开家就再也回不来了。那时我还年轻，没想那么多。我去邮电医院看望过塔玛拉和费奥多罗夫几次，后来忙于学校考试，就没再去。1983年5月9日，苏联卫国战争纪念日那天，费奥多罗夫一口痰没上来，病逝于哈尔滨邮电医院……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可是至今想起来我仍然感到心痛，后悔自己在塔玛拉和费奥多罗夫住院期间没有多看望他们。 费奥多罗夫葬在了哈尔滨皇山的俄侨墓地。当时给费奥多罗夫送葬的俄国人有我认识的米哈伊尔和阿列克谢 · 米亚托夫兄弟二人，韩瓦莉娅，尼娜 · 达维坚科，瓦洛佳 · 津琴科等，还有一些俄侨及后裔。下葬那天，天刚下过雨，那时通往皇山墓地的路是一条土道，遇到下雨天这条路就翻浆，汽车根本上不去，送葬的人只好把棺椁抬到墓地上去。棺木很沉，几个身强力壮的俄罗斯人抬着很吃力。到达墓地后，他们先用铁锹挖一个很深的坑，再把棺椁下到坑里，然后由哈尔滨东正教的祭司朱世朴为费奥多罗夫诵经。弥撒做完后，参加葬礼的人开始往坑里填土。那天，山得尔也来为费奥多罗夫送葬，当时他刚要往坑里填土，塔玛拉冲上前去，厉声阻止了他，说费奥多罗夫不喜欢他，因为山得尔参与了对马迭尔老板的儿子谢苗 · 卡斯普的绑架（山得尔是小卡斯普绑架案的主犯之一。本来几个绑匪都已被警方抓获，案情也很清楚，并被哈尔滨新闻媒体充分曝光，但在日本人的操弄和压力下，几个绑匪被打扮成“爱国者"，被伪满地方法院无罪开释。释放后的山得尔一直生活在哈尔滨，在俄侨社交圈子里很活跃，但有身份的俄侨都不屑于与这个昔日的“马匪”交往）。

　　费奥多罗夫的葬礼结束后，塔玛拉大病了一场，整整两天高烧不退，那两天我一直守在她的身边，照顾她。病好后塔玛拉对我说，你们中国人送葬的习俗是一定要大哭，我们俄国人不哭，但是心里在流泪。我非常理解塔玛拉的这种感受。

我儿子出生后，塔玛拉给他起了一个俄文名字：谢廖沙。谢廖沙是费奥多罗夫的名字谢尔盖的爱称，塔玛拉以此来纪念她的丈夫。

费奥多罗夫去世一年后，塔玛拉为他做了一个水磨石墓碑。此后，每到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二，即东正教的父母日这天，我都和塔玛拉一同来给费奥多罗夫扫墓。我的谢廖沙也和我们一块儿来扫墓。 塔玛拉和我的儿子谢廖沙 左一：尼娜 · 达维坚科、左二：塔玛拉、左三和左四： 哈尔滨电话局退休办的干部

　　塔玛拉在中国生活了79年，始终保留着俄国的生活习俗，过俄国的宗教节日。1980年1月7日，我第一次和塔玛拉一起过俄罗斯东正教的圣诞节。塔玛拉告诉我在兆麟公园能够找到做圣诞树的枞树枝，于是我来到兆麟公园找管理员，费尽口舌，终于弄到了一棵可以做圣诞树的枞树枝。回到塔玛拉家，便和塔玛拉一起开始装饰圣诞树。塔玛拉从抽屉里找出了几个塑料彩球和纸质的彩色星星，还有几个看似已经保存了多年的小挂件。她让我把这些小饰物穿插着挂在树枝上，又让我把几张彩色的手工纸剪成小细条，散挂在树枝上，很快，一棵像模像样的圣诞树就做好了。塔玛拉告诉我，小时候过圣诞节，她们姐妹几个手牵着手，围着圣诞树跳舞唱歌，然后爸爸妈妈会给她们姐妹发礼物。塔玛拉还说，好久没有和外人一同过圣诞节了，今年有我和他们一同过圣诞，她和费奥多罗夫都格外高兴。

　　复活节是东正教最重要的节日，东正教的复活节比天主教复活节晚一个星期。每年复活节前斋月的第一天，塔玛拉都会戒肉食，这一天她只买一块豆腐，做豆腐炒鸡蛋，第二天就自己开斋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她对我说，用不着整天把信仰挂在嘴上，心里相信上帝才是重要的。

塔玛拉在复活节前要把复活节彩蛋染好色，还要用奶渣做复活节吃的甜奶渣糕（пасха творожная）。塔玛拉不太会做甜点，复活节必吃的圆柱形大蛋糕和小甜面包（кулич 和булочки）都是由一位鞑靼女人帮忙做。那个鞑靼女人住在安宁街，塔玛拉在复活节的前十天就让我把鸡蛋、面粉和白糖给鞑靼人送去，复活节前夕再去她那儿取回做好的кулич和булочки。后来这个鞑靼女人全家去了澳大利亚，从那以后，塔玛拉就只能吃秋林公司卖的кулич 和 булочки了。

虽然塔玛拉平日里生活很节俭，但是过复活节的时候却很讲究。费奥多罗夫在世的时候，每到复活节，塔玛拉一定要买一对山雉，有人专门给她送来，她要看到山雉脖子下面的枪眼儿，证明是被猎人射杀的才给钱。买来的山雉需要煺毛和清膛，塔玛拉全是自己亲手做。有一次塔玛拉让我帮她，只见她把一大壶开水倒入装着山雉的洗衣盆中，待热气退去后，再把雉毛一根一根地拔下来。雉毛又粗又硬，不但非常难拔，还散发出一股臭气，难闻之极。不过，塔玛拉做的野雉倒是很好吃，她往野雉里放半个苹果，果然别有风味。

复活节当天早上，塔玛拉要去教堂做礼拜。费奥多罗夫去世前，塔玛拉只有过复活节才去教堂，费奥多罗夫去世后，她去教堂的次数逐渐多了起来，因为只有去教堂，才能见到哈尔滨仅剩下的几位俄侨，和大家聊聊天儿。

塔玛拉经常用自己的简易烤锅烤大馅饼（пирог），这种馅饼是发面的，馅儿本身是熟的，她把发好的面分成两块，擀成两个长片，放进烤锅里，中间夹上馅儿，然后把烤锅放到煤气灶上烤15分钟，烤好后再切成小块儿。塔玛拉还教我用普通的婴儿饼干做提拉米苏：她让我把方形的婴儿饼干浸湿牛奶后摆成正方形，摆一层，浇一层自制的巧克力酱，摆上几层后，在最上面一层撒上糖豆，或者摆上两块巧克力，也可以用糖豆编字。多年后我吃到正宗的提拉米苏，再想起塔玛拉教我用土办法做的提拉米苏，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我先生看到这段对我说，他在大学过新年时，老师也是这样教他们做新年蛋糕的。看来这不是塔玛拉的独创，而是俄罗斯人的民间做法）。至今我还记得塔玛拉教我第一次搅拌巧克力酱时的情景：她把一个碗递给我，里面是一大块黄油，黄油上面撒满了白砂糖，然后又递给我一个茶勺，让我把黄油和白砂糖搅拌在一起。我觉得不可思议，问需要搅到什么时候，她说，没事儿，你就搅吧。我边搅边想，这不是要把“铁杵磨成针”吧！我不停地搅拌了大约两个小时，终于把黄油和砂糖搅成了稠稠的黄油酱，塔玛拉又往里面加上了两大勺可可粉，自制的巧克力酱就做成了。此外，塔玛拉还教我做蛋黄酱，即把生鸡蛋黄，盐，芥末和一匙熟豆油（当时还没有色拉油)放在一起搅拌，边搅边往里面添加熟豆油，如果搅得太稠厚再加入少许白醋。蛋黄酱比巧克力酱好搅拌，因为蛋黄酱里面放醋，可以稀释浓稠的蛋黄酱。

　　塔玛拉在世时，每到苏联卫国战争纪念日这天，她必定会闹肚子，因为这天苏联大使馆的官员会从北京来看望哈尔滨仅剩下的几位苏侨，还要请他们吃大餐。塔玛拉饱餐一顿后，一边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述大使馆官员请他们吃饭的情景，一边不停地跑厕所，令人忍俊不禁。

塔玛拉是个中国通，她在大学里学的是东方学，不仅能说汉语，还会书写，而且写的是繁体字。她经常自己上商店买东西，去医院看病，还和邻居打嘴仗。有一次她对我说，在公共汽车上有个小伙子说她是“老毛子”，她马上回应道“你是臭糜子”！塔玛拉十分聪慧，反应敏捷，语言幽默而且犀利。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人们摆脱了束缚，衣着打扮也逐渐展现出个性来。有一天塔玛拉从街上回来对我说，我觉得人们很快就又可以像猴子一样上树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当代人身上穿的衣服越来越少，裸露的部位越来越多，恐怕以后就要像猿猴一样，脱光衣服，回到树上去啦！听到她的这番话，我笑得流出了眼泪！

　　80年代末，普通居民可以花钱在家里安装电话。虽然费奥多罗夫已经去世，但是电话局退休办的同事对塔玛拉非常关照，逢年过节都去家中看望塔玛拉，这次又特殊分配给她一个免费安装电话的指标。有了电话，塔玛拉和我联系就方便多了。那时我已经调入社科院工作，虽然平时不坐班，可工作非常忙，而且孩子小，不过，我仍旧每周去塔玛拉那儿两次，看她有什么需要，和她聊聊天儿。每次我去她家之前都要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什么时间到，如果路上我被耽搁了，她就会说你们中国人大多数都不守时。为了不受她的指责，我尽量准时到达。塔玛拉说，迟到不要紧，但是一定要有充分理由说明为什么迟到。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经常到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打交道。这时我发现俄罗斯人非常不守时，况且他们迟到的时间不是10分20分钟，而是一、两个小时。这回我终于找到理由反驳塔玛拉了。可她却说，这些都是缺乏教养的俄罗斯人的表现。话说回来，正是由于塔玛拉对我的教诲，让我牢记守时守信的做人准则。

塔玛拉夫妇对我非常好，在他们眼里，我不仅是他们的学生，还被视作他们的女儿。每次我去她家，她都事先问我想吃什么？做我最爱吃的茄子酱（баклажанная икра），还有她自己腌制的酸黄瓜。逢年过节，塔玛拉做一桌菜，一定要我点评哪个菜最好吃，她认为只有我会对她说真话。平时，她做点儿好吃的，第一盘给费奥多罗夫，第二盘一定给我，而自己常常就站在厨房吃锅底剩下的菜，还用面包把锅底擦干净。我陪塔玛拉逛街，她总是把我当作孩子，想着买点儿零食给我吃，虽然那时我已经结婚生子。记得90年代，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口味的冰激凌，塔玛拉每次都换着口味买给我吃，而我也已经习惯塔玛拉为我献出的这份母爱。

塔玛拉穿衣很讲究，她常说，如果穿衣服不把颜色搭配好，质地再好，也体现不出它的价值，服装和配饰的风格要统一，这样才能显出一个人的气质。1990年哈尔滨召开第一届中俄经贸洽谈会，我要接待来自莫斯科的前苏联国家经贸代表团，需要做一套西服套装。这可忙坏了塔玛拉，她不仅帮我选料，选颜色，又带我到曾经给她做西装的老宁波裁缝那里做服装。那个裁缝家住在南岗区芦家街，塔玛拉带着我乘坐8路公共汽车，在宣化街下车，又走了好几条街，终于找到了那个老裁缝。西服套装做得非常合体，我穿上它人显得很精神，塔玛拉就像衣服穿在自己身上那样，高兴极了！

这就是我参加哈尔滨第一届哈洽会和前苏联国家经贸代表团两位成员的合影，身上穿的衣服就是塔玛拉帮我做的

　　虽然塔玛拉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不幸，但是她依旧很热爱生活。塔玛拉喜欢逛街，逛商店，逛菜市场，每次出门前都一定要认真打扮一番：塔玛拉晚年头发很少，于是，她就把常年掉下来的头发留起来卷成卷儿，夹在头发里，再把头发高高地梳起来，这样人就显得精神了许多。此外，塔玛拉每次出门时一定要对着镜子涂口红，尽管那支口红看上去已经用了几十年。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虽然那时我经常去俄罗斯，回来总会给塔玛拉带些伴手礼，可是从未想到送给她一支口红。我想，如果当时我送给她一支口红，她会多高兴啊！想到这里，我感到非常内疚， 觉得接受塔玛拉的爱太多，而为她付出的真是太少，太少了！

1991年8月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变，史称8﹒19事件，随后发生的事件令人目瞪口呆：政变失败，苏联解体成独联体国家。那时我家住道里区红霞街，家里安装了可以收看苏联国家电视台的卫星电视。电视里每天24小时滚动播出事件新闻。政变失败后电视台马上剪辑了一个专题片，题目叫《三天三夜》，我先生把这个专题片转录了下来。塔玛拉非常关注事件的进展，特意来到我家看录像。虽然我家住在六楼，她还是一口气爬了上来。这个电视片很长，大约3个多小时，塔玛拉看得非常认真，不过看完后却没有和我讨论，我只是从她那严肃的面容中看出她内心的复杂感受。作为一个被苏联政权驱逐流亡到中国的前朝遗民，对苏联政权充满了矛盾心理和恐惧心理：一方面，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使她在20年代就在苏联领事馆登记为苏联国籍，拿到了护照，不像她的一些同胞或因参与了反苏活动，或对这个政权充满敌视而未去登记，最终成为无国籍人士；另一方面，她对这个新国家很难产生亲近感，只能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放弃了归国的机会。当然30年代和50年代回国的侨民有许多人都因历史问题或政治问题被流放（卓娅的丈夫当年回国后就被关进了监狱）。现在这个强大的国家解体了，塔玛拉的心里充满了苦涩和无奈。

1994年我搬家到黄河路住，住房宽敞了，我和先生邀请塔玛拉和她的朋友们到我家做客，有米哈伊尔和阿列克谢 · 米亚托夫兄弟二人，还有尼娜 · 达维坚科。我先生专门为他们做了俄罗斯的红菜汤、肉饼等菜肴，他们激动地说已经有50多年没吃过这种味道的家常红菜汤了！我先生把这句话视为对他厨艺的最高褒扬，为此自吹自擂了多年。他们还观看了塔玛拉重回故乡布拉戈维申斯克，俄罗斯记者为她摄制的专题片录像。那一天塔玛拉和她的朋友们都非常高兴。记得当时米亚托夫让我给他们拉一段小提琴，我说已经好多年不练琴了，米亚托夫说，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过小提琴声了。他的话让我很受触动，我为他们演奏了舒伯特的《小夜曲》。

1996年9月12日，我接到电话说塔玛拉在家里突然摔倒，我赶紧打车来到塔玛拉家，这时120救护车已经到来，救护人员正在把塔玛拉抬到车上。在救护车上，塔玛拉瞪大眼睛看着我，双手比划着，神智好像还清楚，似乎要和我说点儿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在市立医院急救科做过CT扫描后，诊断为突发性脑梗，要住院点滴。我把塔玛拉安顿好后，又去塔玛拉家取住院用的必需品，同时，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其实对于塔玛拉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她早已为自己备好了一身白色的寿衣，还多次为我演示，她告诉我就差一双白色的鞋，嘱咐我为她随便买一双即可，只要白色的。虽然每次我都对塔玛拉的嘱托表示异议，并祝她健康长寿，可是这一次，塔玛拉是否能够熬过突发脑梗的最初几天，我真的有些怀疑，她毕竟已经是89岁的高龄老人啊！
　　9月14日上午，塔玛拉终究没能战胜死神，在昏迷中睡了过去，没有痛苦，没有遗言。我遵照她的嘱托，给她买了一双白色的鞋子和袜子，又为她穿上了寿衣。在塔玛拉弥留之际，米哈伊尔﹒米亚托夫和尼娜﹒达维坚科都来医院探望。塔玛拉去世后，米哈伊尔 · 米亚托夫，韩瓦莉娅，尼娜 · 达维坚科，瓦洛佳 · 津琴科，还有俄侨混血儿的后裔，以及哈尔滨师范大学俄语系主任孙梦彪教授，外研部主任陈荣修教授都参加了葬礼。

　　1999年9月14日，塔玛拉去世三周年，我租了一辆面包车，专门邀请米哈伊尔 · 米亚托夫，韩瓦莉娅，尼娜 · 达维坚科，瓦洛佳﹒津琴科，还有从澳大利亚回来的科里亚和几位俄侨混血后裔来到皇山俄侨墓地为塔玛拉扫墓。我要让塔玛拉知道，虽然她已经去世，但是我们仍然想念她。

2012年5月，塔玛拉的外甥女留芭应我的邀请，从俄罗斯来哈尔滨参加谢廖沙的婚礼，我们一同到皇山的俄侨墓地为塔玛拉扫墓。这是塔玛拉去世后留芭第一次来哈尔滨，此时塔玛拉的妹妹卓娅和侨居巴西圣保罗的小妹妹阿拉都已经去世。留芭建议为塔玛拉和费奥多罗夫重修墓碑，同时委托我来做这件事。

　　2013年5月，留芭再次来到哈尔滨。我们在重新修建的塔玛拉和费奥多罗夫的墓碑前祈祷，愿塔玛拉和费奥多罗夫能在天堂和逝去的亲人们团聚，魂归他们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