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档案（4） 中共在道真的地下组织活动

道档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对解放区大举进攻，同时对蒋管区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大肆进行逮捕和杀害，中共川东特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发动群众，创造条件，开展对敌武装斗争。由1947年底派张立到贵州开展工作，组建“中共黔北工委”。1948年9月，“中共黔北工委”派刘学礼到道真开展工作。

刘学礼（化名张志成）持张凤鸣（国民党贵州省训团科长，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给道真县政府县长刘坤璞和民政科长蒙石的谋职介绍信到道真，任县政府教育科督学，后任军法承审（人称军法官），隐蔽开展党的工作。具体任务是：（一）搜集情报，掌握在道真的国民党政治、武装等情况；（二）找到道真县的地图，绘制与四川省南川、武隆、彭水等县接壤地带的地形图和交通要道图；（三）逐步建立通往四川沿途的地下交通站或联络点，重点是正安-道真-南川这条线路，做好在川黔边区打游击的必要准备；（四）尽量安置和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1948年12月，中共黔北工委先仲虞派隐蔽在正安新州家乡的党员郑代琪（女）和在重庆的党员李延伦到道真，与刘学礼联系，研究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确定郑代琪坐守正安，李延伦化装成小商，活动与正安、道真、南川一带。李延伦接通了重庆至德江的交通线。不久，组织上派周渭川（化名王健生）到道真，通过刘学礼的关系，安插在县政府民政科当雇员，暗中协助刘学礼开展工作。

1949年4月，为加强正安、道真、务川三县党组织地下工作的领导，经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批准，建立正（安）道（真）务（川）党支部委员会（亦称三县工作领导小组），任命刘学礼任支部书记（亦称组长），正安的李延伦、郑代琪，务川的陈立华为支部委员。随后张立派党员刘永（参加郎岱暴动失败后撤退到贵阳）带着他的学生倪仕文，持张凤鸣给道真县长刘坤璞的介绍信到道真安排工作，秘密协助刘学礼工作。不久，刘坤璞对刘永产生怀疑，刘永便离开道真去重庆。倪仕文在县政府当通讯兵，刘学礼发展他成为中共党员。6月下旬，刘坤璞两次向倪仕文追问刘永去向，形势极为不利，刘学礼批准倪仕文转移到贵阳。

为了加强对道真的控制，1949年元月初，国民党又从贵阳派军统分子赵友恒（正安人，又名赵冰峰）到道真，公开身份是县政府秘书，实则专搞所谓“监视异党”的特务活动，这对当时道真的中共地下组织开展工作十分不利。在斗争复杂的形势下，刘学礼等采取“打入内部，窃取情报，利用矛盾，隐蔽自己”的方式方法，打入县政府，有意主动接近刘坤璞的亲信人物曾晗锬（主任秘书，德江人）、机要收发员杨通城（思南人）、刘坤璞老婆徐世华，以及电台台长鲁秉书（鲁不善交际应酬，家庭拖累重，经济困难，对现实不满，常发牢骚，又与赵友恒、徐世华有矛盾），了解这些人，做这些人的工作，使其能为中共地下组织所用。比如赵友恒刚跨进县政府，就从与徐世华的谈话中得知其是一个“有特殊任务”的人；从杨通城收发文件的档案中，得知省保安司令部给县政府电报命令密切监视毗邻道真的洪渡地区共产党组织；通过鲁秉书，收听到解放区电台广播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喜讯；从徐世华那里得知刘坤璞趁赵友恒在乡下从而放走了赵从乡下扣押来的六名所谓“共产党分子”（实际是国民党部队开小差的逃兵），赵友恒与刘坤璞的矛盾日益加深，赵在县政府十分孤立，如此等等。刘学礼通过掌握的这些情报，积极开展开展地下活动。

1949年6月，倪仕文离开道真去贵阳时，因携带苏联革命小说《铁流》一书，被警察发觉后拘捕审查。张立得知，立即通知刘学礼于6月底撤离道真。刘学礼到贵阳向张立汇报道真情况后，又赶赴德江开展地下工作。黔东北地区的游击武装力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黔东北纵队”后，先仲虞任司令员，李明吉、朱亚任副司令员，刘学礼任政委，董啸嵋任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