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大哥般的班主任_黄逸山老师

阿轰

　　翻开我少年时代的相册，大部分是我在漳州一中上学时打篮球的照片，而反映学生生活的照片寥寥无几。但就在这不多的照片中，有一组四张、是高中班主任黄逸山老师带我们全班同学去厦门春游的合影尤其引人注目。

　　（▲我上高一时的班主任黄逸山老师带全班同学去厦门春游时的合影。摄于1973年春天。）

　　照片中的我们穿着朴素，个个现出看到外面世界的欣喜而又含蓄表露的神情。那时照相是很奢侈的事情，相机更是贵重的稀罕品，只有极用心的人才会想起在重要时刻要留个影的。在那个年代里，黄老师能如此，可见他为师、为人的真诚和做事的认真。

　　（▲黄逸山老师。）

　　我于1971年春季上了漳州一中。那时全国正处于“十年动乱”中期，“读书无用论”盛行，全国“备战备荒”，经常要“学工、学农、学军”、“批林批孔”，所以我们也以连、排来编年段、班级。教育秩序乱了，课堂像市场，师道无尊严，学生敢对老师不敬，老师们大都把当班主任视为苦差事。到了1972年，我们上了初二，取消连、排编制，情况有所改观，国家对教育秩序进行整顿，我们得以收拾玩心，耐下性子来读书，尽管心并不完全在课堂上。那时初中学制二年，很快的就毕业，不用中考，于1973年春季直升本校高中，这才遇到了我们的班主任黄逸山老师。

　　当年的黄老师长相很年轻，猛一看感觉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个子不高，有一双细长的丹凤眼。他平时话不多，身教多于言教，那时他可能还没有结婚吧，所以跟女同学说事时似有腼腆神情。记得他教物理，平时上课时眼神也不直视我们。如果他混在同学堆里，肯定会被外人视为学生。那时我们对谁当班主任无所谓，反正都是管我们的。其实未必，班主任并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他所付出的责任、精力、时间和辛苦要多于其他任课老师。那时我是班干部，和黄老师接触较多，不由想起几件事。

　　去厦门春游。高一时年级班数有所缩减，从别的班转来多位新同学，以前的一切归零，重新开始。现在想来，黄老师应该是想新班级需有新气象、形成新的凝聚力吧，他决定组织一次全班去厦门春游。那时学校都取消了学生春游了，而黄老师敢组织春游、且又是走出漳州到厦门，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要知道，那时我们绝大部分的同学连漳州都没有出过，更不用说是去厦门了，这绝对是黄老师的壮举。这事在学校引起的震动和黄老师所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准备工作是黄老师自己默默做的，我们都不知道。他通过同学中的部队子弟联系驻军，让部队派了两辆敞篷军车，借了相机，买胶卷，直到一切就绪才告知我们，所需部分费用均摊，大家纷纷响应，30多人报名参加，尤其能和女同学一起出游，男同学暗暗窃喜。那时还“男女授受不亲”，彼此都不说话，男、女同学分开各乘一部车。那天是周末，我们按点到学校集合，都带了“远足”需要的诸如煮鸡蛋、葱油饼、咸菜等等作中餐，有的自带、有的借了军用水壶背着。大家登车，手扶车帮，女同学的车在前带路，男同学随后，走胜利路向东驶去。经过市区，我们欣喜万分，高声吆喝，像首长检阅般的向行人挥手致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汽车驶出郊外，状况随之而来。那时的漳厦公路都是马齿砂铺地的土石公路，轮胎压过，前车扬起的“土粉”蓬蓬，令后车的我们叫苦不迭；开车的汽车兵似乎意识到“是时候展示真正技术”的机会来了，便经常使出急加速、急刹车的车技，交会车也不减速，直接急右急左的打方向，令不少同学晕车，脸色苍白的扒着车帮或干脆坐在车厢地板上。我们几个不晕车的男同学站在前面一排，眼见前车的女同学“大面积”晕车，她们趴在两旁车帮上，像是晾挂在竹竿上的衣服，车子往左颠，左边这排齐齐“哇”的吐一大口，往右颠，右边的那排也齐齐“哇”的也吐一大口，如果碰到连续的坑洼路车子左右颠簸，就会连续的出现左右都“哇、哇”的！很整齐，像有人指挥似的，把早餐都贡献出来了，酸味随之飘来。回望我们男同学，也好不到哪里去，车厢地板上也吐了好几摊，是稀饭是油条的一清二楚。

　　车到厦门，大家都精神抖擞起来，也不晕车了，两眼紧盯路边洋楼、商店。那时不讲究，军车穿过中山路，直到轮渡码头。旅游路线是黄老师精心设计的，细节我忘记了，从照片上看，我们去了鼓浪屿，在菽庄花园有一张男同学的合影。日光岩也上去玩了，只是岩顶地盘狭小，容不下我们这么多人合影。那时的胶卷很珍贵，我们照相都是集体照，且一个景点只能选取最经典的角度拍一张。

　　（▲我们男同学在菽庄花园的合影。第二排左三穿白衬衣的是黄老师，我在左四。）

　　（▲全体成员在南普陀大悲殿前合影。黄老师在最右边；我在后排右二。）

　　厦门大学是必去的，学校空荡少人，汽车长驱直入，我们在建南大礼堂前的上弦场台阶留影。虽然那时我们都知道高中毕业后要去上山下乡当知青，可是我们还是被厦大校园的雄伟宏大所震慑，压根没去想“以后要来这上学”这件事。那时黄老师是否有让我们“见识一下厦大、好好读书、要以上厦大为今后的奋斗目标”之考虑？不得而知。

　　（▲我们男同学在厦大上弦场看台、以建南大礼堂为背景的合影。第二排左二是黄老师，我在第三排右边露出大半个脑袋。）

　　我想，既然男同学有合影，那女同学肯定也会有集体合影。于是向现在有联系的林丽娜、钟丽琼同学发出征询。林丽娜说她有保留着女同学的合影并给我发来。女同学的这张照片我第一次看到，非常的珍贵。

　　（▲女同学在厦大上弦场看台的合影。第三排左一林丽娜、左二钟丽琼。）

　　四年后的1977年10月、我在漳州浦林公社畜牧场当知青两年余时，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在填报大学志愿时，脑海里浮现出来的都是厦大建南大礼堂和芙蓉楼的画面，想着那才是大学的真正样子，于是我把三个志愿全部填了厦大文科的三个不同的系。我在第一年如愿考入厦大七七级，林丽娜考入福建农学院七七级，钟丽琼考入厦大七八级。后来知道了也有其他同学考入高校。这使我相信，当年黄老师带我们来厦大参观春游，肯定是有他独特用意的。

　　（▲1978年春天，我考入厦门大学后在校门口的留影。）

　　下午回漳州时，我们的汽车驶过集美海堤后观览了陈嘉庚先生的陵寝“鳌园”。精美的石雕艺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拍照合影时海风轻抚，我们眺望远方，似心潮澎湃、充满对未来的憧憬。我很喜欢这张照片表现出我们的神情。

　　（▲我们在陈嘉庚先生陵寝“鳌园”石碑前的合影。我站在最上面。）

　　这次春游和这组照片留给我们同学们的印象太深了。时间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每每看到这组老照片，对往昔的回味油然而生。感谢黄老师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青春纪念品。

　　参加田径运动会跨栏比赛。田径运动会是漳州一中保留的传统项目，每年都要举办一次，以班级为单位，按年级排团体总分。每逢开运动会，学校像过节般的会热闹两天。我是校篮球队的，报了跳高；和我要好的苗建文是校田径队短跳组的，报了一、二百米、跳远；一些积极分子也报了名。黄老师认为既然要记团体总分，参加的人越多则得分的概率越高，于是他根据观察，动员了许多他认为有潜力或适合参加某项目的同学去参赛，这招颇为见效。没有参赛的同学则被黄老师安排当拉拉队或后勤支援，全班同学都被他动员起来了。

　　（▲现在漳州一中校园的鸟瞰图。当年左边操场是田径场，右边是足球场，堆满了挖防空洞运出的黄土。）

　　有天下午，黄老师到球场边找我说，他看了所有报名的项目，发现300米跨栏（学校田径场跑道一圈是300米）只有四个人报名，你再增加报跨栏，最差也是第五名。我说我从来没有练过跨栏。他说没关系，我可以教你，况且你还有篮球队身体素质训练的基础。我同意了。

　　此后的几天下午，黄老师都要把所有参赛的同学叫到操场，他指导我们训练。他教我跨栏，说跨栏不能跳，起跨脚要大胆“攻栏”，后面的腿要侧打开“滑”过栏。我试了几次，右腿胯部虽不能打开至九十度，但有点跨栏的样子，平时没事也会不自觉的做右腿过栏的动作，有点感觉了。看得出，黄老师很精通田径技术，对每个同学的指导都很到位。赛前他又向体育室借了几双钉鞋给我们参加径赛的同学穿。穿上钉鞋，像踏上风火轮，我已跃跃欲试。

　　（▲上高中时的我，摄于漳州一中篮球场。背景中的劳动楼是我们高中时的教室。）

　　比赛那天，发令声响后我不顾一切的冲出去，当顺利跨过第一个栏后还颇为得意，前一百米还凑乎，我按打篮球下快攻的速度发力，等于在第一时间猛抠扳机就把子弹打光了。第二个百米体力已不支，能量耗尽大部，气喘吁吁如拉风箱，胸膛像要炸开似的，心里直后悔：以后打死再也不跑跨栏了！最后一百米是咬着牙勉强撑下来的，得了第二还是第三名，比我跳高第四名的成绩还好。见我冲过终点，黄老师很高兴，跑过来冲我笑笑，可我累得连说“气话”的力气也没了。苗建文这才跟我说:“你们打篮球的不懂，其实中跑是最难跑的，要速度还要有耐力”。唉，一切都晚了！就这样，我上了黄老师的“温柔”一当。不过也有收获，明白了“术有专攻”的道理。

　　劳动与开荒炸石头。劳动是那时学生的主要教育内容之一。记得在校期间，每年都要下乡参加夏收夏种的“双抢”或秋收帮农民割稻子的劳动。大概在高一的第二学期，交白卷的张铁生被捧为“反潮流英雄”，使刚转机的教育又陷入灾难中。相册里留有一张这学期去农村参加秋收的合影照片，但去什么地方劳动却忘记了，只记得黄老师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什么都会，同学们都很佩服。还记得我们曾去漳州糖厂学工一周，我分配在酒精车间，每天干的是定时去蒸馏罐取样本、测酒精度的工作。

　　（▲参加秋收劳动的合影。黄老师在第三排最右边，我在第三排左六，左五和左八是当地大队书记、队长。）

　　前不久我无意中找到了我一九七四年度第三学期的《学生情况报告书》，一本薄薄几页纸订成的小册子，里面有一栏“受过何种奖励”记载我:本学期被评为“三好生”及“深挖洞”积极分子。想起了我们当年也参加过几次挖防空洞的劳动，黄老师带领我们男同学负责“掘进”，女同学负责运土。防空洞里很热，男的都脱得只剩背心，黄老师的肌肉很结实。

　　（▲我的“学生情况报告书”。）

　　印象最深的劳动是我们有过一次“开荒炸石头”的经历，参加者只有几个人。大概是在高一第三学期（1974年）春季，我们在学校农场学农，其实就是开荒，任务是把五爱楼后面芝山蜿蜒部分的斜坡尽可能的平整，以便可以种地瓜之类的。我们在黄老师的带领下干了几天，原来杂草丛生的黄土坡已平整多了，我们还特意挖了一条从山上有座两层楼的学农宿舍旁边可以走下来的土台阶，颇有成就感。但地里有块近人高的大石头没法移走，撬不动也敲不开，石头上布满同学们用十字镐砸下的白点。

　　第二天是周末休息，收工前黄老师跟我、苗建文、还有一个忘了是谁的同学说，明天你们上午一起来，我去借铁锤和钢钎，我们把那个石头凿开。黄老师一旦拿定主义是一定要去实现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学校，黄老师按他物理力学的原理在石头上找了个中心点下钢钎，带领我们几个轮流的去打钢钎。打钢钎看似体力活，也是技术活，尤其是那大铁锤的把子是用几根竹片合成的，有极好的弹性，举起时把子弯成反弓型，蓄足了动能，砸中钢钎时锤头反弹不震手，开始时老打不准，令扶钢钎的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唯恐打歪了。反复试了好久，我们才基本掌握要领，可以像回事的抡锤打钢钎了，但效率极低，眼见到了中午，才打了一指深的洞，而大石头仍纹丝不动。我们有点泄气。黄老师说：大家先回去吃饭，下午再来。苗建文说：这样干不行，我们院子里有个小伙子是华安水电站专业爆 破工，我请他来看看怎么样？黄老师说好的。

　　下午，那个小伙子跟苗建文来了，还背了个帆布书包。小伙子满不在乎的看了看石头，流露出这石头对于他来说是“小菜一碟”的神情，两手比划个距离说要把洞打到这么深才行。他亲自上场示范，别看他身材纤瘦，那抡锤的架势十分专业，既轻松又每锤都结结实实的打中，还让我们扶钎的每打一次要提转一下钢钎。我们轮流照着他的样子干，感觉速度快了许多。这时天上下起小雨，我们没戴斗笠，只能淋着雨干，到天有点要转暗时小伙子说可以了。他打开书包，里面有专业炸石头的全套家伙。小伙子熟练的安装好炸 药等等，又挖了些黄土拌雨水做成泥团，捏成碗状倒扣糊住洞口，像小孩子在玩过家家的游戏，他说这样会对气体产生缓冲力。我们都退得远远的，小伙子扯了一下拉火，赶紧跑过来，火 线斯斯的冒烟，过了一会儿，只听得结结实实“咚”的一声响，我们再跑过去一看，大石头居然裂了缝，用钢钎撬一下，裂成三块，大功告成，我们心上的石头也落地了，黄老师和我们都如释重负的相视一笑。

　　我们这届很特殊，初中是春季入学，高中又改成秋季入学，所以高一念了三个学期。到了1974年秋季，我们上了高二，念了一个学期。我相册里有一张我们高二（三）班的合影，题为《团结战斗的革命集体》，没有标注日期，应该是1975年初、春节放寒假前拍的，是我们这个班“解体”之前的最后一次合影，因为1975年春节后开学，便是中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所有同学都要根据自己的喜好重新选择上“专业班”，为高中毕业后去上山下乡学一项实用的本事。至此，黄老师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总共当了我们两年整的高一、高二班主任。

　　（▲分专业班之前的合影，第二排左一陈丽丰老师，她教数学，讲课深入浅出；第三排左四是班主任黄逸山老师，教物理，为我们呕心沥血；左五林策老师，教“农业基础知识”（生物），活泼热情；左六徐瑶生老师，教语文，上课生动，使我对语文产生了浓厚兴趣；左七苗建文同学。我在第四排左六。)

　　班级解体后，同学们各自选择喜欢的专业班，上了一个学期后，高中毕业了。毕业前夕，突然意识到同学们即将天各一方，我告诉许多同学，他们和我一样买了笔记本、请要好的同学留言互赠。中学总共上了四年半，我们像匆匆过客，无暇顾及身边的同学、老师和沿途的风景就到站了。我毕业后紧接着下乡当知青、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离漳州更远了，再忙着自己的事情，几乎没有想过我曾经的班级，往事淡忘。现在翻看老照片，隐约的记起一些事，老师、同学的面孔熟悉，可有的却叫不上名字。多年以后当我们有了社会阅历再回想在青春最美好的高中阶段遇上了好班主任，便可感受到那时的黄逸山老师更像是家中的大哥一样，沉默却有力量，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他会以言行感染我们、保护我们；更多的时候，他站在我们的身后，用无形的力量默默支撑着我们，甚至包容我们的过错，顶多是在我们淘气惹得他气不过时，才会狠狠的批评我们几句。那时我们不懂，长大后都懂了。

（成文于2021年4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