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方之先生的忘年交》

王近民

吃过晚饭后不久，与张宁外出散步闲聊时，无意间聊到我曾经的同事王怡群的一些往事，怡群和张宁的父母都是五十年代响应号召支援苏北发展建设，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分配在县人民医院工作的同事。同住医院宿舍大院里的怡群和张宁既是发小又是同学。县中读书时怡群高她两届，二人都是县中文艺宣传队的骨干。怡群做院长的父亲在WG时和母亲双双受到无端迫害，使年幼的怡群姐弟俩心里蒙上难以磨灭的阴影。其实早在怡群进曙光厂之前我们就认识了，那是在我插队的第二年也就是1969年夏天，一拨由黄集、岔河插队的二中知青为县中文艺宣传队排演歌剧《井冈山的道路》，那时我在乐队拉小提琴。怡群在剧中饰演女一号“大嫂”的角色。还有叶素维、顾督根、王高井都是那会儿认识的。怡群毕业后分配到曙光厂工作时我们又成了同事。直到她七九年考入淮阴师专，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工作。之后有消息说怡群嫁给了李潮。李潮的父亲是我插队曾在一个大队的下放干部，原南京市文联职业作家韩建国，笔名方之，李潮随母姓。作为曾经的同事我为怡群找到如意郎君感到高兴，怎奈不久又传来恶耗！年纪轻轻的她竟罹患乳腺癌不幸去世，绽放的生命戛然停止在三十五岁。我为怡群不幸离世感到惋惜的同时不由让我想到她那当作家的公公，和我有过一段“忘年之交”的方之先生。 我与方之相识，还是我去苏北插队的第二年。那年的冬天特别冷，过完年回到农村不久的一天上午，我们几个知青在土坯茅草屋里围着火盆烤火聊天，大队通讯员老宋顶着刺骨的寒风来生产队送信时路过我们知青点便进来歇歇脚，陶树仁倒上一碗热开水给他暖暖身。老宋在火盆旁坐下后，将手伸进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从里面捏出少许烟末边卷纸烟边和我们说起大队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告诉你们这些“学生”哦，大队前两天又接受了一户姓韩的南京下放干部，听说还是个有名的写家，落户在涧南三许二队”。老宋嘴里的“学生”是当时农民兄弟对插队知青的统称，我也知道他嘴里说的写家其实就是作家，是南京文化界的名人。我们听说此事后很高兴，反正刚刚过了年，也没啥农活，商议着准备下午就去看望从省城来的这一家子。 我们涧南十四队与二队相距不足五华里，我们吃过中午饭就和陶树仁、陆震伟一路顶着寒风，踏着吱吱作响、尚未融化的积雪直奔三许庄，拜访这位落难下放农村接受改造的大作家。笔名方之的韩建国，祖籍湖南湘潭，少年生长在南京，是中国现代史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解放战争时期，方之在南京读中学时就投身学生运动，不久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岁就担任了团市委的领导工作。至六九年方之下放洪泽前，发表短、长篇小说二十余部，五八年还曾与叶至诚合作过电影剧本《绿洲》。 三许庄在涧南大队的西南方向，和邨南大队的黄庄毗邻，是个许姓小族群。人均GDP才一毛几分，一个比我们十四队还贫穷的小村落。进入庄子后在农民的指引下，映入眼帘的是两间破旧的土坯茅屋和屋后杂乱无章的树木，目之所及全被白皑皑的积雪覆盖。听说有知青登门拜访，最先从土坯屋里出来迎接我们的就是作家方之。刚到涧南农村的他四十岁不到，中等身材穿着一件半旧的中式棉袄，一付深褐色镜框的近视眼镜戴在稍显瘦削的脸上。妻子李阿姨一边忙着收拾屋里杂乱的物品一边招呼着我们。方之用被烟熏的黄黄的手指夹着刚点燃的香烟，边抽边与我们交谈。虽说方之是湖南人，可能是在南京生活太久的缘故吧，能说一口纯正的南京话。长期伏案熬夜、抽烟思考提神的缘故，谈笑中牙齿及牙缝里露出深褐色的烟渍，中年汉子饱经岁月沧桑和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同时都刻在了他的脸上……。 方之和李阿姨身边有两个孩子一个叫李潮一个叫韩东，一个皮肤黑一个皮肤白，插班在当时的村办涧南小学续读，小小年纪就早早戴上了近视眼镜。好在当时的政策干部都是带薪下放，生活上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大的危机，真正受到伤害的是他们事业与精神上的打击和煎熬。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后，一来二往，慢慢的我们相互走动就多了起来。我和方之的忘年之交就是从这年的夏天开始的…… 为了配合县革委会领导开展大批判运动深入基层，公社下文责令各大队成立一支由村干部、下放干部和知青代表组成的大批判工作组，我和方之都是其中成员，工作组有成员七八个人，宋书记腾出大队部的一间屋作为工作场所。方之是我们工作组的领导，淳朴的农民都习惯地叫他韩大组长。由此开始了和方之长达四个多月朝夕相处的日子。白天我和方之下到各个生产队收集素材，他与农民边聊天时手里还不停地记录，我则忙着在村头路边用稻草编扎刘SQ的草人，而后再抹上河泥，挂上木牌写上字，还要为方之的批判文章根据内容配上画 …… 今天想想当年的行为是何等的幼稚可笑。就连文坛大作家都被当时的运动潮流所左右，无法抗拒不得已而为之，更何况我呢？反过来再想想，不用下田干活，整天和名人泡在一起四处转悠，队里又记着最高劳力的工分，似乎觉得又挺自在的，年轻的我虚荣心得到极大地满足！方之对眼前的这一切估计想法肯定和我不一样。出于作家的职业敏感，他更多的是从和农民的接触与交谈中捕捉灵感，为日后的写作积累素材。为人谦和的他乐于和淳朴的农民打成一片。风趣幽默的他常常用刚学会的苏北方言可！可！可! 逗！逗！逗！把围在身边的二哥二嫂逗得乐弯了腰。方之和李阿姨加上两个儿子四人都带眼镜，当地农民笑侃说他家有十六只眼。有农村妇女问到两个孩子的皮肤差异时，方之就和妇女们调侃说：“这你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家小大子李潮是大麦面（黑）小二子韩东是小麦面（白）”此刻连说带笑的他重重吸了一口烟，嘴巴一窝吐出两个白色的烟圈，一付得意的样子。有时采访结束休息时，闲不住的他又对插秧的农活产生了兴趣，撩起裤脚下到水田里和妇女们学起了插秧，虽然有热心人教他如何分秧插秧、两脚如何后退，方之始终都没有掌握要领，秧苗插的歪歪咧咧不说，还弄的满身泥浆水，很快就被两边的妇女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活生生的被包了饺子。此时方之索性也不插了，直起腰来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烟，从里面抽出一支点燃，看了看眼前歪歪咧咧的秧苗，然后一脚深一脚浅地回到田边。众人看到烈日下的方之浑身被泥水弄脏弄湿的窘相，引来妇道们一阵阵哄笑。 在国家动荡、百业凋零的WG时期，文学创作遭受限制，而方之出于对文学的痴迷，仍然伏案执笔辛勤耕耘。深入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他只要有空就会去周边的农村采风，有一次在渔家的船上看到天冷，方之就把自己身上的短大衣脱下来给光着屁股的孩子披上，下船时船上的渔老大不好意思地说：“老韩，这大衣不能拿了否则孩子要生病的…”他爽快允诺，二话不说就走了。在湖上跑了一天回到家，他把雨靴甩了出来，家里人一看都笑翻了，原来穿了一天的雨然靴竟是一大一小… 那时作品刊发渠道很窄，审核也严。他便通过洪泽文化馆的官方渠道以笔名“洪馆”创作发表了中篇小说《栽草记》写的都是渔民栽草养鱼的故事。 记得在一个夏日的晚上，我们又去方之家中小聚，谈及WG中发生的各种社会乱象时，善于思考、有着前瞻意识的方之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小王你们记住了，WG中一切被摧残，被破坏的中华文化，总有一天不但要放回原来的位置，而且要比以前摆放得更好”。现在回过头想想，方之的一番话都得到了验证。当年批判孔子，视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如今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知识分子得到了尊重，百花开放百家争鸣的文艺路线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身边。而方之的青春年华，如同花朵刚刚绽放的时候，受到反右扩大化狂风无情的摧残。但是二十年的遭遇并没有扑灭他的心灵之火，他始终不曾忘记作为作家的责任。正如他的朋友评价他的小说是一团火，一把剑。方之几乎把他所有的精力花在文学创作上了。 我与方之的“忘年交”一直持续到七二年底，县里振兴地方工业，知青招工进了曙光厂而结束。之后的几年里也曾回涧南农村看望过方之几次，直到他七六年落实政策调回省城。后来听说方之回南京后没几年就因病去世，时年四十九岁。方之去世后不久，小说《内奸》被评为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小说奖，亦是绝笔之作。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有许多成熟的构思没有形成文字，一些文学构想都没来得及实施，便随着作家撒手人世而成为永远的遗憾…… 王近民 写于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