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往事萦心头

山水行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日高中毕业后不满十八岁又瘦又小的我与小芳同车到造甲城公社付台村，成为村子里的新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卡车离开县城芦台开了近两个小时后转过一个弯，还距离村子老远就能听见敲锣打鼓和阵阵口号的声音，甚至盖过了轰鸣的大卡车马达声，我明白：到了。坐在各自木箱上的小芳我俩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扶着车厢迎风往前望去，村口，数面红旗招展，只见村几位领导和村小学校的全体师生们站在路两旁热情洋溢地高喊着口号列队欢迎，这可是当年农村欢迎贵宾的最高礼遇，当我跳下大卡车时就听县知青办刘主任正在和带头欢迎我们的村党支部老茂书记交代：本来不只是这两个人，还有某主任等几位领导的千金，但她们都没按照通知出发的时间报到，所以就先把这两位送过来了，过几天还会有第二批下乡知青。大概是觉得与高规格的欢迎仪式不相符，这高射炮只打了两个蚊子之故，见老茂书记脸有愠色地点着头果断的当场决定：这两人暂时算大队的关工（因村里需要而均衡地由各生产队分别抽调的劳动力名为关工）下地干活，等第二批下乡知青来到后再分配到各小队。

    五月初正是气温回升、大地复苏之时，虽早晚时分仍有寒意却早已是麦苗返青的春耕繁忙时节。第二天一大早，我与小芳自觉地来到大队部等待分配，书记指派了一个沉默寡言始终没正眼瞅我们的老农民带着小芳我俩出工，仨人拉着一辆小拉车，车上不知为何装着两块正中有眼的圆圆大石头由村西大路边歪脖老柳树前渡过还乡河，来到河儿北的麦田里，第一次站在田头看着眼前望不到边绿油油长势喜人的麦苗，自己正在组织调动头脑里涌现出来准备赞美大自然地豪迈之情、穷尽所有搜肠刮肚地翻找腹内有限的那点词汇，刚要张嘴表达豪情，就听一路上始终沉默一声没吭的老乡这时打断我的自我陶醉，招呼我们帮着把车上那两个非常沉重、圆圆的石头卸下小拉车，并用一根粗木棍相连，被截断了正要表达自己心底涌现出感慨的我看着他做着示范，连说带比划的交待我们如何“砘地”：让我俩每人一根绳子共同拉着被串在一起的两块圆石头在麦苗间不停地走，不知我是头脑仍沉浸在刚才的诗情画意中还是理解力本就低下，反正听了半天我还是一头雾水，不明白为何把长得非常好的返青麦苗要用石头压倒——“砘地”？老乡面对我的无知不耐烦的解释说：春天，麦苗砘一下就不怕受干风吹苗根，将来还能长得粗壮抗倒伏。似懂非懂的小芳我俩从此，每天都在还乡河儿北名叫“十二条”的麦田里用力不停的拉着沉重砘子来来回回走着，挨到收工，早已头发昏眼冒金星、腿酸痛浑身散架，回到宿舍——房东大娘家的后院大房东屋，偶尔遇到同住大房对面西屋的房东大娘那两位年龄于我们相仿的胖女儿也没有一句话，只是龇牙咧嘴挤出一个类似的笑脸算是打了招呼，钻进屋子躺在炕上一句话都懒得说。这样挨过了十几天直到小学同班男同学大阳及小韩等九个女生的到来。我们十二个知青被分配到了四个生产队。不再拉那沉重的砘子我心中暗暗地高兴。没想到被分配进生产队也正是玉米、高粱刚刚钻出土壤的时候，全体社员每天去遥远的高坨岭上、棒面地等地块用老乡的话说叫：开苗。“开苗”也叫“间苗”，就是把一行行密密麻麻刚钻出地面的玉米和高粱苗按不同的品种除掉多余，留合适的株距中那颗最壮的苗，这活需要眼神和技术，老乡们管这叫“三锄一揇”，顾名思义也就是抡起锄头三下就要把周围小苗和草耪掉，需要保留的那颗独苗要纹丝不动，这起码需要眼疾手快果断判断力和多年练就的功力，只见男女老少全生产队的人排成非常有气势的大雁南飞的“人”字阵型，领头雁总是生产队里最能干的那个人——也就是后来成为我大朋友的玉二哥，其他社员在玉二哥左右依次自觉排成队形，每人一垄有节奏地手起锄落，锃亮的锄头上下翻飞干净利落，保留下的小苗根根挺立，微风中只见没了竞争对手的它得意甚至欢快的摇着头，傲视着躺倒在它脚下的同伴们慢慢风干。我仔细地观察着大家锄地的要领并自觉地排在队伍的最后一名，社员们越干离排在雁飞队形最后的我越远，把我远远地抛在了距离起点不远处，生产队长大贵哥总是不停地在我身后检查着我有限的业绩，我知道，他这是担心我失误而断送应该留存小苗的生命，这更让本就心情紧张地我抡着又长又笨虽新却锈的大锄板越发不敢下锄，唯恐除掉不该除掉的苗，留下不该留下的草，所以我的腰板不得已越来越弯，头也越来越低，虽然天气不是很热但汗珠却由脸颊、鼻尖不断线的往下流淌，真正亲身体会到了“汗滴禾下土”的艰辛。这时候，社员们依次都已经锄到了地头，男女老少几十号人一字排开都坐在田埂上个个搂着自己光亮的锄杆喷云吐雾地眯缝着双眼香甜的吸着老旱烟，大家的眼神都不由自主地聚焦到恰似在舞台上独舞的我这个唯一一个蹩脚演员身上，我是又累又臊更加不敢有半点失误，只有更低的扎着头笨拙地挥着锄头往前一点点地挪动，这难捱的时间感觉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忽然，感觉面前小苗处有个灵巧的锄头一闪，抬头看，原来是女队长兰荣带领着沛芹、春玲等几位老大姐从地头一路耪过来接我，努力站直身子的我不知所措地、涨红着汗水流淌、表情僵硬的脸心存感激张张干渴的嘴却没有发出声来，一句感谢的话都不会说。从此，每垄苗都是这样我耪前一半，几个大姐姐干完她们自己的活之后替我耪剩下的一半，再后来割草的时候也是她们经常主动的帮我磨镰刀，都非常热心的护佑着我这个小老弟，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几个老大姐的名字都叫啥，甚至都没看不清过她们那只露着双眼、被头巾和口罩遮住的俏丽容貌，只是留心听着别人称谓她们后自己暗暗的记住了几位老大姐的名字和倩影，后来没多久她们相继都结婚出嫁了，甚至我不知道她们分别都嫁到了哪里，只是这深深的烙印一住就是半个世纪在心底，我的心里始终保存有这段美好回忆，在此我真诚地祝福她们永远幸福、一生平安。

　　    “开苗”之后开始割草，喂牲口，春草是最值钱，当时就能卖到一毛多钱一斤，所以各个生产队都抓紧时间抢割春草，每个社员按照一个工分一百斤草的定量，平时自己挣多少工分就是多少个一百斤，我的天，我由早晨到收工不抬头也割不了三百斤草，全体社员到了田边地头人人都像疯了似的手持镰刀呼啦一声散开，哪里草长得茂密就冲向哪里，最后把自己割倒的草捆扎起来背在背上，走向深水沟，对！我没说错，就是走进深水沟，一直走到后背上的草完全浸在水中，这个时候沟里的水已经到胸口的高度，人背着草在水中转过身之后，非常艰难的爬上深水沟，回到路边，这时浑身湿透，极力弯着腰扑向地面的前胸和后背上的草如水帘洞一般不住地趟着水，趁着草中水分最大之时，要疾步赶到拿着大秤杆为每个社员登记的大贵队长身边过称，五十斤草瞬间变成一百多斤，而我却羞于这样干，所以，高过头的一大背草也只有几十斤重，好在每次过完称大贵队长往手里的小本本上记录时都会笑着在我名下多写几十斤，使我心里总是热乎乎的。一天，大家都在地里埋着头割草，我猛然发现马路对面虽然更加的水草茂盛却没有一个人，我就像发现了藏宝地一样，由路东转战到了路西，面对茂盛的水草我心中不由得暗暗哼着革命歌曲，双手不由得加快频率，正聚精会神的干得起劲，突然眼前不知何时站住了一个人，我的目光从镰刀移到来人的双脚再往上移动到双腿直到我与陌生的来人四目相对，我才顿时明白：原来我越界了，路西是造甲城村的土地，我这叫侵略，用现在的话说叫：偷资源。没有废话，我无奈地丢下一片躺倒在地的劳动成果无精打采空着手往回走，才猛然发现：我们生产队的全体社员都隔着马路停下手里的镰刀站直身体在遥望着我，众目睽睽下我一定像个斗败的小公鸡。就这样，虽然每天我都在不懈地努力，依旧是全体社员中割草最少的一个，所不同的是：到收工往往只有我的衣服是干的。

　　少见的一场春雨算是救了我的命，正在每天早晨腰酸腿疼的出工犯愁之时，一天上午，老天爷下了一场大雨，那可是一场少见又及时的透雨，大贵队长宣布：全体社员上午雨休，在小队部开会、评工分，本来一年到头除了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以外只有一天不下地，那就是为全体社员评工分，按惯例每次都是安排在严冬下大雪的那天，其他不论是下雪还是下大雨都要下地干活，下多大的雪也要挖河、平地，下大雨常常都是施肥的最佳时机，肥料不定，有时是固体化肥、液体胺水或农家肥。而这天，低矮窄小的小队部土屋中炕上、地下、屋里屋外或坐或站挤满了人，全体到场。雨声中，只听大贵队长挨个念人名，每念一个人名首先本人先自认之后大家发言再举手表决这个人应该每天给多少工分，挣工分最少的是半大孩子每天四分，最能干的女青年挣七分，整劳力挣十分，这个时候我有些紧张，评的工分太低怕难堪，评的工分太高又怕干不了。正在我心里打鼓的时候，只听大贵队长说到了我的名字：宝权是新来的下放青年，干农活虽然不太熟悉，但是非常认真，他耪的地我都认真的检查过：很仔细，我建议给他七分，话音刚落全体举手通过，无人有异议，我紧张中长舒了一口气，这可是我们这批知青里挣工分最高的，如果让自认工分我最多敢要五分。工分评完，大贵队长一身正气、非常严肃的批评一个名叫阿宗的人，说他每到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拾柴、挑猪草浑身有力量，而一到干生产队的活就没精打采，耪地也不认真。我一边听一边替这个名叫阿宗的人感到害臊，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抬头看看四周，大家都吸着老旱烟低垂着头沉默不语，看不出谁的表情有异样，只好低声的问身边一个个头不高垂着头的汉子：“哎，谁是阿宗”？只见这人把老旱烟从嘴里拔出来，笑嘻嘻的抬起头低声对我说：我就是，吓我一跳，这回答让我顿觉不好意思。后来我才慢慢知道阿宗的为人处事，完全就是大贵队长分析、指出的那样人。阿宗三十出头，每天天黑就睡觉，而且只睡一觉，睡醒了不论是什么时辰都躺不住必须起床，恰恰又是闲不住的人，穿上衣服就到地里拾柴禾，等到天亮前，别人骑着自行车出庄拾柴禾的时候，他已经满载而归了，而且，他自行车后驮着的柴捆又长又高，几乎刮到路两边的电杆，只要路上有他驮着柴草通过任谁都会老远下车让道，所以，各家在村口码放的柴垛数他家最多，也最高，甚至每垛柴草最下一层因时间太长而烂掉。其貌不扬的他却又娶了一个整个付台村公认、少有的美貌又贤惠水灵灵妻子，以至于，总有爱逗着玩的年轻人开玩笑的对他说：你总半夜出去拾柴禾，哪天趁你不在家我就去找嫂子，醍醐灌顶，吓得他赶紧去买了一把大号的铁锁，每天半夜出去时都会仔细地用这把大锁把家里那两个门扇锁上，他不回来老婆就不能出屋，当然也做不了饭，孩子也甭想去上学，有时候气的他老婆骂他，可任你咋说他还是照旧。一天，半夜他又睡醒了，照例起床，精神抖擞地骑上自行车去拾柴，刚到村口，夜色中看到路边不知是谁家昨天新码放了一垛柴草，他下车走到近前，趁着月色一看：顿时满心欢喜，爱不释手，这是一整垛野蒿，野蒿是最佳烧火做饭、冬季烧炕取暖之物，内里含有油性，火不但旺，还长时间的有底火，大炕能保持到早晨依然是热乎乎的。这么好的东西他不见罢了，既然见到就是缘分，当然就应该是自己的，说干就干，谁也不知他用了多长时间，反正整个柴垛根草没剩地搬了家，天蒙蒙亮，柴垛的主人溜达到村口想欣赏一下昨天自己码放的柴草，吃惊的发现它没了，真的没了！干净的一捆柴也没剩，这柴草主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随后经过仔细的确认，如警察破案般的顺着地上搬运柴草明显的痕迹，一直走到阿宗家的后院，站在他家后门口抬头看，只见后院突兀、整齐的码放着一个柴草垛，嘴里叼着一颗草棍的阿宗正在草垛下用满意的眼光欣赏着。无需赘言，到早晨出工的时候，全村人都看到了一个场景：能干的阿宗又在忙着担柴草，所不同的是：由家里往外担给恢复到原位。

　　村里有个青年叫小风，年长我一岁，干活也是与阿宗相仿，小时候曾经上过几天学，可一坐教室就头痛，总觉得不如掏鱼摸虾干农活来的痛快，从此自由生长，后来早早地就开始在生产队干农活，反倒是成了一把庄稼地里的好手，只是不识字，所以每次出河工家里让带着的两块钱也不交给他，而是让一起去的别人为他装着。有一年冬天出河工，走到半路一帮人进小饭馆吃饭，跑了一路觉得挺辛苦，别人就都点小炖肉想解解馋，小风却不舍得吃炖肉，想省点钱，就点了一个青椒炒肉，等到吃完饭交钱的时候，替他管钱的那位告诉他：就他菜价最贵，嗬！可不干了，小风指着别人的碗对饭馆人说：我吃的是蔬菜，他们吃的都是肉，我的菜咋比他们还贵了呢？饭馆的人告诉他：你的菜就应该比小炖肉要贵，因为现在是冬天，青椒都是由遥远的南方运过来的，气的小风直翻白眼，后悔的直拍大腿。别看小风不识字，但是很知道客气，搞了个对象第一次进门，到了吃饭的时候全家人相互谦让上炕里，大家推让半天谁都不好意思，这时他妈说谁岁数大谁往里坐，意思是让他爸先上去，没想到小风拉着比他大几个月的女朋友说：三姐你上里边坐，把他妈气的不得了。而他妈不只是不识字，还有点心眼不是很灵透，别人每次问到她儿子啥时候的生日，她的回答总是：粪箕子被风刮倒那天的，原因是：孩子夜间出生，早晨刮起了风，她艰难地抬起头透过窗户正看到粪箕子被风刮倒，所以就这样记住了孩子的生日。而他爸也不认识字，曾经有一次拿着布票问小风：这是多少？小风接在手里，正着看完翻过来看，回答说：一斤二斤？他爸暴怒的对他扇来一个大脖溜子，骂道：我就知道布票论尺，粮票才论斤。看来全家还属他爸最聪明，可是他又特殊的会过日子，一次，他老婆做的晚饭有面汤，把他气得跳脚，说他老婆不会过日子，这么金贵的东西做了面汤，又不解饿，又不扛时候，白白的浪费了，从此，他老婆再做面汤，就先给孩子们用笊篱捞净锅里的面条，等小风爸收工回家吃饭一看是菜汤，就高兴地夸奖老婆会过日子，一家人平安无事、皆大欢喜。

    比我年长十四岁、挖卫星河同住一室的大朋友玉二哥，其外貌长得比他哥、他弟更像他们的老爹，活脱脱完全就是他老爹的翻版，豪爽的性格，高大魁伟的身躯，孔武有力，干活从不惜力。虽然他爸上了年纪，有些驼背，但是仍能看出曾是个农家好手，经过玉二哥祖上和父亲不懈努力，愣是从土地中刨食耕耪出诺大的家业，在村西头建有一幢高门深宅大院，还没到村口，远远地就能看到这栋村里地标性的建筑，这可是付台村唯一的青砖大瓦房，其余，家家统统都是低矮小茅草屋，当然这说的是解放前，不过到我下乡来村，发现全村还有另一间青砖瓦房，那就是整天挂着一把大锁的村子正中早没有了香火的小庙。玉二哥家的这青砖大瓦房依然是村子住宅里的唯一。可想而知，解放的时候定家庭成分，他家是村里当之无愧、也是唯一的大地主，随后把玉二哥全家从高门大院轰了出来，牲口、农具和财产都分给了农户，房子收归集体所有，到我下乡，这里依然是村里的小学校。他那年纪已老的父亲从此当上了铁板钉钉、雷打不动的“S类分子”，属于“只许低头认罪，不许乱说乱动”的人，每次开全体村民大会他们要么提前站成一排准备挨斗，要么接到通知躲在家里不许出来，更不许乱说乱动。与身材高高大大玉二哥他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S类分子”队伍中始终有一位极为瘦弱的小脚老太太，她总是战战兢兢躲在这伙灰溜溜没有一点声响的大男人们的身后，后来才知道：其中一位长得白白净净、相貌和善的老头是小脚女人的老公，成为“S类分子”中唯一的夫妻搭档。听老乡说：这老头解放前在南方是个火车司机，本属于真正的工人阶级，可是，由于常年在外地不能回家，几年都见不到在老家的老婆孩子，所以就在工作地又找了一个妻子，也就是那个小脚老太太，后来，被单位查出他有两个老婆，开除公职不说，还被轰回老家，身份也就成了：夫妻“H分子”。那年月“H分子”是不敢抬头的，总是低着头看着自己脚尖走路，一次，早晨出工，小脚女人的老公没看见自己生产队的人出发的方向，正巧，低着头感觉对面来了一个人，就低声万分谦卑的问询：政府，我们队社员哪边干活去了？老头静静地等待着回答，让他没想到的是来人没有应答，只哼了一声转身走了。老头这才明白，刚才遇到的是自己在村里当电工的儿子，再往前走，遇到了老知青国兴大哥，老头又请示了一遍：政府，我们队社员哪边干活去了？从此，“政府”成了国兴大哥的代名词，直到现在老知青们每次见面依然这样称呼他。

    老知青们都是收工后自己生火做饭，村里为我们十二个新知青指派一个老大爷做饭，看他平时倒也勤勤恳恳。一天我起床早了点，从厨房门前经过，看见他正把刚出锅的热馒头往自己大缅裆裤里藏。我与他四目相对，瞬间尴尬的都呆愣住了。恰巧，过了一会，大阳起床后找他要火柴，准备夜里没电的时候点煤油灯用，因火柴是用每天做饭所产生柴灰换来的，每天早晨都会有人赶着马车挨家挨户的用火柴换柴灰，据说是用柴灰熬硝，一簸箕柴灰能换一盒火柴，所以各家都会有好多火柴。没想到，大爷不但不给火柴，还和大阳吵了起来，只听他高喊一声：不干了，甩手回家了，弄得大阳不明所以，只有我知道他这是就坡下驴：偷馒头被我发现而没脸再干了。当然，我们自己做饭也没问题，只是自己做饭刚两天就发现无柴可烧了。按政府规定，知青下乡第一年是到粮库按城市居民定量粗细粮搭配供应，下乡第二年开始完全按照所属生产队分粮食。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我们却是有粮无柴，我这个小组长赶紧召集大家开会共同想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全体休工去砍柴，却又都不知道哪里是村里的土地，住在知青宿舍的老知青永昌大哥听说了此事，拍着胸脯自告奋勇要带着我们去。这让我们全体新知青大大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大早，永昌大哥借了辆小拉车，带领我们十二个人浩浩荡荡如逛商场一般出发了。迎面的晨光照在永昌大哥满是胡茬的方脸上透着刚毅，结实身体里有衣服裹不住的力量。当年在芦台二中上学的他，快毕业的时候WH大革命开始了，他负责管理着本造反派的全部档案文件，在被对方俘虏前的关键时刻深藏了秘密档案，对方知道他是机密文件的管理者，威逼利诱最后用棍子乱打，他愣是挺住身体、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更没供出秘密档案所藏之地。六八年下乡当知青，到我们相识于付台村，他早和农民打成一片，根本看不出曾经的学生娃模样。

　　    红日西坠，完全是帮忙且干活最卖力的永昌大哥驾辕，我们拉着满满一车柴草凯旋，因为有柴烧又能做饭吃了，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忘记了疲劳。感觉十里路也并没有平日那么遥远，村东口小石桥已在眼前，只见高高的小石桥上站着一个人正在撒尿，而且他没有背转身面朝桥下，而是面朝村外大路，源源不断地尿液顺着桥坡从路中间往下肆意流淌，这让我们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唯恐让后面的女同学们看到感到尴尬。这个人是我村的盲人：一个非常聪明、天生眼盲却不戴墨镜且一根手指粗细的竹竿“哒哒哒”有节奏的点着地的小个子中年人，靠走村串巷偷偷为人算卦为生，据外村人说，他能掐会算特准，奇怪的是，他在我们本村反倒没有人太相信，却在周围几个村庄很有知名度，所以，虽然他并不下地干活挣工分，养活着他和他那傻老婆也还衣食无忧，村里除他家隔壁的孤寡瘫老太太时而与他吵架、对他恨之入骨外倒也都相安无事。他每天手持一根盲杖斜挎一方布包，自由地行走在周围各村，也还畅通无阻，从不会走错路，更不会走迷了路，凭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给人算卦，时多时少的总有收获并能顺利地走回家来，不由得让人啧啧称奇。也许因为眼盲在外村不便解手，每天进村前都会先解决内急，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是站在村口最高点面对着马路撒尿，显然是故意为之，可见此人从骨子里坏到了极点。盲人之坏暂且不表，话分两头，转眼快过年了，家家或多或少都在准备过年食材，村民大志家破天荒的买了一大块猪肉，大志老婆欢天喜地把肉放在堂屋地上，就急于向街坊四邻炫耀自己生活的富足，立马跑到邻居家广而告之去了，等她聊得心满意足由隔壁回到家，发现刚才放在堂屋正中的那大块肉无影无踪了。隔壁女人听到刚回家的大志老婆天塌般呼天抢地的哭声急忙过来一探究竟，又帮着里外寻找不到，也没了办法，看着大志老婆绝望中要寻死觅活，就劝她是不是求咱村的盲人给算算，真的是有病乱投医，大志老婆虽然平日并不相信，更不待见那个偶尔来串门的瞎子，但走投无路之下也只有一试了。盲人正在家里端坐，听了大志老婆由头到尾详细叙述之后两只眼窝里的眼白不停转动，眼皮紧劲的眨动望向屋顶或说天空的某个方向似乎看到了什么，不紧不慢掐指一算，煞有介事地说：这是惹怒了一位天神在惩罚她，停顿了一下后，盲人翻着那双空洞洞的眼皮望向吓白了脸、又急又怕的大志老婆，说了一句话让大志老婆如见救星：东西在你家院内柴草垛里。当大志老婆疯了似的跑回家，严格按照盲人所指方位抱出那块肉，高兴程度可想而知。闲言少叙，从此，大志老婆对盲人敬若神明，经常背着自己老公心甘情愿陪着盲人睡觉，只是不久，就让执勤基干民兵给抓到了，经审问，盲人自己交代：平日他就很喜欢和这个女人聊天，所以经常去她家串门，那天又去，正巧被放在堂屋地上的猪肉绊了一下，喊了两声无人应答，抱起肉来就想回家，出了房门又怕被旁人看到，而自己又看不到别人，心想，先把肉藏起来，等夜里自己再去取回家，之后就把肉藏在了院里的草堆里，既然这女人找上门来，他顿时心生一计：何不如此这般......。后面事情的发展也的确如瞎子所料。话说盲人家隔壁的瘫老太太平日就恨盲人的坏，这天把沾了敌敌畏的馒头扔到了盲人家的猪圈里，打算毒死盲人家养的那头猪，没想到，猪也会嫌充满敌敌畏的馒头呛鼻子而不吃，过后，却被盲人的傻媳妇捡起来想吃，拿到嘴边也嫌味儿大，也没吃，盲人何等聪明，回家立即拿着内含敌敌畏的馒头报告村委会，不一会就破案了。事情到此，故事本应结束无话可说了，但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又恰巧，事情往往总是有恰巧：我生产队的老和同志出工时由地里捡到十二个老玉米，心想别浪费，却被基干民兵查了出来，按盗窃论处，每个老玉米罚款一元，另外，还要游街示众，村里的这几件奇事巧遇到了一起，所以，每天傍晚收工后，让全体村民津津乐道的奇景出现了：一辆小拉车由偷盗分子老和驾辕、流氓分子盲人侧面帮扶、车上稳坐着——企图害盲人家的那位瘫老太太游街示众，后面跟着两个持枪监督的基干民兵，当然瘫老太太也甭想吃闲饭，民兵往瘫老太手中塞了一面大锣，她咣咣不停地敲响，响锣无需重锤，每当锣声一响，村民们都提前出门观望，似夹道欢迎英雄凯旋，这成了那些天村子里的奇景。

下乡半年后，数九寒天，全县总动员，开展卫星河大会战，几十公里长的原野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沿线架设的高音喇叭里循环播放着电影《青松岭》插曲：大鞭子一甩嘎嘎响等那几首鼓舞干劲的革命歌曲，全县农民只要能干活的统统拉到工地去大战五十天，由天不亮开始到天黑收工，每两个人两把铁锨一条扁担一只大筐捉对拼搏，每个人都是单裤褂依然挥汗如雨，我每天吃进肚子四五斤粮食不在话下，可见其劳动强度之大。开始队长给我安排一个搭档是同样挣七分的能干女青年，没两天她就败下阵去，大贵队长又给我换了个搭档：从此，我和这位头脑聪明、干活非常麻利干练的帅小伙——火车司机“H分子”的嫡孙：大海就成了永远的朋友，这次我去村里旧地重游，还去找了大海，可惜，没见到，说去外面打工了，六十多岁的人了，估计再也没有曾经那干劲了，当年，我俩扁担一上肩来回都是一溜小跑，卫星河还没完工我们早已经是生产队中每天第一个承包完成规定任务的搭档，评工分，我俩都全票通过：成了名正言顺并当之无愧的每天挣十分的“整劳力”。每次出河工或者到年底都被全体社员一致评为先进，到选调离开村庄，我各类奖状得了一摞，其中，最多的就是出河工所获，这些奖状被妥善地保存多年，十年前从银行内退，有一天偶然间看到这摞各个阶段的奖状，无来由的都投到了冷灶锅下生火做了饭。只保留了一张远洋公司先进工作者的奖状，还是火中取栗般由灶下抢出来的，好歹那也是从远洋公司上万人中评选出来并由此参加过全公司表彰大会的，但奖状已经被灶火烧了周边。
    一九七五年永昌大哥等四十八个高中、初中生，也有社会青年由芦台来的下乡青年到付台村已经六、七年了，当年面对男女各半的下乡青年老乡们都评论说：这是按照夫妻成对搭配好了的，没想到，到我们这批来村前后，好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结婚生子，却都出乎老乡们所料，没有知青相互成婚的。后来，陆陆续续不是招工选调就是上学而离开了村庄，留下的也都心神不定而翘首期盼着能早日脱离苦海。大刘哥是心情最迫切的一位，为了早日脱离农村艰苦的生活，千方百计托朋友买了两瓶地区名酒芦台春，晚上偷偷地给村代理书记小文送到了家里，没想到，第二天，代理书记小文竟然把这两瓶酒拎到了村干部会议现场，一定要批斗那拉拢腐蚀干部的大刘哥。幸亏县交通局副局长、住造甲城公社工作组李组长为大刘哥解了围，他说：孩子为了能选调送两瓶酒也是有情可原，早日脱离艰苦生活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看就算了吧。因为李组长还身兼公社党委委员，所以谁也没有反驳，与会村干部们开着玩笑当场就把两瓶酒喝了，事后，并没有影响大刘哥选调到天津市区。随着永昌大哥选调到市运输场当了一名司机，村子里只剩下了两男一女三个老知青。这时，知青宿舍已经基本被我们这十二个新来的人完全接管。一天半夜，同宿舍的二海哥把我拍醒，告诉我举二哥还没回来，把我吓一跳，因为村子里每晚都停电，所以家家天黑就睡觉，夜里一般都不出屋，二海哥偷偷神秘地告诉我：举二哥在兰姐屋里搞对象呢，我一听好高兴，二十四对男女下乡青年看来只有举二哥抓住了这最后一个机会，预祝他成功。没想到，因为举二哥回来的太晚，二海哥觉得影响了自己睡觉，转天，趁举二哥又去兰姐屋里聊天，他偷偷滴用一把大铁锁把兰姐房门锁死了，下半夜，只听得举二哥在隔壁高喊了一声：开门，就不敢再喊了，半夜村子里漆黑、静寂一片，那声音会传很远，太瘆人了，举二哥没办法，只好从窗户跳出来，到他进屋上炕，我和二海哥还躲在被窝里狂笑呢，好在举二哥正春风得意马蹄疾，也不和我们一般见识。后来，兰姐选调到河东大直沽粮库、举二哥进了超大型国有企业——天拖，虽然两个单位距离有点远，但也没阻止住他俩相互奔向对方的脚步，更没让燃烧的热度降温。啥？婚姻？那还用问么：恩爱一生，再过几年他俩就到金婚了。自从，举二哥和兰姐携手选调后，终于轮到最后一个老知青二海哥选调了，他却说啥不走：说自己没文化，觉得进了城怕工厂里没有合适自己的工作，农村的生活，反而在他眼里并不那么艰苦可怕，他从十六岁到这里，自己早已经习惯了农村的生活，反倒害怕过城里的生活，那几天可是让我磨破了嘴皮子，反复的劝他：城里也有没文化人可干的工作，现在你是不怕辛苦干农活，但总归不如进工厂舒适，再者待遇也好得多。终于松动同意了，让他大松一口气的是他并没有如举二哥那样进市区，而是去县城水泵厂报到上班，皆大欢喜。 
　　   转眼到了一九七六年底，有小道消息传来，知青又要有选调了，终于论资排辈的轮到了我们，不禁让人充满希望。不凑巧的是：我又被派出挖河，自己觉得：既然选调还没开始，总不该提前就等在家里吧。村知青领导小组组长宋姐告诉我：你先去挖河，村委会把所有知青按历来的表现排好队了，你排第二名，如果只给一个指标，就没你事，如果给两个指标，我就派人去找你。我听了长舒一口气，满心欢喜的带着希望踏上了挖河民工的征程。长话短说，两个月后挖河工程完工，我推着独轱辘小车、带着一身疲惫回到村子，只见那排破败的十二间泥草屋宿舍在冬日的阳光下，静悄悄的没有一点人气，急忙到大队部找到宋大姐一打听才知道：我们这批知青大部分或上班或上学早就都选调走了，而我的位置被一位天津回乡女青年顶替了，宋大姐无能为力。当时我的心情可想而知，愤怒么？好像也没有，只是觉得不公平，心里凉透了，有被抛弃的感觉。生活总归还要一天天的过，十二间知青宿舍不再有那些熟悉的身影，换了又一批由天津市区新来的知青，昼夜是吆三喝四的打牌声和颓废歌曲的嚎叫声。从此，我又是一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劳作和辛苦的挖河民工紧张劳累的挣扎，就连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都是临近考试的时候才听说，自己安慰自己反正也考不上，就不去报名了，省的考不上更让自己伤心。
　　     又是一年大地轮回，一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底，自己也选调到了天津远洋公司，又过了几年，一天，在家门口遇到了顶替我选调进了橡胶厂的那名天津回乡女青年，原来，她所在的橡胶厂是宁河县最早倒闭的单位，她早就下岗并陷入了生活困境。转过身，我不由得为人生的世事难料长叹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