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他“最好的写序人”吗

长耳

丁贵春大学研究生毕业（1956） 那些年，一些友人出书往往想到了我，请我写序。我不是什么高官显贵，也不是什么名流学者，只是区区一老记者耳，自知不够格！但都不便推辞，就姑且信笔为之了。 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给丁贵春老师的“诗体自传”写序。其实，这篇序已成了一篇纪念文字。 丁贵春老人并没有能够看到他的《流放者之歌》，最后变成铅字就离开了人世。 这是我为友人所写序中最为伤感的一篇序，尽管已见诸网络，但我还是想再次收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他们这一辈人的遭遇与苦难！ 上图：丁贵春写给颜世贵的第一封信（1998）下图：当年颜世贵保存丁贵春诗稿的信封（1967） 丁贵春写给颜世贵的最后一封信（2007） 远在东营的中国石油大学的丁贵春老师，将他的诗集《流放者之歌》，通过电子邮件传给了我，让我写序。他认为我“是最好的写序人”。 老实说，不敢当！1956年，丁老师已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研究生班毕业，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届研究生，而我刚刚离开一所偏远的农村小学。这年秋天，丁老师已是北京石油学院地质系的教师，上讲台给大学生开课了，而我才上初中一年级。毋庸置疑，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是前辈。 也正因如此，我迟迟没有动笔！直到日前，我接到了丁老师的一封简短的来信，得知他“卧床不起已三月，非但一条腿站立不起来，坐也坐不住，连翻身也无能为力”了……这使我内心不由一阵难受！丁老师生病了？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忘我给他写序的事，他在信中说：“我最关心的序言，能否于近日内写成？这最后的心愿，能帮我完成么？”丁老师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推辞吗？即便勉为其难，也不能让丁老师失望啊！” 我第一次见到丁贵春老师，那是1964年的冬天。当时，我还是一名大三学生。根据学校的安排，我与同学杨敬东来到丁老师的家乡土桥北街，参加如火如荼的“四清”运动。我们吃住在一户条件最差的社员家，跟着社教干部，每天不是“访贫问苦”，就是泡在“揭发会”上。至于“四清”的内容，我已记不得了。但留给我的印象，就是“疑神见鬼”，没有敌人找“敌人”，满眼都是“阶级敌人”。 现在看来，这是“无产级阶文化大革命”的前兆！ 一天上午，我远远地见到生产队里有一位陌生的面孔，一位社员告诉我说：“这是个大右派，叫丁贵春，劳改刚回来！” 我一听说“右派”，“噢”了一声。心想“右派”算什么？我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只是给领导提点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眼前的这位“大右派”，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吧？ 考虑当时的政治气候，我在离开土桥北街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位“大右派”，也没有打听过这位“大右派”的获罪原因！ 1965年的夏天，我们回到学校继续上课。 1966年的春天，我们忙于毕业实习。不久，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昨天还是受人尊敬的学术权威，今天却成了被打倒在地的“牛鬼蛇神”！“造反有理”的歌声，整天不绝于耳！扫“四旧”，打砸抢，……一切都改变了颜色！ 我们原定的毕业分配方案，也已泡汤，留在学校“闹革命”！我原先被抽到校部编校刊的，一看形势不对，主管老师又让我回到了班级。 这天中午，几个来自土桥北街的“红卫兵社员”找我。说他们抄出了一本“反动诗集”，是生产队里的“大右派”丁贵春写的，他们准备开批判大会！但他们看不懂“反动诗”，想请我给他们讲讲，从哪里批起！ 我接过写在笔记本里的诗集，看到上面有些诗句已被他们做了记号！其实，这哪里是什么“反动诗”啊？这明明是这位“大右派”记录自己的一段苦难心路而已，苦恼与惆怅，希望与渺茫，凝聚着年轻作者的血与泪！ 我深怕“红卫兵社员”把笔记本毁了，就说留给我吧，我来写批判稿。当他们信以为真地走了之后，我就从头至尾一首首读下去。 过去我一直喜欢诗，有时也写点小诗投出去发表。也许年轻的原故吧，当时，我对这位“大右派”写的爱情诗，印象特别深。两个人卿卿我我，交往七八年了，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祸从天降，一场政治灾难将这对年轻人活活拆散，觉得太残酷了！可是，作者只是怪罪自己。1959年2月，他写道： 这位姑娘，我可是比配不上。人家啊！是党的亲密助手，而我，却堕落与右派为行。 1958年3月8日，已负罪在身，被视为异类了，在押送离京去北大荒的列车上，他写诗却仍然对这座城市充满了爱。他写道： 别了！北京，使我走向新生的光荣城市，但愿你，岁岁跃进，日日更新。 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这位“大右派”除了继续写爱情诗，还写了大量的其它诗。有的是怀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有的是歌颂祖国、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三面红旗”的，为国家的进步而欢欣鼓舞。1958年12月，他写道： 跃进靠党不靠天，一天等于二十年。高炉如林遍地起，公社成立上万千。城乡差异渐缩短，手脑并用已不鲜。老有所终壮有用，男女平权齐向前。麦产已把美国甩，棉花卫星直当先。煤炭产量超英国，钢铁盖他在来年。东风日盛西风弱，共产主义万万年。 我一首首读了之后感到，这些令人感叹的诗，并非顺乎潮流的应时之作，在当时确是出自他内心的赞颂。从这些诗中，能说作者是“大右派”？这些诗是“反动诗”？这肯定是搞错了，我认为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的！ 于是，我把这本“诗集”放到一个保险的地方收藏了起来。 过了不久，土桥北街的“红卫兵社员”来问我：批判稿写好了没有？我说：不急，等着吧！你想，我能写吗？ 1967年秋天，我被选进人民日报社工作。离开学校北上的时候，我带上了丁贵春同志的这本“诗集”，相信有朝一日能把这本“诗集”交还给他！ 想不到在十三年之后的1980年，我们终于在北京王府井人民日报社大院相见了，终于了却了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我与丁贵春再次相见，已是1998年的年底。 关于这两次相见的情形，丁贵春老师已写在他的这本《流放者之歌》的后记里了。 我与丁贵春老师见面不多，但从他的诗篇、他的来信中给我的感觉，这是一位在学生时代就崭露头角、令人钦佩的学者。 1956年，《地质译丛》刊载了他的译文——《论成矿作用的阶段》。《地质论评》发表了他的论文——《辽宁瓦房子锰矿区寒武纪沉积之初步研究》；此文是我国地质界用综合测试手段研究沉积岩的第一篇文章。在他写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根据瓦房子锰矿呈矿饼群的产状，对其成因解释，在国内，第一次使用了“被改造了的成岩作用矿床”这一地质词汇。…… 然而，有谁想到正当丁贵春老师在教学、科研领域，可谓才华横溢、踌躇满志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一场政治风暴，无情地将他这位风华正茂的27岁年轻人，从北京高校的讲台一下刮到了北大荒，进行劳动教养，成了一名悲剧性人物！ 这部《流放者之歌》，就是丁贵春老师流放北大荒期间写成的。从中可以看出他所经受的种种苦难，以及他在逆境中是怎样对待生活的！ 现在，丁贵春老师把他几十年前写的这些诗，整理出来，希望留下这一鳞半爪，能供给后人“以史为鉴”！我十分赞同！ 今天，我重读这部诗稿，心情是沉重的！当年，他仅仅是相信党的号召，向党进言，就被打成了“右派”，受到“非人”的遭遇！我能说什么呢，只能一声叹息！好在那个“因言获罪”的年代过去了……但对一个人来讲，二十一年的“右派”生涯，这代价太大了，时光不能倒流！ 倏然已是古稀年，如烟往事映眼前：攻书学艺十八载；二十一年事田园；韶华二五为师表；春秋十一做主编。半生坎坷多磨难！棱角分明犹未圆。登山不落同行后，陈意敢为众人先。闲居每怀天下事，耿耿心田有黎元。是非得失空陈迹，喜见儿孙绕膝前。心胸坦荡天地阔，家和体健自陶然。 这是丁贵春老师2005年5月写的一首《七十自述》的诗，对其一生做了简述。今年3月7日，他将这首诗抄寄给我，现转录于此，作为我的这篇短文的结束语吧！ 2007年10月12日于北京金台园 上图：丁贵春写给颜世贵的自我简介（2007）下图：丁贵春抄给颜世贵的七十自述（2007） 颜世贵写给丁贵春的信（2007） 附录一：丁贵春《流放者之歌》前言 1957年，我在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期间，因言获罪，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从此，我离开了高校讲台，在“广阔的天地”里，修了21年的地球，而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第一站，就是黑龙江省的兴凯湖农场。我的这本诗集——《流放者之歌》，就是在北大荒生活期间写成的。 我之所以要将过去写的这些诗汇集成文，那是因为这一阶段，是我生命史中“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一个特殊时期；我应该留下它的一鳞半爪，供给后人“以史为鉴”。特别想要告诉年轻读者的是，生活中固然有春花，但也不乏秋雨，甚至冬雪。他们将从这本《流放者之歌》中，看到我在逆境中是怎样对待生活的。 在我45年前写的一本诗册的扉页上，曾写过这样两句话，我愿意把它奉献给亲爱的读者——失败对人是一种考验，考验你面对挫折和牺牲，是意志消沉，还是更加坚定。胜利对人也是一种考验，考验你面对成绩和颂扬，是踌躇满志，还是更加谦逊。 附录二：丁贵春《流放者之歌》后记 我这本《流放者之歌》，把它叫做诗，实在是滥竽充数；因为我深深知道，有些古体诗词是不合韵律的，不过是信手涂鸦罢了。但它是真情流露，性之所至，从实写来，不加雕饰。它是我个人生命史的镜像反映，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灾难的缩影。 我在北大荒写的那本诗册被搜走后，大概是在1962年，我根据旧稿又整理出一本诗册，其中既有在北大荒期间写的，也有在茶淀农场写的。就是这后一本诗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使我再遭劫难。“红卫兵”从我家中抄走了它，当作“黑诗”来批判。由于难以定性，生产大队将此诗册送往 1964年曾在我生产队搞“四清”的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颜世贵同学处，让他帮助分析，深挖我的反动思想，企图获得更大的战果。不料颜世贵按兵不动，淡然处之；在他毕业时，带走了我的诗册。 颜世贵先被选调到人民日报社总编室做编辑记者，后又到记者部当机动记者。 1980 年夏天，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沉积学和有机地球化学学术会议”，到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找到了他。颜世贵同志把那本诗册还给了我，他说：“十三年了，我自己的好多东西都丢失了，但你的这本诗册我一直保存着。”诗册装在印有“人民日报社缄”的牛皮纸信封中，信封上用毛笔写着：“南京土桥北街丁贵春同志诗稿”，从墨迹看，显然是在多年前写的。当时我真的好感动，他居然把我称作同志，而不是看作 “牛鬼蛇神”。 1998年底，借着去北京为《石油教育》审稿的机会，我又到已迁往朝阳门外的人民日报社拜访了他，他早已是人民日报驻北京记者站的站长了。谈话中重又提起那本诗册，他建议我用文字把诗词串连起来，汇集成书。今天，我的这本诗集得以问世，首先是由于颜世贵先生的关爱和保护，由于他的启发和鼓励。在此，我向他致以衷心的感谢和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本书所述皆为真人真事，用的一律是真名实姓，只有一个“锡xx”除外，那是因为我不屑于写出此人的名字。我怀念那些被提到姓名的朋友们，不知他们现在何处，但愿他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晚景。 我还要感谢我的女儿和女婿，因为如果他们不邀请我和老伴到加拿大来，我也就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趣，来把旧日的文字整理成书。 2006年3月于加拿大温莎 晚年丁贵春与夫人王芫、女儿丁东 附录三：颜世贵寻思兴凯湖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让我从“右派”丁贵春的诗歌《流放者之歌》）中，得知了兴凯湖原是个劳教流放之地。过后只要想起，似乎就觉得让人毛骨悚然。  那时，我曾想象着兴凯湖的遥远与荒蛮，想象着它的冷酷与无情……更想有朝一日，我能够来到这个属于北大荒边陲的兴凯湖，看看这里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如今，丁贵春老师已带着他的没能出版的诗稿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就越发使我想去兴凯湖，感受一下这位老“右派”当年在这里写下的诗词里，对自己的非人遭遇所流露出的无奈与情怀。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吉林青少年杂志总社的朋友们，在游览了长白山天池之后，得知我有去兴凯湖的想法，不辞辛劳，坚持驱车长途跋涉，提供了一个能了却我多年心愿的机会。这当中，尤其使我感动不已的，现任领导刘翠玲女士丢下繁忙的工作亲自开车，以及老领导杨德俊老友不顾多年的腰痛病陪同前往。 到了兴凯湖，已是傍晚时分。我们穿过一段湿地的行使，进入眼帘的景观，就是湖光水色的兴凯湖了。 兴凯湖，位于黑龙江省鸡西市东部，距密山市35公里，是古代火山爆发后因地势陷落积水而形成，面积为4380公里。 据史书记载，在唐代称为湄沱湖，以盛产“湄沱之鲫”驰誉。又因湖形如“月琴”，故金代有“北琴海”之称，清代改为兴凯湖。 它原是我国的内湖，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变成了中俄界湖，北三分之一的面积为中国，南三分之二属俄罗斯。 这些已成历史，包括用来改造“右派”的场所连同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都已随风而去。人们现在一心考虑的，只是如何加快开发利用这片茫茫的天然资源，成为振兴一方水土的旅游观光胜地！  （《人民网》2009年8月17日）收入颜世贵文集《往日印象》（2015，人民日报出版社） 上图：兴凯湖一角（颜世贵摄）下图：颜世贵与老友杨德俊探访黑龙江兴凯湖（2009，刘翠玲摄） “革命大串联”，颜世贵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北京（1966，中关村广场留影） 当记者的小女儿颜菁写了一个版的长篇特写《你是最好的写序人》，刊登在2014年6月27日《北京青年报》的副刊上，文中写道： 这是我父亲的故事，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关于时间和情义的故事。他们素昧平生，一个是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学生，一个是被称为“大右派”的专政对象，因为一本手写的诗稿相识。 被抄出诗稿的人即将遭到批斗，答应写批判稿的人悄悄藏起了“黑诗”，他隐隐感到，眼前的一切终将过去，这本诗稿迟早还要回到主人的手里。当然，这一切只能悄悄进行，一旦泄露出去，是要遭殃的。这一藏就是13年。 多年后我曾问过父亲，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多少人来不及地烧掉家里的照片、书信、手稿，年轻的他哪儿来的胆量，并且对方于他不过一个陌生人而已。 父亲只回答了一句话：我这一辈子从不干落井下石的事。 兴凯湖日出（2009，颜世贵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