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进扬《务川古墓葬》前面的话

巢经巢

作为人类肉身的最后归宿地，墓葬容纳着丰富的信息，是窥探古代文明的一扇窗户。也因此，它是考古研究的重要对象。

进扬的新作《务川古墓葬》对务川境内墓葬材料进行了系统梳理，自时代而言，从汉代直至近现代；从类别看，有汉代土坑及砖、石室墓，宋代石室墓，明清崖葬、石板墓、花坟等。除墓葬本身，还关注了丧葬礼仪以及与墓葬有关的口碑传说。讨论的范围涉及各类墓葬的形制、特点、产生的动因、装饰艺术及其族属等，全景式扫描了墓葬文化的方方面面，视野之广，用力之专，令人钦佩。就个人目力所及，这应是贵州第一本以县域为单位的墓葬研究的专书，有开拓之功。

务川是贵州汉墓的重要分布区，迄今已在大坪、镇南、都濡、浞水等地发现10余个墓群，是汉文化逆乌江及其支流向黔中渗透的桥头堡。2007年冬、2010年秋，我曾两次率队对其中的大坪汉墓群展开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47座，获各类遗物500余件（套）。进扬以地方文物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全程参与了发掘，有幸与他共事，他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洞察力令人印象深刻。当时考古队住在乌江支流洪渡河畔一个叫朱砂井的小村庄，大量汉代遗存就分布在村庄四周。

一夜围炉畅谈，联系当地丰富的朱砂蕴藏，以及这个与朱砂密切相关的小村庄，还有各种流传至今的朱砂开采技艺与传说，我提出周边汉墓的出现会不会与朱砂开采存有联系。进扬称早年清理的几座墓葬里，确有部分出土过少量朱砂颗粒，他自己曾撰文讨论过彼此间可能的联系（即收在本书第七章中《大坪汉墓群形成原因探析》一文）。我隐约感觉到，朱砂可能是揭开大坪汉墓群诸多问题的一把钥匙。当即召集队员开会，要求田野发掘中将朱砂的寻找作为一个要务。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队员，并不认识朱砂，稍不留意即有可能将之当作石子清理出墓葬。

次日，队员重新检视了正在清理的墓葬，果然在已经清理结束的一座砖室墓的墓底及填土中翻检出30余粒玉米粒大小的红色小石子，正是朱砂。这一发现令我们兴奋不已。此后发现不断，最终我们在47座墓葬中的24座里发现了朱砂遗存，占墓葬总数的51%强，最多一墓多达250余粒。同时我和进扬一起对周边的朱砂开采遗迹及传统工艺进行调查和记录。

最后请北大文博学院的崔剑锋博士将墓内所出朱砂与当地所产的朱砂进行硫（S）同位素的分析对比，发现其完全一致，从而确定墓内所出朱砂即产自当地。这一发现改写了贵州矿产资源开发史，用实物证据表明贵州至迟在西汉时期已经进行一定规模的朱砂开采。而当地丰富的朱砂储存量和朱砂在秦汉时代的广泛使用，可能是吸引墓葬的主人进入这一片区的一个重要动因。这是我在随材料逐步积累的前提下所萌发的一些粗浅的想法，而进扬早在此前一两年即已敏锐洞察到二者之间可能的关联。

我曾撰文讨论过贵州地区的崖葬和石板墓，进扬书中所论及的务川这部分资料是我过去所未曾留意的，对此他在书中已委婉的提出批评，认为贵州“石棺葬”黔中、黔西南两区的划分并不全面。对此我欣然接受。务川崖葬极具特点，或将棺木措置于河流及其附近的岩洞或岩厦中，或在洞内起坟，结合明代文献中仡佬族有将逝者“置之山峒间”的葬俗，我同意进扬的看法，其为仡佬族所遗的可能性极大。这类遗存还可以进一步再做一些调查。务川的花坟，因为墓前有繁缛装饰，故得其名。其源自石室墓，当地花坟肇始于明代晚期，逐步发展至民国时期达到高潮。因为多有墓碑，年代清晰，变化的轨迹亦是清楚的。这种变化与贵州墓葬整体变化的趋势是一致的。贵州地区宋墓的装饰主要在墓内，大约从明代中晚期开始，墓葬装饰逐渐从室内移向墓外，从幽暗的黄土深处移至地表，一个专为死者营造的幽冥空间遂逐渐外化为可供生者观瞻的玄妙世界。进扬对务川花坟的雕刻题材进行了分类梳理，并对这类墓葬流行的原因进行了有趣的阐释。而这些均是其在平日的工作中留意观察和思考所形成的认识，可见他是一个有心的人，万事留心，遂成学问。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美中不足，那就是本书较多的关注了作为建筑的墓葬本身，而对墓内出土遗物讨论不多，所形成的认识可能就不够全面。但这种缺憾有其客观原因，书中的很多材料是作者第一手调查所获，并未进行过科学的考古发掘，自然不能获知其内部情况。而经过科学发掘的汉墓，又因许多材料尚未公布的缘故，无法使用。这也鞭策我，尽早将大坪汉墓的发掘材料予以整理公布，以方便更多的学者开展深入的研究。

此外，囿于材料限制，一些问题的讨论无法深入。譬如，县境目前未见先秦时期的遗存，因此对汉墓所代表的人群大规模出现前当地的社会结构及文化面貌缺乏了解。东汉以降直至隋唐，这部分的墓葬材料亦付之阙如，此间当地族群的活动情况只能靠文献来勾勒。大量的缺环还有待更多的发现来填充。今日务川是一个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但当地今日仡佬族的文化特点并不鲜明，考古发现中亦鲜有可骤断为仡佬族的遗存，这可能与当地开发较早，而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地位普遍不高等因素有关。

在此背景下，被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因“渐被华风”而逐步放弃自己的身份和文化，终成汉人。这一过程或可称为“去民族化”。而今，随政治的昌明，民族地位的提升，部分“汉人”又转向“非汉”，掀起一股“民族化”的浪潮。务川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了观察“汉”与“非汉”相互转化的一个极佳的标本。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进扬深耕其中，相信很快又会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予以回应。

对此，我充满期待。

2014年12月14日，草于海龙囤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