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肥水尽流外人田》

钱团知青ping

作者：光头外公

《肥水尽流外人田》

当我脸上展现出一层层青春的痘花时，我知道体内的荷尔蒙激素己泛滥成灾，本能告诉我可以恋爱了。

　　该与谁谈恋爱呢？还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先找身边的，首先找同村的姑娘，可惜始终没找到“邻家妹妹”的感觉。其次找门当户对的小学中学女同学成功率会高点。当时我也有自知之明。播音员的身份仅仅是名誉好听，工资低第一年每月18元，第二年21元，第三年26元，对姑娘没有吸引力。

　　1971年2月我考入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成为一名福州话播音员，成为当年极少数回到榕城工作的知 青幸运儿。有这么优越的身份，我期昐美丽的姑娘亲睐我，向我频频送来秋天的波菜。可事与愿违，我如同土鳖进城一样，被电台同龄的普通话、闽南话女播音员（当年 电台没有未婚记者编辑）看不起——土的掉渣。

　　当时社会上较吃香的是军人，那怕是复员转业也牛B，他们帅气，在部队收入略高，转到地方有稳定工作，不少姑娘奋不顾身地投入兵哥哥的怀抱。另一类男人也吃香：一嘟嘟，二杀猪，开车卖猪肉甚至卖菜的在社会上吃得开，姑娘们很现实，不嫁他们嫁谁？

　　1973年，工作两年后家里给我买了老婆本“三转一响”的第一转永久牌28寸自行车。当年电台己从温泉路搬到道山路，即当时省委现福州市委大院乌山的背面。星期天，我骑着崭新的自行车沿白马路到达工业路。

　　我毕业于工业路小学，希望在工业路附近能邂逅小学女同学，可惜没碰到一个，然后沿着洋中路经过文化宫后门前往三保义洲一带瞎逛，仍然没碰到一位男同学更没碰到女同学。我只到过吴可煌同学的家，其他同学家在哪不知道。

　　骑车逛了几次后仍然没有邂逅奇迹发生。我绞尽脑筋想，我的小学、中学同学全失踪了？不会吧！我突然拍了一下脑子，我的中小学同学还在插队没回城吧，怎么能有“邂逅”呢！我泄气了。

　　1974年夏天，国务院下达了一个64号文件，这是落实1973年4月26曰毛主席批复莆田林庆霖关于“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信件，检查各地有否虐待知青的文件，我有幸成为省政府工作队队员（唯一当过知青的队员）到三明地区检查知青工作。每到一个知青点我都会问有否福州八中的知青，幻想如果碰到八中女同学甚至我班女同学在当地受迫害，我就可以演一出“英雄救美”浪漫剧，那……，可惜三明地区插队的知青多为泉州和厦门地区的，剧情没法展开，深为遗憾。

　　到了1974年11月，我获得电台推荐上北京广播学院读书（定向生，哪来毕业后回哪去，因工作不滿5年不能带薪），上学前我再次打起精神骑车巡游工业路和三保一带，仍然不见中小学男女同学踪影。

　　11月我告别福州进京读书了。我所在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采专业班共30名同学，其中10名为女同学，都是东北插队知青和北京当地的学生。当年大学不象现在一样盛行谈恋爱，男女同学不敢谈，要谈也只能是“地下情”。加上大家知道一些来自各省电台推荐来的同学（共6位男同学）将来不可能留北京工作，没有女同学敢与这5位（其中一位男同学已婚）男同学恋爱。

　　1975年暑假，我己是一位沉着稳重有着记者气质的新闻专业大学生了，回福州度假，再次骑车去工业路和三保一带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碰到心仪的女同学，那怕是男同学也行，找男同学的妹妹也不错，可惜仍然没有这缘份。我想我还有两年才毕业（当时大学是三年制），明年再回福州碰运气吧。哪想到1976年临暑假的前一天，突发唐山大地震，地震严重波及北京地区，我被新闻系的党总支书记留校抗震救灾，无法回福州度假，再次失去与女同学邂逅的机会。

　　1977年7月我完成学业即将毕业回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我接到家中来信，婆婆（奶奶）希望早曰抱孙子，让我回福州立即相亲。我历来反感媒人说亲或相亲。我又不是歪瓜裂枣，长得过得去，怎么要去相亲呢？可一想我已虚27岁，同龄的女同学估计早就恋爱结婚甚至成了“孩子他妈”了，算了别自己去恋爱了，简单点相亲吧。回到福州第三天，家里给我一个名单，共六个相亲对象，身份都是工人或售货员（都是插队回城的，我都不认识）。

　　我从中挑一个离我家最近相亲。没想到一见面就看对眼了，我拒绝与后面5个姑娘见面。我不敢说我班的所有男同学都有我这种近水楼台先找女同学的意愿，但我敢肯定，有我这种想法的男同学不在少数，只是不象我一样坦诚写出来罢了。

2005年我们初二丁全班第一次聚会，看着当年的少男少女己年过半百，感慨万千。我不知道我们班男女同学中有没有相互明追暗恋过，但我们班男女同学没成一对是不争的事实，所有女同学都嫁给外人了。这真是：“本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岂知肥水尽流外人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