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校园往事（五）妙笔才情王永清

平淡

　　广袤的辽北大地，物阜民丰，人杰地灵。1950年5月11日，有一个长着大脑袋和大眼睛的小男孩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宝力镇五道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这个小男孩学名王永清，就读于宝力乡中心小学，1964年仲夏，以优异成绩考入昌图十中。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我们初中生来说，轰动最大的就是进行革命大串联。人家城市里的学生已经离开学校东奔西跑了，我们农村的中学还在一本正经地选举进京代表呢。被选上的几个人在学校等待，我们没有被选上的同学就“自觉革命”了。

9月份，我和几个同学一起乘车到大连海运学院，住了几天，就算大串联了。

10月份，开始步行串联，叫长征。我和几个同学举着红旗，从辽宁昌图走到沈阳。

而此时，同村的王久良一伙则向北京进发，1967年春节前回到家里。他向我们介绍了北京的见闻，讲天安门广场的壮丽，讲天安门如何雄伟。王久良的归来，给我的震动太大了：他带回来一个用两节五号电池的小手电筒，还有一个1.5V直流电动机模型。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确非常感兴趣的，它足以吸引我去北京看看。

我下决心去北京，联系了两个同学，几次商量，最后决定择机出发。

正月十一，我们乘汽车到昌图站，晚上八点多，有一趟去北京的火车，我们没买火车票，从剪票口旁边的木栅栏跳过去上了车，像贼似的躲在车厢一角，不敢抬头，不敢吱声。那时的火车已经没有了大串联的红卫兵，很宽敞，可以找到座位，我们开始却不敢找，过了沈阳才胆战心惊地找了座位坐下。

在天津车站停车时，我们每人买了一袋天津包子，那叫一个好吃，也是从来没有吃过的，打算回来的时候买两袋，带给家里的父母和妹妹，因为感觉这包子太好吃了。

那时候火车上没有查票的事，第二天上午（正月十二）我们顺利地到了北京。一下火车发现这里的大雪铺天盖地，因为天气比东北暖和，地上的雪都在融化，走在马路上“扑哧扑哧”地，很费力气。

看到天安门广场的恢弘气势，望见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心情格外激动，互相肯定：“这就是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地方。”站在广场上，感觉我们离毛主席很近很近，在那里流连不想走开。快到晚上了，我们决定找接待站，得找个吃饭住宿的地方啊。

问了几个警察叔叔，都说“接待站都撤了”。真叫人心凉透了，我们怎么办呢？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热心人，告诉我们，永定门那里有接待站，但只办理返程车票，不负责吃饭住宿。得，赶紧找吧，等人家连这个都撤了，就更成问题了。

我们顺着前门大街往南，一边欣赏街景，一边信马由缰地逛。到了傍晚，街道上满是雪水，我们的鞋都湿透了，没办法，继续前行。足足走了一宿，天快亮了，我们也到了永定门，左打听右打听，终于找到了接待站，给我们每人办了一张当天晚上九点多的返程车票。

简单吃点早点，我们又顺着前门大街往回走，这天是正月十三，满大街都是人。由于走了一宿路，困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眼皮也半睁半合，见到有开门的商店，就进去转一圈，出来后还没闹清楚这个商店是卖什么的。等我们回到天安门广场，已经是中午了。昨天没有看够，今天还得好好瞧瞧。我们来不及找地方吃饭，在那里望着天安门，心情还是激动的不行，过了大约两个钟头，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天安门广场。三个人急急忙忙去了王府井，找到了王府井百货大楼，买到了小手电筒，买了一个1.5V的电动机，不是那种模型式的，而是真正的玩具电机，我还买了一把二胡、一个笛子，钱也快花光了。

晚上八点多回到北京站，好不容易盼到剪票了，我们对号入座，幸福地闭上眼睛。一觉醒来，已经过了锦州，打算买天津包子的事，也就泡汤了。

回到家乡的第二天，是元宵节的正日子，但是，再好的节日也没有我们逛京城的日子有意义。这次元宵节前的北京之行，是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的一次特殊旅行。

这一张返程车票，也是我第一次进北京的返程火车票！

（王永清）

　　王永清（中）回忆：

1967年以后，我多数时间在队里干活，我们村三个中学生，在妇女组干活，每天挣8分，男组一天10分。我偶尔回校看看。1968年秋季正式回乡劳动，就挣10分了。

　　1968年，文革停学离校后，王永清于1969年开始担任生产小队会计。

　　有时我想起那几年，挺有意思，像电影似的。我们的少年时代，比较多姿多彩，是现代人不敢想也无法设计的历程。

一一王永清

　　我回乡后当了三年生产队会计，想当兵，我妈不让，说我二哥已经参军了(高中毕业考的军校)，都走不行。

于是，为化解对当兵的渴望，我穿上军装，拍照留念！

一一王永清

　　我在宝力乡读小学的时候和陈丽媛同学一班。陈丽媛在平时的学习上，一直是出类拔萃的，那时候我们几乎每次大的考试都要张榜公布，看看排名，陈丽媛总在前几名。我有时候在她前边，更多的是在她后面，搞的我这个学习委员没面子的时候挺多的。

陈丽媛很有组织能力，班里的大事小情，她都理得很顺，协助班主任老师，管理的井井有条。那时候农村小学条件很差，窗户玻璃坏了不能及时换上，老师就让王启顺同学回家找他爸爸。王启顺爸爸在供销社当售货员，能搞到包装纸壳，用来堵上坏玻璃的窗户。夏天还好点，冬天不堵上窗户，那教室里是真冷啊。后来再有这事，就不用老师安排了，陈丽媛直接把任务交给王启顺，启顺也听话，乖乖地完成任务。

冬天的教室得生炉子，学校动员学生从家里拿来引炉子的柴、草，还组织学生到大地里拔“豆根”。有的时候班主任老师有事，陈丽媛就带领大家去，回来一看，不比老师带队拔的少。一是那时候的学生都听话；二是班长的组织能力强，自己吃苦耐劳，带头作用好。

现在回忆，陈丽媛好像是一个“四方大脸、浓眉大眼”，梳着一对辫子的小姑娘。小学时代，十几岁的孩童，对同学的相貌，没有更多的留意。

　　从1964年秋考入中学以后，我们就没有联系了，她分在一年一班，我在一年四班。她也不是班长，我也不是学习委员了，我只是一名物理科代表，她却是校学生会的干部。据我们班团支书田雨平说，陈丽媛是我们那届中考第一名！

（王永清/文）

　　刚回农村的那一两年，我有时候还想起陈丽媛，毕竟我们曾同窗六年，学习成绩不相上下，还一起“搭过班子”。我干农活累的时候，曾想到陈丽媛也在“广阔天地”里“练红心”呐，那时候大家都在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下，没有其它道路可走哇！

1971年秋，我这个“还乡青年”顺着招工的洪流，当了工人。有了新的天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小时候的同学都被渐渐淡忘了。

前几年，电视上有一名女歌唱演员也叫陈丽媛，三个字一个不差。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小学同学陈丽媛，也曾经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我们还同台演出过。五十多年了，她现在在哪里？生活的怎么样？都到这个岁数了，也该问问她一切都好吗？

这只是心里的想法，茫茫人海，五十多年音讯不通，到哪里寻找？默默地祝福吧。

说来也巧，2020年春节刚过，初中同学找到我，说我们当年的团支部书记田雨平建了一个初中同学班群。入群后，得知田雨平有陈丽媛的手机号。

前一段时间我的同学也透漏一点信息，说她现在住在黑龙江，早年因为工作还是生活的事受到一点刺激，身体有些不恙。我听后很是替她遗憾，一个品学兼优的姑娘，本应该是大学毕业，应该是祖国建设事业的骨干和中坚，应该有一个健康愉快的晚年。

人生在世，怎么会有这么多灾难在等待我们，叫我们猝不及防，躲闪不及！

虽然我拿到了她的手机号，却在犹豫给不给她打电话，因为我怕刺激她。一位曾经联系过她的同学说，电话打通了，陈丽媛听说要组织同学聚会，没好气地说：“都六十多岁了，还聚什么会？”说着把电话挂断，一点解释余地都没有。听到这里，我的心情很沉重，这哪是我们那位洒脱、开朗、人缘极好的班长啊？

由此，陈丽媛的小学形象多次在我的回忆中出现，虽然模样已经记不清了，但她那麻利、活泼的性格，大大方方的表现，都统统涌现出来。我愿把最美好的记忆定格在我的脑海里，那才是我尊重的姐姐级的女同学。

犹豫了几天，我把《祝福陈丽媛》的文章传给我的一位初中同班女生，一位热心肠的姐姐。她看后鼓励我说，既然你和陈丽媛这么熟悉，应该跟她联系，表达一下祝福，我先给你接接头吧。

有姐姐打前站，按着约定时间，我终于打通了电话。话筒里传来陈丽媛的声音，尽管已经不是十几岁的童声了，我还是觉得特别特别亲切。我们简单的互致问候，聊了一些小学时期的事，她对我们一起表演节目还是有记忆的。

一根弦紧绷着的我，不敢过多地交流，也没敢详细打听她的家庭情况。问她啥时候离开辽宁到了黑龙江，她说44年了。掐指算来，1976年她就“北漂”了。

5分钟的聊天，意犹未尽，在对话中听出她确实和我们有些不一样。我怕话多勾起她的痛苦，匆匆地结束了通话。

　　放下电话，我长出了一口气。女神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祝你幸福，祝你健康，更祝你长寿！

王永清

2020年4月26日下午

　　1971年招工时，我去了铁法煤矿，父母满心不愿意，但想着能离开农村，就没阻拦。爸爸送我上大客车后，在下边掉眼泪。

我姊妹六个，两姐两哥都参加工作了，只有我和我老妹在农村。当时我爸爸六十多岁，几乎不参加生产队劳动了。用农村话说，我一走，父母挺舍手！（王永清）

　　王永清被分配到铁法大隆煤矿当矿工，井下掘进采煤。

　　王永清在铁法煤矿井下采煤，5年半，九死一生，仗着命大，1976年，被岳父调入铁岭市工作。

　　1976年5月，在东北输油管理局储运公司，锅炉房司炉工，水暖维修。1978年末调到公司机关工作，担任宣传干事！

　　王永清1978年就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工人日报》、《新华日报》、《石油管道报》、《铁岭日报》、《廊坊日报》等报纸期刊和网络媒体上发表文章400多篇，30多万字，多次获地市级报纸征文一等奖。

　　1979年，王永清再次来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1982年春，王永清在中南海春藕斋留影。

　　1985至1987年，王永清在辽宁工运学院学习。1989年任器材库工会主席。图片是王永清在出黑板报。

　　1991年，王永清在东北输油管理局储运公司任维修队副队长，1993年末，任公司纪委办主任，1995年任公司组织部部长。

　　2000年秋，王永清买断归家，2010年正式退休。现居住河北省廊坊市。

王永清人生感言：但行善事，不求回报！

七十岁树上招手微笑，

是离谱还是老不着调？

我说，都不是。

那是身体好，

那是少年梦，

那是老来俏！

不信者试试腿脚，

还能跑几圈，

能否爬树远眺？

人生本是减法，

命运确很奇妙。

是草，风吹即倒，

是松，雪压不弯腰。

尽管人生晚晴，

毕竟也是黄昏夕照

能游就游，

想笑就笑，

不必在乎离谱或是着不着调。

愿君生命之树常绿，

青松不老！

田雨平/文

　　王永清退休后经常携夫人旅游，这是在游览北京鸟窠。

　　永清夫人曹淑兰在天安门城楼上。

　　《自嘲》

一一王永清

我本退休一老头，

沒事练习打打油，

多动手来多动脑，

没有正事竟胡诌。

参加工作在铁法，

井下掘进五春秋。

七六年春到铁岭，

八三管道搞输油。

世纪之初都买断，

做了看家闲老头。

二〇一〇年龄到，

办好手续退了休。

为了陪伴外孙女，

现在廊坊度春秋。

　　2010年，王永清（右）在国家大剧院。

　　2015年，王永清（前右）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综艺节目。

《忆青春》

——献给我亲爱的同学们

公元1964年的夏秋之交，

空气清新，天蓝云白。

我们这群欢乐少年，

带着亲人的希望，

怀揣着骄傲与梦想，

向昌图十中校园走来。

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

人们刚刚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

觉得井水都特别甘甜，

美好的前程如百花盛开。

校园内，

语文课书声琅琅，

音乐课歌声豪迈，

体育课步伐整齐，

数学课沉思托腮，

政治课塑造三观，

物理课是我最爱。

校园里有农业园地，

教会我们耕种移栽。

记得有个高粱新品，

叫“分支大红穗”，

是从沈阳农学院传来。

它像水稻一样分蘖，

多穗高产，饭香米白。

我在自家园田种了几垄，

邻居夸我“这小子能耐”。

它的发明人叫“龚畿道”，

伟大的教授，农技天才。

校园的板报我经常观看，

每个房山头都有一块，

《向“我”字开火》，

是赵崇仁老师的心得，

这题目至今心中仍在。

平操场我们堆起了假山，

在山坡上种花栽树，

登山甬路还铺上石头，

下课时间我都要到山上徘徊。

因为辽北平原一望无际，

登山远眺是我的期待。

美好的岁月不到两年，

一声召唤排山倒海，

1966年的春夏之交，

“5.16通知”发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从此铺开，

停课、串联、批斗走资派。

十五、六岁还是小毛孩子，

哪里懂得文化革命的意义，

稀里糊涂做起了“造反派”。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高指示告诉我们，

谁也不能游离于运动之外。

大字报贴满了校园，

揭发老师不分青红皂白。

《郑守平洗耳恭听》，

批判对象是食堂炊事员，

他哪里是什么走资派？

“谁让你打饭时总是少给，

这一回让你下不来台！”

唉！

那个年代真是火热，

毛主席像章胸前都戴。

大串联从北京兴起，

农村中学晚了半拍。

主席接见都没赶上，

只好徒步背包，

举着红旗向北京走来。

我们的青春有点浪漫，

我们的命运伟人安排：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伟大的召唤，响彻长城内外。

1968年的国庆前夕，

一张“参加农业生产报到证”拿在手，

就是我们中学历史的结束，

标志着我们新生活的重来。

在“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

我们这些农村孩子，

回乡务农理所应该。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

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领袖的教导牢记心怀。

从此以后，

有人当兵戍边，

有人三尺讲台，

有人工厂做工，

有人农村发财。

三百六十行里我们这些学友，

纷纷拿出看家本领，

发挥着聪明智慧和才干，

奉献在建设祖国的各自平台。

转眼之间我们已经年逾古稀，

拼搏奋进似乎与我们无关，

子孝孙贤是我们的最终期待。

活着就是幸福，

青春不会再来，

茶余饭后回忆一下过去，

让一切美好定格在历史舞台。

把一切烦恼和忧愁统统抛掉，

享受晚年，笑对未来！

王永清

2020年5月10日写于河北廊坊！

不再见面又如何？

——与亲爱的同学商榷

每当拿起我们的毕业照片，

总是思绪万千，心潮翻滚。

在记忆中，

我那些年轻帅气的男同学

朝气蓬勃，分外精神。

那些女生都如花似玉，

细语吟吟。

十五、六岁的姑娘小伙，

细皮嫩肉，都很迷人。

在今天的微信群里，

人还是那个人，

相貌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若不自报家门，

简直你就不敢相信，

这就是当年的那个“神”。

都说岁月催人老，

岁月何苦这么认真？

把我的那些少年玩伴，

统统变成古稀老人？

男同学满头白发，

女同学满脸皱纹。

我最恨岁月无情，

我也领教时间这把刀最最残忍，

她把我们的青春容颜毁掉，

她使我们的血压升高，

她让我们的体重变沉。

我在想，岁月不会倒转，

容颜也是渐变的年轮，

假如我们想留住记忆中的美好，

不如我们不去见面，只听声音。

不搞聚会，不再视频。

让美好的记忆永在，

让我们的青春永存。

王永清

2020.5.10

《记忆中的兰四叔一家》

文/王永清

兰四叔叫兰贵，对他的回忆，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

初中同学田雨平，在校时是我们班团支部书记，退休后建了一个同学班群，半个月前，把我吸收到群里。以前，我和同学们联系很少，因为社会复杂，想躲清静。进群以后醒悟，当年的小伙、姑娘如今都成了老头、老太太，都是爷爷奶奶辈的人了。群里没有任何功利因素，表现的是简单、真挚、纯洁的同学情怀，对这个群，真是相见恨晚。

入群不几天，我就有一个特大的收获。群主田雨平转发了黑龙江作家兰景林的长诗《大自然的审判》。读了《大自然的审判》后发现，难怪这诗写得好，感情这位兰景林，竟然是我的同村人。他比我小13岁，我1971年离开家乡时，他才8岁，用现代的话说，那时他还是一个“小屁孩”。

时光流转五十年，“小屁孩”成了知名作家。多次获全国文学创作奖，著有长篇小说《最后一枪》、《负荷》、《探长》等多部。他创作的电影《千钧一发》荣获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第九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说心里话，我虽然不是作家，但从小就喜欢写点东西，对文字的偏好，导致对文人的崇拜，读过兰景林的诗，看到他的文学成绩更是对他刮目相看，我的纯老乡，吃一口井水长大的，他咋就这么出类拔萃呢！用赵本山的话说：“一时没注意，家乡就出了个大名人。”

此时我更多的是为家乡人自豪，更为兰家人自豪。

兰景林一家我很熟悉，兰景林的父亲兰贵，在兰家排行老四，我叫他四叔。兰景林的五叔是我的表姑父，还有个六叔，在生产队赶车，那时候是一个热门岗位。兰家都是贫农，六叔就当上了车组长。

我这位兰四叔，没读过书，不识字，可是头脑清醒，精明的很，曾担任生产队的队长、副队长多年。我很佩服村里老一辈中“没有文化”的一些人，以兰四叔为代表，他们只是因为没有条件读书而不识字。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道德、修养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头脑里，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上，中国人的古老智慧他们都有继承和发展。这些人的智商是很高的，他们的“DNA”可以传给下一代，兰景林就是例子。

兰四叔能说会道，很有语言天赋，街坊邻居有个大事小情，他都到场，谁家有点小矛盾，他都能迎刃而解。兰四叔能办“外交”，生产队的外联，他没少做出贡献。他记忆力也特好，当队长时，外出开会，没有笔录能力，就用心记。

回来以后，会议的大致精神，传达基本不会走样。虽然一些时髦名词他不一定记得准，但是他能理解，并且用大实话的语言翻译给社员们。我记得他最典型的话：“主席说的好，要仁义待人！”至于主席在哪篇文章里讲过，他不细说，社员们也不深究。反正咱们得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别动不动地就批判斗争，那样不利于生产，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现在想，他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个意思。在那个动乱年代，这就很不容易了，难能可贵。

兰四叔有一条腿得过病（记不清是哪条腿了），走路不方便，这给他家的生活带来很大困难。早年的农村没有压水井，都是到公用大井挑水，四叔不能挑水，四婶就得天天挑水，四婶大高个，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女人。四婶爱开玩笑，看见我穿一条后屁股带深色补丁的裤子，管我叫“黑屁股肚小子”。我很无奈，因为家里穷，到20岁还没穿过新衣服，叫就叫吧，谁让咱是晚辈呢。

兰景林的大姐兰香琴和我是同龄人，一个美丽、俏皮且十分善良的姑娘。文化大革命后期，学校停课，我们三个男中学生在生产队劳动，被分配到妇女组。从那时起，我们就一起种地、拔苗、除草、收割。兰香琴泼辣、能干，有点铁姑娘郭凤莲的劲头，记得好像是妇女组的副组长，我铲地速度慢，香琴多次“接我”（从地头开始帮我铲地）。生产队的农活，她样样在行，件件精通。她还是家里的顶梁柱，挑水，种园子，都是她和妈妈的活。

兰香琴长大后，就更多地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我不在妇女组劳动时，我们也有时在井边碰面，她总是老远就打招呼：“挑水呀，老哥”。寒风凌冽的冬天，她的小脸冻得通红，让人瞅着就有点心疼，因为在农村，一般都是男人挑水，女孩子挑水的很少，那个场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在我参加工作之前，她就出嫁了。

四叔在队里劳动也很不方便，大概是1970年左右，他和另外两人用铡草机铡草，一个人往铡草机里续草，他和双目失明的王俊卿大哥摇铡草机。铡出来的碎草堆满机器出口的时候，需要摇机器的人用脚往外拨动，四叔的腿不方便，他就用手往外扒。有一次他把手伸的离铡刀近了，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被铡草机剪断，只剩下一点皮连着。我当时是生产队会计，正在屋里整理账目，四叔攥着手指进屋，发出“呜！呜！”的痛苦声音，我看到两个几乎断掉的手指，鲜血直流，红肉翻翻着，白骨铮铮，吓得我不敢细看。这时队里把马车套好，拉着四叔去往公社医院，我也随车跟去。

倒霉的是，公社医院只有一名外科大夫，那一天正在做大手术，兰四叔在医院里疼的受不了，医院给打一针杜冷丁，一直到晚上，劳累的医生匆匆忙忙把四叔的断指割掉强行包扎上。

四叔的手指包扎的时候，医生没有对切断的手指骨进行细致的打磨处理，骨头带着斜楂，愈后手指不敢接触硬物，一碰就疼。无奈，大约半年后，又到医院切开肉皮，重新整理包扎。

兰四叔因为手指没少遭罪，社员们也都十分心疼他，我记得从那时候起，大家都格外关照兰四叔。虽然农村没有什么工伤的说法，但是队里也是尽量安排四叔方便能干的活，这是那个年代四叔能得到的最大的关爱了。

我离开家乡后，就少有兰四叔的详尽消息，只知道四叔的二儿子兰景昌，子承父业，担起了生产队长的重担，当时我真是还想起了“龙生龙、凤生凤”的老话。没有想到，当年的“小屁孩”兰景林，经过部队大学校的培养锻炼，真的成了一名“大秀才”。比他哥哥还“龙”。

兰四叔和四婶，不但给乡亲们留下了他们勤劳、淳朴和善良的美好印象，也给国家培养了一位文人、作家，一位出色的公安干部。

古稀之年想起兰四叔，想起他们一家人，真的非常亲切，让我又回到了年轻时候的老家，辽宁省昌图县宝力镇五道村的西大榆树屯，那个生我养我的可爱的土地，可爱的村庄，还有那些可爱的乡亲们。

摘自《作家美文》

（图片为著名作家兰景林）

《崇敬母亲》

（王永清/文）

近日同学在微信里传来一篇文章，是一个山沟里的母亲，丈夫去世后，她尽管患有严重的风湿病，还是顽强地供养儿子读高中的故事。故事的结局是儿子以高分考入知名大学后，在学校的安排下，才得知母亲的艰辛，儿子给母亲下跪，母子抱头痛哭。看得我热泪直流，也使我想起我可敬的母亲。

1973年，母亲64岁，带着一身疾病离开了我们。

我怀念母亲，更崇敬母亲，因为在我们家里，付出体力最多的是父亲，付出心血和智慧最多的是母亲。

母亲性格刚毅倔强，在那个封建社会，农村女人是要缠足的，但是母亲被迫缠了多次后，坚决不肯再继续缠足，姥姥心疼女儿，也就依着她了。我们小的时候，看到母亲的脚和我们不一样，两只脚的小脚趾都被“窝”了过来。母亲说，多亏你姥姥可伶我，要不我也成了小尖脚啦！不继续缠足给母亲的一生都带来方便，家里、地里的活计，都能应付自如。

旧社会穷苦农民家的女孩没有上学读书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一生最羡慕的就是“识文断字”的人。和爸爸结婚后，她顽强地“自学”，在爸爸的帮助下，家里有几本评书、唱本，她都能顺利的读出来。记得最清晰的画面：有一年夏天，外面下着雨，妈妈躺在炕上，手里捧着《杨金豹下山》，一会念白，一会唱词，和生产队请来的说书人一模一样。我现在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简直就是个奇迹。乡邻们都羡慕说，王大婶可真能啊。

母亲很有智慧，一生做出几件对我们家来说是“伟大”的决定。这些决定，至今都是我们家的骄傲。

首要的就是坚持让我的两个哥哥读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对读书的认识远没有现在这么高，母亲却有独到的见解，她说：“人不识字就是个‘睁眼瞎’，我这辈子没念过书，我要让我儿子好好念书。”

我家兄弟姐妹6人，两个姐姐五十年代初就参加了工作，两个哥哥都是大学毕业，这在我们三里五村可是有名了。可谁知道母亲的难处呢？两个哥哥念高中、大学的时候，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个年月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供两个学生呢？亲戚们都动员母亲：“叫两个‘小子’回来种地得了，这穷书念到啥时是个头？”母亲说：“我儿子能念到哪，我就供到哪，只要我有这口气，就是要饭也要供我儿子念书。”大姨父是个农民，用再“土”不过的话“警告”爸爸妈妈：“你们把两个儿子都‘供出去’了，到老了扔下你们两个‘乌鸦大晒蛋’”！意思就是父母老了身边没有儿子照顾。母亲说：“只要儿子有出息，我们认了”。

大哥念大学，二哥读高中，正是“掯劲儿”的时候，家里没钱，母亲就东挪西借，几十里外的八竿子扒拉不着的亲戚都借到了。这个月借来的钱，除了给哥哥们寄去一些，还得还上个月的部分欠款，用她的话说叫“拆东墙补西墙”。有时候不能及时借到钱，母亲急的吃不下饭。也亏得两个姐姐、姐夫节衣缩食补助家里，给了母亲很大的支持，可就这样，一九七三年母亲去世时，家里的“饥荒”（外债）还没还完。

大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长沙某研究院，文革时期经常到处搞“外调”，一次到东北外调顺便回家。母亲对他说：咱念了这些年书，可不能跟着“整人”啊。哥哥说：“妈你就放心吧，我这是组织安排的工作，不是‘整人’的事”。

1970年，大哥申请到山东一大型钢铁企业工作，从技术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干，退休前是总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工程师。他带领企业利用“亚行”贷款搞企业升级改造，年产钢由二百多万吨升级到一千多万吨。

二哥因为家里实在困难，报考了不用学费的部队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山沟里，一直干了十五年。从部队转业到企业，也很快做到了领导级，带领企业招商引资，做的风生水起。母亲追求让儿子有出息的愿望实现了。

虽然母亲没有亲眼看到儿子的“出息”，但我相信，若母亲九泉之下有知，也一定会笑慰的。

我上初二的时候，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都停了课，我也回到生产队劳动了，当时不少青年经常到公社和大队去开“造反”会，批斗“牛鬼蛇神”。母亲一次也不让我去，她说：“咱就好好干活，有工夫看看书，小毛孩子造什么反哪！”后来，社员大会选我做生产队会计。1971年招工，经大队和公社推荐，我顺利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我没有机会读大学，但在工作岗位时也读了成人大专和本科。拿了两个毕业证，算是对母亲的告慰吧。

1994年，我的儿子也上了大学。今年7月，我的孙子也参加了高考，今天幸福地收到湖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高兴之余，又一次梳理起亲爱的母亲的功绩，您的儿孙继承您的愿望，在书山上攀登，在学海里泛舟。您的重孙辈里，四个已经大学毕业，三个正在国外读大学、研究生，一个今年也将走进大学校园，还有一个最小的正在读高中。天堂里的母亲，您老有多幸福呢！

感恩我的母亲，崇敬我的母亲！

（图片为2020年8月，王永清孙子收到湖南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后和班主任老师合影！）

　　《我的过年记忆》

王永清

说起过年，更早的年月我不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年，那说道可是老多了，哪像现在这么简单？

一到腊月初八，就揭开了过年的序幕，初八早上煮一锅香喷喷的腊八粥，再熬点酸菜，这一顿饭是那么香甜，那么温暖，那么具有幸福感。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要做点好吃的，更主要的是晚上要举行灶王爷升天的仪式。这是过年的第一个节目。农村的厨房都是大锅台，锅台的上方要供着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画像，还有一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是“一家之主”。像的下面还要有一块平放的木版，以便放供品和香炉、蜡台。

晚饭前，要给灶王爷上香上供，有条件的要买点灶糖上供，为的是给灶王爷一点甜头，免得他到天庭那里说主人的坏话。天黑以后，要把灶王爷的像取下来，放在灶坑口烧掉，一边烧还得一边叨咕“灶王爷本姓张，骑着马挎着枪，上上方见玉皇，好话多说，赖话不说。”灶王爷像烧完后，还要放鞭炮，欢送灶王爷到天宫开年度汇报会。

送走灶王爷后，家里的气氛就变得严肃起来，由于“一家之主”临时不在家，家庭成员都要自觉遵守纪律，不可以胡说八道，不可以骂骂咧咧。原因嘛，要过年了，家庭需要一个愉快气氛，但不这么说，大人对小孩讲：别看灶王爷不在家，你做什么坏事神仙都知道，等灶王爷回来要找你算账。

年三十（除夕）是农村过年最隆重的一天，早起要做“接年饭”，我们家乡的传统就是高粱米小豆饭，再放一点黄米。接年饭必须多做，不能一顿吃光，以示“富余”。不光是接年饭，春节期间做什么吃的都不能吃光吃净，都要留一点，以显得丰衣足食。

饭后就开始张罗供品，蒸几个馒头，在上面点上几个红点，有条件的人家再买点糕点、水果、糖块备用。那时农村几乎没有钟表，望望太阳，快到中午（上午10多点钟）的时候，开始“供大纸”。就是把写有祖先名字的家谱挂在正面墙上，桌上摆好供品、香烛，地下铺上麻袋片之类的东西，留做磕头、下跪时的铺垫。把灶王爷、财神爷的画像按原位置贴好，摆放上供品、香烛。把房门、院门贴上春联，贴上横批粘上“挂钱”；屋内还在炕头靠门口侧贴上“春条”，写上“宜入新春乐，财神家中坐，粮食堆成山，金银堆成垛……大吉大利”。为了图吉利，鸡窝也要贴上“金鸡满架”；猪圈贴上“肥猪满圈”。有的人家还要立一个灯笼杆，高高的木杆顶上绑一些树枝，糊上彩纸做的三角旗，五颜六色的倒也挺好看。那时家乡没有电灯，就用绳子挂上一个纸灯笼，晚上点上蜡烛，也有红灯高挂的喜气。灯笼杆上的对联最有意思，而且寓意极深。相传当年姜太公主管分配神位的工作，由于他没有私心，把好位置全分配了，到了年三十晚上，神仙们都各就各位了，姜太公没有地方去，自己一想，这灯笼杆底下也挺亮堂，就在这给老百姓看看院子吧。老百姓受感动，写了“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对联，以示此位置是它神不可替代的。

一切准备停当，点上香，给祖宗磕头，开始放鞭炮，这“供大纸”的程序就此结束。

男人带着孩子张罗此事的时候，女人们开始张罗晚饭，那时农村冬天都吃两顿饭，所以晚饭就是最隆重、最丰盛的，一般的人家也都要弄6一一8个菜。那个年月没有新鲜蔬菜，也就是自家培育的蒜苗、储存的大白菜、自做的酸菜、自产的黄花菜，还有夏天晒的豆角干、茄子干等各种干菜。除了猪肉，还要有鸡和鱼，鸡是自家养的，再到商店买几条带鱼（那时冬天没有河鱼）就算“年年有鱼（余）了”。

这顿大餐是一家人盼望一年的，既是团圆饭，更是解馋的饭，那个幸福劲是怎么形容都不过份的，现在的年轻人无法体会。

晚饭后，大人们开始张罗半夜“接神”前的那顿饺子，这是中国人不管多么困难都要想办法吃的一顿饺子，没有肉、没有白面不要紧，不管用什么面、什么馅，饺子是非得吃的，要不怎么留下“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的俗语呢？

晚辈还要到祖坟地去给祖宗“送灯”，把纸糊的蜡灯放在坟地点燃，直到蜡烛燃尽。现在想想不是迷信，是对祖宗的敬重，是一种感恩的形式。

那时的守岁是很难的事，没有电视，没有广播，连电灯都没有，条件顶好的人家买个“保险灯”，就是带玻璃罩、灯伞的那种煤油灯，确实比普通的煤油灯亮多了，晚上透过窗户看谁家屋里亮堂堂的，准保是点的保险灯。更多的人家买上几支蜡烛，年午夜点上，也比平时用的煤油灯亮且有档次。一家人包完饺子后，边玩“嘎拉哈”边唠唠家常，捱到半夜接神吃饺子。讲究一点的两个人“打棋摞”（象棋的一种玩法），或年轻人凑在一起打扑克。那时侯没有麻将可打，玩扑克也没有一夜不睡觉的，因为第二天还要拜年呢！

小孩子们只能是提个自家做的纸灯笼，点上“磕头了”（一种很细很短的儿童蜡烛），兜里装几个小鞭炮和瓜子，走东家串西家，和小伙伴们玩儿。一挂小鞭炮，就是一个快乐春节，舍不得一下子放了，就划整为零，拆开来一个一个地放。

夜里，到了“三星（牛郎织女星）”偏西的时候（哪里知道什么时间是零点？），就开始“接神”，几个高升炮（二踢脚），一挂小鞭，就把神接来了。接神之后，就是那顿盼望一年的年夜饭一一吃饺子。

饺子煮好了先得给祖宗上供，上供之前是不许吃的。饭后晚辈给长辈磕头，还要到直系亲属长辈家拜年，互相祝福之后，才能休息睡觉。

过年最讲究的是说话，不得带脏字，不得说不顺当的话，一切都围绕吉利转，哪怕是谐音也好。比如年三十夜间妈妈会让我到外面抱一捆柴禾进屋，还得边走边喊：“妈妈，我抱‘财’来了”。煮饺子的时候，如果有煮漏馅的，万不可说坏了，得说“挣”了。

初一吃完早饭，辈分高的就在家里等待晚辈来拜年。家族近支的年龄大的媳妇要带着年龄小的媳妇，尤其是新媳妇，更得有人带着，挨门逐户地拜年，本姓家族必须拜到，不得有误。拜年时男女是分开的，近支一辈份人，男的一伙，女的一伙，即使是新婚，男人也不带女人出去拜年。一般情况下，非本家族人是不特意到家里拜年的。

正月初五早上也得吃饺子，叫“捏破五”。那时侯东北农村白面少，有的就用荞面包饺子，现在人叫绿色食品，那时侯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办法。

正月十五叫元宵节，可是真正能买得起元宵的并不多，21岁前我在农村，没有吃过一个元宵，原因只有一个：没钱买！

正月廿五，是填仓的日子，早上起来，用草木灰在院子里画几个大圆圈，里面分别放一点粮食，以求五谷丰登。到了二月初二，还要起早去井沿“领龙”，也是用草木灰从井口开始撒，一直到自己家的院子里，企盼风调雨顺。

过了二月二，这年算是真正的结束了。

　　王永清晚年仍笔耕不辍，时常在网络平台发表作品，其中已创作美篇50余篇，广受好评，人气很旺！

　　《赞永清》

（雨平）

山外青山楼外楼，

少年才俊雄赳赳。

峥嵘岁月路漫漫，

砥砺前行志不休。

真情在胸笔在手，

激扬文字写春秋。

饱览山河豪情壮，

笑迎喜鹊唱枝头。

　　部分图片来自王永清美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