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这是我祖父的照片，若无特别说明，能否与土匪流寇甚至杀人强盗相提并论？然而，历史的长河流淌的不完全是清澈见底的水。 我祖父二十二岁那一年（1923年），正在田里春耕备种时，被一群武装土匪抢劫，见势不妙的祖父赶紧凭着年轻力壮而躲之大吉，而正在使用的一头牛和借来的一头大黑驴便成了这伙强盗的收获，家中八岁的妹妹也成了这伙土匪的人质。花钱赎回了妹妹，再还清别人家的驴钱，家庭生活已更是捉襟见肘了。 “我要做贼（土匪）报仇，不泄这个恨势不罢休！”祖父拒绝了他的父辈们的苦苦劝阻，耿直地投入了一支土匪的码子。 一直过了二年多光景，祖父很少回家，只经常听一些被土匪抓住过的人回来说：“这次多亏肖大爷（我祖父）从中说话，不然我的命没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一九二六年夏季，我祖父回家了。“我们的仇报完了，那家伙被我干掉了！我也决定洗手了。”我祖父不无炫耀的对他的父辈们汇报着干掉土匪头子的经过。 接下来的一些年，我祖父成了家乡小有名气的人。“有二十几条枪的码子过金溏沟了，快藏东西呀！妇女快躲起来呀！”“怎么又拐向东面村庄了？”“有肖大爷在，我们庄从此没贼敢抢了！”这些都是后来我在人群中听到的一些老人在讲故事时的原话。 我祖父洗手后，在离家三里路的小新街做起了生意。他有时从新海连外地贩回大布卖到本地，有时又把本地的猪啊羊啊等牲畜贩卖到外地（也许这些生意只是表面掩护）。这段时期，他的生意很红火，肯定挣了不少钱，但他很少照顾家庭，大多用于他自己圈子中的应酬（是别有所用），由此还与家庭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我的祖父早已结了婚了，而且已生了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三男两女。只不过夫妻关系不是很好，听说我祖母带领儿女们经常与他坚决地斗争，甚至棍棒相加。斗争的起因大都因为他在外面又和一个漂亮的寡妇过起了夫妻生活。 那个寡妇原是家中一个老表亲，丈夫被土匪杀害了，带着一个三岁的女儿投靠了我的祖父，二人在离家十五里的一个叫陆冈的地方同居了。 这样一直到了一九四零年左右，本地的共产党活动已经比较活跃，我祖父与很多地下党员结交甚厚，甚至与有名的李老和尚（解放后任过宿迁县塘湖乡党委书记）、叶书茂（解放后任济南铁路局党委书记）等都是八拜之交，他的不少徒弟干儿子也参加了八路，连他的大儿子也加入了地下党，还当过儿童团长。他在陆冈的居处便是地下党的联络站。当然这些情况未被普通人知情，我祖父为了机密原故也从未显露。只是后来发生的一些故事便显滩露水了。 本地 共产党刚掌权时镇压反革命，当时的地方领导把我祖父当作反革命分子送交区政府，据说当时送去的人没有回得来的。但是，我袓父恰遇当上了共产党区长的叶书茂：“我大哥你来干什么？”“他是反革命分子，带来法办的。”押解的两个武装民兵抢着解释。“胡说！赶紧松绑。人交给我，你们回去吧！警卫员，叫伙夫多做两个菜，我和我大哥喝两杯。”两个民兵回来向本地领导一汇报，从此再也没有人说我祖父是反革命了。 文革时期，愚昧无知的所谓红卫兵头头又来批斗我祖父，说我祖父是杀人打劫的土匪，历史反革命分子。我祖父找到了在宿迁地方做党委书记的李老和尚（外号），李书记说：“你就住我这里，谁也不敢动你！”并通过多方运作，让沭阳县委下文，即时摘掉了我家的“四类分子”帽子。 听老人们说，我祖父当初在码子里时，曾经与敌家火拼，打了三天三夜，就在家人忧伤的准备去为他收尸时，他却挎着盒子枪兴冲冲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我祖父还坐过国民党的大牢，也是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他却神奇地回到了家。据他说起初受了几个月的牢狱之苦，后来打听到一位拜把子兄弟的儿子在这个监狱里做事，经其上下通融，最后终于放他回家了。 我祖父就是这样，让我家庭在荣辱与共和惊喜交接中渡过几十年。直到一九八三年秋，他老人家豪迈地说了一句：“我这一辈子知足了。”安祥地垂下那高昂了八十二年的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