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军：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秘书李京生辞职当律师

陈延军律师

当代国考文武双进士陈延军律师

陈延军“文武双修”，1995年国家律师资格考试中超越录取线13分通过了国家律师资格考试，2013年11月在首届武术国考中以高分取得“中国武术高段位七段”称号，被称为“当代国考文武双进士”。中国武术高段位七段、国家级段位考评员指导员、国家一级武术裁判，现任中国武协市场开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武协监事。 现任北京律协军民融合专委会副秘书长，现从事山西军史方面研究。

  李京生是陈延军母亲家族成员，是我的表亲，他的老家山西盂县乌玉村离我村只有五里地[强][强][强]

左二陈延军律师、左八李京生律师。

前排左三李京生律师、后排左四陈延军律师。

　　李京生律师的祖宅~山西盂县乌玉村李家大院视频

《晋商李嘉谷大院》

2013年9月3日，山西盂县旅游项目“晋商李嘉谷大院”恢复古建项目开工典礼举行。

李家大院位于盂县县城东南孙家庄镇乌玉村，距县城约5公里，占地7.69公顷。是盂县一处建筑规模较大、晋商历史文化厚重、极具晋东古民居建筑风格的典范，具有一定的维护和开发价值。

李家大院始建于明宣德年间。当时，盂县李氏祖先从洪洞迁居于盂县城内，后又迁居于盂县秀水镇泥河村。绎过先祖的奋斗，十二世祖李嘉谷在乌玉村续建了如今的大院，远近闻名，被称作晋商李嘉谷大院，至今已四百四十余年。

李家大院建有坐北朝南的4个大院，占地面积大约三万三千余平方米，有房屋530余间。大院民居构建独特，为两层窑洞式布局。正房为城堡式的楼房，上层均系明柱走廊串成的楼阁，下层是砖砌的窑洞。另建有伙计院、磨房院、炉子院、马圈院、花园等。

目前，大院古建有60%以上建筑保存完好，院落建筑中的廊柱、照壁、门楼、门窗，以及大多木雕、砖雕、石雕保存完整。此次晋商李嘉谷大院恢复古建项目建设由其后人与政府共同组建。

大院此次大规模的恢复古建将打造集大院景观区、民俗体验区、接待服务区、杄林休闲区、移民住宅区、停车区和娱乐区为一体的综合性场所。建成后将会对推动盂县旅游文化产业建设，解决盂县本土村民就业，打造晋东旅游文化圣地方面起到重大作用。

盂县乌玉村 入选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公示名单

12月17日，从国家文物局网站获悉，根据《关于组织申报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通知》(建规函〔2016〕177号)要求，在各省(区、市)推荐基础上，组织专家进行了评选，经专家组推荐，拟将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荫城镇等60个镇公布为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将河北省井陉县南障城镇吕家村等211个村公布为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从2018年12月17日至2018年12月21日。

李氏族谱中查考李嘉谷的历史痕迹

追溯历史尘寰，根据李氏同宗第十七世裔李命国先生提供的其两本家谱记述，一本是《道光葵卯镌李氏族谱》，另一本是《公元二00一年李氏族谱》。笔者多日查读，得知李嘉谷本人系泥河村李氏十二世裔，据李嘉谷本人以编撰家谱经理名录亦参与修著的第一本完整的《李氏族谱》道光癸卯镌（公元1843年）2011年李氏家族修谱重印版本，4、5、6、7页记述，李氏远祖“无稽粤自明宣德由洪洞迁盂占籍于城内贵巷永一都五甲其历世数十甲里其祥特以族谱无存派系仍属茫然迨。崑源公于明万历四年迁居泥河村躬耕好善忠厚传家逮至十世祖慎五公食廩餼司铎朔平大同厥后列膠庠贡成均登高科膺仕禄者世济其美而家势于是始显迄今十有四世居本村者有寄居四乡者有贸易而寓关左者有宦逰而籍闽省者。”则此说明李氏家族从明宣德（公元1426-1435）迁来盂县城，居于贵巷（即现在的人民广场东第一实验小学处）到明万历年间（也就是公元1577年前）这一段无述载可查。从公元1577年即明万历四年开始，其昆源公从县城迁居泥河村以农耕为业，到其第八世后方显家道兴隆，人丁繁盛，其族人居泥河村、居临近四乡即路家村、杜村、乌纱村、楼子坪、乌玉、涧沟、禅房村、上社村。有在关左做生意、有为官远在今福建省和本省大同府朔平州。

李京生出身进士之家

山西盂县泥河陈延军母亲李氏家族由农商结合转向儒学门第后，由于崇尚教育，十分重视对子弟们的培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名流雅士，成为名门望族。在泥河村李家祠堂大庭两旁木柱上，写有一副对联：六科九举两进士，一门五县六教官。明眼人一看就知晓，李家在六次科考中，中了九个举人两个进士，这十一人中，李家一门中有五个县知事六个县教谕（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学长）。如此成绩，实属斐然。

　　此外谱中记载：九至十四世有太学生监生二十六名；贡生二十二名；庠生一八名。谱后还有太学生、监生、贡生、庠生二十人。废科举后十五世李北海在“五四运动”前考入北京大学，也是盂县就读北京大学第一人。

李京生律师

职　　务：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高级合伙人

地　　点：北京

电　　话：[phone]

传　　真：[phone]

电子邮件：[e-mail]

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教育背景】

1983年 北京大学 法学学士

1992年 北京大学 法学硕士

1989年－1991年 美国华盛顿Georgetown大学法律中心 高级访问学者

【执业经历】

隆安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在从事律师工作之前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多年。

【业务领域】

知识产权纠纷、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并购和重组、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国际贸易、期货与期货交易、刑事辩护、商事仲裁、行政诉讼等

【律师介绍】

李京生律师自1975年开始从事法律工作，曾在基层法院和最高法院做审判工作，并任最高人民法院任建新院长秘书等职。1988年至1992年攻读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委托北京大学培养的行政法研究生，师从北京大学副校长、行政法学教授罗豪才（后任最高法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京生律师曾兼任北京仲裁委员会和威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现兼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调解员。李京生在法院和仲裁委员会工作期间办理过大量各类案件，有丰富的审判工作和仲裁工作经验，熟悉各类诉讼程序、仲裁程序和法律实体规定。 李京生律师从事律师工作以来，办理了各类诉讼、仲裁案件和非诉讼法律事务，内容涉及知识产权、房地产、股份制改造、合资企业组建、证券期货、融资租赁、国际贸易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律师工作经验。李京生律师还被授予证券法律业务从业律师资格和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标投标法律业务资格。 李京生律师是中国法学会会员，具有证监会和司法部颁发的证券从业律师资格。曾任北京市律师协会证券期货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奥运与文体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奥运立法律师工作组专家，并被聘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调解员，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鉴定中心专家。

【社会职务及荣誉】

北京市律师协会奥运与文体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调解员

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鉴定中心专家

中国法学会会员

【专业论著】

《期货交易理论与实践》

《期货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

《全国大案名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选录）

《雄辩之魅——中国名律师办案实录》（选录）

《我为你辩护》（人民文学出版社）

任建新，曾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秘书李京生辞职当律师

李京生是徐家力读本科时的北京大学同学，但两人在北大校园里并没有多少来往，真正熟识起来还是在工作之后。李京生毕业后分派到最高人民法院，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的秘书，1992年时已经出任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厅长，副厅级干部。他放弃铁饭碗下海当律师，无疑需要有比徐家力更大的勇气。

李京生祖上是山西盂县大户人家，家里十分富有。民国初年，父亲考取了北京朝阳大学。北京朝阳大学与上海东吴大学，是国内两所最著名的法律大学，当时有“南有东吴，北有朝阳”之说。父亲当时在朝阳大学法科学习，也就是今天的法律系。毕业后，他在河北省石门市（今石家庄市）开了一家律师楼，办了几件有影响的案子，在当地小有名气。“七七事变”后，父亲参加了八路军，任“平（平山）井（井陉）正（正定）获（获鹿）”游击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后来晋察冀边区建立了自己的法院，父亲当了法官，当时叫“推事”。

1947年底石门市解放后，李京生父亲李

琸龄在新中国第一家人民法院石门市人民法院当法官。当时法官叫“审判员”，这个 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北京解放后，他调到北京市法院，先后任经济建设保护庭庭长和民庭庭长。1975年，七十八岁时去世。

李京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到内蒙古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当知识青年，非常幸运地第二年就当了兵，而且是人人羡慕的骑兵。服役四年多后，虽然对骑兵的浪漫生活恋恋不舍，但还是经不住城市生活的诱惑，加之母亲年迈无人照顾，1975年，他脱掉军装复员回到北京。

当时，复员军人大都被分配到服务行业工作，在公共汽车上当司机，在商店当售货员，到国营企业当工人，都被认为是比较好的工作。李京生本来被分派到了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武装部长告诉他，这个工作别人打破脑袋都得不到，新工人要到德国去培训，掌握新进口的设备，放弃这次工作机会，以后会后悔的。李京生却不知道为什么，认准了要去法院工作。可是法院并没有进人的指标，李京生就决定在家等。他向父亲提出要去法院工作，给的理由也很让父亲动心，“子承父业”。父亲在他的请求下，决定走一次后门，给自己的老同事、当时的朝阳区法院院长来世昌写了封信，希望他能帮助自己的儿子去法院工作。

来世昌院长是与李京生父亲一起在北京市法院工作多年的老搭档，父亲是民庭庭长的时候，来世昌是副庭长。接信之后，来世昌答应帮忙，但要看机会，让李京生耐心等待。没想到并没有等多久，三个月后，法院就有了进人的指标，李京生被顺利分配到法院。

到法院后没过多久，李京生就开始独立办案。当时全国的法律院系寥寥无几，培养的法律专业工农兵大学生如凤毛麟角。法院审判人员的主要来源就是复转军人，李京生当时才二十出头，就开始办案。刑事案件主要是危害治安的抢劫、盗窃、强奸、伤害等犯罪案件，没有现在的经济犯罪案件；民事案件主要是离婚、继承、析产和农村宅基地纠纷案件，什么合同、公司、投资、房地产案件都没听说过，知识产权案件更是根本没有。他办案效率颇高，创造了月结案30度件的全院最高结案记录，也得到了领导的信任和同事们的认可。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在最高法院院长江华的领导下，全国法院系统开始全面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院长把这个工作交给了李京生。李京生认为，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每次院党组会他都要拿出几个建议平反的冤假错案来讨论，一次没有通过，就下次提出来继续讨论，让院领导一步一步不断解放思想。好在最高法院当时公布了一批又一批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案例，使人们的思想逐渐放开。李京生把朝阳法院判处的一百多件“反革命案”一一平反了。

1978年修改的宪法恢复了“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的规定，一些在反右斗争以前当过律师后来受到运动冲击而不得不改行的人，又回到了律师队伍。为了使法院的审判人员适应律师的辩护，在北京市高级法院搞了一次又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的示范庭审，组织各个区法院的审判人员去旁听，李京生参加了。

他第一次亲眼看到在法庭上的律师为被告人辩护，并记住了辩护人的名字叫江浩。江浩律师的声音非常洪亮，在法庭上为被告人极力“开脱”，让李京生觉得很新奇。在他的印象中，律师是电影《风暴》里施洋大律师“铁肩担道义”的形象，而现在不是旧社会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被告大部分是有罪的，替他们辩护不就是替坏人辩护吗？要是再来一次运动，比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回潮”，他准又得挨批。

但是，回想起自己平反过的一百多件冤假错案，如果当时能有律师替这些被告人辩护，其中明显不构成反革命罪的被告人，还会被判有罪吗？从这方面讲，李京生又很佩服江浩律师，觉得他们这些老一辈律师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为律师事业执着的精神很令人敬仰。

1977年恢复了高考，李京生当即下了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第一年知道高考的时间很晚，没有时间复习应考，考试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找到，自然也没有考上。到了1978年，李京生就用一年多的业余时间把初中高中六年的课程都学习了一遍，当时他想，自己要吃一辈子法律饭，如果不进入大学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和技能，迟早要被淘汰。但最后考下来，功亏一篑，离录取线只差了5分。

这时江浩律师为了壮大律师队伍来招兵买马，动员李京生辞职去当律师。但李京生觉得，无论当法官还是当律师，一定要有丰富的法律知识才行，所以仍然一门心思在高考上，婉拒了江浩律师的邀请。但他给江浩律师留了个口子：如果再考不上，就有可能辞职去跟着您干律师。

到了1979年，李京生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高考成绩超过录取分数线60分，相当优秀，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成为徐家力的同学，虽然在四年大学阶段两人并不熟悉。徐家力本科毕业继续读研，李京生则被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进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最高法律殿堂。最高法院固然是李京生非常想去的单位，但当时如果有律师的分配名额，李京生也可能会考虑。只是那一年，没有律师名额，一名都没有。当时律师还是新生职业，而在法律人才奇缺的1983年，北京大学培养的法学人才，国家大机关都想要，抢都抢不过来，谁还会安排他们去当律师呢？

进入最高法院以后，开始李京生被分配到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身边当秘书，后来，由于新上任的副院长任建新手下缺人手，又被分配到了任建新手下，给任建新当秘书。没想到，后来任新建成为下一届最高法院院长，这样一来，李京生其实是给最高法院两任院长都当过秘书，只是给郑天翔当秘书的时间很短。

在任建新手下，李京生一干就是四年，与任建新院长朝夕相伴，他从老领导身上学到了敬业、谨慎、奉献精神，终生受益。四年之后，李京生开始不安心，感觉自己老在领导身边，远离审判业务，荒废了法律知识；离官场太近，总感觉不太舒服，有点压抑。他向任建新院长提出去考研学习，但任院长用他用得很顺手，自然不太愿意。李京生老去说这个事儿，有一回把任院长说急了：“连你都留不住！”但经过李京生的一再恳求，最终任建新还是同意了他报考高级法官培训中心的研究生。

经过半年多的英语强化培训和应考复习，李京生又一次如愿以偿，而且再次进入北京大学，成为当时的北大副校长、行政法学教授罗豪才的学生。罗豪才后来担任了致公党主席、全国侨联副主席、最高法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豁达的胸怀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李京生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研究生期间，李京生受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做了一年多的访问学者，回国后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毕业后回到最高法院工作。回来之后，李京生被调入新成立的行政庭，并担任副庭长。当时才30刚出头，李京生就已经是最高法院副厅局级干部。如果他在最高法院继续呆下去，前途其实非常光明。但时至今日，对于辞职改行当律师，李京生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一开始，徐家力劝李京生下海当律师的时候，李京生还是有些犹豫，毕竟在最高法院继续干下去，美好的前程是看得见的，而下海去当律师，将来到底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但徐家力见劝说不成，就邀请李京生去江浙等地，看一看这些地方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发展的情况，实地感受一下律师事业的美好未来。李京生趁着出差办事的机会，接受邀请对江浙一带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考察。考察之后，李京生意识到中国的律师事业前途光明，而最现实的是，做律师收入确实比做法官高得多，挣到更多的钱，可以好好改善一下家庭的经济状况。徐家力一路陪同，谈了做律师的种种好处，终于说动了李京生。

等回到最高法院，李京生更加觉得大机关并不适合自己，尤其是最高法院的法官，自己可以做主的机会非常非常少，无法自由发挥个性和能力，而“自由”二字突然变得尤其重要。李京生反思，在最高法院呆了几年，领导和同事们对自己都非常好，自己也一帆风顺，三十出头就已经是副庭长，可为什么自己并不觉得发自内心地快乐？而在草原上当骑兵的时候，尽管生活条件要艰苦多少倍，但为什么自己很快乐？还是因为自己是个非常热爱自由的人，与大机关的刻板僵硬、等级森严的氛围格格不入。如果不快乐，即便再美好的前程，又有什么值得留恋呢？而在江浙等地的考察，让他感觉到律师职业是个自由职业，自由度比做法官要大得多，如果当律师能够自由和快乐，放弃眼下的仕途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李京生把打算离开最高法院辞职下海当律师的想法告诉朋友同事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反对。很多人认为，李京生这是一时糊涂，如果不劝阻住他，他会铸成人生大错。朋友们都劝他，你不要认为当律师有多大的前途，中国离法治还十万八千里呢，律师哪能跟法官比，地位高不了，没前途。同事们说，你在最高法院已经打下了这么好的基础，只要踏踏实实地干，将来当到副院长不是没可能，放弃这一切从头再来，实在太可惜了。领导说，你出国回来时间不长，又刚刚获得硕士学位，前途无量，但不要操之过急，日后必会得到重用。还有的唱黑脸说，送你出国学习培养，组织花了几万块钱，你要是辞职去做律师，这笔培养费你拿得出来吗？但李京生已经铁了心要当律师，不管红脸黑脸，谁劝都没用。

李京生离开最高法院，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他先与庭长谈，与部门领导谈，好不容易说通了部门领导。但领导们说，你是院长秘书下来的，还要征求院领导的意见。部门领导去征求院领导的意见回来，脸色很不好，对李京生说，这事儿先不提了，我去跟院领导说了，碰了一鼻子灰。就这样拖来拖去，一波三折，有道是人去不中留，最终李京生还是离开了最高法院，还东挪西凑借了几万块钱，偿还了研究生和出国留学期间的培养费。1993年，几万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可能是有的家庭几十年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