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无法强盛！

天涯行客（茅明辉）

1984年，日本最大面值的钱币上，号称是日本“释迦摩尼”的圣德太子的肖像被换下，取代他的是一位老者的头像，他身着和服，嘴唇未抿，神情淡然的看向前方，他就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

谈起近代日本的崛起，就不得不提到明治维新，虽然被论为为明治维新做出突出贡献的“三杰”（分别是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中并没有他本人的名字，但是他在思想教育与文化传播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建设与发展。

日本人称赞他是在明治时期教育事业上的伟大功臣，他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在日本，福泽谕吉可谓是家喻户晓，但这样的一位在明治时期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伟人却从未担任过一官半职，在他眼中，一个人人多想要做官的国家，会使人民丧失独立的意志，这样的国家是无法强盛的。

倔强的少年

福泽谕吉出生在大阪的一个士族家中，父亲虽然是一个收入微薄的低级藩士，在出售粮食杂物的"藏屋敷"做一个小会计，但却是一个清廉高洁、德高望重的汉学者。虽然家庭不富裕，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是一家7口人还是过得其乐融融。

然而，福泽谕吉一岁半时，不幸降临在这这个家庭的头上。四十五岁的父亲突然染上重病，不久后便撒手人寰，留下三十三岁的妻子、两个儿子与三个女儿。

撑起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了福泽谕吉的母亲的身上，无奈，母亲不得不带着五个孩子回到了中津。

离开中津数十年，这里的人和事物早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于大阪的繁荣，那时的中津仿佛是一个小乡村，语言与风俗的不同让孩子们无形中与当地的小孩子之间有了一层隔阂。

此外，福泽谕吉的兄弟姐妹们自幼在大阪生长，对于生活在中津的孩子们心中有一种莫名的高贵感。

福泽谕吉曾写到，他的兄弟姐妹与中津的孩子交往从不指责对方，一是寡不敌众，二是因为，兄弟姐妹们完全地忽视中津的孩子，从心底里看不起他们。

虽然福泽谕吉的母亲一边辛苦的养家，一边尽心尽力地教育着孩子们，福泽谕吉看似正直、坚韧的性格中还是埋下了狂妄的种子。

即使是在那个阶级等级森严的时代，福泽谕吉依然保有着豁达坚毅的性格。那时的日本有着华族、士族等阶级之分，社会上大部分士族的后人出门都会用手巾蒙住脸，到夜间再上街购买物品。

而年幼时的福泽谕吉却对这种似乎约定俗成的风俗不以为然。当母亲要他去买些酱油或酒时，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他都会大大方方走到街上去，不但不会用手巾遮挡面部，还会在腰间别上两把刀，手里提着酒壶。

他并不以此为耻，他认为一个人拿着自己的钱去买东西，没有什么可遮遮掩掩的。从他的这一举动便可以窥见，福泽谕吉便有着性格中的坚毅与心中的是非分明。

摒弃儒学

福泽谕吉的父亲酷爱收藏各种中国古书，福泽谕吉也深受他父亲的影响，自幼便通读文史，学习儒学。在父亲的影响与熏陶下，福泽谕吉成为儒学坚定的拥护者与忠诚的信徒。

福泽谕吉幼年家境贫寒，家中没有钱送年幼的他去私塾读书，福泽谕吉只得做一些手工制品贴补家用，直到14岁才有机会去私塾识字读书。

福泽谕吉天资聪慧，认真刻苦，30岁时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汉学家。然而，天性自由的福泽谕吉却在他最崇拜与追随的学术上感受到了压力与束缚，那是一个门阀观念浓厚的时代，福泽谕吉放荡不羁的性格与一切都格格不入。

为了摆脱门阀观念的束缚，福泽谕吉决定离开中津，前往长崎，在那里，他学习到了改变他一生的西学。

1854年，福泽谕吉踏上了长崎的土地，而美国的军舰驶进了日本的港口。那一年，日本被从闭关锁国中惊醒，二百余年的闭关锁国使日本仿佛如同藏在世外桃源的先人，桃源内时间仿佛停滞，而桃源外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闭关锁国期间常与荷兰通商的长崎便是西学最为繁盛的地方，也为福泽谕吉学习西学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在不断地学习西学后，福泽谕吉对于自己之前所忠于的汉学的态度一点点转变，安政六年冬，福泽谕吉赴美留学。

在接触到西方思想的福泽谕吉认为，之前所学习的汉学是脱离了实际的学问，于是，他开始摒弃汉学以及儒学，脱离曾经束缚他的孔子思想，在他自己的著作《文明论概略》以及《劝学篇》中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他思想的转变。

福泽谕吉看重培养学生学习与处理事件的能力，他认为教师不可能把世间万物全都教授与学生，因此，比起古板的教授知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才是更为重要的。

不同于古板的儒学，福泽谕吉更倾向于培养学生的记忆、推理、想象等能力，他认为教育应有两个方面，及有形的“数”“理”，与无形的“独立心”，换言之，论事则以事实为基础，论德则以独立自尊为准绳。

福泽谕吉所开办的私塾中所用的课本大多数都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书刊，除了文科类的历史地理，还涵盖了法律、数学、经济等各类书刊，他将这些书籍分发给学生传阅。

独立的榜样

不同于明治维新时期用武力推翻幕府的民族英雄那样，福泽谕吉的贡献主要来源于教育与文化的推广。他大力推广西学，即使冒着神明为先，他也努力开办私塾，印刷报纸，向民众鼓吹西学。

在那个人人深受汉学影响的时期，在论语君君臣臣的影响下，人人都想谋得一官半职。然而，福泽谕吉却不这样想，他认为人应该是独立的，而不仅仅是政府的依附。

明治维新胜利后，作为推动人民思想进步的重要功臣的福泽谕吉也名声大噪，作为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与思想的引路人，他收到了天皇与首相热情的邀请，希望他可以前来担任重要的职位。

可是福泽谕吉却不愿意前去做官，他态度坚决，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辞，最终终生没有摘得一官半职。

很多人不理解福泽谕吉的行为，认为他这样简直是在自毁前程，然而，福泽谕吉作出了答复，他这样的做法是希望自己成为独立的榜样。

福泽谕吉认为，若人人都想为官，人人都为了进入官场而挤破头，那么政府就会变得像腐食，而人们就是那些围着腐烂食物嗡嗡叫的蝇虫。

人们之所以想要为官，就是因为大家的心中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陈旧思想——不依赖政府成为官员，就没有个人的发展机会。

而这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来源于儒学。《论语》中除了教育如何做人、如何处事的大道理外，有许多都是在教育人们去做官、如何做官，深受其毒害的人们眼中便只有做官这一条道路。

福泽谕吉认为，国家强盛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就是民族强盛，而民族强盛最重要的标志，便是人民不依附政府，人人都有独立之心。只有人人都独立与政府之外，人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方向与追求，这个国家才能真正地兴盛起来。

他的行为无疑为那个时代的人们上了重要的一课，日本民众逐渐意识到，无论是经商还是种田，在这片土地上只要独立拼搏，也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小结：

福泽谕吉对于日本思想方面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思想解放的推动者与“吹哨人”。

他坚毅的品格与良好的洞察力让他为当时混乱不堪的日本找到了一条出路，指明了思想前进的道路，晚年拒绝做官也推动了日本人的思想独立与进步。

然而，作为思想家，福泽谕吉却称不上像孔子那样的圣人，他心中有着天生的狂妄，日本明治维新后，他打心眼中瞧不起落后的中国，看着中国广袤的土地，他心中是嫉妒的。

于是，他拟定了侵华的计划，并鼓动日本“脱亚”，如今日本民众心中脱亚亲美的思想中，无疑不残存着他的影子。

附：

前三杰：

吉田松阴（1830年9月20日-1859年11月21日），阳明学派思想家，名矩方，字义卿，号松阴，通称寅太郎。日本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末期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生于长州藩萩城松本村（今山口县萩市椿东）。

日本开国之后，他无限愤慨，著文疾呼民族危机，力倡“尊王攘夷”、防御外侮。后得藩主允许，兴办松下村塾，传授兵法，宣讲尊王攘夷主张，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1858年《安政条约》签订后，进而号召武力讨伐幕府，并制定刺杀幕府老中的计划。他寄希望于藩吏、公卿组织武装行动，终归失败，再次入狱。在狱中提出“草莽崛起论”，转而主张依靠“豪农豪商”、浪人（没落武士）和下级武士，利用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武力推翻幕府，为倒幕运动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在井伊直弼为镇压尊王攘夷派志士而制造的“安政大狱”事件中，吉田松阴于1859年8月被解至江户，11月21日被处死，终年29岁。

吉田松阴的“皇国史观”思想深深影响长州藩士，且后者成为明治政府重要支柱，使得新政府外交政策亦深受其思想影响，并且逐渐发展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著作有《讲孟余话》、《幽囚录》、《留魂录》。

坂本龙马（さかもと りょうま，1836年1月3日-1867年12月10日），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维新志士，倒幕维新运动活动家，思想家。讳直阴（后改为直柔），于志士活动期间为了避人耳目曾使用假名“才谷梅太郎”。

1853年（嘉永六年）北上江户，在千叶周作门下学习“北辰一刀流”剑术，同时学习炮术。此时美国的马休·佩里到日本要求开国，史称“黑船来航”。受事的刺激，与水户攘夷论者交往。立志于振兴海军和海外贸易，与近藤长次郎等结交。1858年（安政五年）在土佐学习洋式炮术。1862年因反对土佐藩的政策而脱藩。同年谋刺从美国学习海军军事归国的幕府开明派重臣胜海舟，被胜海舟的见解所倾倒。后胜海舟介绍，结识西乡隆盛，于1863年在长崎龟山创建“龟山社中”。1864年（元治元年）随同胜海舟调停美、英、荷、法四国炮轰长州藩下关事件。第二次征伐长州时更为活跃，曾指挥长州藩的海军。 脱藩之罪被赦免后回土佐藩，改组“社中”，成立附属于藩的海援队，自任队长。同年7月10-13日 ，提出“船中八策”，设想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新的国家政权体制。经过他的努力 ，通过后藤象二郎说服藩主山内丰信 ，促其劝告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11月9日，德川庆喜根据船中八策下达“大政奉还”指令，明治维新开始。

庆应三年11月15日（1867年12月10日），在京都与同藩倒幕派人士、陆援队队长中冈慎太郎商谈时，在京都酱油商近江屋遇刺身亡。死后，由明治维新后的新政府追赠正四位。

高杉晋作（1839年9月27日—1867年5月17日）是日本幕末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长州藩尊王讨幕派领袖之一，奇兵队的创建人。幕府末期尊攘、倒幕运动的志士。

他是日本的武士･长州藩士。以在幕末的长州藩作为尊王攘夷志士而活跃。并且创设奇兵队等诸队、把这些队伍投入在幕末长州藩的倒幕活动中。讳(实名)春风，通称为晋作、东一、和助、默生，字畅夫，号东行、西海一狂生、东洋一狂生。化名谷 潜蔵、谷 梅之助、备後屋助一郎、三谷和助、祝部太郎、宍戸刑马、西浦松助等。之后改名为谷 潜蔵。赠正四位［1891年（明治24年）4月8日］。

后三杰：

大久保利通（おおくぼ としみち，1830年9月26日—1878年5月14日），幼名正助，号甲东，后改名利通。生于日本萨摩藩（今鹿儿岛），原为武士，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政治家，号称“东洋的俾斯麦”。为了改革翻云覆雨，铁血无情，不论敌友，挡在他前进道路上的只能是灰飞烟灭。1878年5月14日，他到太政官去办公的路上，乘坐的马车突然遭到石川县岛田一郎等六名征韩党士族民权志士的袭击，大久保利通当场遇刺身亡，时年49岁。

虽然他本人被遇刺身亡，但他的事业后继有人，伊藤博文等人继续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终使日本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而束缚日本多年的不平等条约也于1911年全部废除。

木户孝允（日语：きど たかよし；1833年8月11日—1877年5月26日）本名桂小五郎 ；长州藩出身，曾拜吉田松阴为兄，从斋藤弥九郎学习剑术，向江川英龙学习西方军事学。在尊攘、讨幕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维新后参加起草《五条誓约》，是政府的核心人物，推进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

维新后被任命为总裁局顾问专任，持续提出应以“政体书”推动“官吏公选”等诸多政策建议。提倡文明开化，并通过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努力瓦解诸多封建制度，为萨长土肥四巨头构成的参议内阁制打下基础。实现海外视察，归国后，要求政府内部理解对于一个国家，其拥有宪法与三权分立的必要性；务实新的国民教育与天皇教育，进一步推动士族授产（救济、扶助士族的措施）。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及明治天皇，皆对其有深厚的信赖。妻子为幕末动乱期的救命恩人，同时也是维新同伴的京都艺妓几松（木户松子）。

木户孝允虽然开明，但是置身于从激进派到守旧派不断权力斗争的明治政府中，他的精神苦恼源源不绝，甚至严重妨害其身心。西南战争（1877年1月29日—9月24日，是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平定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的一次著名战役）时期，木户在京都出差途中发病，进入病危状态，在意识不清的状态下痛斥“西乡，适可而止吧！”，担忧着政府与西乡隆盛双方该何去何从而辞世。

关于“木户”以前的旧姓，八岁以前为“和田”，八岁以后为“桂”。小五郎、贯治、准一郎为通称。在性命受到狙杀危险的幕末时期，曾使用“新堀松辅”、“広户孝助”等变名。“小五郎”是其所出生和田家的祖先之名，并非五男之意。“木户”姓则为第二次征长战前（庆应2年），为了使幕府的通缉犯“桂小五郎”能够参与藩政，藩主毛利敬亲赐名“木户贯治”令其改名。

“孝允”此名，虽是桂家当家历代继承而来的讳名，但在戊辰战争结束后的明治2年（1868年），小五郎与其心腹大村益次郎共同建立东京招魂社（靖国神社的前身）时，为了再一次追悼与彰显，奉献生命于建设近代国家的同伴们，自改讳名“孝允”为正式名称。

名字大致上的推移如下：和田小五郎（在成为桂家养子之前）、桂小五郎（8岁以后）、木户贯治（33岁）、木户准一郎（33岁以后）、木户孝允（36岁以后，年龄皆以满岁计算）。雅号有“松菊”、“松菊木户孝允”、“木户松菊”或是“松菊木户公”等。其他尚有“木圭”“猫堂”“鬼怒”“広寒”“老梅书屋”“竿铃”“干令”等等的称号。

西乡隆盛（1828年1月23日—1877年9月24日），男，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幕末）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他和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通称吉之助，号南洲，又称南洲翁。

他生于萨摩藩（今鹿儿岛县）。1844年起任下级官吏。1854年成为开明派藩主岛津齐彬的亲信扈从，随其住江户（今东京），参与藩政，并为尊王攘夷运动奔走。1858年幕府兴安政大狱，两次被流放，1864年被召回藩，在京都掌握藩的陆海军实权。同年参与镇压尊王攘夷派的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后积极投身倒幕运动。1866年3月在京都同长州藩倒幕派领导人木户孝允等人缔结萨长倒幕联盟密约。1868年1月3日，与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明治新政府。在同年的戊辰战争中任大总督参谋，指挥讨幕联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因他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战争中的功勋，受封最厚。1870年初，由于与大久保利通等人在内政方面的分歧，辞职回鹿儿岛任萨摩藩藩政顾问。1871年到东京就任明治政府参议。1872年，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在此前后，参与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资产阶级改革。他鼓吹并支持对外侵略扩张。

1873年10月，因坚持征韩论遭大久保利通等人反对，辞职回到鹿儿岛，兴办名为私学校的军事政治学校。1877年，被旧萨摩藩士族推为首领，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9月24日兵败，死于鹿儿岛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