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创业坎坷多——鄱阳县中医院创建回顾

桃源翁

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鄱阳县中医院成立，结束了鄱阳县解放以来中医院空白的历史，我被任命为县中医院首任党支部书记，到一九九零年初调离中医院，六年半的艰难创业，虽然有成功的喜悦，但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心酸的回忆。

在一九八四年初的县级机构改革后，县血吸虫病防治站的领导班子原来本是县委任命的变成了由县委组织部任命，血防站由县直属单位变成了卫生局的局属单位。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被调离了血防站。这是我很不情愿的事。因为我从部队转业（由复员改为转业）回鄱阳时，对选择什么单位我是经过认真思考、慎重选择的，当时县委分管干部工作的县委常委吴早来是我入伍前在公社任文书时的书记，我的一位堂兄是县委组织部（当时叫组织组）的负责人，我的大哥也在县委办公室任职。我转业前分别向他们几位写信，请他们帮助选择今后的工作单位。并提出，因为我身体很弱，一不要安排职务，不当官；二要少写材料，少动脑筋。经过他们几位多次挑选，反复比较，认定血防站是最适合我工作、生活的单位。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非常适宜我，我在血防站十年的时间里，工资全额财供，办公费、事业费实报实销；省、地还经常有钱、物下拨；水路两艘机轮，陆路两辆汽车，去那里都方便；工作轻松，生活舒适，医疗方便，各方面福利优裕在全县都是没有的。前六年半任工作员，后三年半任副站长，虽然身体不好，但强烈的责任心驱使我敬业努力，工作认真踏实，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所以我对血防站还是很钟情的。虽然县委、县政府开始也曾打算变换我的工作单位和职务，都被我自己回绝，后来有几次是其他原因而未成。如果是搞民选或者是民意测验的话，可以说，除了站领导班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基本职工甚至家属都不会同意我离开血防站的。可是长官意志，要我离开血防站，并且美其名曰要我挑重担，这个重担就是创办县中医院。卫生局的领导是“重用”我，安排我为县中医院副书记，副职正用，后经组织部调整为书记。我虽然很不情愿，但是必须服从组织，这是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我无奈何地离开了血防站，来到了中医院。

由卫生局刚搭架组建几天的中医院坐落在鄱阳镇西门路人民医院旁边，龟缩在卫生局办公楼下面一层阴暗潮湿的七间小小的房间内，顶楼一层是作为中药仓库及加工用的。在卫生系统领导任职集体谈话会上，县有关领导问我有什么话说，我提出要求县里做到两点：一是中医院创办开业期间人头经费、办公费用县里要给以支持；二是中医院调进人员要由中医院把关，非资质人员不得调入。我提出来的这两条意见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实是这两点县里、局里都没有做到，也没有准备这样做。一正两副院长已由县、局“选配”好，连临时工炊事员一起有十八个人，聘请了退休老中医中药四人，还有的原来就是卫生局机关的人：有的是年纪大了，即将退休，或是家庭负担过重，本人有病工作有困难，被卫生局当作包袱甩到中医院的。本来，卫生局是行政、业务主管部门，有权力也有责任为中医院把好人事关，可是恰恰相反，中医院被他们当作甩包袱，还人情债的地方。当时，县里大部分单位都发不出工资，很多有一些有关系的人都看着新成立的中医院，指望着能调进中医院。县有关领导、局里几个领导人情包袱都很重，他们口袋子里都有不少欲调进中医院人员的名单，我到中医院上班前就有几位县领导跟我打过招呼，上班后就接到不少电话和字条，有的甚至躬身亲临要我“支持”一下工作。院长上班是只看病，对看病以外的行政事务推得干干净净，我只好挺直腰杆做挡风墙，“对不起，现在的中医院连饭都吃不饱，是创业阶段，是垦荒时期，自己需要别人解决的问题一大堆，还不到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 可是在我上班没几天，调进了四个人，这是为了稳定中医院业务骨干队伍老中医师的子女，其中有新任院长的妻子和儿子俩人你无法拒绝。接着，院长还通过卫生局一位副局长向我提出，要把他在乡下工作的老岳父调进中医院退休。我指着卫生局楼下旮旯一隅之地的所谓中医院回答说“这样做合适吗？可怜中医院立锥之地都没有，把一个无关的人调进来退休，中医院是福利单位吗？是养老院吗？”他自知理亏，就不再作强求了。

中医院的六年多的时间，我主动提出调进的人只有马赣松一个。有一次我看见局办公室桌上玻璃板下面压着一份报告，是离休多年的副县长马玉衡写的，老两口年老多病身边无子女，请求把在本县偏远的枧田街卫生院上班的儿子调回县城工作，从落款的时间看这份报告已经写了很长的时间，我想到马副县长是一位南下的抗日老干部，是我们全县上下公认的好领导，担任副县长期间清正廉洁，一身正气，被称作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海瑞，虽然我与他毫无一点关系，与他儿子更素不相识，但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不照顾一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出于对马老县长的尊重和同情，于是我主动向局领导提出愿意接受小马调入中医院。另外两次经我答应调进的人员那都是“工作需要”。开始一次商谈买建设路地基，帐上没钱。我从侧面得知某大局主要领导的儿媳妇在原单位有些别扭，想到中医院来，恰好她也是中医专业人员。于是我传出话去，可以商量。这位领导亲自来到医院找到我，我同意了他的要求，提出来请他帮忙解决购买地基款，他也二话没说，很爽快的答应了。还有一个是县计划委员会（现在的发改委）的一位工作人员想把妻子进入中医院，我说，请你们三位主任来跟我谈。果然，三位主任屈驾一同来了，我当面向他们三位主任提出，一要赶快把中医院的基建列入计划，二要足够保证基建物资的计划供应，在得到他们三位一致的肯定答复后，我也点头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在当时的年月，办什么事都需要权利的交换，没有既得利益，哪怕是再重要再紧急天大的公事也办不成。没有办法，为了中医院的生存，我只有违心地适应，做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人情交易。但是我从来没有利用这个权力去为自己谋丝毫利益，也没有调进过自己一个亲朋好友到中医院。

当然，人事问题的压力相对来说还好办一些，而经费的压力就像大山一样压得我们难以喘息，中医院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手无分文”。从开办之月起县财政就没有另外给过一分钱，只按人头拨40%的工资，60%工资和其他费用都要靠医生用三个指头摸出来，并且每个月还必须向卫生局缴纳三百元房屋租金。县里明确表示中医院建设要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自己想办法筹钱，县里没有钱拨付。卫生局开始还有三万元钱在中医院的帐上，说是给中医院的基建费，可是不到一年时间却被收回去了，中医院是两手空空，吃饭都是问题，何从建设？何谈福利？我从血防站到中医院真的是从米萝里跌进了糠萝里。

首先要解决这二十来个人的吃饭问题。本来医院是社会公益事业单位，要讲求社会效益，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中医院除了只有中药差价外，也无其他经济效益可求，每天的收入仅靠门诊的八位中医师用三个指头摸脉，医生们再拼命也上不了两千元。何况中医院刚成立，很多人还不知道，所以门诊量不高，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扩大影响，提高中医院的知名度。名老中医江心镜和老中医周天赐、胡济仁都是在全县享有名气的中医师，经常在县报上发表他们的消息。特别是名老中医江心镜先生，是我县中医泰斗，他的医技在全省中医界都是知名的，可就是历史上的原因一直抑郁不得志，我大胆地为他隆重举行了行医五十年的庆祝大会。开始我请示县委宣传部和统战部的领导，他们表示质疑。而我以全国科技大会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依据，仍然我行我素，坚持如期举行。我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那一天，受邀请的县领导，包括哪两位表示质疑的领导，一个不少的都到会祝贺，更难得的是时任县委书记江潜龙也拨冗到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全县卫生界乃至全县社会是一次震动，这无疑是对这次庆祝会议、对我们中医院的肯定，由于江书记的莅会，这还争取到了当时的《波阳报》作为头版头条消息报道，无形中大大提升了中医院的名气。

在庆祝江心镜老中医师行医五十年大会上致贺词

此后，中医院的门诊量日增，因为我们就是靠这一点可怜的门诊收入啊！对外加强宣传的同时，不放松内部的管理。特别是抓中药饮片的加工质量，药材从采购、进货到炮制、加工，杜绝伪劣，坚持传统炮制，一丝不苟，制作出来的饮片完完全全符合药典标准，色香味天然纯真。连人民医院的院长罗世训也多次赞叹“中医院的饮片真正是色香味俱全，看、闻都很舒服，是真正依法炮制，比我们强”。优质的中药饮片吸引了不少外来处方，以致配方部经常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很多时间我也穿上工作服拿起戥子帮忙抓药。因为中医院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中药，所以我对中药材、饮片的质量是非常重视，很多时间我是在加工部亲自参加加工饮片，用自己的实干行动来影响员工的积极性，楼上卫生局机关的同志们看见都很佩服我的实干。

更迫在眉睫的是医院的基建问题，县里只给了新建中医院的任务，既没有给一分钱钱，也没有给一寸地皮。要跑钱，跑地皮，这都是需要交际。偏偏我的交际能力是负数，是弱智，不沾烟酒，不苟笑谈。好在一位副院长这一点比我强，我带着这位副院长跑上饶地区卫生局、财政局，跑南昌找省卫生厅，摸索着如何才能向上面要到钱。又要在县里找地基，我原来以为，解决地皮是自己县里的事，比解决钱的问题好办一些。可是没想到跑的路绕的圈更长，碰的钉子更多。我首先找的是主管卫生工作的副县长郑， 可是这位郑副县长官不大架子却不小，两眼望天说：你不要找我，我只管到卫生局，那里还管到你中医院?主管卫生工作的县常委周说：地皮的事，我说不出什么意见，没有办法帮你解决。我只得找县政府的县长刘。县长是管全局大局，管长远规划的，他说：中医院建设要符合县城发展规划，不能建在城内，要到县城以北。我说：中医院现在眼前要吃饭，把医院建到那个野外，病人看病走那么远，有谁去？能不能先在城内建设起，以后再搬迁。县长很干脆地回答说： 不行，我不同意，即使你有钱建，我也不同意。当时的县城是在鄱阳镇的老城区以内，再以北除了只有农业银行、稽征所、皮肤所、林业局等几个单位，就是荒山、旱地，那里远离居民区，那时还没有公交车。建机关单位可以，但是在那一带建医院，当时来讲对群众看病是极端不方便，那中医院只有喝西北风了。

县长一言九鼎，不容你再讲了，你不同意也要执行。于是我带着副院长冒着风雨骑着单车去磨刀石乡。因为要建中医院的地方是北关，属于磨刀石乡，我找到了乡党委书记黄，副书记余，说明了情况，两位书记都很爽快地同意，让我们直接找北关村的领导。我们对北关村是一点儿也不熟悉，经过三回九转，与北关村干部接上了联系，听说要在他们村范围建医院，他们都表示欢迎、支持。在此之前，县公安局、粮食局、交通局等几家单位也去北关村商谈过征用土地，他们是什么价位的单位，有何等的权势，他们出口的条件当然是我们无法提供的，再加上我们中医院出不起价钱，所以说是说支持，但是也经过多次的恳求交涉，才谈妥条件带着我们去勘察位置。看了几个地方，不是偏远，就是地形复杂，正因为我们中医院是个无权又无钱的单位，公路两旁的一些好位置是没有我们的份。跑了好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好说歹说，最后我们决定选址在稽征所和林业局之间，这里有耕地、坟地、荒地，相对比较平坦，也有几十米的位置面临公路。召集村民开会商量时，有的比较通达，认为搞中医院建设对他们都有利，应该支持；有的也比较蛮横漫天要价，甚至要挟，想乘机大捞一把；还有的人连夜造假坟墓。我们挨家挨户地上门做工作，大事原则，小事灵活，那一段时间我和副院长经常是深更半夜才回家。在村委会的协调下终于做通了十八户地主的工作，取得了一致的同意， 经过丈量、测算，这块地将近23亩，按谈好的价钱每亩四千，再加上管理费、青苗费、苗木费、迁坟费······等等，一共是十四万多。签订协议后，我们就把钱转账过来了，因为这是要付给十八户老表的钱不能少，不能慢，这些钱可是我们从各方筹集来的和我们的医职员工一毛一毛挣、攒积起来的呀！是我们员工的辛苦钱啊！

虽然在北关征购了土地，但是近几年不可能配套建设得起来，只能先建门诊部，如果这样，中医院既没有社会效益，更没有经济效益。所以仍然需要在县城内先建一个门诊部。好在县长换过了一个人，“中医院不能建在城内”的说法似乎不会再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察访寻找，开始，我看到建设路原县委会东边的老工会楼，工会早已搬走只住了几个机关干部，临街一栋楼做宿舍用太可惜了。于是我找到时任县委书记江，向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一听说我想要那块地做中医院，当即表示不可能，因为已经研究了那里要做人大办公楼。可是他又说，旁边的档案局可以，档案局放那里不合适，迟早是要动的。我一听，有点喜出望外，忙说可以可以。书记江说“那你去与你哥哥谈一谈”。那时，我的大哥兼任了档案局长。我这个人就是木讷，不明白书记江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不过，我当然不会去找我大哥。我马上去到档案局找到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张，把他拉到书记江的办公室，三个人当面，我与张又说了一遍，张说“可以呀，我们是县委机关的，听县委领导的，只要县委把我们安置好了就行”。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书记江却打起呵欠来了，东扯葫芦西扯瓢，尽说题外话。一个上午过去了，不了了之，我怀疑他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后来我打听到建设路有一家临街老屋出售，我急忙赶去，面积虽然不够理想，但是用来造门诊部还是可以的。一开始谈，屋主知道是建中医院便提出要我帮他安排子女到医院上班，我说，如果是原来有工作的，要求调过来可以考虑，而他是要求解决工作编制，我无法满足。后来县政协将这块地买下来准备做宿舍，可是他们买了地就没有钱造房子，将地空在那里。于是我又去找县政协领导提出来用在北关买的地盘上，割一块比他们地盘大两百平方的地给他们，县政协的吴主席答应可以考虑。不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县税务局以优惠的条件——同样大的地盘并且做好了三层十二套的楼房换这一块地。县政协当然很快就同意，但是还没有签订交换协议。有一天县政协主席吴庭彩到中医院看病，他说到中医院应该赶快建设起来，我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再一次要求他们把这块地让给中医院，我说：县中医院是全县的社会公益事业单位，是一个新建的穷单位，而县政协是一个广泛团结有容乃大的县领导机构，县政协肯定会支持中医院的。我又说，这块地处县城中心，群众看病方便，你支持了中医院的建设就是为鄱阳的老百姓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啊。吴主席被我说动了心，答应与大家商量一下。县政协很多领导和同志都没有房子住，而税务局一下子能拿出做好了的十二套宿舍给他们换地，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所以县政协意见不好统一。

吴主席是外县人，作为县主要领导当然同情支持中医院，可是又不好违背多数人的意见，只好暂时搁置。我又分别找到县政协的其他几位副主席，一个一个的陈说，求得他们的同情。我又找了时任县长吴，想争取他出面做一下税务局领导的工作，可是这位县长却貌似公允地说“税务局和中医院都是县里的单位，这块地给谁都可以，你们自己去协商吧，我不好讲”。想不到一个县的最高行政领导，说出的竟是模棱两可、没有主见的话，真是把你当父母你不当父母。当时我恼火了，竟然斗胆忍不住顶了他一句“你这是废话！你一个县长说这种没有用的话！”在他尴尬的眼光中我愤然而去。不久，又赶上县政协换届，吴主席调回了他老家铅山县，离开时，他还特意与后来的领导做了交代。新当选的县政协主席王阳春是本县的老领导，比较熟悉，也比较随便。他知道换地一事，于是，我便缠着他，一会从个人感情上讲软话，一会公事公办说硬话，甚至有时耍耍赖。当然我主要还是看准了他是支持中医院，也同情我个人的工作。最后他统一了县政协的意见，同意与中医院换地。感谢王主席，他真正的是我们鄱阳县的老领导，考虑事情能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不像有的领导不把群众的利益当回事。当然也感谢调走了的吴主席，感谢县政协的同志们。

我们与县政协高高兴兴地签了协议，正加快筹建准备，可却总是那么坎坷多阻。县政府的常务副县长却传话过来并交代有关部门，不同意中医院的基建选址。于是我只得又跑到常务副县长的办公室，不管我说了多少理由，他认为，中医院建在县政府的院子对面，不卫生，不安静，会影响政府的办公环境，他只有一句话。“县政府附近不能建医院，县政府不同意！”官大一级压死人，他就是“政府”？我回到中医院，坐在我的那个阴暗潮湿角落的办公室里，思索着中医院开办三年多来我所跑过的路，找过的领导，碰过的钉子。我原以为新建一所中医院，有利于群众看病方便，是深得人民群众拥护的好事，领导一定会大力支持，可是却相反，连人民政府的领导，老百姓的父母官不但不给以支持、方便，反而处处设障，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办一件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就那么为难？

我想，鄱阳县是个吃补贴的国家级的贫困县，干部工资都是发了当月愁下月，根本就没有钱建中医院！县领导层本来就没有想把中医院建起来的打算，只是想搞一个空架子、做个样子，滥竽充数完成了一项政绩而已，如果中医院是个红火单位，或者是有大批拨款搞建设，还能有我当书记的份吗？我按捺住内心的烦躁，蜗在有名无实的中医院内，有时跟着老中医江先生学一学业务，或是跑到楼上去加工药材，或是到配方部帮忙抓药，就这样打发时光吧！按照现行的干部体制，中医院建不起来我个人也毫发无损，就是以后建起来了，我又有什么？我何必去寻股跌呢？还是自在一点好！

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也可能成就了我成为一名中医师。可是看着几位古稀之年的老医师，仍然猫在阴暗的角落里为病人诊脉察病；听着病人发出来呻吟声有时甚至是撕心裂肺的哀嚎，于心不忍，必须尽快地把中医院建起来。于是，我只得振作起来，这时县领导班子又换了人，县委书记是半年前从弋阳县调来的余锋同志，我下定决心，拿定主意，去找一找新来的县委书记。我从来就羞于求人，而且最不愿意找领导，可是为了工作我必须硬起头皮呀！那天上午，我一上班就往县委办公楼走去，向县委办公室的秘书打听到余书记正在办公室，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直奔余书记办公室，敲开门我就开门见山自报家门:“余书记，我是县中医院党支部书记胡永光，我来找你，有一件事要请你解决。”当时我是带有气愤的心惰，语气是比较激动的。余书记很客气地让我坐下，并倒了一杯水送到我手上，说“不要急，先喝口水你再慢慢说”。我让自己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把我从部队转业怎么选择到血防站，又是怎么样从血防站很不情愿地到了中医院，把中医院从成立以后我又如何找地基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我说:“余书记，你是县委书记，县里要开办中医院，既没有给一分钱，也没有给一寸土地。有困难找到县委主管常委不管，找到县政府主管副县长也不管。现在我自己好不容易弄到一块地，你县政府的领导却不同意我使用，这是什么道理？中医院是鄱阳县的中医院，不是我个人的，县中医院做房子，县城不让做，做到那里去？这不是我自己建私房房也不是我自己家里建中医完，如果是我自己家里建中医院我就回到古县渡去建啦。帮忙、支持的县领导没有，出难题的县领导却不断。现在我向你余书记请示。这块地可不可以建中医院？可以建的话，请你余书记支持我；不能建的话，请求县委撤销中医院，我这个党支部书记帽子就还给县委组织部。”余书记耐着性子听我说了两个多小时，听我说到最后，他笑了笑说，“好，我个人表示同意你们的要求，正好今天晚上要开常委会，我在会上给大家说一下，常委会上有不同意见的话由我来做工作，你再找李县长说一下，把我的意见告诉他，让他知道，我两个人统一了意见就基本上没有问题。”听余书记这样说，我绷紧的心里顿时就松开了。我笑着跟他打了个招呼就退了出来。路上我寻思着，余书记还是一个很通情的领导，我第一次找他就这么顺利爽快的答复了，拖了一年多的问题一个上午就解决了，心里真的很高兴。下午我又到县政府找了新任县长李再春，把余书记的意见告诉他，他当即表示按余书记意见执行，让我们按自己的意图做好基建准备。

余锋书记在鄱阳县工作头尾六年，各界褒贬不一。但是我认为余书记是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至少在两件事上支持了我，让我很感谢。一件事就是中医院地基的事，力排众议，很快落锤定音。还有一件事是给朱炳林女儿解决工作编制问题。朱炳林是我们县不可多得的自学成才的中医师，很多学术文章在全国多家医学期刊上发表，他的中医业务水平、中医教学水平在江西省也是屈指可数的，是我在中医院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又被我推荐为县优秀共产党员而又成为了上饶地区优秀党员。他的女儿是鄱阳报社一名合同编辑，写作能力强，工作非常优秀，可就是解决不了工作编制，朱炳林为此很苦恼，情绪有些波动。当时省里刚成立一家中医研究所正需要人，省里业内人士推荐他去，他正犹豫不决。为了留住人才，我只得又豁出去，又一次找到余书记，向余书记汇报了朱的情况。由于朱炳林在全县优秀党员表彰大会上有过发言，余书记对朱炳林有了较深的了解，也欣赏他的才能和精神。当我提出请余书记为朱的女儿解决编制时，余书记又是二话没说，当即拔通了时任劳动局局长汪自安的电话，解决了朱炳林女儿的工作编制，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使他安心中医院工作。而他女儿成为了鄱阳报社一名正式编辑，于是在这个平台上努力，后来调外县成为了一名县级领导。-------这是题外话。

地基的问题在余书记的支持下，迎刃而解。北关的那一块只能是作远期规划，建设路的这一块就是近期目标，急需建一个门诊部。原来，我还想把这一块地扩大一点，把后面的几幢小房子也一下买下来，可以建几间住院病房，几位屋主也都同意，可是我这一个主张，卫生局领导却怎么也不同意，我很不理解，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只好放弃。我跑上饶地区去争取资金，财政局，卫生局两次、三次，五次六次······，那时，交通没有这么便利，去一趟上饶要坐六到八个小时的客班车。有时为了赶时间抓机遇，找地区有关局领导，我们从这个县跑到另一个县，无奈收效不大，因为我毕竟人微言轻，我们不是办厂矿企业，如果是办什么企业向上级要钱，县里会有领导带上各部门负责人成群结队的一起跑，而办中医院这样的公益事业单位，是没有什么油水的，县里是没有领导过问的，只有自己孤家寡人唱独角戏。更何况在那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我不会做人，可是我们也确实做不起人呀！我和继任院长周-------说一下，原来的院长张先生应该说在业务上是很强的，可是行政组织工作却是他的弱项，卫生局报经组织部只能把他换了，为了不影响他的情绪，当时正在搞中医职称评定，全县两个主任中医师的指标全分配给了人民医院。当时我想，张先生虽然当院长不行，但是主任中医师还是够资格。正好地区卫生局局长徐来到鄱阳，我连夜找到这位徐局长，向他说明了张先生的情况，并要求他破例给我们中医院一个主任中医师的指标，在我强烈要求下，他终于同意了，于是张先生的职称得以顺利晋升 ，当然他自己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指标是怎么争取来的。这样，他离开院长的位置也就不会有什么情绪-------- 我和继任院长周集中力量跑南昌，目标就是省卫生厅中医处。

我们打听到卫生厅中医处有扶持县级中医院建设的近期规划，于是我们对中医处穷追不放。按照当时的环境，做这样的事情都必须先打点打点，可是我们中医院吃饭都很困难，购药材都是赊账，那里有资本走门路呢？虽然中医处只有两个人，我们也只能是空着两手，最丰盛的时候也只是一包银鱼吧，我们就是靠着一张嘴巴，软磨苦泡，用语言打动他们。正好当时的省卫生厅主要领导过了任职年龄，在即将退出领导岗位前，他到下面有的市、县走一走看一看，做一个告别。我们抓住这一个难得的机会，和县、局领导一起，争取到了这位省厅主要领导的同情，在他最后一班岗时给了我们最后一个丰盛的礼物，终于把我们中医院列入了他们的扶持对象，争取到了省卫生厅的前期20万元资金。当然，要建设一座综合性的县级中医院，这20万元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什么，但是造一所面积不大的门诊部也相差无几，边做边看再边讨钱吧。

有一天我按惯例到县委机关向县委主管常委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说到建设资金问题，我说，按建设需要，资金还差得远，只能是边建边筹。正好时任鄱阳镇党委书记陈也在场，他有什么事需要请常委领导帮忙。常委乘机提出说"你们镇里帮我一个忙，借点钱给中医院搞建设”，陈很爽快地答应了,对我说“你明天上午到镇政府我的办公室找我”。我一听很高兴，心想，还是县常委管用，一句话就说定了。第二天，我兴冲冲地找到陈的办公室，高高兴兴地和他打招呼。没想到他起身把我堵在门外，进都不让我进去，把我当成一个讨饭的人，板着个脸说“xxx叫你到我这里借钱，我这里钱多不过，用不完？”我一看陈这副样子，再听他说的话，心想，这么一位书记怎么这样变态？昨天在常委领导面前那一副哈巴样子，过一个晚上换了一个地方，到了自己家门口就变了一副嘴脸？我想，可能是昨天在常委领导面前碰了钉子，今天就突然变了脸。这当然是无果而回啦。

接下来是选择建筑工程队。早些时候，就经常有人找到我介绍建工队，当时我认为还早着呢。现在来介绍建工队的人就愈来愈多。有县领导来字条子、来电话，有局领导请吃饭，有的朋友带朋友送烟酒 递红包，对这些，我能推的就推，能避的就避，好在我不会烟酒，所以比较好回复。中医院找地基的时候、中医院需要钱的时候没有人过问，想不到现在却有这么多的人关心推荐建工队。原来我以为当然是找县建筑公司，他们毕竟是县属单位，工程质量、价格相对来讲应该比那些乌合之众的建工队要强。原先，我只认为建工队的包工头多是老谋深算心计多端，担心会被他们多赚钱，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里面还有什么其他见不得人的猫腻，有朋友建议我“一定要亲自”抓基建。卫生局吴司机告诉我说，单位搞基建要抓住，有很大的油水。开始我不理解他说话的意思，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我们班子里面个别人，还有的局领导和其他部门的领导也都多次向我提起建工队的事，我这才意识到决定建工队真的要慎重，不要搞不好被他们毁了自己。一定要通过正当途径，于是我召开了一个班子会议，做了一个决定；一是与我们班子成员有关系的建工队、班子成员家乡的建工队、班子成员正在建私房的建工队，一律不准用。二是个人不得单独找建工队，一定要通过正式招标。局里面几位领导都不同程度的关心着中医院的建工队选择。我想，难得局领导这么关心建工队的事，那这个事就让他们做决定，所以我决定把定建工队的权交到局里去，这样我的责任也就减轻了。

局领导同意了我的意见，召开了一次局、院两级班子会，商讨定建工队的事，决定由局招标竞争。“招标”放在卫生局会议室，局主要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拨冗亲自主持，询问了唯一的参加竟标的对象-------双港建工队的一些情况， 查看了建工队提供的一些数据，又让建工队目前正在施工的建设单位血防站负责人介绍了该建工队的施工情况，局主要领导建议中医院由双港建工队承建，参加招标会的人都没有不同意见，于是这么一件在我看来很复杂的事在局领导的主持下不到两个小时就解决了。

说不尽的艰辛曲折，数不尽的门槛坎坷 ，医院门诊部楼终于开工了。班子里分工一位副院长管理施工，大的事情有卫生局管着，小事情有分工副院长，副院长虽然年轻但精明能干有心机，对建筑施工事务比较熟悉。以后的工程比较顺利，但也经常遇到一些情况，主要还是资金到位有些问题。在施工中发现地下情况比较复杂，渗水严重，增加了施工困难，请设计室临时修改地下基础设施的施工设计，增加了较多的建筑费用，需要调整预算计划，从而使资金缺口加大，影响了全部施工进程，延长了施工期限。

我到中医院以前，县领导主管常委曾许诺我“中医院架子搭起来了，领导班子健全了再走”。当然，我也抱着安下心来，把中医院建设好的希望。我曾经设想过，待医院主楼建起来后，向县政府申请土地，用二至三年建设一个大面积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再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在北关的地基上建设一座医药、文化、娱乐、体育、餐饮相结合的集医疗、科研、教学、健身、养生于一体的医养结合的多功能医疗院，让鄱阳的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得到中医院的方便。 可是通过几年的实践，我发现我的想法太天真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厢情愿是做不好工作的，我适应不了那些改革浪潮中涌出来的新贵们的需求，无法投其所好，到哪里都没有方便之门，我的头上就像有一道隐形的紧箍咒，使我不知道如何去做工作。何况我本来体力、能力有限，如果我继续在中医院工作，反而会因为有我而给中医院建设带来阻力。我必须离开中医院。我曾几次通过正当的途径提出调动报告，未获得许可。县委主管领导用各种借口拒绝我的请求。

一次偶然的机会，也许是天意吧，一天傍晚我下班后到我大哥家看望我的老母亲，回家路过县委会门口，正遇见余书记在县委院子里散步。这正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我来不及过多的考虑，鼓起勇气，硬着头皮，快步走近余书记，又是一次开门见山，“余书记，我请求调动工作”。看来余书记有所知悉，问了几个中医院的问题，我一一做了说明，并也陈说了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医院的原因，当我听到余书记说“有人不同意你调动”时，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说”余书记，我只要求调动，不是要求提拔，为什么有的人要求提拔都得到了满足，而我要求调动都解决不了。我要求调动工作要求了快五年，这五年的时间都提拔了多少人，甚至有的人被提拔两级，为什么我要求调动都这么难？难道中医院非我不可吗？”余书记毕竟体恤民情，听我说得动情，又看了看我这一身过于“苗条”的骨架，动了恻隐之心，点了点头，“好吧，你的情况我们考虑一下，不过你有没有考虑你到什么单位去？”我当时考虑，如果提出到那一个含金量高的红火单位去，虽然我不想升官发财，但是要办什么事、解决什么问题那就要方便多了。可是我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给任何领导送过礼拜过年，有的领导对我是大不满意的，所以他们不会让我轻而易举的调动，如果还要求调一个好单位那必然会受阻。于是我说“好单位我去不了，我就去统战部！”余书记听我这样说，瞪大着眼睛看着我，“你到统战部去？统战部不管钱不管物，没什么权的哟？你去？”余书记对我提出到统战部觉得有点奇怪，当时这可是加三级工资也没人去的清水单位，我一字一顿地说“是的，到统战部，我不想管钱管物，不想要权，只要有班上有工资发就行。”余书记听我这样说，他缓缓地点了点头，“好吧，等待会议研究吧。”

1990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在县委二楼会议室宣布了一大批提拔、调动的正副科级干部名单，本人在调动之列。

我离开中医院时，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医院的财会帐上，据毛会计告诉我还有二十七万余元 的存款余额，这样我可以放心地离开中医院了。总算不辱使命吧！从1984年8月到1990年3月，在这近六年的时间里，除了因为我二哥病逝时耽搁了一段时间外，其他没有偷闲一日。老人家生病我没有管过，两个儿子读书我没有过问过，家务事我没有分担，全落在妻子一个人的身上。不管是风霜雪雨，还是寒天暑热，我拖着只有90来斤的瘦弱骨架，疲于奔波，生病也没有休息过。我的面子看得重，从来不愿意低头求人，可是为了中医院的建设，除了求领导，还要低头去求那些权力部门的实权工作员，我确实觉得憋屈、寒心。当然，我在文章题目中说的艰难坎坷并不是说有多少山高水险，而是说在那些年，一些领导和机关干部存在的毫无作为、毫无责任心的扯皮、推诿的流氓、疲沓作风和“见礼办事，无礼不理”的贪腐堕落歪风，这种人为的艰难坎坷要比大自然给的艰难坎坷大得多，难对付得多。

1990年3月调离中医院时与医院医职人员的合影 不过，我应该感谢原县人民医院的老书记陈文达同志的先期筹备工作， 还有我的如下同事们，他们是：
院长：张国忠，继任院长：周熙虎
副院长：朱炳林、汪曙才
名老中医：江心镜（特聘）、周天赐、胡济仁，李祖荣（聘请民间祖传郎中）
中医师 ：章火胜、方恕仁，熊淑玲，护士：叶建红，中药工：何晓钟， 会计：毛友然 ，出纳：林华，聘用：中药剂师：潘绪庆、中药工：胡泉安、炊事员：李师傅。
以后陆续调入：程光群、邓光明、黄xx、胡喜发、欧阳乃光、马赣松、周熙东、胡国华、胡慧华、毛群艳、张桐生

我要感谢以上这几十位同事和我一起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经受着穷和苦的磨练，励精图治，任劳任怨、坚守清贫，给予我极大的理解和支持，让我精神上受益匪浅。

（名字下面有横杠为已故者）

作于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