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停留的十字路口——文革琐记》

凌永宁

1968年秋，校园的文革热浪减退，学校要复课了。

说是复课，其实是让大家回校听候分配。分配四个面向：插队、工矿、农场、留校。

工矿、农场怎么去，谁也搞不清，其实就两条路，要么插队，要么留校。

我考虑应该继续学习，因为中学才上了一年半就停课了，好歹也要上完高中吧。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头头找我谈话，说“我们高中生肯定都得插队，初中生里你最合适接管所有工作。”，当时就要向我移交大印等等。我这时不知怎么回事，很冷静地回答“是否能留校还不知道，一班只有四个名额。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班主任和我班几个男生在操场闲谈，他知道我有留校意愿，小心翼翼地悄声问我：“听说你妈妈……”。他那没出口的下半句我不需要听了，立刻掉头直奔插队报名处。

不用说了，留校的路不通，因为，我们学校附近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打着红叉的标语，上面是妈妈的名字。

这么重要的决定就在不到一秒钟做出，义无反顾。一个十六岁大男孩哪来的勇气，哪来的果断？不果断行么？父母都随单位下乡“斗批改”去了，不知道在哪里。父亲十四岁离家参军，我还比他大两岁呢。

我能如此勇敢果断，离不开父亲的英明预见，他在离开南京前，在我们的棉袄里分别缝进30元钱和30斤粮票。有了这个底气，接下来我按部就班进行：五块钱买了一只木箱，两分钱迁了户口，整理衣物打好背包，交代两个弟弟日常安排，10月27日天不亮起身，赶往中山码头，一艘內河驳船将载着五百多知青去苏北宝应。

后记：我们那个红卫兵组织，由一个和我同届、只会跳舞的女生接掌，很快她顺理成章做了校革委会委员，其后不久分配至法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