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大案的前情与内幕

美友14188410

1. 11月23号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被押送到位于北浙江路的江苏高等法院笫二分院笫一庭进行审讯。庭审中，与公安局方面既无拘票又拿不出来确切证据，最后，法院不得不被迫裁定：责付律师保释，改期再讯
2. 于是沈老和李、王、沙几位退庭走出门外，候在门外的群众热烈地向他们鼓掌和欢呼。同日，章乃器、邹韬奋
3. 史良三位在薛华立路20号江苏笫三高等法院举行庭审，经过辩论，法院裁定：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先由律师保释。如此，反动政府迫害七人的阴谋遭到挫折。群情激奋，奔走相告

当天晚上，一个神秘的电话打到沙千里家里：法院补发了拘票，今天夜里又要秘密逮捕救国会七人，通知其他人赶快离开家里。沙千里问：消息来源可靠吗侬啥人？对方却挂了电话。是真是假呢

宁可信其有。于是沙千里立刻决定向沈老等几位报告消息，商量应付的办法。没想到都不在家，没有见到过。回家后他决定躲到朋友家里。刚出门踏上三轮车，就被几个彪形大汉如猛兽一般从车上拖下来，押送到捕房里去。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也都相继在半夜三更被搞到捕房。史良事先得到消息已先行逃脱，而李公朴当晚恰巧不在家

为了让民众知晓此次秘密逮捕，救国会迅速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立即找上海《立报》主编萨空了，请该报发表救国会负责人再次被捕的消息，次日满街的报童举着报纸吆喝，立即轰动了上海；二是救国会和被捕人员的亲属聘请律师出庭辩护，章士钊、江一平、陈锐霆、陈志皋等上海著名大律师激于义愤，都愿意为他们义务辩护；三是以《告当局和全国国人书》强烈驳斥国民党当局的诬蔑，严正表示：救国会抗敌救国的立场和坚决斗争的意志，决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11月25号法院以“危害民国”

罪名将他们移送上海公安局。

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质问国民党政府：“被捕的救国会的爱国人士究竟犯了什么罪？”全国各地的救国团体先后发表声明，表示竭诚声援，愤怒抗议。24号北平文化教育界李达、许寿裳、许德珩等109人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

“即日完全开释，勿再拘传”。“北平大学生救国联合会”也以决议要求释放爱国人士，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并停课两日，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26日，宋庆龄发表声明说：“余以全国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之一，特提出抗议，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国际友好人士，以爱因斯坦为首十几位科学家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释放

“七君子”。这一事件在国民党内部也同样引起众多不满。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李烈钧、石瑛等20多人联名致电当时已身在洛阳的蒋介石，要求“郑重处理”；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则致电蒋介石南京政府，请求要无条件释放“七君子”。

1937年6月11号开庭审判。第一次庭审结果，“七君子”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6月25号.法庭第二次公开审理。首先被传审的沈钧儒，坚定地表达：当前国难严重，除抗日外别无出路。抗日救国怎么能说是“危害民国”？面对所谓“煽动学生罢课”的不实指控，沈老反问法庭：到底是何年何月何日？全上海？还是一个学校？是哪个煽动的？与救国会有什么关系？证据是什么？对方完全无法回答，狼狈不堪。第二个被审问的是章乃器。对方发问：“你们主张抗日救国，是被共产党利用，你知道吗？”章乃器反问他：

“我想审判长也和我一样是主张抗日的吧难道也是被共产党利用么？”对方哑口无言。章乃器随后力陈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救国会的宗旨和政治纲领。对方又指责李公朴：你们为什么主张联合共党抗日？就是主张容共！这是犯法行为！李公朴回答：“十三年（即1924年）中山先生主张容共，实行容共，中山先生错了吗？他并没有错。何况我们只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目的在集中国力对付日本。而联合各党各派，是九一八以后、国难会议以来上下的共同主张，检查官却大惊小怪，真是不懂。”

邹韬奋驳斥了《起诉书》中诬陷救国会提倡“人民阵线”的问题：“这是断章取义罗织人罪！”对此，检查官站起来恶狠狠呵斥说：“被告刚才说本检查官断章取义罗织入罪，这是不对的，你们给张学良电报，叫他出兵抗日，他没有得到中央命令，怎能抗日？并且他离绥远很远，事实上也不能抗日。本检查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被告不能随意指摘！”邹韬奋气愤地回答：“我刚才说断章取义、罗织人罪，是指人民阵线证物而言，检查官却牵涉到张学良的问题上去了，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审判长摇铃制止他发言，帮助检查官摆脱困境。邹韬奋说：“如果审判长认为检查官的话是对的，那么请不必再审下去了！”旁边的李文杰律师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说：“绥远与陕西是毗连省份，刚才检查官竟说距离甚远，不必援助，实在太无地理知识！”

关于救国会与西安事变的关系问题，邹韬奋指着救国会给张学良的电报说：“这个电报的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令中央出兵援绥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而且同时打同样性质的电报给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请检查官说明电报与西安事变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检查官强词夺理地说：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而给国民政府及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的电报并未引起事变。史良马上反问道：比方一爿刀店，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也许去杀人，检查官的意思，难道杀了人要刀店负责幺？给张学良通电，因为他是东北人，应该出来打日本侵略者。西安事变是否因此电报而引起，应问张学良。其后，为了声援“七君子”，宋庆龄和各界著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和“七君子”一起坐牢；既然爱国而有罪那么所有爱国者都应入狱才是。宋庆龄在宣言中说：“我们准备好去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因为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所以我们要求我们所拥护而信任的政府和法院，立即把沈钧儒等七位先生释放。不然，我们就应该和沈先生等同罪。”“我们都为救国而入狱吧！中国人都有为救国而入狱的勇气，再不用害怕敌人，再不用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7月5号上午，宋庆龄和胡愈之、张天翼

陈波儿等十余位文化界达人来到苏州要求入狱。她的女佣还站着拎只马桶、来表达出她慨然入狱的坚定决心；法院先是庭长后是院长；首席检查官都出来被宋庆龄训斥；宋庆龄最后要求探监，院长被迫答应。第二天，中外各报都刊登宋庆龄等自动入狱的消息，在国际、国内影响很大。两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

全国都投入抗战。7月31号下午，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了已关押八个多月的“七君子”，但并没有宣告无罪释放，而是执行交保“开释”，由李根源、张一麇等具保。

此后，战火迅速蔓延。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1938年12月，江苏最高法院检查署公函将“沈钧儒等因危害民国申请移转管辖权”转至四川高等法院

最终于1939年2月撤销了“起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