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 年

坐看云起

        说起春节，除了关于传说中“岁”的怪兽，恐怕总是离不开“拜年”的话题。

        清人顾铁卿在《清嘉录》中描写，“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我们这里亦叫“拜岁”，因为是小老百姓家，也没那么讲究，通常所说的拜年就是春节期间的走亲访友。但在时间上也有讲究，我们那儿的习俗拜年一般是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但初二初三是到家里有丧事的人家拜，乱哄哄瞎走也是会令人不喜的。

        常常想起小时候的拜年。最早的记忆是去外婆家。因为母亲一般不参加拜年，只有去外婆家时我们一家子才会一起去。一大早，我们便大包小包地去了东门头的小汽船码头，码头上早早得人声鼎沸，大家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去拜年。小汽船“突突突”走得很慢，而我的心悬在小汽船吐出来的白色烟柱上时高时低地向远处张望。当然空闲之余，大家嘴巴是不能闲着的，口袋里的瓜子豆子啥的时不时会蹦出来溜溜，所以地上的瓜果壳自然也是和船上的人一般热闹着。想起来现在春节公园里还有人偷偷乱扔垃圾，倒也感慨国人的陋习渊源。待下了船，跑过弯弯曲曲的田埂土路，听到越来越多的人打招呼后，便会看到两株大梨树后面的飞檐瓦房贴着大红门联便是外婆家了，待我蹿进门，外婆中气十足的叫唤声便这儿那儿地到处响起。乡间的乐子总是魔术般奇妙，田里的地里的，水里游的和天上飞的。但万不能把自己弄得泥猴似的，因为还要拜年。记忆中正儿八经的跪拜，中间情节忘记了一大半，只记得外婆乐呵呵地说“够了够了。”旁边那一圈人不知谁打趣，“多磕头，一个头一角钱。”到底磕头是个简单的活，那个时候一分钱可以买一把瓜子呢，于是我便更卖力地磕，边磕边还庆幸外婆家是泥巴地，也是这个泥巴地上的窃喜，让我一直如此得记忆如新。 

         再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跪拜的记忆了，而拜年还是有意思的。虽说被七大姑八大姨轮番找事夸令人心里发毛，于小孩而言，却能开心地玩和吃，大人们会把平时积攒下来舍不得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也会尽可能地容忍孩子们的撒野。更何况，早早备下去拜年的新衣服还是要去“秀”一下的，且去拜年的每个小孩都会分到一个红包，尽管这个钱终究大部份也会被父母重新“交流”出去，但自我感觉终究有“功臣”的味道，特别是交出“拜岁钱”的那刻，父母脸上鲜见的复杂表情，不免有些让人心旷神怡。

         那时候的拜年一般一户人家出一个大人（多是父亲）为代表，分別去每一家拜。他们在饭桌上边拉家常边玩最常见的游戏———划拳斗酒，似乎这样的热闹劲才能显出拜年的气势，年幼的我于是便理解为这可能就是派男人出使的原因吧。而母亲是最辛苦的，早早起来张罗自家一桌菜且不能去别家吃。那时大家一般都要提着“包头”去拜年，所谓“包头”，就是用黄色大纸棱角有致地包一大包的桂圆荔枝等干果吃食，其上添一红纸条以绳系之。大家相互间提来提去，细心的会让谁家来的“包头”还谁家去。后来听说有人不小心提掉包了，结果最后一家打开“包头”一看，竟然包的是不能吃的松果。但因为转了好几手，到底也搞不清谁是谁的了。

        至于小孩，也是可以去的。以前没有计划生育，一家都至少两孩，所以也不是所有亲戚家都可以拖儿带女的，一则亲戚间走访是必须的，否则就会视为不相往来的由头。所以人来的多，桌子不好坐。二则那时大家都不富有，每个小孩一个红包也是一种负担。于我这样一个女孩来说，能担当出使任务更是不易，只有很亲近且大方的本家才可能允许众多的小孩来。记得那时去姑婆家是最开心的了，众多的小孩，在五花八门的炮竹声中又害怕又惊喜地纳躁尖叫。吃饭时大人们也会另设一个“小人桌”，桌上没有父母时时眼色的叮嘱，大家都无所顾忌地叽叽喳喳，吃的与说的，和桌底下噼哩叭啦的“八佰光”小鞭炮一样欢快着。

        “年”总是很快就过完，但小时候记忆中的“拜年”却伴随着一生，永远也过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