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上的两航起义，台湾驾机飞大陆当将军，大陆叛逃者多无善终

阿李美文

（一）解放战争110名起义 从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80年代，国民党空军先后有200余人驾驶145架飞机弃暗投明。此外，还有国民党空军地勤、伞兵、雷达兵、通讯兵等6000余人起义。这对当时的蒋家王朝来说，犹如爆炸了一颗颗空中“原子弹”。  刘善本1946年 “欢迎你们到延安来!”1946年6月29日，刘善本从昆明驾机起义到延安后的第三天，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和机组人员。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个驾机起义的飞行员，由此拉开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序幕。 1946年的刘善本，周恩来称赞他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但当时只有精神鼓励，没有金钱奖励        几十年后，刘善本在回顾当年驾机起义前的心情时说：“1946年的一个下午，灰色的低云沉重地笼罩着黄浦江，美国军舰和货船像一座座黑色的礁石突出江面，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士兵像沙丁鱼似地被塞进登陆舰的大舱。那一头，码头工人在沉重的货箱下呼喊，箱子里装的是美国卡宾枪、罐头、香烟、橘子、口红……我伏在江边栏杆上，面对着这阴风凄惨的景象，心头像压着沉重的铅块。手里的报纸、杂志好像一团火，把我的心灼痛：在那上面洒满了一片片血泪——美国吉普车制造惊人血案；上海屋檐下一周冻死500多人；湖南旱灾饿死320多万人，灾民在2000万以上；物价飞涨……我的祖国刚从苦难里出来，又走向了新的苦难；我的同胞被日寇蹂躏的血迹未干，内战的炮声又响了起来。这是谁的罪过?愤懑、焦躁、不安，各种感情在心头起伏，脑子里充满着对多年往事的回忆。”       刘善本1935年从北京大学附属高中毕业后，面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对中华民族的蹂躏，立志投笔从戎，“航空救国”，考入了国民党航空学校。在校期间，他读了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一篇《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被毛泽东的抗日理论所感染。后来通过聆听延安广播电台的广播，他的心一步步向延安靠拢。       刘善本还谈到这样一件事，最终坚定了他投奔延安的决心：“1946年6月初，我奉命飞东京，载国民党官员去谈判。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了作为战胜国的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仰承美帝鼻息，奴颜婢膝的丑态。麦克阿瑟的少将参谋长蛮横地说，不能拿日本的轻工业品和机器作为对中国的赔偿。他要发展日本的轻工业，拿日本的轻工业品到中国去换取原料。这依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老调，使我异常愤慨!这件事充分说明了蒋介石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实质，更坚定了我投奔延安的决心。”       1946年6月26日，内战爆发的当天，刘善本驾机投奔延安的机会终于来了。也正是在这一天，他被任命为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的机长。       这天早晨，刘善本所在的国民党远程轰炸机第八大队在将昆明美军移交的通信器材运往成都后，从成都返回昆明。刘善本利用这一机会，驾机起义。       刘善本起义时没有告诉家人，当时在上海有他的母亲、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一个3岁的女儿，妻子周淑璜又有了身孕。刘善本起义后，就表示要在延安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向全国发表退出内战的声明。毛泽东得知后，亲自找刘善本谈话，告诉他周恩来副主席正设法营救他的家人，让他一周后再发表广播讲话。此举使刘善本深受感动。后来，他的家人在中国共产党的营救下全部脱险。       起义后，刘善本于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国大典那天，他驾机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抗美援朝期间，他作为志愿军航空师师长参加过对美军的首次夜袭轰炸。刘善本先后任延安总部航空教员、东北老航校副校长、第一航校校长、华东空军混成第四旅副旅长、航空兵某师师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副教育长等职。1964年2月，由毛泽东亲自提名，授予刘善本空军少将军衔 　　解放战争110名起义   有了弃暗投明的领头雁刘善本，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纷纷效法，驾机投奔人民解放军：1948年9月23日，国民党上尉分队长杨培光驾驶P－51型战斗机从北平飞往四平起义投诚； 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中尉飞行员俞渤等5人驾驶P－51型飞机从南京飞往石家庄起义投诚； 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空军中尉飞行员谭汉洲驾驶P－51型飞机从青岛飞往沈阳起义投诚； 1949年1月3日，国民党上尉谢派芬等5名飞行员驾驶C－46型飞机从杭州飞往郑州起义投诚； 1949年1月12日，国民党上尉教育副官高平驾驶L－5型飞机从杭州飞往宿县起义投诚； 1949年11月9日两航事件：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员工2000余人、飞机80余架，在总经理陈卓林、刘敬宜的率领下在香港通电宣布起义……当日即有1架CV-240、3架C-46与8架C-47等机群飞往北京、天津。 1949年12月26日国民党中尉军械员岳哲安驾驶PT－17型飞机从台中飞往福州起义投诚。 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共有110名空军飞行人员驾驶53架飞机起义投诚(不含“两航”起义的80架飞机)。 （二）1950年代20多名 　　李纯／黄永华1950年 李纯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8期飞行生。  1950年1月3日，李纯从台湾冈山机场驾驶一架AT－6型教练机飞往大陆，降落在福建省漳浦县赤湖乡的海滩上，起义成功。 6天后，他的军校同学黄永华从台南机场驾驶一架A－6型教练机飞抵潮安上空。按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起义信号，他先放下起落架，低空盘旋一圈，然后再收起轮子。尔后，在潮安安全降落 黄铁骏／刘铭三1954年 驾机起义迫降最危险的是国民党空军上尉作战参谋黄铁骏和军士长刘铭三。       1954年2月19日，黄铁骏和刘铭三驾驶一架B－25型轰炸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前往祖国大陆。在途中，他们四次遇险：第一次是同机的副驾驶方本成不愿意回大陆。黄铁骏没有向他抠动手枪扳机，放他一条生路，让他跳伞了；第二次是遇到两架国民党战斗巡逻机。他俩穿云破雾，变换航向，终于甩掉了巡逻机；第三次是发动机起火。快到大陆上空时，左侧发动机突然起火，黄铁骏用灭火器将火扑灭，转危为安；第四次是迫降浙江。黄铁骏和刘铭三由于担心国民党战斗机追上来，没有在福州机场降落，决定飞往杭州机场。轰炸机少了一台发动机，就像少了一只翅膀，飞起来十分吃力，左摇右摆，爬高不行，转弯不灵。他俩好不容易飞到浙江沿海，却被前面的大山所挡，飞机爬不上去。为了保住飞机，他们选择了迫降，而没有跳伞。       在飞机上，他俩选择了一块绿色的平地，一鼓作气飞了下去。飞机肚皮在地面上磨擦30米后，终于停了下来。他俩跳出飞机，看到眼前是黄豆地，飞机前五六米处就是一个大沟。再看飞机，螺旋桨触地弯曲了，机身肚皮局部擦坏，但其他部位都还完好。两人总算松了口气：飞机保住了，人也没有受伤。前来迎接他们的解放军官兵看到他们冒险迫降的场面，也十分震惊。1988年刘铭三撰写回忆录时，对当年迫降的惊险场面仍记忆犹新。 何伟钦1955年 1955年5月18日，何伟钦驾驶一架F－47型战斗机从台湾屏东机场起飞，在广东海丰县的一块田野上迫降，起义成功。       新华社当天播发消息说：“何伟钦驾驶F－47型战斗机一架，在5月18日下午4时15分起义飞返祖国大陆。当他驾机在广东某地着陆后，受到驻在当地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国民党当局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党国精英”怎么也会投向共产党一边呢?       何伟钦的确是“党国精英”。他曾是国民党军第五届“克难英雄”、国民党区党部委员、台北空军总司令部第二情报署的中尉情报参谋、国民党空军第三大队七中队的保防军官，算得上是上司信得过的“红人”。然而，国民党当局并不了解何伟钦的内心情感。30年后，何伟钦老人回忆说：“1942年，我年方17岁。日寇入侵，家乡沦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辗转到达江西赣州，考入了国民党空军军士学校。后被分派到中国远征军空军第一大队三中队，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曾多次出击、轰炸侵缅日军。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再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7期，学习飞行，屡遭官长、教官的讽刺挖苦和凌辱折磨，深感不满。1948年秋，我秘密阅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使我开始懂得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才能建立新中国。”1976年8月11日，何伟钦在国家体委安阳滑翔学校工作时，为抢救国家财产，勇赴火海，全身烧伤面积达90％。后经国家组织全力抢救，何伟钦转危为安，并重返蓝天，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 　　韦大卫1956年 1956年1月7日，台北飞行社飞行员韦大卫、业务员梁枫和事务员翟笑梧，驾驶蒋纬国的旅行游览专机A－170A型飞机起义成功，引起台湾当局极大恐慌，蒋介石更是大为震惊。 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生李纯是第一个驾机起义者，之后又有21名飞行员飞回大陆。 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人员种类繁多，飞行员还有少校戴自瑾、孙志强，飞行生有刘希尚、陶开府、胡弘一、刘若龙、宋宝荣；领航员有少校叶刚；专机机工长有史殿文；通讯人员有无线电见习机务士秦保尊；飞行教官有少校黄纲存。 从1950年1月3日至1956年8月15日，共有22名国民党空军官兵驾机和乘机起义，成功地飞回大陆。他们飞回祖国大陆的飞机共13架；机型有AT－6型、B－25型、C－46型、PT－17型、F－47型、A－170A型等7种型号的战斗机、轰炸机。 1951 - 19561951年3月27日，中华民国空军第10大队专机组少校飞行员戴自谨于台北上空驾驶B-25轰炸机遭机械士史殿文劫持降落上海江湾机场。1951年9月12日，中华民国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刘希尚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随后飞抵福建漳州机场。1953年6月26日，中华民国空军第1大队少校领航员叶刚、第4大队少尉飞行员孙志强一起驾驶AT-6教练机从金门起飞，飞往大陆浙江。1953年10月18日，中华民国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陶开府、监察总队秦保尊利用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州机场安全降落。1954年1月26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胡弘一，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随后飞抵福建同安。1954年2月19日，中华民国空军第1大队上尉参谋黄铁骏、军械士刘铭三，驾驶B-25轰炸机自台湾新竹机场起飞，随后于浙江三门迫降。1955年1月12日，中华民国空军少校联络官郝隆年、第20大队少校参谋王锺达、机械师唐镜联合驾驶一架C-46运输机，自台湾台中机场起飞，于福建福州机场安全降落。1955年2月23日，中华民国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刘若龙、朱宝荣驾驶1架PT-17教练机自台湾虎尾机场起飞，于福建平漳海滩上迫降，两人获奖金人民币1000元。1955年5月18日，中华民国空军第3大队中尉参谋何伟钦驾驶P-47战斗机从台湾屏东机场起飞，于广东海丰迫降。 1956年8月15日，中华民国空军军官学校少校教官黄纲存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于福建仙游迫降，获奖金8000元。 （三）1960年代4人 　　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4名国民党空军人员回到大陆，只不过他们没有驾驶飞机。 1964年12月4日，台湾亚洲航空公司机械员陈子威从泰国回到祖国； 1965年8月20日，国民党空军第二联队上尉维护官汤盘吉从墨西哥回到祖国； 1966年12月7日，国民党空军通信学校少校通讯官曾朝品从加拿大回到祖国； 1967年10月5日，国民党空军中尉通讯官刘中白从墨西哥回到祖国，彻底脱离了国民党军队。 徐廷泽1963年 徐廷泽1928年出生于重庆市黔江区濯水。1945年的时候，他加入了国军的陆军部队，曾在里面担任电台排长。后国军退撤台湾后，他于1955年在台湾空军学校毕业，毕业后担任见习教官和飞行员。他的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发生1963年！ 1963年6月1日的那天，筹谋了许久的徐廷泽终于等来了他的机会，他利用训练的时机驾驶一架F—86型的美制佩刀型喷气战斗机，从台湾新竹起飞，单人驾机起义回到了新中国的福建龙田。这一举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震惊了中内外，因为要知道那时候刚刚是三年困难结束的时期，新中国内忧外患，没有几个人会想要来到那个穷的叮当响的新中国。 徐廷泽的到来给了大陆这边很大的鼓舞。多个国家领导人都亲自接见了他。徐帅还对徐廷泽说：“你的起义归来，表现了对祖国强烈的热爱，对光明的追求，是一个伟大的行动。因此，祖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都热烈欢迎你的到来，并且完全信任你。”这是徐帅的原话，这足以表示了大陆对起义归来人员的重视。 除了得到多位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徐廷泽还被授予了少校军衔（在台的时候只是上尉军衔），另外他还得到了2500两黄金的奖励。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在来之前，是做好了受穷的准备的，甚至他在那边一度听宣传和广播说：在大陆人们穷的只能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对此他不可能没有担心，但是他的勇气还是战胜了顾虑，有了机会，他还是毅然选择了回来。 徐廷泽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感到台在美军的控制下，军人过着一种屈辱的生活，国军对外丧权辱国，对内祸国殃民，美国实际上控制着台的军事机构和军事活动。在那里当兵，就好像是这些腐朽官僚的看门狗，受罪卖命的永远是我们这些广大的下层官兵，发财享受的却是少数显赫权贵。由于思想上的日益苦闷，我对大陆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开始与日俱增。。。后来终于有了这次机会，回到了这里。徐廷泽后来在我军成为了特级飞行员，贡献是突出的。 黄天明／朱京蓉1969年 1969年5月26日，国民党上尉飞行教官黄天明和飞行生朱京蓉追随徐廷泽驾机起义。       26日下午4时30分，台湾冈山机场指挥台下达了起飞指令，黄天明操纵着T－33型024号教练机直刺蓝天。在机场上空转了两圈，黄天明发现没有尾随的飞机，便立即关闭电台，改变航向，向祖国大陆飞去。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雷达监控和飞机追击，黄天明驾机超低空在海面上飞行。他开始没有把起义的想法告诉朱京蓉。当他下降高度向西飞行时，朱京蓉才意识到这是要飞向大陆。开始朱京蓉有点紧张，但很快平静下来，帮助黄天明操纵飞机。       飞机接近大陆时，为避免人民解放军地面炮火的误击，他们又把飞机升高到1800米，原打算在汕头机场着陆，后因气象复杂找不到机场，只好继续向内地飞行。1个多小时后，飞机快没油了。黄天明看到地面有河流和沙滩，当机立断，进行迫降。在下降高度时，他按照人民解放军规定的起义联络信号，放下起落架、襟翼，左右摇晃机翼数次，在迫降场上空转了几圈。当看清迫降场情况后，黄天明收起起落架、襟翼，推杆下滑，关闭油门，飞向沙滩。飞机在沙滩上滑行一段后，停了下来，人机都很平安。周围群众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热烈欢迎他们的归来。       在广州、北京，黄天明和朱京蓉都受到了军民们热烈的欢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他俩。    （四）1970年代1人 20世纪70年代的台海上空似乎平静了，没有发生驾机起义的事。但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编译赵明哲却利用赴瑞典参加国际飞行会议的机会，回到祖国大陆。这一天是1973年4月18日。 （五）1980年代4人 20世纪80年代，台湾上空又重新掀起驾机起义的波澜，先后发生了三起轰动中外的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事件。 黄植诚1981年 飞行员，26岁的时候就已经晋升为空军少校，而且还在部队里负责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他虽然出生在台湾省，但是祖籍却在广西，他的父亲和二哥都是国民政府的空军工作者，因此黄植诚长大以后，很容易就进入了空军部门，他因为家庭的缘故，从小就特别的喜欢飞机，进行了很多研究，他亲自驾驶过5种飞机，飞行时间长达2000多小时。 正因如此，他才能得到国民政府的高度认可，以26岁的年龄成为少校。值得一提的是，国民政府虽然对他非常重视，给了他很多的机会，但是他的心却始终想要回到祖国大陆。1981年8月8日，他决定采取行动驾驶飞机飞回大陆。那一天他正好是考核官，负责考核一个飞行员，他跟这个飞行员说，自己要给他展示一下技术。 1981年8月8日，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督察室少校考核官黄植诚，驾驶一架F－5F双座喷气式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前往大陆。当时在飞机上还有同机的许秋麟。在许秋麟明确表示不愿回大陆时，飞机已经飞临福州机场。黄植诚又飞回台湾东引岛上空，让许秋麟跳伞。目睹他安全降落后，才返回福州机场安全降落，起义成功。 上了飞机之后，黄植诚迅速驾驶飞机，飞回大陆，找到了故乡的亲人，这件事在台湾地区，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该地区的空军领导，更是因此引咎辞职。   黄植诚出身国民党“空军世家”，他的父亲生前是国民党空军，母亲被国民党空军选为“模范母亲”，二哥是国民党空军少校，姐夫是国民党中校。黄植诚是国民党空校优秀生，飞过5种型号的飞机，飞行时间2100多小时，26岁就被提升为少校，是国民党空军的佼佼者。       对于黄植诚的起义，大陆本可以向台湾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战，但却首次作了低调报道。       黄植诚起义的第一篇消息不是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播发的，而是由中国新闻社作了客观报道：“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拥护祖国统一的主张，于8月8日上午9时28分从台湾桃园机场驾驶F－5F型飞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在福建前线空军某机场安全降落，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黄植诚原籍广西横城，1952年出生在台湾。” 回归大陆之时，黄植诚带来的飞机，是美式f-5型战斗教练机，对国家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所以它被国家特别奖励了65万元，而且还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学院的副校长。后来，他还被国家晋升为了少将。除了为国家培养空军之外，黄植诚还经常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为海峡两岸的关系好转，又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1984年春节，黄植诚登上了第二届春晚舞台，并献歌《友情》。 李大维1983年 1983年4月22日，中华民国陆军航空支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U-6A侦察机从台湾花莲起飞，于大陆福建迫降，主轮折断。此事件中，李大维获奖金15万元。又因为他出身于军人世家，也曾两度获得过中华民国国军英雄，该事件引起中华民国军方连座处份。 王锡爵1986年 王锡爵从小学习成绩就特别好，加上身体素质也不错，于是便被国民党挑选为飞行员。从小就从事了这方面的培养。 建国前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的时候，王锡爵也被带到了台湾，并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曾经参加过当时危险系数非常高的“黑猫行动”。这个行动是台湾和美国合作，飞行侦查中国大陆的行动。当时的黑猫中队一共28人，行动结束之后只剩下18人。而且顺利完成任务功成身退的只有三人，王锡爵就是其中之一。 王锡爵从军事飞行员退役之后成了一名波音747的货机飞行员。虽然王锡爵在台湾混的不错，但是他心里面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和家中的亲人。每当逢年过节，想起多年未见的老父亲，就感慨万千，泪流满面。 思前想后，琢磨良久之后。王锡爵觉得自己一定要回到自己的祖国，不管有什么阻拦。他知道自己如果跟当时的政府提出来回国的想法，上面肯定不会同意，因为自己知道一些军事机密。 执行波音747任务1986年5月3日，这天万里无云，阳光明媚，广州白云机场突然降落一位“不速之客”，这是一辆来自台湾华航的波音747货机。要知道当时两岸还互相隔绝，怎么就突然来了一架对岸的飞机?随着机门缓缓打开，机长走下来，然后激动地说：“我要跟家人团聚，来祖国大陆定居!”。 他开着载满货物的飞机脱离台湾的航线直接降落到了广州白云机场。 王锡爵的回归得到了国家和政府的欢迎。王锡爵也在有关部门的联系之下，第一时间就见到了自己的父亲。阔别20多年的父子两人，抱头痛哭。王锡爵后担任过中国民航的副局长，后来退休之后还成为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 林贤顺1989年 林贤顺1953年出生于台湾苗栗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林贤顺出生的年代，两岸关系十分紧张，这让幼年的林贤顺十分迷惑，虽然他年纪小，却知道对面的人和台湾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字，也同样称自己为“中国人”。 可是，同为中国人的两方，怎么又势如水火呢？这个问题，林贤顺问过父母，问过老师，可大人们回答他的，都是无奈的苦笑。 林贤顺从小活泼好动，身体与心理素质都极佳，怀揣着一个军人的梦，广阔的蓝天是他的向往。长大后，林贤顺报考了军校学习空军相关知识，并以高分毕业，进入了空军飞行基地工作。 因为聪明好学又极具天赋，林贤顺在军中如鱼得水，很快受到了提拔，没过多久，就成了同批战友中官职最高的。可是，身在台湾的林贤顺，却始终对对面那一片他从未涉足的土地，怀有向往。 长大后的林贤顺了解到了很多小时候不懂的历史，在林贤顺的心中始终觉得，大陆与台湾，应当是手足同胞，然而如今却刀兵相向，林贤顺看在眼里，十分心痛。 从那时起，林贤顺就有了回归大陆的念头。因为在他的想法中，大陆，才是真正的祖国，而台湾，总有一天要回到母亲的怀抱。这个想法在林贤顺心里生了根。 1976年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台湾东部的一个飞行基地工作，飞了一年后，他被调到台湾桃源空军飞行基地工作。 1981年，刚刚从桃源机场调离不久的林贤顺，忽然听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黄植诚驾机从桃园机场“叛逃”回大陆了。这个消息让林贤顺很是吃了一惊：在台湾桃源机场工作的四年，他曾和黄植诚同在一个飞行大队工作，当时，黄植诚任5大队17中队的督察考核官，林贤顺任26中队的上尉情报官，两人经常见面，彼此间很熟悉。黄植诚的起义，就像一个亮点，把林贤顺的目光也吸引了过去。 林贤顺说：“我虽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但我对大陆却一直有很深的感情。我的祖先是广东梅州客家人，因此，对大陆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在我的心底，一直深埋着一个梦，那就是，有朝一日，我想亲眼回大陆看一看”。 1989年，林贤顺被提拔为台东空军基地的一个飞行中队的辅导员。辅导员在中队的任务主要是强化官兵忠于国民党的思想，宣传干着自己不想干的事，说着自己不想说的话，再加上与妻子感情不和，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于是他想“远走高飞”。 1989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六，空军中校林贤顺终于下定决心，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性命攸关的一个决定：他要驾机离开台湾，离开这座孤岛和孤岛上令他厌倦的日子，飞向大陆，飞向新生活和希望。 义无反顾直飞大陆，十二台机尾后狂追，四架解放军的战斗机迎面飞向台湾飞机，一场战斗一触即发。 1989年春节刚过，林贤顺就开始寻找机会。2月11日，天气预报台湾是阴天，大陆那边是晴天，有利于寻找机场降落，正好是理想的天气。下定决心的林贤顺在早上一上班后即走向机场，进行例行的巡查。此时此刻虽然他脸上的表情依旧泰然自若，但心情却无法平静。 他走近跑道上的一架已经加好油的F－5E飞机，了解到这架飞机马上就要起飞训练，飞行员一会儿就到。于是他对值班的地勤人员说：“今天我飞这架飞机，赶快收拾，不要误点了。” 两分钟后，飞机轰鸣着起飞了。五分钟后，林贤顺已经进入了台湾海峡。一进入海岸线，为避免雷达发现，林贤顺就贴着海面飞行。 五分钟后，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到机场后找不到飞机，感到莫名其妙，赶紧报告了指挥部。指挥部一查才知道出了意外，一阵慌乱之后，12架正在待命的飞机立即携弹起飞追击。但一切似乎已经晚了，这宝贵的五分钟，为林贤顺赢得了有利的时机，也使他逃脱了死神的追捕。 从飞机起飞开始，林贤顺就关闭了飞机上的无线装置，因此，外面发生的情况他一概不知。 台湾机场方面在命令飞机起飞追击林贤顺的同时，还用雷达搜索他，导弹装置都已打开，一旦发现目标，即用导弹击落他的飞机。但因为林贤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在进入海岸线后一直超低飞行，雷达很难发现。所以台湾机场指挥部很焦急，在呼叫林贤顺没有回应，雷达搜索又没有发现的情况下，一急之下，由原来用“暗语”和追击林贤顺的12架飞机联系竟然直接改用“明语”联系：“命令你们，如果目标飞越海峡中线，发现后立即击落！” 这一信息被对岸我方空军机场监听到后，我方猜测可能有特殊情况，立即作出了反应。四架战斗机腾空而起，向雷达上发现的由台湾方向飞来的12架飞机迎面飞去。 20分钟后，林贤顺驾驶的F－5E飞机已经飞过了海峡中线。他的心里一阵激动。作为一名飞行员，他知道，飞越了海峡中线，就意味着胜利在望。两岸的飞行员在训练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海峡中线实际上就是两岸的分界线，没有非常情况，谁也不敢轻易“越位”。他不知道，后面的12架战斗机正以两倍的音速追击他，距离他仅有20多海里。 12架追击的台湾飞机也不顾一切地飞越了海峡中线，以两倍音速追击林贤顺。我方的飞机也即将迎面赶到，战斗一触即发。这一切，林贤顺全然不知。 也许感觉到已经鞭长莫及，为避免将事态扩大，在12架奉命追击林贤顺的飞机冒险飞越了海峡中线后，台方指挥部及时下达了收兵的命令，12架追击的飞机只好悻悻而返。 看到台湾方面的飞机已经返航，我方的四架飞机开始返回来寻找林贤顺的飞机。但由于当天大陆这方面雾很大，一直没有发现已“越境”的林贤顺。短暂的工夫，林贤顺竟然“失踪”了。 云里雾里乱撞，苦寻机场不获，弃机跳伞，落进田里其实，林贤顺并没有“失踪”，因为地形不熟，加上雾大，林贤顺没有发现我方起飞引导的四架飞机。最初，他也在寻找我方的飞机，他想，一旦大陆的雷达发现他飞过来，必然会有飞机起飞引导他降落，但可惜一直没有发现。 因为两岸飞机的无线装置配置不一样，所以飞过来后，虽然林贤顺已经把无线装置打开，但我方还是无法与他联系。无奈，飞到汕头上空的林贤顺只好驾机盘旋着搜寻机场。时间过去了将近半个小时，飞机里的油所剩不多。一旦找不到机场，他将只能坠机跳伞。于是他只好离开汕头，向丰顺方向飞去，但在丰顺他同样没找到机场。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他开始向着城外人烟稀少的地方飞去。当飞到丰顺城外的一片开阔地时，飞机的一个发动机因为燃料耗尽熄火，另一个发动机也出了故障损坏，10时左右，林贤顺只好弃机跳伞。 “我最后降落到大片的水田里，飞机坠毁在一个小学校的操场里，我落地时只受了点儿轻伤。一个学校里值班的老师走过来问我是哪个部队的，他们以为我是解放军。我说我是从台湾起义过来的。刚开始他们都不信，还以为我是开玩笑。后来注意到我的服装不一样，才将信将疑。不久，当地派出所的警察来了，问明情况后，把我送到了县里。” 当天晚上，广州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即坐直升机来到丰顺。第二天一早，林贤顺即被用直升机接到广州。在飞机上，这位副司令员对林贤顺聊起了昨天那惊险的一幕，“昨天那边有导弹对准了你将要发射，你知道吗？”“不知道。”也许是昨天太紧张了，林贤顺疲倦地摇摇头。“你的屁股后头跟着12架飞机要打掉你，你知道吗？”“不知道。”林贤顺也大吃了一惊。“听到那边命令追击你的飞机打掉你的呼叫后，我们的飞机也迎头起飞了，差点儿就要打起来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林贤顺这时感到有些紧张。 广州军区的领导对林贤顺很关心，在和他谈话后，把他安排到广州军区空军医院休养了一个星期。其间，广东的军政领导到医院来看望和慰问他。时任省长的叶选平还和他认了老乡，用客家话和他唠起了家常。 最使他高兴的是，当时已在北京军区空军任职的黄植诚闻讯也从北京给他把电话打到了广州，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电话里“见面”分外亲热。 重获新生，无悔选择，林贤顺对生活十分满足起义归来后，林贤顺在广州出席了一个有香港和台湾媒体记者参加的短暂的新闻发布会，对此次事件发表了声明。后来在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即被委以重任。1989年10月，他到石家庄空军某航校报到，担任副参谋长，第二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由于统战工作的需要，在林贤顺驾机起义归来后，除了在广州召开了那个短暂的新闻发布会外，林贤顺从此便从媒体的关注中“消失”了。 尽管回到大陆后，待遇不如在台湾，但林贤顺感到很满足：“我不是为了出名或升官发财才回来的，我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归来的。在解放军的队伍里，我一定会当一个好兵。” 1991年3月，林贤顺和台湾的妻子达成了离婚协议。在组织的关怀下，林贤顺在石家庄找到了自己的最爱，1991年5月24日，林贤顺与石家庄电台的专栏节目主持人赵爽结婚。不久又有了女儿，一家人生活平淡但幸福。2000年的夏天，当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航校副院长的林贤顺大校对笔者讲述他的故事时，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他说，那次选择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为自己的正确选择感到高兴和自豪。 两岸统一是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共同的愿望，两岸人民同属中国人，相信凭着中国人的智慧，两岸必将统一。 黄植诚与林贤顺 《两航起义》（上） 《两航起义》（下） （六）起义者受奖成将军 而叛逃者多无善终 韩国成中转站 韩国曾是大陆飞行员驾机投奔台湾的中转站。1983年甚至发生过卓长仁等劫持民航客机到韩国的恶性事件。 1991年，刘心俭以空军安全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率团访问韩国，协商停止接纳飞行员叛逃事宜。 当时韩国尚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对于发展同中国大陆友好关系的积极性甚高，欣然同意了中方要求，从此，韩国也不复成为驾机叛逃的跳板。 我空军叛逃台湾14人 1960年1月12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4师飞行员,才驾驶1架编号6501的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飞往台湾，结果在台湾宜兰地区迫降时机毁人亡。这是解放军方面第1架叛逃的军用飞机。 1961年9月15日，解放军飞行员邵希彦、高知学驾驶1架安-2运输机从山东胶县起飞，在韩国济州岛降落，2人于10月7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两，后2人在台湾空军服役，均以上校军衔退役。 1962年3月3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8中队飞行员刘承司驾驶1架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飞抵台湾桃园机场。获黄金1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官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 1962年7月25日，解放军发布通告，宣布对驾驶飞机、舰艇起义归来人员的奖励和联络方法。1964年3月15日，再次发布通告，重申了对驾驶飞机起义归来人员的奖励方法，并公布了广东汕头、福建青田和浙江路桥3个机场的航向、电台呼号和波长。 1965年11月11日，解放军空军第8师22大队李显斌驾驶1架伊尔-28轰炸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飞行途中李显斌开枪打伤领航员李才旺，驾驶飞机在台湾桃园机场降落时由于操纵失误，机尾撞击地面，导致尾舱通信员廉宝生死于非命。台湾方面将3人全部封为“反*共义*士”，李显斌获得280万新台币的奖金，并加入台湾空军，以上校军衔退役。 1991年12月事母至孝的李显斌从加拿大以台胞身份回乡探母，被青岛公安局逮*捕，后被以投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而李才旺伤愈后定居台湾，1976年加入美国籍。 1977年7月7日，解放军空军第2侦察机团1大队2中队中队长范园焱驾驶1架编号3171的歼-6（米格-19）战斗机从福建晋江起飞后，以超低空飞行直飞台南机场。获黄金4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被授予上校军衔。 1982年10月16日，解放军空军第1侦察机团1大队2中队飞行员吴荣根驾驶1架歼侦-6从山东文登机场起飞后，他谎报发动机空中停车，乘指挥塔台忙于实施特情处置程序，以超低空全速飞往韩国汉城K16机场，后于10月31日抵达台湾，吴荣根获黄金5000两，加入台湾空军，授予少校军衔。 1983年5月劫机的卓长仁、姜洪军、高东萍等6人，台湾当局发给每人几百万元（新台币，下同），还给了数千两黄金，并安排出任公职或上大学。但这几人的境遇并不好，《联合报》称，卓长仁与高东萍结婚后，大陆元配通过律师告其重婚罪。图为施小宁。1985年平潭县人武部武器仓管员施小宁等人携武器叛逃台湾。身着蓝色西服者为施小宁，矮个的是其同伙苏澳村村民张穆珠，施小宁后来因参与卓长仁绑架杀人案而被台湾当局判处无期徒刑。 卓长仁后来投资失败，与另一名“义士”姜洪军合伙绑架杀害国泰医院前副院长的独子。2001年两人被枪决。卓长仁的遗孀高东萍现已沦为低收入户，每月靠当局1万多元的补助生活。 1983年8月7日，解放军空军被借调到海军进行新型空对空导弹试验的副团职飞行员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1架歼-7（米格-21）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K16机场。此次叛逃创造解放军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双记录，中国要求韩国交还飞机和飞行员，韩国将飞机交还中国，而孙天勤则于8月24日抵达台湾，获黄金7000两，并加入台湾空军，授予上校军衔。孙天勤1984年8月21日在台湾与同是从大陆叛逃的音乐家李天慧结婚，退役后移民加拿大。 此外在叛逃的过程中,孙天勤肆无忌惮,居然还用无线电打了声'招呼'.更气人的是,孙天勤叛逃后留下了一份二万多字的《告全党公开信》,这个东西赫然摆在宿舍的桌面上! 孙天勤不仅飞走了一架当时我军最先进的飞机,还'顺便'带走了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这就不光是个政治影响问题,还涉及到军事的泄密!岂敢等闲视之,部队领导不得不火速上报,一名飞行员的叛逃,在上层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实为罕见! 1983年11月14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8团2大队中队长王学成驾驶1架编号83065的歼-5（米格-17）战斗机从浙江岱山机场起飞，在2架台湾空军F-5战斗机的引导下在台湾桃园机场迫降。获黄金3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授予少校军衔。 1985年8月25日，解放军空军飞行员萧天润驾驶1架轰-5轰炸机从山东胶县起飞，飞往韩国，在韩国里里市迫降时发生事故，领航员孙武春死亡，萧天润受伤，并撞死地面的一韩国农民。9月20日，萧天润抵达台湾，获黄金3000两，而飞机上的报务员刘书义则根据其要求返回大陆。 1986年2月21日，解放军空军第4侦察机团第3大队中队长陈宝忠驾驶1架编号3283的歼侦-6从辽宁沈阳机场起飞后，以超低空脱离编队飞往韩国水原机场，陈于4月30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0两。 1986年10月24日，解放军空军飞行员郑莱田驾驶1架歼-6战斗机飞抵韩国，郑后去台湾，获黄金5000两。 1987年11月19日，解放军空军第49师中队长刘志远驾驶1架歼-6战斗机从福建龙溪起飞，以超低空穿云而出，飞抵台湾清泉岗机场，获黄金5000两。 （七）物质奖励始末 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加入共产党阵营，始于1946年的刘善本，周恩来称赞他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但当时只有精神鼓励，没有金钱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退守台湾，两岸长期处于紧张对峙。鼓励对方飞行员驾机起义，就成为双方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战线。 1955年7月7日，彭德怀向中央提交报告，认为对起义人员给予物质上的奖励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在政治上对他们是一种鼓励，另一方面能解决他们的某些实际困难，减少他们对起义的顾虑。 鉴于过去的规定没有具体的奖励标准，现拟按起义者政治上的自觉程度和驾驶的不同机种，分别给予不同的奖金：一、驾驶喷气式战斗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二、驾驶螺旋桨战斗机和轰炸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六千元。三、驾驶运输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五千元。四、驾驶教练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三千元。 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写了批语：“刘、周、陈、朱、彭真、小平阅，退彭办。似应提高一些。如二万，一万五千，一万，八千等。”中央军委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提高了奖励标准，于1955年7月24日发布了相关规定。 到1962年，又以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的名义，公布了《驾机起义蒋军空军人员的奖励规定》和《对驾舰、艇起义蒋军海军人员的奖励规定》。1964年3月15日，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重申了奖励方法，还公布了广东汕头、福建青田和浙江路桥3个机场的航向、电台呼号和波长。 对岸的国民党方面也不示弱，他们开出了更高的奖金额度，诱导大陆飞行员投奔台湾。到了80年代，台湾方面的奖金最高达到7000两黄金。大陆方面的最高奖励也达到65万元人民币。在此期间，先后发生了数十起飞行员驾机投奔对方的事件，都成为一时的新闻热点。 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释放了改善两岸关系的信号。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两岸关系日趋缓和。刘心俭先生当时在空军领导机关工作，他告诉我，当时对重金鼓励飞行员起义的政策进行了反思。 他曾在空军基层部队任职，知道基层对重金鼓励对方起义的做法有很多议论。一是认为台湾飞行员的奖励与国内飞行员收入水平相差悬殊。部队飞行员的月薪还不到百元，而对驾机起义者奖金高达数十万元。二是有关部门为了防止出现飞行员驾机出走，研制了“电子防逃系统”，可对天上不按规定航线飞行的飞机自动断油，引起了飞行员心理上的反感，产生了负面影响。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隐患。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主动取消高额奖励，化解两岸敌意。 于是他参与起草了空军政治部对外联络部关于取消对起义人员的奖金的报告，经空军政治部签发，报请解放军总政治部，建议停止执行“对驾机起义人员的奖励规定”。很快，总政根据空军的报告，请示中央军委批准。1988年9月1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的两个〈通告〉》的消息，正式宣布：“最近几年，我方主动停止对金、马诸岛的炮击，停止向台湾海漂、空飘宣传品，促进了台湾海峡局势日趋缓和。现在，我们正式宣布停止执行上述两个《通告》，以期两岸关系出现更为祥和的气氛。”这个决定一公布，马上得到了海峡两岸和国际舆论的好评。 四天后的9月15日，台湾当局也宣布大幅度降低对驾机、驾艇来归人员的奖金，以此回应大陆释放的善意。 当时台湾有级别很高的将领以探亲的名义来大陆，刘心俭曾以朋友的身份去做沟通工作，互相谈到奖金的事，他们也认为一定要取消。他们回台以后，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化解对立情绪，加快了台湾取消奖励规定的进度。 取消奖励规定后，1989年2月11日，台湾空军中校林贤顺驾机飞往广东，大陆方面低调处理，对他的工作与生活作了适当安排，再未重金奖励。同年9月16日，解放军空军中尉蒋文浩驾机飞往金门，台湾方面也将奖金降低了60%，使他成为大陆飞行员驾机投奔对岸的最后一例。两岸飞行员这种“对飞”，从此画上了句号。 声明: 更多文章，敬请关注/访问/扩散美篇: 阿李郎美媒，号16883615微博: 阿李郎博媒 1.文中引用图片及数据均来自网络，为传播信息之目的，属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敬请持权属证明联系本人，及时删除。2.谢谢来访敬请指正。3.创作谢谢赏，分享友人鼓励。4.文章版式及内容为本人所有。5.背景音乐《你莫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