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俚乡——骆越国

東山玉树

骆越国

赵佗对骆越国是占领其地，其国仍在。地域即今天红河三角洲地区，土肥民众，秦掠为象郡，但仍要维持骆越国的存在，以利统治。

基本内容

骆越国，《史记·南越列传》：“以财物赂遗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但是，赵佗对 骆越国是占领其地，其国仍在。地域即今天红河三角洲地区，土肥民众，秦掠为象郡，但仍要维持 骆越国的存在，以利统治。《交州外域记》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乡为雒将，雒将铜印靑绶。”说明秦军未占领之前， 骆越国已有健全的国家组织。故虽然赵佗在秦亡时已攻占象郡，《史记·南越列传》云:“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但是，以后仍能自立，即不为赵佗奴役。赵佗占领 骆越国是在安阳王手中夺取。

《交州外域记》云:“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又按《晋太康记》云:“县属交趾，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

此事《后汉书·郡国志五》有载，称:“交趾郡，武帝置，即安阳王国。”此国又名瓯雒国，亦为越南史书记述。 《贾捐之传》称海南岛人为“骆越”，则其国境已入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今化州，信宜以南，均属秦象郡地，即其国面积亦大，故汉平南越，即以其地分为九郡。

1.骆越国建立于公元前1050年农历三月初八，建国人数755人。其中有40头的战象队伍，他们把骆越国视为第二故乡之国。

2.骆越国的骆越人系从中原殷墟突围迁徙而来，突围南迁人数有767人，有战象40头。迁徙时间为武王克商时期，年代为辛卯兔年，亦即公元前1050年的正月初二甲子日。突围南迁第八日，周武王派来追兵，突围部队以战象队伍狙击，战死12人，队伍剩下了755人。可是，周武王追兵损失更大，死了上百人。甘桑石刻文有记载败退周武王追兵之后，先是祭祀感谢鸟神护佑，因为斩杀百名追兵告慰亡灵的文字（词组）。甘桑石刻文揭示，这支755人的队伍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以每天35公里的速度，突围南迁到了广西平果县甘桑其地。

3.加强与当地土著西瓯的团结协作，建立同盟关系。在公元前1050年农历三月初八这一天，宣布属于中国第二故乡之国的骆越国建立。其后，为了加强与当地土著西瓯的合作，骆越国建国后，骆越王于当年农历4月21日派出使者团用115天的时间，开展与西瓯的合作结盟工作。在公元前1050年农历八月中秋戌日，与西瓯王国缔结了同盟关系。

4.骆越国的主要任务是“坐上大船巡视江海”。第一代骆越王在建国4年后，亦即公元前3047年农历7月初1 ，由于率领族人抵制外敌入侵，身中毒箭，乃至医治无效死去。临终前遗言：“一年中要用300天坐上大船驯海。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扎根家乡，建设甘桑”。

古骆越国的文献梳理与疆域辨析

　　摘 要：古骆越国是壮、布依、侗等壮侗语民族先民所建立的地方政权, 通过辨析汉文典籍中的有关记载, 古骆越国东西南北四向的疆域可以得到确认。骆越国的海疆直抵今日南海最南端的南沙群岛。骆越国的疆域随着它政权势力范围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关键词：古骆越国; 疆域; 文献;

　　作者简介： 李斯颖 (1981~) , 女, 壮族, 广西上林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壮族文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 桂学研究院·协同团队阶段性成果

　　根据《逸周书·王会解》记载, 骆越族群 (路人) 曾向商朝进贡。古骆越国的后裔是壮、布依、黎、侗、傣、水、仫佬、毛南等壮侗语民族先民。通过梳理汉文典籍中关于骆越及其后裔民族的文献, 可以初步确定古骆越国的疆域及其海疆。

　　一、骆越与西瓯古国的共存

　　关于骆越的地域, 曾引起诸多争论。汉文文献中常见骆越与西瓯国并存, 二者可以互相参照。江应樑先生曾在《百夷传校注》中指出:“大概粤、桂以至交阯一带的越人, 都概称骆越。”[1] (P16) 《壮族通史》认为:“南宁、横县、贵港、玉林、茂名一线为骆越与西瓯的分界线, 今海南省、广东省的雷州半岛、广西的东南部, 即现今茂名至南宁的铁路线以南, 至越南的中部, 为骆越人所居。此县以北, 湖南长沙以南, 湖南郴州、广东四会以西, 至广西田东一带为西瓯人居住。”[2] (P286-287) 宋蜀华先生也曾总结说, 骆越活动的中心地区大体相当于桂西南左右江流域, 黔西南 (属汉代牂牁郡) 以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粤西南、海南岛以及广西的陆川、博白、玉林、贵县 (今贵港, 笔者注) 、灵山、合浦一带, 应是骆越和西瓯的交错杂居地区。[3] (P196) 蒋廷瑜在《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指出, 西瓯在“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北, 恰当今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 (浔江流域) 一带。”

　　近年来学术界较为认可的、关于西瓯、骆越疆域的说法是, “西瓯即今广西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 (浔江) 一带;骆越分布在今广西左江流域至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 包括海南岛。”[4] (P22) 有学者则提出, “骆越的活动地域则在西瓯之西, 汉代牂牁郡东部和东南部, 印度支那半岛北部, 大体相当于左右江流域, 贵州省西南部及近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广东的茂名、海南岛和广西的陆川、博白、玉林、灵山、合浦一带则是西瓯、骆越的交错杂居地区。”[5]李秀国在《瓯骆关系新论》中判断, “粤西南和桂南是 (瓯骆分布地域——笔者注) 重合分布区, 桂西南及其以南则为骆越居地, 不见西瓯人在此活动的记载。”[6]从语言学角度出发, 梁敏则认为“西瓯在广西中部、西部、北部和贵州南部, 而骆越在广东西部、广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越南北部的一些地区。他们的分界线大致是从广东西部肇庆、怀集一带往西, 到广西梧州之后, 循浔江、郁江往西到达南宁, 再沿右江到达平果县, 然后稍稍偏南, 沿北回归线一直往西, 到达文山州中部”。[7]这一分析是最为接近实际的。

　　可见, 骆越活动疆域的中心被认为是桂南一带, 而桂西南左江、右江汇合到邕江, 在南宁形成一个经济、贸易甚至政治的中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根据多方考证, 古骆越国的中心在今广西南宁一带, 南边一直管辖到越南中部和整个南海。上古时期, 一个政权的存在, 其民众基础通常为单一族群。骆越作为曾与西瓯联盟、与南越共存的政治实体, 其疆域的界定必然要以其民众的分布为依据。借助于文献史料, 可以勾勒出骆越居民分布的大致疆域。这个分布疆域, 也即是古骆越国的大致疆域。

　　二、骆越国的疆域

　　(一) 骆越国的北部疆域

　　骆越国的北部疆域, 曾到达河池、柳州市县的南端, 与西瓯族群呈交错状态。尤其是左、右江、红水河中下游流域, 都可证曾经有骆越族群分布。与此同时, 他们的居住地呈左右扩散状态, 西到百色, 东到广东广州番禺等地。

　　骆越北部疆域到达广西中、北部地区。《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曾记载, “以南越桂林监闻汉兵破番禺, 谕瓯骆兵四十余万降侯。”南越桂林监, 该职位所管辖的地方包括今日柳州、桂林、梧州、河池, 玉林、南宁等地。其所招募之瓯骆兵, 西瓯主要居于北部, 秦始皇进入岭南地区时, 一开始就受到西瓯部队的顽强抵抗。骆越则主要居于这些地区的南部, 与西瓯相邻。

　　在广西中、北部地区往南, 则是骆越主要的聚居区。明代区大任《百越先贤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都指出今南宁、宾阳一带曾是骆越的故地:“牂牁西下邕、雍、绥、建, 故骆越也。”在此只提骆越, 不提西瓯, 可见此处居民均为骆越人, 是骆越族群的中心区域。

　　南宁往东, 邕江进入郁江流域, 即今日贵港、玉林一带。这里亦为西瓯、骆越杂处之地。南朝梁、陈间, 顾野王《舆地志》有云:“贵州 (今贵港) , 故西瓯骆越之地, 秦属立郡, 仍有瓯骆之名。”后晋刘昫《旧唐书·地理四》亦云:“郁平, 汉广郁县地, 属郁林郡。古西瓯、骆越所居。”唐朝杜佑所著《通典》亦解释说, “贵州 (今郁平县) 古西瓯、骆越之地。秦属桂林郡, 徙谪人居之。自汉以下, 与郁林郡同。大唐置贵州, 或为怀泽郡。领县四:郁平、怀泽、义山、潮水 (汉广郁县地) 。”唐朝《元和郡县图志》亦云:“贵州 (今贵港) , 本西瓯骆越之地, 秦并天下, 置桂林郡。”可见, 贵港、玉林一带有骆越人居住, 并与西瓯人共同开发郁江流域。再往东, 郁江水系汇入西江, 一直流入广州, 形成珠江。沿西江流域到广州一带, 亦有骆越居住。清朝时大名鼎鼎的《康熙字典》曾记录, 当时广州番禺区之西南有骆越人活动:“舆地志云:交址, 周时为骆越, 秦时曰西瓯。文身断发避龙, 则西瓯骆又在番吾之西南。”可见, 在从贵港、玉林至广州的大片区域内, 骆越与西瓯都处于交错居住状态。

　　因此, 骆越国北部疆域与西瓯族群疆域相交错, 到达红水河中下游、右江地区, 西部延伸至百色中部, 东部直抵贵港、广东广州市。

　　(二) 骆越国的南部疆域

　　骆越国的南部疆域, 从广西钦州、崇左、凭祥一带至越南的中、北部地区。

　　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外国门下》中记载了广西钦州一带有骆越后裔分布:“钦民有五种;一曰土人, 自昔骆越种类也。居于村落, ……以唇舌杂为音声, 殊不可晓, 谓之蒌语。二曰北人, 语言平易, 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 自五代之乱, 占籍于钦者也。三曰俚人, 史称俚僚者是也。此种自蛮峒出居, ……语音尤不可晓。四曰射耕人, 本福建人, 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五曰蜑人, 以舟为室, 浮海而生, 语似福、广, 杂以广东、西之音。蜑别有记。”此处单以骆越后裔为“土人”, 也即“本土人”, 可见骆越为本地原住民, 在此居住的时间最长。从钦州沿海岸线往西南, 直到越南中北部, 都能找到关于骆越的史料。

　　交趾, 很早就被载入中国史册。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尧典》中提及的“南交”, 《蔡传》解释为“南方交趾地。”《史记·五帝本记》也曾记载“商抚交趾”。可见交趾很早就是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秦时, 秦始皇打败西瓯后, 统一岭南设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象郡的地理位置, 包括广西西南部、越南中北部地区, 最南大约在今越南中部海云岭 (Hai Van Pass) 一带。南越王赵佗曾在秦始皇所设立的象郡基础上划出交趾、九真二郡。公元前111年, 汉武帝武力歼灭南越国, 并在其基础上设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其中, 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主要在今日的越南, 九真、日南在交趾南部。交趾郡治交趾县即位于今越南河内。东汉初, 改交趾为交州, 治龙编 (今越南北宁) , 辖今中国广东、广西及越南中北部。三国时, 吴分交州为交州和广州, 广州治番禺 (今广州) , 交州治龙编 (今越南北宁) , 辖今越南北部、广东雷州半岛和广西南宁、钦州一带。

　　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叶榆河》引《交州外域记》有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 土地有雒田, 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 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将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雒”通“骆”, 雒王即骆王, 雒将即骆将, 雒民即骆民。《广州志》中记载:“交趾有骆田, 仰潮水上下, 人食其田, 名为骆侯。诸县自名为雒将, 铜印青绶, 即今之令。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 自称为安阳王, 治封溪县。后南越王赵佗攻破安阳王, 令二主典主交趾、九真二郡, 即瓯骆也。”九真其地到达今越南清化和义 (安) 、 (河) 静之地。《后汉书·任延传》中亦记载, 任延在九真做太守时, 将中原的婚配之俗推广到“骆越之民”当中。《太平寰宇记》亦转引了《南越志》:“交趾……人称其地曰雄地 (田) , 其民为雄民, 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 其地分封名雄将”。有学者的认为[8] (P191) , 雄王也即“雒王”的异写, 其实理解错了, “雄”是越语大的意思, 故雄王即大王, 《南越志》附会成“雒王”, 非也。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 交趾辖区历代虽有变迁, 有时仅指红河三角洲一带, 有时指整个岭南到越南中部, 分布于此的骆越族群民众, 保持了骆越耕种水田的传统生产方式, 并已形成一定的社会等级制度。

　　明朝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文中亦强调:“今邕州与思明府凭祥县接界, 入交趾海, 皆骆越地也。”此处的交趾主要指今越南北部, 交趾海为骆越人早就开发利用的、交趾东部的南海区域。思明府府治在今宁明县, 凭祥紧邻越南。骆越后裔彼此认同, 族群内部来往频繁, 彼此呼应。《后汉书·孝灵帝纪》云:“光和元年春正月, 合浦、交趾乌浒蛮叛, 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结合以上材料可以得出, 从广西南部一直到越南中、北部, 是当时骆越国的南部疆域。

　　

(三) 骆越国的东部疆域

　　关于骆越国东部疆域的记载, 主要涉及广东省广州市之南、高州市、茂名市、海南省等地。

　　后晋《旧唐书·地理志》中有云:“ (潘州) 州所治, 古西瓯骆越地, 秦属桂林郡。汉为合浦郡之地”。潘州为今日广东高州市。离高州市不远的茂名市, 亦有骆越人分布:“茂名, 州所治。古西瓯、骆越地, 秦属桂林郡, 汉为合浦郡之地。”《康熙字典》亦记录, 今日广州番禺区之西南有骆越人活动:“舆地志云:交址, 周时为骆越, 秦时曰西瓯。文身断发避龙, 则西瓯骆又在番吾之西南。……骆, 又国名。”因此, 可以看出, 骆越国东部疆域在今广东中南部一带, 从广州市番禹一带一直往西南, 经由茂名、高州等地, 包括雷州半岛、海南省等地。雷州半岛至今仍有少量骆越后裔黎族分布。

　　海南岛一直被视为骆越故地。《汉书·贾捐之传》曰:“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 相习以鼻饮, ……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 雾露气湿, 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 人未见虏, 战士自死, 又非独珠厓 (即珠崖, 笔者注) 有珠犀玳瑁也, 弃之不足惜, 不击不损威。”这是贾捐之在朝廷商议征讨珠崖反叛之事时的言论, 建议汉元帝刘奭取消珠崖的郡治。于是, 汉朝废珠崖郡, 改立朱卢县, 隶属合浦郡。《资治通鉴·汉纪二十》胡三省注曰:“余谓今安南地, 古之骆越也。珠崖, 盖亦骆越也。”儋耳、珠崖为今日在海南岛设立的、最早的两个郡。文献记载十分清晰, 骆越一直是海南岛的居民, 海南岛属于古骆越国的范围。

　　因此, 古骆越国的疆域从珠江三角洲一带沿西南而下, 到达广东高州、茂名市等地, 并纵深到雷州半岛、海南省。

　　(四) 骆越国的西部疆域

　　骆越国的西部疆域, 到达今云南文山州一带。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叶榆河》中有云:“建武十九年 (公元43年) , 伏波将军马援上言, 从麋冷出贲古, 击益州臣所将骆越万余人, 便习战斗者二千兵以上, 弦毒矢利以数发, 矢注如雨, 所中辄死。”西汉时的益州, 其领地为今日云南大部, 包括今日云南文山、广西西林等地, 是骆越之民聚居的区域。麋冷位置相当于现今越南永安、福安省的一部份和山西省红河、沱江间的一部份。县治在今福安省安郎县夏雷乡。西汉时的贲古为今日云南省蒙自市一带。当时马援将军尚在交趾, 益州便发生了蜀郡守将史欣的叛乱。马援将军率部从交趾返回到蒙自, 以此为根据, 与益州的骆越之兵交战。

　　关于骆越国西界的记载虽然不多, 但之后在云南南部关于骆越后裔“僚人”的记载十分丰富, 而且, 他们和广西西南部、越南的骆越后裔联系频繁, 互相呼应, 彼此认同。如《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记载晋人郭义恭《广志》曰:“僚在牂牁、兴古、郁林、苍梧、交趾, 皆以朱漆皮为兜鍪。”兴古郡其地包括今云南省的文山州、红河州及曲靖地区的一部分。《三国志·蜀书·霍峻传》中也提到永昌郡有“夷僚”。永昌郡地望主要包括今日中国云南省西部、缅甸克钦邦东部和掸邦东部地区。

　　可见, 文山不但有骆越人分布, 还有其一定数量的后裔在此发展、壮大。但文山当年主要是句町国的濮越人分布, 故西部的今百色的西林一带骆越人与句町国的濮人为邻, 骆越人与濮越人交错而居, 骆越国西部疆域也就到这一带, 往西属于句町国。

　　三、骆越国的海疆

　　如前所述, 骆越国的陆地疆域北到红水河、右江流域, 南抵越南中北部, 东至珠三角一带, 西达百色西部, 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骆越国北临西瓯, 东临南越国, 西面连接云贵高原的句町国, 缺乏可开拓、发展的空间, 于是, 骆越族群的发展和探索重点放在了南面宽广的海域之上。早在商朝时, 百越族群就已向中原王朝进贡了南海广阔水域上珍贵、独特的玳瑁、珠玑等海产品。由此可推断, 临海的骆越族群, 对于南海的勘探、开发和利用都远远早于其他民族。

　　骆越聚居地有约超过4000千米的海岸线, 从广东西部沿海一直到越南中北部, 包括海南岛海岸。海南岛是骆越人向南海寻求生存、生活物质与宝藏的最有利的跳板。

　　从骆越国存在直到骆越国解体之后, 汉文典籍中一直保留了骆越开发南海的记载, 并将骆越国海疆视为中原统一岭南之后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襄公十三年》有云, 楚共王“抚有蛮夷, 奄征南海”。周宣王时命令召虎“于疆于理, 至于南海。”说明骆越人对南海的开发持续不断。《汉书·地理志》载:“今之苍梧、郁林、合浦……处近海, 多犀、象、玳瑁……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郁林、合浦本是骆越族群的聚居地, 他们取海洋之宝与中原进行贸易往来, 促进了中央王朝对南海的重视。汉武帝时期, 他不但用武力统一了南越国, 而且着力建设合浦、徐闻这两个南海出海港, 在合浦设立掌管海外贸易的机构, 并派水师巡视西沙群岛。《汉书·地理志》中亦记载了汉武帝派遣使臣从南海出发, 航行海外各国的事迹, 船队从广东徐闻出发, 经南海, 历数国, 远至今日印度东南部的康那弗伦和斯里兰卡等国。

　　据《旧唐书·韦坚传》, 坚拟于长安广潭开物产展览会, “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 置于潭侧。其船, 皆署牌表之。南海郡船, 即玳瑁、珍珠、象牙、沉香”。宋代, 骆越后裔——壮族以巨大的木兰舟在南海上捕捞, 所获甚多, 由于海产种类很多, 范成大仅记10种, 并惊叹“其类庸可既哉”。[9] (P20) 骆越人开发南海资源不但具有持续性, 而且收益甚广。

　　骆越人留下了关于他们开发南海的丰富历史信息。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编修的《后汉书》中曾记载:“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三国至南北朝时期, 史书中一直称南海为“涨海”。骆越人在南海上泛舟, 将向中原王朝的贡品通过海路运到内陆, 他们对于南海的地理位置、岛屿分布等情况十分熟悉。明朝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文中亦对骆越与南海的关系进行了一个说明:“今邕州与思明府凭祥县接界, 入交趾海, 皆骆越地也。”根据他的解释, 交趾海也即骆越海, 主要指今北部湾, 是南海的重要组成部分。骆越对于北部湾、对于南海的支配与开发, 亦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认可。海南省博物馆还曾经展出过一本手抄《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 其基础是历代海南渔民使用的、主要标示西沙和南沙海域航线、岛礁地貌和海况以及海浪、潮汐、风向、风暴等水文和气象信息的航海针经书。这本经书的背后, 是骆越后裔世世代代对于南海进行探索、开发与经验累积的有力证明。书中对于南海诸岛的命名, 具有悠久的历史沉淀。

　　如前所述, 南海包括了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四大部。南宋时期, 周去非就在《岭外代答》中将南海诸岛称为“长沙、石塘数万里”。到了明清时期, 中国各类图、籍、方志对南海诸岛的记载层出不穷, 南海已被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长期航行南海, 绘有《郑和航海图》, 标出了石星石塘、万生石塘屿、石塘等岛群名称和相对位置。清代陈伦炯所著的《海国闻见录》中称东沙群岛为“气沙头”, 西沙群岛为“七洲洋”, 南沙群岛为“石塘”, 中沙群岛为“长沙”, 附图《四海总图》已清楚地标出它们的位置。至今, 南海诸岛依然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最早开发南海海域的中国骆越族群, 功不可没, 其国海疆直抵今日南海最南端的南沙群岛。

　　四、骆越国疆域的变迁

　　时间在不断往前推移, 骆越国的疆域随着它政权势力范围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尤其是秦始皇统一岭南、汉朝日益兴盛, 这都对骆越国所能控制的地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中原王朝势力南下, 骆越国的北部、东部疆域逐渐南移、东移。公元前111年 (汉元鼎六年) , 骆越国随南越国灭亡, 存在时间长达1000多年。

　　骆越国的居民及上层为了躲避战乱及灾祸, 从广西南宁这一政治、军事中心向南部迁徙。骆越国上层仍对骆越民众有强大的号召力, 他们曾经将都城迁到今越南河内郊区一带, 但存在的时间很短。这可以从越南东山文化、雄王信仰得到论证。根据文献记载, 骆越国的南部疆域, 曾从交趾扩展到九真郡一带。《交州外域记》、《广州记》所提及的骆越之民, 其分布区域一直远及越南北部, 即交趾郡南端, 其疆域达到越南中部。

　　公元35年, 在湖北襄阳市西南一带还曾经出现过骆越之地名:“ (建武) 十一年 (公元35年) , 将兵至中卢, 屯骆越。是时, 公孙述将田戎、任满与征南大将军岑彭相距于荆门, 彭等战数不利, 越人谋畔从蜀。”[10]湖北虽然不是骆越故地, 但其地以骆越命名, 说明骆越之民曾大量到此聚居, 其国势力范围曾转移到此。转移的原因, 或者是征战, 或者是自然灾难。直到汉朝统治岭南一百多年后, 骆越后人还能据地利, 在战争中决定自己族群的去向, 可见在当地仍具有一定的势力。公元前111年, 西瓯国、骆越国与南越国一起归汉, 骆越国成为历史, 逐步被后人淡忘。相当一部分骆越人后裔在秦统一岭南、汉灭南越国后移居东南亚, 一直向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与中国西南交界的弧形地带由东向西移动, 少数到达印度的阿萨姆邦。

　　从历史文献记载和最新考古发现来看，骆越文明虽然地处岭南，但它的文明发达程度也早已超越了原始部落阶段，也就更不可能作为原始社会的事例。以下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一方面，从骆越文明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据最新考古发现，广西武鸣县马头镇元龙坡出土了最早最大的墓葬群遗址，约500座墓葬，现已清理发掘了300多座，出土文物1000多件，包括大量铜器、玉器和石器，年代上限为商代晚期，下限为春秋时期。考古专家根据各墓穴在形制、规模和陪葬品等方面的情况，划分出了贵族墓、平民墓和贫民墓（无产者和奴隶）三种形式，说明当时私有制已经相当普遍，贫富差距拉大，阶级分化出现。同时，根据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推测，也已武装起常备军队。这就意味着骆越文明在商周时期，就已进入阶级社会，建立起方国一级的政治实体。离此不远的安等秧战国古墓群遗址，出土文物中除大量供贵族使用的玉器外，还有一些铸有“王”字符号的铜矛，也表明国家王权政治进一步加强与巩固。由此可见，骆越文明在先秦之前，就不可能还“停留在国家政权未建立之前的部落生活形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发兵岭南，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介入，必然造成骆越国势力的收缩。秦朝末年，赵佗建立“南越国”，《史记·南越列传》记载赵佗上书孝文帝：“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称王”既反映出骆越国的性质，也说明了骆越国的势力有所反弹。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太短，岭南真正意义上全部纳入大一统政权版图，是在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后。《交州外域记》中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骆王，骆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骆将，骆将铜印青绶，即今曰令长也。”按秦汉官制，“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骆将等级较低，相当于县令，但骆王、骆侯，应该算作高级官员。说明骆越政权此时已完全归属中央，纳入国家官僚系统当中。

另一方面，从岭南与中原的交往史来看。广西武鸣县全苏勉岭出土的兽面纹提梁铜卣、那堤村敢猪岩出土的铜戈属于商代晚期器物，极有可能是骆越与殷商高层交往中所获的赠品；《逸周书·王会解》中有“路人大竹”之说，“路”音近“骆”，骆越人向周天子进贡竹笋，说明已被纳入西周王朝的朝贡体系；《吕氏春秋·本味》中也有“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的说法，“越骆”即颠倒词序的“骆越”，“菌”是竹笋。《吕氏春秋》成书于公元前239年，正值秦国统一前夕，地处西北边陲的秦国都已关注到骆越当地的特产，可见商旅贸易之深入；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征服岭南，设置南海郡、象郡和桂林郡；公元前112年，汉武帝灭南越国，重新设置九郡，其中郁林郡（秦时桂林郡）下辖的临尘（约今崇左一带）和雍鸡（约今龙州一带）两县，正好位于花山岩画所在的左江流域，说明该地区已经纳入中央管辖。

有研究者质疑，当地生产生活落后，原始遗风浓厚，也只是象征性的归属中央政府。比如《异物志》就说乌浒土著（骆越后裔）“巢居鼻饮，射翠取毛，割蚌求珠为业”。《后汉书·南蛮传》也有记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语言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直到东汉初年任延为九真郡（秦时象郡）太守，“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但这里可以从四点反驳：第一，广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巢居”是指当地特色的“杆栏式”建筑，而不是“有巢氏”时期的简陋草棚；第二，岭南地处珠江流域，骆越人发展渔猎，这是地方特色，而非生产力落后的表现；第三，“蛮夷”的说法，属于历史上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污名化称呼，“人如禽兽，长幼无别”的评价，其实是说少数民族民风剽悍，不讲究繁文缛节罢了；第四，东汉之前，当地采取粗放型农耕方式，任延推广精耕细作的农耕方式，以及以儒家礼仪为标准移风易俗、发展文教。

综上所述，应该将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视之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既要看到生产力水平与中原地区的不平衡性，但也不会差了上千年。骆越国不是与世隔绝的存在，从商周至秦汉，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互动，并最终融入华夏文明圈。那么，在各种论据面前，如果还要将其判定为原始社会，岂不是有违史实？

骆越文明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了奴隶制，进入阶级社会，这里不再赘言，而从文字、城市、冶金和巫术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首先来看文字。骆越先民在商周时期曾创造过某种刻画字，这种文字在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中称为Sawgoek（本源书）或Sawva（花纹书）。目前发现最早刻画字，是在广西钦州市大寺镇那葛村马敬坡出土的商代石磬上；武鸣县安等秧战国墓葬遗址中，也出土了20个绘有刻画字的陶器；南宁市大明山也出土过一些被视为“天书”的符号，大多难以破译，但有少数字符形似蛇鸟、弓箭，近似于象形字。秦汉之后，随着中原汉文化在岭南地区的逐步渗透，刻画字彻底消失。至唐代，才借鉴汉字六法创造了sawndip（土俗书）。

而花山岩画的绘制时间，是从战国至东汉时期，与此对应，正好是壮族历史上从有文字使用，逐渐到无文字使用的阶段。但总的来说，骆越民族是有自身的文字传统，只是因为政治的强行介入，而导致遗失。至此也可以看出，中央王朝在边疆地区推行文教同化政策的力度之深入、效果之显著。由秦朝开始实行“书同文”政策，竟然可以彻底取代已使用了1000年的刻画字，从而造成了壮族文字史上的一段真空。由此可见，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控制，绝非“象征性”的。这就意味着，至少从秦汉开始，骆越文明完全已并轨到中原文明进程的时间轴上。

其次来看城市。考古发现，武鸣元龙坡商周墓葬群和安等秧春秋战国墓，属于方国都城级墓群。二者相距不远，又都在骆越国境内，并且是迄今广西境内所发现的最早最大的墓葬群遗址。根据凡有大型墓群的地方，附近必有大型城市的常理来推测，现学界普遍认为，该地区就是骆越国的王都所在。根据墓葬规模、形制和出土文物来看，专家粗略估记该地区的人口数量，从商周至战国时期在1万人左右。现在存疑的是，骆越王都的城墙遗址还未找到。要么是一开始就没有修建（但周边发掘出军事遗址，同样起防卫作用），要么是干栏木建筑，早已风化难寻。也有学者颇具启发地指出，如果从骆越国的中心腹地看周边地势，“实际是以东江、西江和大明山为城，是一个戒备森严、固若金汤的大都会”。

历史上的骆越国，属于百越各族中势力较大的地方国家政权。“其范围大致在两广南部到今越南北部以及整个南海。中心在今广西郁江、邕江、左右江一带。”花山岩画点地处左江流域，明显属于骆越国的核心地带，即使境内仍然保留有大量村寨聚落，这可以看作骆越国境内也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但也不会出现一国之内，仅王都一地属于阶级社会，其余县份还是原始社会的奇怪景象。

再次来看冶金。相对于中原地区在冶铜技术上的先行一步，岭南地区出土所见最早的铜卣，是在商代晚期。随着中原地区青铜器的传入，有力地推动了冶铜业在骆越民族历史上的发展。到了西周晚期或春秋时期，骆越民族终于掌握了冶铜技术，并开始自己铸造青铜器，其典型代表就是“铜鼓”。铜鼓在壮族史上占有极重的精神地位，兼具食器、乐器、礼器、神器的多重身份，类似于“九鼎”之于中原王朝的意义，同属于国之重器！而以制作铜鼓所需要动员的社会组织力量来看，原始部落松散的行政组织力量根本无法完成。

到了战国中晚期，骆越文明的冶金业发展也逐步进入了铁器时代。安等秧战国墓遗址出土了极其珍贵的一件铁凹口锸，这是广西迄今出土的最早铁器之一。经专家检测，该铁锸锈蚀严重，锈蚀中可见金属残存及白口铁组织痕迹，为生铁制品。由此说明，至迟在战国晚期，广西西南部已拥有了生铁制品，并应用于农业生产活动。而铁制品应用于农业，也就标志着广西西南部地区的农具已有了飞跃发展，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并且，铁制品农具的出现，也表明了中原地区的冶铁技术，在战国时期就传播到了广西西南部。至此完全可以推断，发展至东汉时期，骆越民族的冶铁工艺，应该是相当普遍而成熟了。

最后来看巫术。古代岭南地区，百越各族巫风盛行，至战国后期更是名声在外，《吕氏春秋·异宝》中就有“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机”之说。至西汉武帝一朝，更是愈演愈烈，《赤雅》记载：“汉元封二年，平越得越巫，适有祠祷之事，令祠上帝，祭百鬼，用鸡卜。斯时方士如云，儒臣如雨，天子有事，不昆命于元龟，降用夷礼，廷臣莫敢致诤，意其术大有可观者矣。”由此可见，越巫文化影响之深远，不仅从原始时期贯穿至秦汉，而且渗透进入王权核心。

但是，如果说早期的巫术活动还带有信仰的意味，延续至文明社会，更多的也就表现为一种礼仪活动，成为一种民风民俗。除了在民间的“师公舞”上，还可见几分巫魅色彩。但这里已经摒除了信仰的迷狂，取而代之的是禳灾消难、祛邪送鬼、祈福还愿等实用性目的。如同李泽厚所谓的“实用理性”，求神问鬼是为了现世生命的逸乐，而非受到纯粹信仰的驱动，因而中国的宗教，始终无法走向西方唯一神论的高级形态。骆越巫术更因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越来越礼仪化、艺术化，审美的意味更浓，迷信的成分稀释。因此也就不能将骆越文明的巫术活动，简单视为原始社会落后状态下的活动方式。

综上四点来看，当以文字、城市、冶金和宗教作为标准来定位骆越文明的社会形态时，也就呈现出了骆越文明在历史发展中的复杂面相。这主要受限于当前史料缺乏和考古争议，使得个别问题还存在着阐释的多样性，但在最基本的社会形态的判断上，学界已取得共识——作为阶级国家的骆越文明，不是原始社会。这是无疑的。

西瓯和骆越

先秦时期，广西为骆越国，居住着“骆越Roeg yaej”、“西瓯Raeuz”和“苍梧Changj you”人。骆越国是岭南壮族祖先著名的方国之一，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其中提“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路即骆，此说中的。《逸周书》亦称《周书》，乃先秦古籍，多数篇章出于战国，其中所记商周之事，必有所本。在《吕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骆之菌”，汉代高诱注:“越骆Daex Roeg，国名。菌，竹笋。”越骆是汉语提法，意为越(耕种Daex)谷，骆(roeg)为越人鸟崇拜，越人语言倒装为骆越。壮族是中国岭南的土著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秦汉以前，壮族先民西瓯和骆越就生活在岭南广阔的地区。

　　《汉书·地理志》对此有一段记载，已成为对于汉代南海丝绸之路的经典叙述：

自日南障塞（郡比景，今越南顺化灵江口）、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航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今缅甸勃固附近）；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卑谬附近）；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附近）；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骆越”为直立鸟人的注脚。鸟神崇拜中的男神为布洛陀，内涵即为“从天而降的男性鸟神”，吻合《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类似的国外证据，则见于两河流域的金质塑像；鸟女神则见于欧洲克里特文明的“米洛斯”鸟神女王。吻合文献古籍“越王入吴国，有丹鸟夹王而飞，故勾践之霸也，起望鸟台，言丹鸟之异也”的记载。陶元藻、凫亭撰《广会稽风俗赋》亦称：“越王入吴时，有鸟夹王而飞，以为瑞也，因筑鸟台…….”。所谓“姆六甲”，在壮语中，就是胯下可以“夹人”的生育之鸟的意思。晋干宝《搜神记》六卷有载：越人谓此鸟是“越祝之祖”，就是越人崇拜鸟祖的印记。

骆越社会文化共同体崇拜骆鸟。骆鸟文化是崇拜鸟神、鸡卦占卜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并不涉及国家、版图概念。当文化发展到文明起源的高级阶段，国家机器诞生之后，也就是骆越国建立之后，其所创造的文明、拥有和开发、占领的土地、物产和继承的文化便与国家结合得非常紧密，而且不可分割乃至成为一个整体。早期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是崇拜鸟神，时兴阴阳占卜的文化。从尧、舜、禹时代，甚至黄帝时代，从文献看都与鸟神崇拜有关系。从考古方面考察，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都与鸟神崇拜有密切关系。

　　岭南地区自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居住。

先秦时期，广西为骆越国，居住着"骆越Roeg yaej"、"西瓯Raeuz"、"苍梧Changj you"人。骆越国是岭南壮族祖先著名的方国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进军岭南，在越城岭一带曾遇到西瓯人骆越人的顽强抵抗，尤其是西瓯人在首领译吁宋的领导下与数十万秦军周旋数年。根据《淮南子》记载，秦兵"伏尸流血数十万"。而秦军总指挥官屠睢在广西桂林一带被西瓯军夜袭部队击毙，迫使秦军"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惶恐不可终日，以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双方一直处于相持对抗的局面，这一对峙局面长达数年。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兼并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珠江流域从此纳入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同时从中原迁来一批华夏族人"与越杂处"。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岭南地区的土著民族，被称为"乌浒"、"俚Hlae"、"僚raeu"或"俚僚hlae raeu"，他们是西瓯、骆越的后裔。东汉末年，中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不少大姓豪族为避乱而迁居岭南，从而促进了岭南地区封建化的发展。受其影响，世居岭南的俚僚大姓贵族，纷纷在各地称雄，使岭南土著民族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雄于乡曲"的"大姓"。如高凉、合浦的冼氏，钦州、合浦的宁氏，桂州的李氏，高凉的黄氏等，都是这时期岭南著名的土著大姓。

后来，出现了以地域或以大族姓氏命名的族称，如"西原蛮"、"黄洞蛮"、"侬洞蛮"或泛称"洞蛮"、"洞氓"等。宋代以后，壮族族称出现了"撞cuengh"、"布土puj toj"、"土人kon toj"等称谓。元明以后，蔑称为"獞"，另外还有自称壮、侬nungj、郎lang、土toj、沙sah等。这些称谓原来都有一定的地域性，但明、清时期，"僮"的称呼已广泛见于整个广西和广东西部，成为最普遍的一种族称。

甘桑文字大背景——骆越方国的产生

从考古发掘地点来看，这种文字主要分布在骆越方国地区。大约因为西瓯方国处在西江以北地区，接受中原文化比较早，较早汉化，刻画文没有得到发展。从平果甘桑刻画文来看，刻画文主要在骆越方国境内发展，因而骆越方国的历史文化，是甘桑刻画文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为此，我们在这里着重研究骆越方国的演化历史。

社会总是在发展，壮族最早的花氏族部落之后繁衍成三个氏族部落或四个部落，这就是麽经中每个段落开头的“三界三王置，四界四王造”的真实面目。“三王”即雷部落、鸟部落和蛟部落三首领。鸟部落的酋长是布洛陀，他的名字根据不同的面目有不同的叫法。最早的叫法是“Baeuqluegdoz” baeuq是对资格很老的老年人的尊称；lueg是山谷之意，doz是山谷名称，故Baeuqluegdoz意思是陀山谷的长者，这个名称应是氏族时代的名称。后来氏族升格为部落或部落联盟，作为酋长，他被叫做“Baeuqroegdaeuz”， Roeg是鸟；daeuz 是酋长、首领、大首领、大官、领袖之意。所以Baeuqroegdaeuz意思是鸟部落酋长、鸟部落首领，或者是鸟部落联盟首领，这是最符合氏族部落时代的称呼。后来布洛陀成了麽教主神，成了神话中的英雄神，其名字便叫“Baeuqroxdoh”， rox是知道、懂得之意思；doh是遍及、完全、所有之意，Baeuqroxdoh意思是无所不知的长者、全智慧的神人。“四王”的第四部是虎部落，也叫森林部落，其子孙侬姓，主要分布在桂西南，后来出了英雄侬智高。在《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里，对十二部有详述，麽教还附有十二部图腾画轴神图，但关于十二部落的具体结构，各本麽经有不同的说法。按氏族部落时代，每个氏族部落都有图腾，于是图腾便成了氏族部落的族徽、标志和代码，后世的国旗就是从图腾演化而来的，至今不少国家的国旗国徽仍以图腾为标志。《庅 兵佈洛陀》的《禳解麽经》第一章中唱道：“天上十二姓，地上十二部。[3]下方十二官，村庄十二王。天下十二部，部与部不同。一部声如牛，一部纹如（马）蜂，一部话如蛙，一部音如羊，一部吼如额（蛟），我不说他部。”这里仅列了水牛部、马蜂部、蛙部、羊部和蛟部五部，其他花部、雷部、鸟部省了，还应当有竹部、黄牛部、蛇部和鱼部，这些部都在经书的不同地方出现。在麽教神像挂图里，十二部又变成鸡部、鹅部、鹰部、水牛部、黄牛部、马部、猪部、狗部、羊部、鳄部等，其中一个形象损坏不清，另一个为畸形人首。

不管十二部如何变化，其核心主要是鸟部、雷部（也是鸟形，即人身、鸟喙、鸟翅、禽足）和蛟龙部（鳄鱼为主）。鸟部在右江河谷；雷部在鸟部之东，平果就有雷坡，绵延到大明山一带，形成核心。大明山名为岜社，壮文为Byacwx， Bya是山，cwx是根、祖根、族根，意思是祖根山。洪水神话《布伯》中雷王用洪水淹没天下，就只剩下Byacwx尖端。幸存的兄妹俩被迫成亲，婚后生怪胎肉团，雷王正是在Byacwx将磨刀石形状的肉团剁碎撒到四方，化为众多新人。所以阴雨连绵的大明山是雷公的天下。蛟龙是小妹妹，地域在南海，据麽经，后来它被兼并了。鸟部落联盟逐步强大，沿着右江向东发展，与雷部落结合，终于在商周时代由部落联盟上升为骆越方国，定都于大明山下。骆越方国的意思是越人的鸟方国。

骆越方国结构及其文化

骆越国是壮侗语族民族祖先骆越人在先秦建立的中国地方政权，在《吕氏春秋·本味》中，记载有“越骆之菌”，[4]汉朝高诱注：“越骆，国名。”越骆即骆越。[5]骆越国的性质，过去曾经称为邦国，近人称为方国，按照商汤的旨令，标准叫法应当是侯国。不管如何称呼，都是中央政权下面的地方政权之意。从骆越国留在广西武鸣县马头镇元龙坡和安等秧的近1000座商代中前期到战国初期的古墓葬来看，骆越国建国的时间大约在商代中前期。骆越方国都城附近墓葬群最早的墓葬距今已经有3500多年的历史，说明3500多年前是骆越部落联盟开始上升为骆越方国的年代，都城开始出现小城。后与南越国同灭亡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骆越国的疆域，北到广西西江、红水河；东南到广东的东南部和海南岛；西到今百色西部，与句町国为邻；南到整个南海，包括南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和东沙群岛；西南到今越南中部。这是一个疆域宽广的侯国，有宽阔的海域。

骆越国的中心，历史上不很明确，《史记》和《汉书》只说在南越国之西。南越国疆域主要在今广东中部以上，以广州为中心。其以西显然是广西，但具体位置不详。2005年，南宁市决定开发北郊80千米的大明山旅游资源，在大明山下发现了骆越国都城的一系列遗迹，最主要的是近1000座商周时期古墓群，这是岭南唯一的先秦大型古墓群；发现骆越地名，即离元龙坡古墓葬不远的陆斡镇，壮语为loegvet，是骆越的准确语音。离陆斡镇不远还有一个小镇，叫小陆斡，壮族语音也是loegvet，因比较小，故俗称“小陆”。离马头镇不远又有一个村子，汉字写作夏黄，壮人读汉语黄王不分，夏黄实际叫夏王，壮语叫Yahvuengz ,yah是祖母、奶奶的意思，vuengz即王，夏王即祖母王、女王之意。壮族民间广泛流传娅王（Yahvuengz）传说，说她是古代壮族的一位女王，因为救过麻雀，她死当天所有的麻雀都哀伤，一声不叫，说明她是鸟王，即骆王。据研究，她很可能是骆越国的开国女王，并兼有祭司身份，至今仍然被壮族所有壮族巫婆奉为始祖。她的死连万兽万禽都哀悼，显然是国殇。正如《壮族巫歌哭娅王》所唱的：“你封兵封王”，所以“天下人都来给母王守灵”，因为“母王是天下的母王。”[6]又，在大明山西北的马山县，有个镇叫做“周鹿”，壮话叫做gyaeujroeg，gyaeuj是头的意思，引申为酋长、首领、领袖、王等意思；roeg是鸟，即骆的另一个记音，代表鸟部、鸟国。Gyaeujroeg在这里可翻译为鸟部首领、鸟王、鸟国之王。

此外，元龙坡有王级的墓，出土了标志地位的青铜提梁卣。大明山一带还发掘出了王权标志的玉璋。武鸣师公还保留一种骆峒舞，反映的是骆越国将军率兵出征的情节。从地理条件看，马头镇附近有一条武鸣河，古籍称为骆越水，可作为对外交通要道。大明山下古骆越国都城南边，有小明山拱卫，其13个山口直到明代仍有把守，这是第一道防线；高峰是第二道防线；今穿过南宁市中心的邕江是第三道防线。而比较平坦的武鸣田野，以及通过元龙坡与安等秧之间的山口可以到达的富饶的宾阳，都可以提供丰富的物产。大明山上有娅王点兵台，是骆越国的屯兵之所。往西北是上林县和马山县，崇山峻岭，王城遇险可以退守。这些条件的整合，使这里具备了骆越国中心的各种条件。这个中心的确定，在元龙坡和安等秧墓葬出土的陶器底部的刻画文中也得到证实，出土的陶瓷底部刻有等16个符号，其中见于安等秧的，显然是骆越方国的国徽——一只飞翔的鸟。

骆越国处于青铜文化时期，有灿烂的文化，包括相当发达的稻作农业，以五色饭为代表的饮食文化，高度发达的以铜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闻名世界的花山崖画为代表的文艺文化，以干栏为代表的居住文化，以牙璋和玉片为代表的王权玉石文化，万人蜂拥的歌圩文化，以壮族三大神之一的图额（蛟龙）为代码的开发南海的海洋文化，棉麻纺织文化，以铜针为标志的医药文化，以元龙坡和安等秧陶瓷为代表的陶瓷文化，以大竹和菌（竹笋）为代表的山林文化，以龙母、鸟图腾等和越巫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铜鼓铸造技艺和纹饰科学为代表的科学文化等。门类齐全，异彩纷呈。但是最重要的是文字的产生，文字是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志之一，甘桑刻画文是骆越由部落联盟进入到文明社会的骆越方国的必然产物，是骆越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骆越方国的存亡

古骆越国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商周时代，它是商周下面的一个地方政权，一个侯国，通过进贡竹子、竹笋、玳瑁、珍珠、翠羽等表示对中央王朝的隶属关系。周宣王[7]命令召虎“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实际上召虎不可能亲自管理南海，是通过骆越国去管理的。骆越国开发南海，管理南海，又是由其重要组成部分乌浒（损子）、里（俚）、僚进行的。古籍载：“乌浒，山居，射翠取羽，剖蚌探珠。”[8]“自习俗考之，乌浒人与僚人近。”[9]僚人“能水中潜行，行数十里。能水底持刀，刺捕取鱼。”[10]有此潜行水底之力，方可耕海。早在商初，损子（乌浒）、里（俚）就送去从海里探取的玳瑁和珠玑，给中央王朝留下深刻的印象，故《淮南子·原道训》说：“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重。”召虎作为政府首脑，有意利用这股力量是很自然的。战国时，骆越国进贡了菌（竹笋），被记载于《吕氏春秋·本味》，但记为“越骆”，高诱注：“越骆，国名。”晋代戴凯在《竹谱》中也记载有这宗贡品，进贡者被称为“骆越”。这些贡品虽然不是很贵重，但它表达了骆越国对周的臣服和拥戴，在政治上意义很大。

前219年，秦始皇派50万兵南征，秦军在桂北兴安一带遭到西瓯国的抵抗，说明岭南有方国存在。因为西瓯国在广西的西江以北，骆越国在西江以南，故直接和秦军抗衡的是西瓯国，西瓯君战殁。秦军也付出很大代价，“伏尸流血数十万”[11]是否有骆越国参与抗秦，有两种说法，一为共同抗秦，但由西瓯君率领，故未提到骆越国。一为骆越国处于桂南，未能接仗。不管如何，桂北为西瓯国，桂中以下为骆越国，这是没有疑义的。秦并岭南，骆越国和西瓯国并没有灭亡，只不过位置有所南移。所以赵佗建南越国后，不敢贸然对他们用兵，史载“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粤、西瓯、骆，役属焉。”[12]汉文帝在赐佗书里，也没有忘记西瓯国和骆越国，特加一句：“存问邻国。”[13]师古注曰：邻国“谓东越及瓯骆也。”

南越国时期，同时存在的西瓯国和骆越国曾发生矛盾。民间传说《神弓宝剑》说，南越王赵佗送给西瓯王一把宝剑，西瓯王让王子送给骆越国，表示友好。送剑中，王子爱上了骆越公主。后由于乌龟精的挑拨离间，王子殉情。公主识破化为王子的乌龟精，将其剁碎如泥。公主痛哭王子，眼泪流到南海里化为珍珠；骆越王子的血变成了清泉。[14]

骆越国晚期，发生了所谓安阳王事，史籍弄得比较混乱。《史记·南越尉佗列传·索引》载:“姚氏案,《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曰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将兵讨骆侯,自称安阳王,封溪县。”对这段话,罗香林有如下理解:“骆越亦百越之一支,其居地殆自广西南宁西南,下及广东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以达安南东北部中部，种人之盛,可知也。”这段话是对的。但他又说:“骆越居地以今日安南即法属印度支那之东北部东部为中心,而广西南部及海南岛等,皆其分布范围。”[15]这话就错了，与后来的武鸣马头元龙破考古结果大相径。越南历史学家陶维英也据此认为: “我们根据《后汉书》所载而将骆越置于汉代时的交趾与九真地区。”他又说: “直到越南民族的貉龙君传说都有助于证明骆越是相当于今日越南北部地区。”[16]陶维英在这里把文郎国灭国之前骆越国的范围限定在越南北部即汉代的交趾和九真,这是不正确的.《史记·南越尉佗列传·索引》明明指出:“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南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二郡败后,南越国西边仍有骆越国存在。《史记》卷113《南越尉佗列传》载：“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赵佗不仅不敢灭他们，而且还要贿赂其上层。说明骆越国主体在广西,不在交趾和九真，交趾和九真仅是骆越国的南陲部分，安阳王所管辖的范围也就是交趾和九真而已。

关于安阳王所灭的文郎国，明代以前唯见于宋《太平御览》卷一七二引《方舆志》，但只提到“古文郎国”，其他汉文史书都没有记载。直到明代安南无名氏的《越史略》卷一《国初沿革》才根据传说有“嘉宁部有异人焉，能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碓王，都于文郎，号文郎国”的记载。但越南流传南岗国的传说，它只是由竹王子在今左江上游的越南西北部建立的一个小国，对骆越国主体影响不大。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灭南越国，西瓯国和骆越国同时亡。骆越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在壮侗语族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其中就包括甘桑文字，对中华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

　　骆字从壮语方面来说是地名。壮语对山麓、岭脚地带，统称为六(壮音读lok)，“六”“骆”音近，壮人古时无文字，以汉字记音往往不够确切而难免有所走样，故“骆田”就是“六田”，就是山麓岭脚间的田。岭南特别是广西左、右江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丘陵很多，不少田地是在山岭间辟成的。这种田壮语叫“那六”，照汉语言就是“六田”或“骆田”。正因如此，岭南地区以“六”或近“六”音的字如骆、洛、雒、罗、乐、龙、隆等字作地名的到处都有。可见，岭南地区多骆(麓)田，把垦食骆田的人称为骆越，以别于闽越、于越、滇越、南越等等，是很自然的。

　　骆越是很早以前就居住在我国南方的古老民族。据《汉书·贾捐之传》载：“骆越主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汉书·南蛮传》：“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姓，夫妇之道”。《汉书·马援传》也提到骆越：“援好马，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

　　此外，关于骆越的记载还见于《旧唐书·地理志》：贵州(今广西贵县)郁平县，“古西瓯、骆越所居”，又说党州(今广西玉林县境)“古西瓯所居。秦置桂林郡，汉为郁林郡”。“潘州(今广东高州县)：州所治，古西瓯骆越地，秦属桂林郡。汉为合浦郡之地”。“邕州(今广西邕宁)宣化县;州所治，汉岭方县地。属郁林郡”。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早在周代就有骆人的记载，周秦和汉代活动于今广西地区的人们，有时被称为骆越，有时又被称为西瓯、有时则西瓯、骆越并称。可见它们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从地理位置上也可以看出，西瓯是指与东瓯对举的居于古岭南地区的人们。

　　骆越文化

　　骆越古国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骆越文化中的稻作文化、棉纺织文化、航运文化、铜鼓文化、冶炼制造文化、崖壁画文化、巫文化、龙母文化、玉器文化、柱子崇拜文化等对中华文明、东南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骆越人主要聚居在左右江流域和贵州西南部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骆越因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由于地处中原与华南、西南往来的交汇处，长期的多民族杂居、交流与融合，其文化亦具有多元色彩。其中最能体现骆越文化自身发展特点的是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

宁明县是骆越民族的根祖地，是花山文化的发祥地。为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展现骆越民族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和淳美的民俗民风，挖掘花山独具特色、底蕴丰厚的文化，进一步夯实宁明骆越根祖地位，唱响花山文化品牌，提升花山文化品位，促进文化旅游大繁荣大发展，2014年，宁明县决定于每年农历“三月三”和“九月九”春秋两次举行盛大文化活动，分别称为三月三“骆越王节”、九月九“骆越感恩节”。

骆越祭祀文化

何为“骆越”？不少学者认为“骆”在古壮语中是“山谷”的意思，也有学者认为“骆”也写作“雒”，意为“鸟”；对于“越”字之义，学者也是见仁见智，有说是“水”，也有说是“人”，更有说成是“树蛙”的。实际上“骆”的表层意义是“鸟”，但其深层意义却是“水稻”的代码，即最早的栽培稻“糯”，“越”的本字为“戉”，是挖土的工具，“骆越”就是用““戉”种植水稻的民族。稻作是骆越民族的根，与稻作相关的祭祀也叫“糯祭”，是骆越人最重要的祭祀。骆越后裔民族祭祀的神灵如“三界神”、“花婆神”、“稻神（娅王）”、“大王神”、“土地神”、 “龙王神”等多数与稻作生产有密切关系，就是骆越后裔广泛祭祀的始祖神“浦神（龙母神）”也是从“稻神（娅王）”转世。稻作有关神灵的祭祀贯串于整个稻作生产环节：二月二播种祭土地神，三月三插秧祭始祖神“浦神（龙母神）”，四月八农事结束洗犁耙祭牛魂，五月五求洪水止息祭龙神，六月六招稻魂祭稻神，七月二十丰收祭“娅王”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骆越“糯祭”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祭祀的傩面、画符、诗歌、音乐、舞蹈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化艺术。

　　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现代民族学、历史界一般公认壮族是由中国古代岭南的越人的一支发展而来。她与周奉时期的西瓯、骆越，汉唐时的僚、俚(译音“俚”字，实是壮语中对“蛇”的称呼)、乌浒，宋以后的僮(撞、獞)人、俍(狼)人、土人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壮族与百越中的西瓯、骆越是一脉相承的，从汉至唐初，壮族地区不断的主动或被动的接受汉语言文化，在今壮族地区出现了一些“雄于乡曲”的大姓，如番禺的吕氏，高凉、合浦的冼氏，钦州的宁氏等，称为“百越大姓”，各自雄居一方。唐代，曾把岭南道分置岭南东、西两道，设五府经略使于广州，下分五管。

其中桂、邕、容三管都是壮族先民的聚居区。两宋、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建州县、派官史、征贡赋，中央王朝在壮族地区实行的羁縻州县制度，任用壮族有名望之人为土司管理本族。而中央政府的漠视及土司的横征暴敛给壮族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使壮族人民不堪其奴役，多次反抗。

唐朝的西原“黄洞蛮”起事，宋朝侬智高起义，明朝的俯江农民起义，清朝数百年不间断的起义直到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起事于这片地区。但历次起义都遭到了镇压而告失败。壮族人民在抗击法国殖民者入侵、辛亥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壮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壮族主要居于岭南。岭南地区自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在先秦时代，壮族就属于百越的骆越、西瓯等，远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柳江县的“柳江人”和，“甘前人”，来宾市的“麒麟山人”，荔浦县的“荔浦人”。都安县的“干淹人”和“九楞山人”，柳州市的“白莲洞人”和“都乐人”桂林市的“宝积岩人”，田东县的“定模洞人”，灵山县的“灵山人”等等。这些古人类所在的区域，恰好是壮族先民的活动地域，也是现在壮族的聚居地区。据此部分专家推测壮族为这些古人类的后代。

先秦时期，广西为骆越国，居住着百越中的“骆越”、“西瓯”、“苍梧”人。骆越国是岭南壮族祖先着名的方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

　　公元前1122年的殷历一月初二甲子日，即周历二月初二甲子日的黎明时分，出现了木星合月的特殊天象，周武王大军正在向殷都展开合围。商纣王在此之前使用鸡卦占卜，分别得出被围困之"困"，要迅速撤离之"遁"，寻找定居建国于高山之"坤"三卦，断然决定突围南迁。

于是，左手执钺、头戴王冠的商纣王和一位美人冲锋在前，在由大象与飞鸟组合的总共767人的队伍的簇拥下，成功撤离殷都。突围第七天，正是正月初八午日，周武王派出追兵，商纣王派出40头战象进行狙击，以牺牲12名将士的代价，在元宵节击退追兵。商纣王带着755人的队伍，长途跋涉两个月后，于公元前1122年农历三月初六到达左右江流域，在三月初八建立骆越国。

骆越国建立之后，突围南迁而来的商纣王成为第一代骆越王。他们视甘桑其地为来自中原之后的第二个故乡。为了与当地土著西瓯国融洽关系，他们于农历四月二十一日派出使者团队与当地土著西瓯人进行全力沟通。经过115天的工作，迁徙而来的骆越人与当地土著西瓯人在八月中秋节未日这天达成协议，并在八月十八日戌日举行结盟庆典。

3119年前，这年属于午年，也是商纣王突围南迁建立骆越国后以骆越王执政的第四年，农历七月初一，羌人出兵进犯骆越国，骆越王手举环首刀率领国人保家卫国。骆越王不幸身中毒箭，医治无效致死，于当月初十入土为安。临终前告诫族人，每年要用300天坐上大船巡视江海，哪怕只是剩下一个人，也要扎根生长在这里，建设甘桑。

原来，商纣王早就突围南迁建国，甘桑石刻文记载了这一重大的历史真相。本来，《尚书》就没有写商纣王被杀，晚于商纣王时代1000多年的《史记》，却把商纣王之死的坊间传闻编成了历史。

源流：百越一瓯一瓯骆一西瓯骆一西瓯骆越一乌浒一俚僚一僮一俍一沙一侬一壮，为一脉相承。

花山传说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宁明那利有一个叫勐卡的青年，力大无穷，吃得也非常之多。当时，因为皇帝暴政，民不聊生。勐卡想造反，但没有兵马，于是在纸上画。他画的兵马，经过一百天就可以变成真人真马。因为不能让人知道，勐卡只好白天画画，晚上做工。在勐卡已经画了九十天时，意外发生了！他的母亲趁他不在家时，偷偷打开箱子察看，谁知刚把箱子打开，所画的兵马就都飞走了。但，他们飞去哪里了呢？谁都不知道。后来有一个靠打柴为生的穷后生去花山打柴，不小心把柴刀掉落到崖边，他顺着陡崖爬到山脚下到了明江边。这时，他突然听到从一个岩洞里传出了敲锣、打鼓、弹琴、唱戏的声音。后生觉得很稀奇，便往洞口走去。走到岩洞深处，他看见了有很多兵马。岩洞里的人见生人到来，就上前查问：“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的？”“我是靠打柴为生的穷人。”砍柴人说道，“我在山上弄掉了柴刀，特地来找柴刀的。”士兵们见他为难的样子，都很同情与怜惜。于是说道：“你想要什么东西，我们这里都有，你自己选吧！”这时，砍柴人才发现这个山洞里堆满了金银珠宝。但他什么都不要，只要一把柴刀和两斤大米，说：“够我今天吃的便可以了，我今天砍不了柴哕。”从此以后，岜耀屯的人生活遇到困难，便都到岩洞去找他们解决。但用完了就拿去还，没人私占。后来有个贪心的人借了不还，岩洞就自动关闭了。那个贪心的人怀恨在心，把这件事告诉了皇帝，皇帝认为那岩洞里的兵马一定是勐卡的兵马，便派兵去攻打，山洞里的士兵们寡不敌众，全部阵亡。血和尸首映到明江边的峭壁上，就形成了岩画。

古时的神话传说，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有些神奇得有些荒唐。但对于古人来说，则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人们常说的花山岩画，狭义指宁明县花山岩画。

广义指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凭祥、龙州、宁明、崇左、扶绥、大新、天等等壮族聚居区的左江流域各县发现的岩画。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是集“岩画—山体—河流—台地”为一体的文化景观，具有“青山环碧水，岩画面台地”的空间特征。“花山”壮语称为“岜莱”，意思是有画的山。宁明的花山岩的人物画像是最多的，约占整个画面图像的80%，其余为动物画像、器物画像、日、月、星辰图像。对于花山岩画的创作，

目前比价流行的说法是：花山岩画创作于战国至东汉，是古骆越先民对生产生活和宗教信仰的记录。花山岩画的每组内容都十分丰富，最常见的画面是一高大的人位于人群中央，腰佩刀剑，旁边有铜鼓、狗和马等形象，看起来像是作战会师、庆祝大会或集体娱乐。

而在画面的中心人像有些超过2.5米甚至接近3.58米，大大超过了真人的实际高度。人物的姿势为双脚“八字”蹲，双手举起，双腿屈蹲外张，两臂前撑。还有铜鼓图像，直径在1米左右，与出土的实物相差不多。花山岩画的线条较粗，用色统一，画面气势磅礴。站在岩画前，整个视野瞬间被填满了，思绪禁不住诱惑被吸入画面中。耳旁则响起了敲锣、打鼓、弹琴的声音，红色的小人随着乐声动了起来，有的拔出短剑跳起祭祀舞蹈或者敲起了铜鼓...承载了一个古老民族文明的花山岩画，也许早就注定了不会因岁月而沉寂，不会因风雨而没落。

千百年后，终为世人所知。这或许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