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子墨

作者：翟玉珍 (戎装英姿的父母亲)

都说风蚀石裂，雨锈钢铁，岁月能压弯脊梁，可父亲的意志与精神，却在百折千磨中始终坚韧如磐。他用双肩挑起家国重担，铸就了我心中永不磨灭的丰碑。

1931年10月的一天，江苏省扬州城一户朱门红墙的深宅大院内，新生命的啼哭打破了宁静。庭院张灯结彩，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众人喜迎这“天降骄子”——这个幸运的小男孩，便是我的父亲。自幼，父亲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中成长，聪慧勤勉的他，是家中捧在掌心的珍宝。

然而，日寇的铁蹄无情碾碎了这份安宁。父亲7岁那年，扬州沦陷。一场惨绝人寰的敌机轰炸后，他失去了双亲与家园，在废墟中成为孤儿。这场变故，在他幼小的心灵刻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此后，他只能独自跋涉人生长路。吃百家饭长大的他，当过童工、雇工，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亲眼见证日本侵略者与反动派犯下的累累暴行。仇恨的种子，就此深埋在他心底。为了让中华民族不再受欺辱，为了同胞能过上安稳日子，1945年7月，年仅14岁的父亲怀揣理想与信仰，毅然加入新四军。

初入部队，因年纪小，首长将父亲留在身边当警卫，后又送他去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文化与号目知识。父亲笃志好学、颖悟过人，很快便成为华东教导团的前号排长。战场上，他机智勇敢、不惧牺牲，多次圆满完成任务，因战绩卓越屡立战功、荣获勋章。

解放战争时期，在一次战略转移中，战士们顶风冒雨行军一昼夜，早已人困马乏，有的甚至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年纪小、身体弱的父亲，很快体力不支，加上淋雨，发起高烧。但他仍紧握着冲锋号，咬牙坚持。拂晓时分，大部队与国民党74师正面遭遇，战斗瞬间打响，异常惨烈。子弹带着火光从耳边呼啸而过，父亲沉着冷静、机警准确地传达着首长的命令。突然，一道带着刺耳声响的火光朝着首长方向飞来，父亲毫不犹豫地扑向首长，用身体挡住了爆炸后飞溅的弹片，自己却身受重伤。为不拖累大部队转移，父亲要求留下与警卫连阻击敌人，为大部队争取时间，可首长和政委坚决不同意，硬是将他架上战马，杀出重围。1948年11月，部队转战山东曲阜，在那里，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军号陪伴父亲走过峥嵘岁月。据父亲讲述，淮海战役的战壕里，他曾与死神擦肩而过。

那是1948年12月的一个凌晨，敌军探照灯如毒蛇般扫过阵地，父亲正蜷缩在掩体后擦拭军号，铜质号身映着雪光泛着冷意。突然，一发迫击炮弹在百米外炸开，冲击波将他掀翻在泥水里，军号滑入冰窟。他顾不上刺骨的寒意，纵身跳进没膝的冰水，摸索了三分多钟才捞起号身——号嘴已磕出豁口，却仍在他掌心发烫。

那次战斗中，他曾创造“三音退敌”的传奇。当敌军一个连借着浓雾突袭时，父亲躲在弹坑后连续吹奏“集合号”“冲锋号”与“迂回号”，不同音律在山谷间回荡，竟让敌人误以为我军主力合围，仓皇撤退。战后战友打趣他：“你这把号比一个营的兵力还管用！”父亲却摩挲着号身上的疤痕说：“号声就是军心，吹错一个音符，就要多流十滴血。”

不久，父亲所在部队被调往陈官庄执行任务。当时，短距离通讯无法使用电话，只能靠军号传递指令。部队在前沿埋伏一天后，傍晚突然出现不明情况。父亲率先用军号识别敌我，发现敌情后立即发出警报，随后准确传达首长命令。一段段不同音律，将作战指令精准下达各部。这时，一小队敌军闯入我方警戒线，四处探查，首长下令抓活口、获取敌方部署。父亲迅速司号，很快，我军便擒获了敌军侦察兵头目，拿到部分作战计划。根据战斗形势，我军通过军号合理调配兵力。战斗打响，战士们士气高昂，战场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枪声、爆炸声、呐喊声交织，如同一曲震撼人心的交响。父亲用不同节奏的军号声指挥战士行动，把控战斗进程。战斗最激烈时，他吹响冲锋号，刹那间，军心大振，我军如利剑出鞘，震慑敌军，最终取得胜利。淮海战役大获全胜，父亲也因此荣获二等功，获得一枚珍贵的淮海战役纪念章。

父亲的军功章盒子里，还压着一张泛黄的纸片，是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他在长江边写下的誓言：“若有来生，仍做吹号人，为山河破晓，为苍生前行。”字迹被江水洇得模糊，却能看见末尾画着个歪歪扭扭的号角——那是他用树枝在沙滩上写了又写的符号，像极了后来北大荒田垄间，他开着拖拉机犁出的第一道辙痕。

无数个日夜，父亲在烽火硝烟中出生入死、冲锋在前。从抗日战争的枪声，到解放战争的炮火；从渡江战役的千帆竞发，到淮海战役的万炮齐鸣，他用手中的军号，奏响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1952年8月，父亲放弃在南京军区工作的机会，转业到苏北农学院学习拖拉机技术。在那里，他邂逅了从朝鲜战场凯旋的母亲。二人相互激励，共同描绘建设祖国的宏伟蓝图。毕业后，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奔赴北大荒。

初到北安二道河农场，荒原千里，条件艰苦至极。没有住房，他们就亲手割草、砍树条，搭建简陋的“马架子”栖身。随后，便投入到开荒生产中，填沟壑、修水渠、垦荒地，常常劳作到夕阳西下，满身疲惫。父亲却总是乐观地说：“天当房，地当床，玉米野菜当干粮，只要不怕苦、不怕累，荒原定能变粮仓！”建场初期，拖拉机等机械稀缺，人力开荒效率极低。身为包车组长的父亲，喊出“人停车不停”的口号。他让学员轮班开车，自己却日夜守在车后扶犁掌舵，困极了就地头眯一会儿。有一次，他连续三天没合眼，累倒在了田间。

1956年11月，父亲调任黑龙江省第一劳改支队梧桐河农场，先后在农场五队、七队担任要职。梧桐河地势低洼，沼泽遍布，开垦难度极大。夏季，农机车常陷入泥潭，父亲就趴在车底徒手挖泥，靴子被石块铁条划破，双脚泡在泥水里也全然不顾；冬季，他带领大家顶着零下40℃的严寒，在河套兴修水利。东北的寒冬，呵出的气瞬间在脸上、眉毛、胡须凝成冰晶，每个人都像“圣诞老人”。荒地里，野狼、黑熊时常出没，父亲便指挥战士持枪自卫，偶尔打到野味，还能给食堂和幼儿园改善伙食。小时候，父母工作繁忙，姐姐和哥哥长期寄住幼儿园，年幼的我被寄养在奶娘家，一家人只有逢年过节才能短暂团聚。

1958年，父亲在梧桐河农场搞起了“土法炼钢”。为解决拖拉机零件短缺问题，他带着技术组在马棚里支起土高炉，把报废的齿轮回炉重铸。有次炉温失控，铁水溅到他肩头，烧焦的军大衣冒起青烟，他却抄起铁棍死死抵住炉门：“这炉钢水要是废了，春耕就得耽误半个月！”最终，他们用这种“笨办法”浇铸出犁铧、链条等13种零件，场部黑板报称他们是“荒原上的铁匠铺”。

1960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饥荒肆虐，食品极度匮乏。父亲为节省粮食，每天只吃一顿粥，搭配少量代食品，饿极了就喝水充饥，最终全身浮肿。即便如此，他仍坚守工作一线，为农场建设倾尽全力、奉献青春。

更难忘1963年的“雨夜抢收”。连续七天暴雨冲垮了稻田堤坝，父亲带着突击队驾驶“东方红-54”拖拉机冲进齐腰深的积水。他站在驾驶室顶棚挥舞红旗指挥，泥浆裹着雨点糊住眼睛，却精准报出每块洼地的深度：“三号地块西南角有暗沟，挂二档斜切！”当最后一捆稻子装上拖车时，他从车顶摔进泥坑，怀里还紧紧抱着拖拉机的操作手册——纸页已被汗水泡成了纸浆，却仍能看清他用钢笔圈出的“防陷十法”。

在我们心中，父亲高大威严，却也不乏和蔼可亲。节假日回家，他总会和我们一起嬉戏玩耍。我和哥哥骑在他背上，模仿骏马奔腾；有时，他还会拉起小提琴，《梁祝》是他的拿手曲目。演奏时，父亲嘴角微扬，左手手指在琴弦上灵动跳跃，右手用力运弓，将心中情感尽情倾泻。那婉转悠扬的琴声，如潺潺溪流，缓缓淌过我们心间，那一刻的幸福，至今难忘。

父亲也是个规矩颇多、要求严格的人。站姿、坐姿，与长辈交谈的语气、眼神，甚至吃饭时手扶碗的位置，他都有讲究。学业上，他更是严格要求我们必须品学兼优。“诚实做人，专心做事”，是他常挂在嘴边的教诲，我们也始终牢记于心、践行至今。

我们姐弟三人的童年，是在父亲的“军规”里长大的。每天清晨必须列队晨跑，他举着秒表站在屋檐下：“摆臂要过腰，步子要踩线！”有次哥哥耍赖装病，被他拎到仓库罚站，指着墙上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逐条讲解。直到看见哥哥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抄满三张纸，才递过一碗姜汤说：“军人的孩子可以输体力，但不能输骨气。”

他的“书桌训诫”更让人印象深刻。我念小学时贪玩弄丢了作业本，他没打骂，却在饭桌上用筷子敲着碗沿：“你丢的不是本子，是‘有始有终’的规矩。”那晚他带着我打着手电筒去学校找本子，秋夜里露水浸透了他的布鞋，却在找到本子后蹲下身，用袖口擦净封皮上的泥渍：“物件要爱惜，就像爱惜自己的名声。”

1973年，父亲调入场部物资科，负责全场物资计划调配。工作岗位与性质虽变，但他的初心始终未改，这也是上级领导对他的信任。父亲业务能力超强，全场各类农用车、汽车、拖拉机的机械配件，从大小、型号到用途，他都烂熟于心，甚至各单位仓库零件的摆放位置，他也一清二楚。每年省里对农场计划调拨员进行业务与思想考核，父亲总是名列前茅。有人说物资计划调配是“肥差”，可在父亲眼中，工作无高低，关键在一个“实”字——诚实、谦实、踏实、真实。

记得全国订货会议后，一天，一位外地推销员带着一台电视机来到我家，希望父亲预订他们厂的农机具，并以此作为答谢。那个年代，家里连收音机都没有，电视机更是稀罕物，但父亲坚守原则，断然拒绝。推销员临走时竖起大拇指赞叹：“不愧是老兵！一进您家，看到屋里的简朴陈设，我就料到结果了，敬佩！”类似的事情数不胜数，在父亲心中，国家和集体利益永远高于一切。

有年春节，邻居偷偷给父亲送了两斤猪肉，他发现后立刻让我提着肉去退。零下三十度的天，我冻得直哭，他却板着脸说：“你记住，拿了这肉，咱家的门就矮了三寸。”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年他总把单位发的油票、布票偷偷塞进困难职工的门缝，自己的衬衫却补了又补，领口磨得能看见棉絮——就像他常说的：“共产党员的体面，不在穿什么，而在站得有多直。”

1975年春节前夕，梧桐河农场党委派父亲和徒弟赵宝玉前往北安农场采购拖拉机起动机曲轴箱。当时天寒地冻，交通极为不便，几天才通一趟车。几经辗转，他们到了莲江口，准备乘77次列车去佳木斯转车。谁知77次列车爆满，到站后根本不让乘客上车。若不能按时抵达北安，农机物资极可能被其他单位买走，影响农场物资调配和春耕生产。情急之下，父亲和徒弟爬上火车，坐在车头水箱上前往佳木斯。寒风如刀，刮在身上生疼，他们咬牙坚持。列车到站时，两人浑身挂满白霜，眉毛、胡子雪白，手脚早已冻僵，但他们及时完成了任务。

(父母亲的转业军人证书)

父亲一生心系集体，吃苦在前，兢兢业业、默默奉献。正因如此，他多次被上级和农场党委授予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在北大荒的岁月里，尽管环境恶劣，他却无怨无悔，因为他是军人，是共产党员。他将毕生心血都献给了这片土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后人曾赋诗赞扬父亲：“孤儿少年不自哀，转战南北戍边陲，顶风冒雨斗严寒，驾铁马垦荒原。”父亲在我们心中无比伟大，虽然我们未曾亲眼目睹他战场上的飒爽英姿，但他胸前闪耀的军功章，诉说着往昔荣光；虽然我们没听过他在荒原上的呐喊，但我们深知，他用最美的青春，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奋斗战歌。

1992年深冬，父亲躺在病床上已说不出话，却总用手指着衣柜顶的木箱。我爬上梯子抱下箱子，打开时愣住了：褪色的新四军臂章、磨穿底的牛皮绑腿、淮海战役纪念章，还有那把磕了豁口的军号。他颤抖着拿起号嘴贴在唇边，却只能发出沙哑的气流声，眼泪突然顺着皱纹滚落。母亲俯身在他耳边说：“孩子们都在，北大荒的稻子今年又丰收了。”他这才缓缓抬起右手，在枕头上敬了个残缺的军礼——指尖颤抖着，却努力指向窗外的北方。

送葬那天，梧桐河农场及周边兄弟单位的老战友们自发组成号队。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号声响起时，我突然懂了父亲为何总把军号放在枕边：那不是乐器，是他用一生吹响的信仰。如今这把号挂在我书房的墙上，阳光穿过号管时，总能看见尘埃在光柱里飞舞，像极了他当年在北大荒挥汗时，汗珠坠落在黑土地上的模样。

涛涛梧桐河水，承载着父亲的期望。几十年风霜雪雨，染白了父亲的鬓角，苍老了他的容颜。虽然父亲已离去，但他戎装英姿、音容笑貌，永远镌刻在我们心中，铭刻在北大荒人的记忆里，永不磨灭！

如今站在梧桐河的堤坝上，仍能看见垦区博物馆的玻璃柜里，陈列着父亲当年用过的拖拉机方向盘。皮革握把已磨得发亮，却还留着他手掌的温度。去年清明，我带着孙子来扫墓，孩子指着墓碑上的照片问：“太爷爷的眼睛为什么总看着北边？”我摸着他的头说：“因为那里有他没吹完的号声，有他用一辈子耕出来的春天。”

河风吹过墓园，吹得松涛沙沙作响，恍惚间又听见那熟悉的旋律——不是《梁祝》的婉转，而是淮海战场上激昂的冲锋号，是北大荒清晨催工的起床号，是父亲用生命奏响的，永不落幕的足迹之歌。

　　父母亲再次来到天安门前，重温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