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指挥部转运组。

美友69325265

<p class="ql-block">一次在执行任务途中,车胎被石子刮破了。那时是封城最严的时候,偌大的城市就是一个现实版的“鬼城”,通过关系,好不容易找到一哥们愿意帮忙修车。不一会儿功夫,车胎便补好了,问多少钱,对方说,“钱就算了,你们有口罩的话,能给我一些够家人用的口罩就好了!”</p><p class="ql-block">王文蛟回忆,当时他们哥俩开车重新上路后,还笑谈修理工小哥要换口罩的事,但说着说着眼眶里突然就涌出了泪......</p><p class="ql-block">此时,王文蛟、孙立昊这两位89年生的同龄人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这么久,只有空闲时候才会给家里打个视频电话,但往往都得瞅机会。因为,白天全天都是在机场、高铁站、高速路口、火车站和被接送人员住所,开着非专业的救护车来回奔波,连吃饭的时间都不能保证,等到凌晨终于有了时间,但家人早已进入了梦乡。</p><p class="ql-block">王文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女儿6岁,儿子刚刚3岁,母亲那段时间重症住院,父亲既要上班又要去医院照顾母亲,妻子和他是同一个单位,虽不在抗疫一线,但也身负责任,孩子无人照顾,只好拜托亲戚朋友。他是在母亲出院后才知道自己不在时,家里经历的那段艰难岁月。</p><p class="ql-block">孙立昊本盼着能在数月后当上爸爸,但噩耗却在疫情刚刚缓解时突然发生,妻子流产了。孙立昊说,好在我们两家父母住的都不远,父母及时赶到,一场可能发生的更大悲剧才被阻止。遭遇这样的痛楚,妻子并没有抱怨过,父母们也给予他无声的支持。</p><p class="ql-block">回想起一年多来经历的点点滴滴,两位大小伙有无数的感慨。“当初接到通知时,我们觉得自己最适合做接送组的工作”孙立昊说,“城市管理与市政交通局就是和大大小小的社区、门店和企业打交道的,作为基层员工,我们俩几乎走遍过沣东新城辖区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对辖区道路、社区等都非常熟悉。所以在填写分组志愿时也不多想,就直接划勾选报。”</p><p class="ql-block">孙立昊、王文蛟的工作就是负责“一场五站”的接送任务,他们组共有13个人,分了三个车组,他俩是搭档,也是入职最早的员工。王文蛟在2011年就进入工作岗位,孙立昊入职晚了半年,那时候整个西咸新区才刚刚组建,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所以我们对沣东有着特殊的情感”王文蛟说。</p><p class="ql-block">一场五站是指:咸阳国际机场、西安北客站、西安火车站、阿房宫高铁站、咸阳秦都高铁站和鄠邑高铁站。“我们每天的工作不是在去这些地方的路上,就是在从这些地方回来的路上,电话必须24小时开机,并保持随响随接的状态,没有停歇,任务就是命令”。</p><p class="ql-block">王文蛟说,最繁忙的时候,几乎没有吃饭和休息的概念。有时候盒饭来了,命令也来了,盒饭只能放在桌子上,立马起身。</p><p class="ql-block">“盒饭当然是无法带走吃的,这是我们的工作照”,孙立昊从手机照片中翻出一张指着说,“这是他,旁边的是我。整天的工作必须穿戴防护服、护目镜,防护物资在一开始是非常紧缺的,防护服划破了就用胶带贴严实了再穿上。你不知道危险来自哪里,所以盒饭是不能带走吃的,等这趟任务结束时,盒饭就成冷饭了。”</p><p class="ql-block">接送任务不是从A点到B点那么简单,你必须得随机应变,解决各种突发情况,比如车子爆胎、和待接人员的沟通以及小区物业等相关人员的沟通等等。</p><p class="ql-block">其中最难最害怕的就是政策沟通的问题。王文蛟说,刚开始时各省市没有统一的政策,很多时候社区得到的政策信息是滞后的。记得3月25日,湖北除武汉全省解封,当晚9点我们接到任务,从西安北客站接一位中铁武汉员工回西安的家。我们11点多到达当事人所在的社区,但被拒之门外。在多次沟通未果的情况下,这位已经疲惫不堪的中铁员工对我们说:“还是不麻烦你们了,你们送我去高铁站,我还是买张返回的票吧”</p><p class="ql-block">王文蛟说,既然国家的解封政策已经开放,我们就必须得依照政策执行到位,这不仅是我们一线人员的工作职责,我们的工作也代表着西安这座城市的形象。</p><p class="ql-block">“那时候很多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对待来自武汉及湖北地区的朋友,所以当天就遇上了这样的尴尬!”王文蛟说,我对那位中铁职工说让他放心,一定会让他回到家中。后来通过指挥中心跨区域协调,终于在一点多让这位几近崩溃的离鄂人员回到家中。看到他回家时愉悦的表情,我们也松了一口气。</p><p class="ql-block">这种“有色眼镜”有时候会令人窒息。“3月上旬,我们接到了从陕北被遣返的母子二人,男孩才三四岁,她们是武汉人。这对母子在春节前就离开武汉,在陕西旅游,后来因为疫情持续严重,他们也就没有办法继续旅行了,但此时也无法返回武汉,后来就因为武汉身份被迫遣返。最终,在我们的帮助下,这对母子栖身在了西安的亲戚家。”孙立昊说。</p><p class="ql-block">毒魔是无情的,在接送组工作的这一年多日子里,由一开始的兴奋,到担心甚至恐惧,到现在觉得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王文蛟说,他三岁的儿子看到他全身武装的工作照片时说,“爸爸和电视里的人一样,是抗疫英雄!”而在以前,他穿制服时说他是警察。</p><p class="ql-block">诚如王文蛟和孙立昊一样,同在转运组的田卫斌,在此前的一次转运工作中突感臀部疼痛,在忍痛完成当天转运工作后,到医院检查确诊为因长时间开车转运,导致屁股肿胀,长疖子。手术后仅仅三个小时,躺在病床上的田卫斌从微信群看到同事们忙碌在一线,做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具有多年现场执法经验的执法骨干,他再也在医院待不住了。尽管伤口还没有痊愈,遵照医嘱应该在医院观察休养,但是他主动向组织请缨,停止休养,要求加入到一线转运工作中去。用他自己的话说:“做为一名共产党员,看到同事们都在一线,我也应该冲在抗疫一线,这是我的职责。”</p><p class="ql-block">9月学生开学季,新疆出现疫情,但新疆返校学生居多,是转运组依然主动承担起了辖区内技术类院校学生的接送工作。有的学生到机场或者火车站出站口已经凌晨四五点,转运组每次都安全、及时地将学生送到学校。西安轨道交通技师学院的老师说:“外省学生主要通过机场和火车站返校,学生普遍年龄较小,家长都不放心,有的学生又是深夜或者凌晨才到西安,多亏了有市政城管交通局驻机场和火车站的转运人员为返校学生提供帮助,我们认识的一个工作人员田卫斌,还给学生提行李,让人觉得很很贴心很安心。”所以后来才有了家长们纷纷前来感谢的暖心一幕。</p><p class="ql-block">因为家里的变故,两个未成年孩子从外地来到了西安打工,检测显示为红码,两孩子又身无分文,无法自费集中隔离,转运组得到情况后第一时间请示上级,为此沣东新城转运组专门成立了特别照顾小组,对未成年人进行众筹、谈心等方面的暖心照顾,让他们不再因饮食、住宿、如何返家等问题而担忧伤神。“等我们长大后一定过来找你们”,这是火车缓缓驶出古城时,两孩子挥手含泪大声说出的话。而这一切都是源自我们转运组工作人员无微不至、精心照顾,并将他们安全送回老家。</p><p class="ql-block">“我们已经28小时没有上厕所,没有喝水,没有吃饭了,是转运组的哥哥姐姐,他们把自己的饭菜留给了我们。”这是境外返陕留学生,下飞机看到转运组工作人员后哭着说的一句话。因为只想表示对防疫人员的感谢,没想到旅途的奔波不易、归国后的安心以及下飞机时的所见让她多种情愫交织在了一起,所以就不自觉地哭了出来。</p><p class="ql-block">同时她下飞机时已经凌晨了,“那时基本有什么旅客,不少区值守点的工作人员正在躺椅上休息,依旧是全副武装的状态,而且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防疫工作。当我被带至转运点时,工作人员全都打起了精神,来帮我提行李、办手续。”她说,办理手续的过程并不繁杂,但是转运组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耐心地告诉她接下来会如何隔离、如何进行测温、如何进行检查等等,让她觉得特别感动。</p><p class="ql-block">这一幕幕暖心的画面,是因为他们有一份责任心,所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可能的亲力亲为;因为他们有一份认同感,希望能用自己的微薄之力给沣东新城抗疫的“大河”加上涓涓细流;因为他们有一副热心肠,所以对待困难总是办法更多。其实他们都只是普通的党员干部,却是我们沣东新城防疫一线上最耀眼的“明星”。</p><p class="ql-block">是的,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正是有了像我们转运组王文蛟、孙立昊、田卫斌这样默默奉献的“最美逆行者”的坚定守护,才让我们沣东新城多了一份安全和健康的保障。正是这一个个普通人,甚至默默无闻,却挺身而出做豪杰,牢牢拽着绳子“生”的这一端,每个人都那么地用力。所以在此真挚地向转运组的郑建忠、邵文博、段飞、张楠、刘泽华、刘研、黄冬妮、张建星等同志致敬,因为他们和王文蛟、孙立昊、田卫斌一样,坚守岗位,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给予他人,舍小家为大家,在社会有需求、国家有困难时,挺身而出,他们虽平凡,却不平凡!</p><p class="ql-block">疫情在每个人身上都演绎着不同的故事,恣意全球的新冠疫害,在践踏人类健康的同时也在洗涮着这座星球,转运组这些普通而不平凡的故事链接起来却将重新构架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