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党案》三烈士和他们的亲人

姚渭

导 读

· 作者题记

· 腥风血雨的四月～缅怀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等二 十位革命先烈

. 与父亲和母亲一起去坐牢～缅怀李星华先生

. 一位饱受摧残、痴心不改的翻译家～缅怀张友松先 生

. 参加《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党外文学翻译家

. 袁木欠张友松先生一个道歉

. 一份张友松自己撰写油印的“我的紧急呼吁”书

. 中国文化界没有忘记的老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谨以此文，纪念1927年《北京党案》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三烈士和他们的亲人。

—作者题记

腥风血雨的四月～缅怀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等二十位革命先烈

1927年4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4月6日北洋军阀张作霖在北京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所谓《北京党案》，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28日北洋军阀张作霖以“实系赤党，宣传共产”罪名残酷绞杀了以中国共产党創始人李大钊为首20位革命志士，这一天也宣告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终结，《北京党案》中广受新闻媒体关注有三位烈士:中国共产党創始人之一、 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中国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中国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委员李大钊烈士（1889～1927）；时任中国国民党二届侯补中央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国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委员、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委员兼商民部长路友于烈士（1895~1927）；时任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別市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张挹兰烈士（1893～1927）。在敌人绞刑架下，他们英勇不屈，正义凛然，視死如归，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篇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篇章。烈士牺牲后，有三位先生因烈士结缘，这三位是李大钊烈士的女儿李星华女士（1911～1979），路友于烈士的女儿、我的母亲路端谊女士（1915～1991），张挹兰烈士的胞弟张友松先生（1903～1995），她（他）们命运多舛，在历史漩涡中逆行，继承烈士们遗志，投身新中国建设，为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诠释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不屈不挠靓丽人生……

1927年4月18日，《大公报》在“北京党案中之重要人物与证据”专栏中，刊登了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三人半身像，特别刊登了在苏联大使馆及辖区搜查出所谓武器弹药及共产党文件等照片，成为杀害这些革命者的所谓“证据”。

1927年4月7日北京《晨报》在“东交民巷空前事件栏目”，称“昨日军警包围搜查共产党大本营，逮捕中俄男女六十余名，搜查手枪炸弹文件数车，李大钊路友于被捕说”，详细报道了北洋军阀张作霖逮捕以李大钊为首革命人士的过程，史称“北京党案”。

　4月 16日，《晨黄报》刊登了路友于半身照片，並冠以“共产党商民部部长”的头衔。

4月 17日，《晨报》报道了被捕的九位主要人员，中为李大钊烈土，右上1为路友于烈士，左下2为张挹兰烈士。

1927年4月28日世界日报刊登杀害烈士的过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急忙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共产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4月28日上午10时，敌人的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等20位革命者立即处以死刑。当天下午，他们被押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处以绞刑。

杀害烈士的绞刑架，一次处决二人，分十批杀害了20位烈士，耗时约3个多小时。三烈士中，李大钊和路友于首登绞台，是《北京党案》首批被害烈士，而张挹兰是最后一位殉难烈士，这位伟大女性，面无惧色，目睹了杀害烈士的悲壮过程。杀害烈士的绞刑架系从国外进口，1949年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被编为0001号，摆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室醒目的位置。

1927年4月28日烈士牺牲后，多家新闻媒体都刊登了这幅在绞刑架下三位烈士就义前的合影，中间是李大钊烈士，左是路友于烈士，右是张挹兰烈士，解放后有关刊物和纪念馆也都展出过这张合影照，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广为传播的一份文史资料。本件系李大钊烈士陵园纪念馆陈列的照片。

198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举行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李大钊纪念碑正面碑文由邓小平题写，中共中央题写纪念碑铭文纪录了李大钊领导中国北方革命活动事迹，镌刻有20位革命烈士的名字。

10月24日北京市民政局受中共中央办公厅委托邀请我毌亲路端谊和父亲姚玉清出席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这 一 天在李大钊烈士陵园旁，中共北京市委为我外祖父建立的路友于烈士纪念碑也正式落成，北京及陕西媒体都报道了路友于烈士纪念碑落成的消息。

1985年《人民出版社》在党和国家三位最高领导人关注下，出版发行了《革命烈士传》，这部专著是由陈云题写书名，邓小平题词，李先念作序，这部高规格的专著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革命先烈们高度评价。

在这部《革命烈士传》笫一集中刊登了《北京党案》三烈士在绞刑架前的合影照，並收录了三位革命烈士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的传略。

路友于烈士牺牲后，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烈士英名录》中载有烈士的英名。1981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烈士颁发了编号为陕烈字第000507号革命烈士证明书。

1988年，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诸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联合编著了《民主革命的先驱路友于》纪念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路友于烈士纪念活动在海内外产生极大影响，1996年路友于烈士胞弟，台湾地区著名教育家路君约教授以86岁高龄回到家乡山东诸城，向政府提出在家乡捐资筹建恢复以路友于烈士命名的学校，以改善家乡孩子受教育的环境，使后辈学子都能记往烈士的英名並传承下去，他的倡议受到政府和乡亲们的欢迎。乡亲们还捐资为路友于建立塑像一座，在家乡建立纪念碑，以多种形式纪念从家乡走出去的这位英雄。1997年山东诸城举行隆重《友于学校》和路友于烈土塑像落实典礼，来自国内各地以及台湾、香港地区和美国路氏亲属参加了典礼，当地党政领导和路君约教授为塑像和学校揭幕。

作者应邀也参加了这一活动，这是在诸城家乡路友于烈士纪念碑旁的留念。

和李大钊同时遇难的还有北大学生和校友范鸿劼、杨景山、邓文辉、张挹兰、姚彦5位烈士，在北大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镌刻有他们的英名。张挹兰是20位殉难者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最后受刑的一位烈士。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绞刑执行过程中，在死神的威胁面前，张挹兰毫无惧色，视死如归。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追述道:“4月28日，张挹兰被叫走了，她那天穿得特别整洁、干净，头发梳得也很齐整……”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 《顺天时报》记载:“……第三辆车为女犯张挹兰及邓文辉同坐，下车时张挹兰面现喜色，昂首挺胸而入……”

株州市革命烈士陵园中张挹兰烈士纪念专栏。

　　与父亲和母亲一起去坐牢～缅怀李星华先生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逮捕了李大钊，李夫人赵纫兰女士、长女李星华(1911—1979）和次女李艳华也一同被捕，在狱中被关押23天，其兄李葆华当时不在家，逃过一劫。奉系军阀张作霖残酷杀害李大钊等二十位烈士第二天，李夫人及二位女儿才被释放。1927年4月30日北平《晨报》叙述李大钊亲属同时被捕过程，称“李大钊遗族之悲惨”。

李星华先生，1911年11月出生于乐亭县大黑坨村，与母亲赵纫兰女士生活在一起。1918年夏，跟随母亲来到北京，从此在父亲身边，一边帮助母亲料理家务，一边上学。1927年4月，她与父母亲及妹妹李艳华一起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抓捕，在狱中关押20多天。出狱第二天，竟是父亲壮烈牺牲之日。自此辍学照顾母亲和弟妹，1931年复学，1932年加入共产党，因故与党失去联系。1933年4月，为父亲公葬奔走，5月母亲病故后，李星华先生在艰难中挑起生活重担。1935年12月，李星华投入“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第二年她与贾芝结婚, 1937年在中法大学毕业,1940年与妹妹一起赴延安市，1945年重新入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教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郁愤成疾，双目失明，1979年病故，终年68岁。主要作品有《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白族民间故事集》《十六年前的回忆》。其中1943年在延安完成《十六年前的回忆》一文入选语文六年级课文，影响和教育数代青少年，《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是在她去世后不久出版，为读者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外祖父遇难时我母亲年仅12岁，外祖父殉难给一个幸福的家庭带来的是灭顶之灾。对于这一噩耗，有很长时间族人瞒着外祖母王淑仪老夫人，王老夫人每天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独自一人站在村外大树下远望，期盼远方的亲人归来，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盼来的却是亲人的死讯，她怀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期望带着两个孤儿在大家庭中求得生存，但仍被迫分家，她无力供两个子女上学，只好中断儿子的学业，供女儿上学，王老夫人这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夫君为国牺牲，她独立支撑抚养教育子女的重担，在艰难困苦中，1943年母亲作为沦陷区流亡学生在西北农学院毕业，但毕业即失业。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将毌亲培养成为一名农业科学家。我母亲不愿给政府和组织添麻烦，没有向政府提出对父亲身份进行甄别的请求，始料未及的是却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数十年来受“左倾思想”的影响， 我母亲因海外关系和外袓父任职国民党二届侯补中委的历史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政治上不受信任，路友于烈士的孙子和孙女因政审不合格，高考中属不宜录取考生，文革中单位闹派人物翻出外祖父任职国民党二届侯补中委问题，诬陷路友于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指控母亲隐瞒家史，在单位大院里举办人身展览，对这位为发展陕西农业科技作出贡献的专家进行人格侮辱，贬损革命烈士的形像，父母亲在单位挨整也株连子女，上世纪自七十年代初开始，母亲决心为父亲洗刷被坏人泼上去的污水，开始了长达十年有关外祖父文史资料收集和整理。文革结束后，1978年毌亲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期间母亲前往北京图书馆查阅有关外祖父文史资料，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热情帮助下收集大量文献资料，他们还热情协助寻找历史知情人，向我母亲介绍认识了李大钊烈士的女儿李星华和女婿贾芝先生。

我母亲与李星华先生，张友松先生的认识和交往，得到贾芝先生热情帮助。贾芝（1913年—2016年）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原名贾植芝，山西省襄汾县人，1938年毕业于中法大学经济系，与李星华女士一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是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擅长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在贾芝先生热情帮助下，母亲与多位外祖父当年革命活动参加人和知情人建立了联系，因李星华先生失明，我母亲与李星华先生的书信交流都是由贾芝先生代笔，母亲去世后我整理她的遗物，找到有九封贾芝先生的回信，母亲都装订整齐，妥善保存，他们在信中互致问侯，相互鼓励、交流思想和信息，見证了他们之间深厚友谊，这几封信現由诸城市文化局保存。毌亲每次去北京开会，都会去看望这二位好朋友，留下许多珍贵合影……

这张照片是李星华和贾芝送给我母亲的。

这是1978年母亲在北京参加全国五届人代会时，拜访贾芝、李星华先生时，三位老人的合影，右是李星华，左是路端谊，后是贾芝。

三位老人一見如故，在室内亲切交谈,留下珍贵合影照，贾芝先生题款寄送给我母亲。

这张李星华、贾芝和孙女的合影照是1978年李星华送给我母亲的。

我母亲(左)与李星华（右）俩位老人合影，后为李星华的儿子贾凱林同志。

我母亲(左)与李星华（右）俩位老人合影，后为李星华的孙女。一年后李星华先生因病辞世，这些照片留下了李星华先生生前珍贵的记录。

李星华和贾芝先生向我母亲赠送三烈士在绞刑架下的合影照。

李星华先生向我母亲赠送她收藏刘清扬先生回忆路友于烈士的纪念文章，由贾芝先生抄写寄给我母亲。刘清扬先生是中国妇女运动先驱，1921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女党员之一，她和其夫君张申府教授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等重要职务，是著名社会活动家。 1924~1927年初，她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一直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是北京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政治活动组织者、参加者以及重大事件的見证人。她在《追述20年前的20位烈士》一文中是这样评价路友于的:“他实在是国民党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是当时北京市党部中的中坚力量，人极冷静沉着，寡言深思，但他挺秀而生动的文笔，实能反映出被压迫大众深心的痛苦和愤怒。”“无论是党部或人民团体的宣言，多是出之于他的手笔，因为他的作品感人至深，动人至切，几乎每个人都会由于他的鼓励而奋起。”这是刘清扬写的回忆文章，收入《民主革命的先驱路友于》一书。

一位饱受摧残、痴心不改的翻译家～缅怀张友松先生

经贾芝先生介绍，我母亲认识了张挹兰烈士的胞弟张友松先生（1903-1995）。张友松先生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原名张鹏, 张友松生于湖南省醴陵县西乡三石塘，自幼家境贫寒,12岁时随大姐张挹兰到北京半工半读求学，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课余翻译英文小说。受大姐的影响，张友松在北京读书期间，先后参加过“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三一八运动”。除李大钊外，他与鲁迅、邹韬奋、冯雪峰、柔石、邓颖超等人有过许多接触。1927年4月28日张挹兰烈士被害后，是张友松为姐姐收殓料理了后事，由于姐姐的牺牲，他失去了依靠、生活陷于拮据，无法在北大继续学习，只好中断学业、自谋生活。张友松北京大学肄业后，他曾经是鲁迅的学生，《鲁迅日记》中有114处提到张友松。仅1929年便有89处。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孩子出生第五天，鲁迅就带张友松去医院看望自己的夫人和孩子。张“赠毛线一包”，并送鲁迅“仙果牌烟卷四盒”，可见，张友松同鲁迅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在鲁迅先生帮助下曾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创办春潮书局，任经理兼编辑。建国后，任《中国建设》编辑,从1954年开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专业翻译，译有[英]史蒂文森《荒岛探宝记》(即《金银岛》)，[德]斯托谟《茵梦湖》，[俄] 屠格涅夫著《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初恋》，[美]《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汤姆索亚历险记》、《百万英镑》、《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竟选州长》、《王子与贫儿》、《镀金时代》、 [美]基伦斯著《杨布拉德一家》等。 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馬克吐温文集》十二卷，收入了国内翻译作者所有的主要作品，这部文集译者共有四位，都是有名的老翻译家，但在全部十二卷中张友松就译了九卷之多！张友松之译马克·吐温，就相当于傅雷译巴尔扎克，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汝龙译契诃夫，张谷若译托马斯·哈代，在翻译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先生晚年移居成都，于1995年11月12日在贫病中逝世，我们应该记住这位饱经苍桑，为传播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作出重大贡献的翻译家。

张友松翻译各种版本国外文学作品，多次再版，为中国读者耳熟能详，其中著名的《竞选州长》多年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多部作品，是张友松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在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困难条件下完成的。文革后期张友松翻译了美国現代作品《一脉相承》，英国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晨》，1979年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重新翻译了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宝岛》，将书名定为《荒岛探宝记》，与他人合译了美国当代作家克拉克的《阿拉斯加的挑战》和《马克·吐温传奇》，1987年他翻译了马克·吐温巨著《巾帼英雄贞德传》。他将过去翻译出版马克·吐温的八部作品及新译《巾帼英雄贞德传》和别人译的马克·吐温的作品《海外浪游记》组成十集規模的选集，由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

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党外文学翻译家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会后4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中共要“安排一次全党范围的新的整风运动”。为传达和贯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问题，中共中央于1957年3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市)两级党的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此外，还有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部门党的领导人，以及邀请这些部门著名党外人士计160余人参加了会议，党外人士参加人数约占全会五分之一，党外人士能参加党的这一会议，无疑是一种极高政治待遇和殊荣。张友松先生作为新闻出版行业著名文学家，也应邀参加了这一会议，每天由派出的专车接送，进出中南海参加会议，3月12日他聆听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党外人士自愿参加。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毛主席的讲话在党内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为全党整风作了思想发动。毛主席的讲话使这位热爱共产党的张友松先生倍受鼓舞，出自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他决心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整风运动。他就改善作者，读者与出版社关系向《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提出批评建议；又以自己的名人身份替山东师范学院的两位老友打抱不平，就这样因言获罪，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人民艺术家一落千丈，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始作俑者是新华社记者袁木。

　　袁木欠张友松先生一个道歉

我对历史上张友松错划右派这一冤案一直疑惑不解，为此，我专门去陕西省图书馆过期报刊阅览室翻阅了1957年的旧报纸，终于在9月2日《人民日报》上发现了新华社纪者袁木写的题为《“离婚冤案的真象”—揭穿张友松右派集团一个大阴谋》，1957年是袁木首次在党报上将张友松打成右派，将涉及2～3人的“离婚”事件定性为“集团作案”本身就是政治上的诬陷，以莫须有的罪名粗暴的将一件离婚民事纠纷上升到政治问题更是荒唐，张友松先生从预支稿酬拿出一点钱帮助朋友，又被打成1957年反右斗争中少有的“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经费的反动集团”。无妄之灾，张友松先生衔冤负屈20年，开始了漫长的炼狱生涯。而袁木则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先后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和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作为国务院发言人，一举成为全国反美知名人士。沦为右派分子的张友松先生则失去工作单位，失去了中国著名文学家显赫声誉，成为人民的敌人，在街道接受派出所和居委会的监督改造，定期写思想汇报检讨，不能再以张友松的名字出版作品，起用了“常健”的笔名。他的稿酬待遇大大下降了，由过去每月享受300元预支稿酬的优厚待遇，改为每月发给一小笔“生活费”作为稿酬。子女们因为他的右派身份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一儿二女大学毕业都不能留在北京，都分到外地，大女儿张立莲先生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分到了遥远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教中学，受父亲右派问题影响，30年中不断受到批判。最小的女儿甚至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属于高考不宜录取另类学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张友松被取消了生活费，翻译国外文学作品无法出版发行，一分钱生活费都没有的，全靠儿女接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历次政治运动专政对象，在文革中，在街道他惨遭批斗，批斗中还被打伤了右眼，由于医院不给右派分子积极治疗，耽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摘除了一只眼球。他的住房也越来越小，被迫与他人合住的一套5楼两居室房屋，他只能住在北面12平米不見阳光的小间，那时他已经70岁了，老两口就在那间小而阴的房子里生活了11年。

地方报纸刊登批判张友松的文章。

1995年张友松在成都待岗女儿陋室中去世，一位翻译大家辞世时，没有一个像样文化艺术单位发出讣告、送个花圈、为这位老人举办个追悼会，没有为中国文坛一位在翻译界作出巨大贡献的巨星召开一场追思记念活动……唯有他远在黑龙江牡丹江市的大女儿张立莲先生怀着对父亲的无穷思念写了一篇《怀念父亲张友松》的文章，发表在《新文学史料》

1996年2期, 这篇回忆录情真意切记录了张友松先生的生平，在外国优秀文学翻译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父亲蒙冤错划右派的不幸遭遇及对家庭和子女们造成的影响。

一份张友松自己撰写油印的“我的紧急呼吁”书

自1978年以来，我母亲与张友松先生建立长达十年的书信联系和深厚的友谊。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的亲人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在同一绞刑架上英勇牺性，他们虽相距千里，难得見上一靣，只能靠书信交流，但心灵是相通的。两位老人阅读书写都很困难，张友松这位受尽苦难的老人，运动中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借助放大镜靠左眼仅有0·6视力阅读书写，而我的母亲则患有严重老年性白內障。我清楚记忆，每次收到张友松的信件，毌亲拿着我给她买的放大镜仔细认真阅读，常見到母亲两眼湿湿的掩卷叹息，然后认真回信，在信中他们怀念牺牲的亲人、交流思想和信息、相互鼓励和安慰、畅谈热爱的事业。对张友松先生每封来信，我毌亲都认真整理、妥善保存, 每年传统节日，母亲和张友松先生都会互送一张贺卡，表达祝福和问侯。1991年毌亲病故后，我整理毌亲保存资料，发現母亲保存张友松先生19封来信，这些来信真实记载了张友松先生晚年生活現状，一位历经坎坷、穷且益坚、矢志不渝从事外国文学翻译老作家的遭遇和光明磊落的胸怀……其中有一封信我母亲反复阅读，还专门向我作过介绍，我也认真阅读了这封信，读后令人唏嘘。这封信是张友松先生寄给我毌亲一封他撰写油印题为“我的紧急呼吁”，落款日期是1981年3月27日。从这份油印件内容来看是张友松出于无奈写给中央高层反映问题的材料。我曾在孔夫子旧书网和淘宝网查找有无这份材料线索，虽查到有张友松签名许多资料，但未发现有这份资料，在众多研究张友松的论文中也未有人提及此事，由此看来这封张友松《我的紧急呼吁》书並没有过多向外投送，也没有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张友松先生本人撰写的这份材料可反映出这位饱经苍桑老人的真实思想和政治态度、对时局的看法、心仪向往的事业及出于无奈提出的诉求。2010年山东诸城为筹建路友于烈士故居和诸城名人馆向烈士亲属征集文史资料，我将母亲保存200多份珍贵史料连同张友松的信函整理编目，捐赠诸城市文化局收藏, 对外展出，唯独留下了张友松这份《我的紧急呼吁》书，希望有机会能介绍给读者和史学界的朋友们进一步认识、了解和研究这位翻译家。

在这份呼吁书中说:是读了中纪委第三次全会简报和邓颖超、黄克诚同志的讲话，就本人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一些事实，给中央写了这份材料。1957年他因“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批评了某些领导人的官僚主义等作风，遭到无情的打击报复，未经任何定案手续，被划为右派，且长期未得摘帽，以致十年浩劫中又在居民区惨遭迫害，几至丧命”。我十分震惊的是，改变一个人的政治命运，竞然未经报批、办理定案手续，仅凭袁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批判文章和在单位几场批判会，就将一位爱国、爱党的文学家打成右派分子，群众专政了20年，可谓冤案中的冤案，与运动中屈死的文学艺术家相比，张友松是幸运的，他凭借对共产党的期肦和顽強意志终于遨过了严寒冬天，但社会上对卸帽右派分子的岐視和偏見始终如影相随，这位老人再也回不到惜日的安宁和辉煌……

下面我全文公布张友松先生这份《紧急呼吁》书，希望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认识了解这位为传播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作出的巨大贡献的翻译家，希望为文化和史学界研究张友松先生提供参考。大概是这封信的作用，张友松先生由北京市政协每月提供生活补贴並报销医疗费用，对于政协的关心,老先生生前念念不忘。但老人住宿困难始终没有解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还没有形成北漂大军，房源应该不是很紧张，为一位从事文学翻译的已78岁高龄的著名作家改善一下住房和工作条件，从五层楼12平米北房调整一下楼层和面积，应不是难事；通过组织部门落实政策将外地工作子女调京照顾老人起居，也是合情合理，但这些问题都没有妥善解决，张友松先生出于无奈，在81岁高龄时被迫离开北京来到四川成都与女儿同住，在一穷巷陋室里与女儿相依为命，默默无闻生活了11年。

我母亲收到张友松先生部分贺卡。

中国文化界没有忘记张友松老人

张友松逝世近十年后，中国文化界有良心的学者开始研究张友松，他们发表一系列研究论文，从这些报告中，广大读者了解了这位翻译家极不寻常的遭遇，学习这位老作家翻译思想和技巧，人们从中也引起诸多反思……

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等二十位革命烈士壮烈牺牲已经九十多年了，烈士的亲人们虽遭遇坎坷，但他们继承烈士的遗志，不忘初心，为新中国建设都作出了贡献，他们的人生无愧先烈；为了共同目标，他们相互关心和支持，建立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学习。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就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愿神州大地腥风血雨永不再起，愿我们的后代永享和平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