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与“以法治国，以商止战”

张传芳

　　管仲(前723～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颍上(安徽颍上县)人，周穆王后代。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一、侍纠争位，起死回生

西周之前，有“天下”而无“国家”。天子武王(姬发)建周封国，周公(姬旦)制定周礼，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封建宗法等级礼秩得以建立，在奴隶社会强劲意识的环境里成长着，各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

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遗害自身，西周终结而启东周，北狄南下，西戎东进，南蛮北上，东夷西指，中原惊慌。

管仲(齐大夫管庄之子)自幼好学，通“诗、书”，知“礼、义”，游历广泛，学识渊博，深谙(an熟悉)商道，因家贫行贱商以谋生。后与好友鲍叔牙分别师侍公子纠、小白逃亡于外。

前686年(齐襄公十二年)，公孙无知弑君自立，后又被杀。无君之时，管仲助公子纠回国争位，途中埋伏射杀小白。小白装死骗过后在鲍叔牙的协助下抢先回国，登上君位为齐桓公。管仲由此犯下死罪，在鲍叔牙极力劝谏之下赦免，并被齐桓公拜为仲父，任为国相。

二、法儒并举，以商止战

管仲法、礼(儒)并举，一面推行周礼(儒家思想)，“乡置师以导之”，以周礼教化国民，提升国民德、礼意识；另一方面又以法家刑罚加以督促推进：“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

并充分利用“人性趋利，人性本贪”的特点，提出“以法治国，以商止战”主张。就国家内政而言，大力发展农、工、商经济，让国民安于富裕而不造反；就国际而言，尽力扩大对外贸易，互通有无，提高人类整体技术、生活水平，并辅以军事威慑而维持均衡，从而制止战争。

三、“事断于法，令不再行”

管仲认为：“明主者，一(统一)度量，立(制定)仪表(标准)，而坚守(长期遵循)之，故(所以)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所以，政事之首要，在于明确责任：“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受制)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管仲调查、研究发现：“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进而总结提出：“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的观点；为政行法的目标：“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为政必须“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

为政行法必须“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也。”只要刑罚说到做到，树立法令的权威，民众畏惧而信服，不必三令五申。

四、同业而聚，四民分业

1、“叁其国而伍其鄙”

管仲推行区域治理，将国都划分为“士、工、商”三大区域，分设三官管理。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共21乡。

将鄙野(国都以外地区)分为五属，设五大夫、五正官管理。下设县、乡、卒、邑四级，以“定民之居”，“安居乐业”。

2、“均田分力，四民分业”

管仲首先“均田分力”，把土地实行分户经营，让百姓重视季节农时，体会光阴的紧迫与饥寒的威胁，自觉早起晚睡，主动抓紧农时，关心劳动，不辞辛劳。

然后“四民分业，同业而居”，把国民分为“军士、农人、工匠、商贾”四类，同业聚居，交流互学，凸显如下优势：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价”，互相通告督促，以促进生产与物品交流；三是“营建氛围，安于本业”，民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四是“潜移默化，父授子学”，营建教育环境，使子弟在父兄的感染、熏陶下先行学习专业技能，然后再行提高。

专业聚居、子承父业的措施，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春秋各国。临淄出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级丝织品，使东周天下“全国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五、农施“准平”，商行“轻重”

管仲认识到：“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首要发展农业：“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根本事务)，人主之大务也”。鼓励“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以厚其生。

并以“准平”之策调节粮价：“民有余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君散之以重”。国家采取“敛轻散重”的措施，集购民之所轻者，散售民之所重者，丰年君敛，荒年君散。既稳定了物价，又能从中获利。

管仲推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按土质好坏、产量高低确定赋税数额；针对国内“竭泽而渔”的情况，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的休伐、休鱼制度，保障林、鱼产业农人的收益，保护农人的生产积极性。

管仲认为：“无市则民乏”。必须农、工、商并行发展， 并在工、商行业实施“轻重”之术，即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并重的政策。制定严格的交易法规，以规范市场，将商人的趋利行为纳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良性环境之中，使工、商经济发展健康有序。

国家控制资源，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商人自主经营的增值，商得七成，国三成，相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这就是当今“财物国有、承包经营”的早期模板。

　　管仲采取“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xv沟泄)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减少)，贫而能予”的“轻重”之策，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方法调节贫富差距。对贫者“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帮助)其急、振其穷”。

六、“测物铸币”，“国家干预”

管仲考察发现：“五谷食米，民之司命；黄金刀币，民之通施；善者执其通施而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物品、货币、人为之间存在制约与演变：

物品“不足则重，有余则轻；囤积则重，散售则轻；于国则重，于民则轻；政令相关则重，不关则轻”。“货币流畅则重，不畅则轻”。“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粮食在三者中起决定作用，人为在三者中起主导作用。

于是管仲谏言齐桓公：“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并设置货币管理机构：“轻重九府呻”，管控铸造国家货币“齐刀”的总数量：“币乘(算)马(码)”。首先选择一个方圆6里的地区作典型调查。然后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保障交换的正常运行与价格稳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国家进而加强管控措施：

1、管控紧要，强国固本

国家应对粮食、食盐、铁等根基性、紧缺性、战争性物品采取管控，不得散流于商、民主宰，以保障国本。

前841年，周厉王任用荣夷公，大行“专营”政策，试图对战略经济资源实施管控，未获成功。后世学习管仲，以为专营即是公营，多入歧途，管仲的专营实则是“国有民营”。

2、政策干预，终于我利

对于紧缺物资，采取“天下降则我升，天下轻则我重”的高价策略，促其内流。对一般物资，则采取“随行就市”策略，“天下升则我升，天下降则我降”，以维持均衡。对过剩物资，则采取“天下高则我低，天下重则我轻”的低价策略，促其外销。

七、“军政合一，兵民合一”

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施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政策，倡导民众能兵能农，荣辱与共，促使百姓“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增强国民御敌信心与决心。

八、“寓税于价”，税取盐铁

管仲深知，人性本质是：“夺则怒，予则喜”。国家取税的最佳方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所以他采取了“寓税于价”的方法。百姓被政府赚走了钱，却无话可说；而政府给他们提供的便利，他们又会非常感激。管仲主张：“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唯官山海为可耳。”国家只收铁(山)盐(海)之税即可，反对向“树木、六畜、人口”抽税。

管仲测算后说：盐、铁是人生存所必须的两大消费品，万乘之国的生齿约为百万，每人每月征三十钱，每月为三千万钱。若每升盐斟酌涨价，每月能得六千万钱，而人们却乐于接受。他坚定地认为，因为操控了盐、铁的出售和价格，可以“煮沸水以籍全国”，铁亦同理，国人“无不服籍者。”

九、“尊王攘夷”，“贱实贵虚”

对外奉行“尊王攘夷”政策，“败戎助燕”，“存邢救卫”，抵御狄人的侵袭，举兵击败强盛的楚国(南蛮)，维护天下太平。

物品采取“贱有实，敬无用”的“贱实贵虚”策略，让外使、上层人物在外国人面前装出一副“轻贱有用之物”的架势，珍爱“无用而淫巧之物”的假象，促使外国跟风而停产或大量生产，引导别国误入歧途，削弱其实力，动摇其根本，然后闭关封锁，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十、“圣人治吏”，考核晋级

管仲牢记“圣人治吏而不治民”的古训，建立一套严格任命、考核、提拔官吏的办法：“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按)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 若“德不当其位，功不当其禄，能不当其职”者必罚之。若国中有“慈孝、聪慧、拳勇”能力出众者，由乡长推荐任命为吏，最高可晋升至上卿助理。这就是后世“科举”的雏形。

每年政事的后五天是年终总结，次年政事的前五天为议定评比，齐桓公亲自临朝听政。

管仲设立了“啧(吵嚷)室”，相当于当今的“信访办”，用以“察民所恶，以自为戒”。 从而实现“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是否公正)，事(政务)约而易从，求(税)寡而易足(完成)”的目标。能直接批评国君的过失者，被誉为“正直之士”。

十一、“富者靡之，贫者为之”

管仲认为“俭则伤事”，大家消费少，必然需求就少，导致“产而无益”，民生怠意，国无生机；所以，应鼓励消费，倡导“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从而带动生产，国家才有勃勃生机。

对国外的富商、官员、百姓，必须想方设法让他们穷奢极欲，极尽消费，以便促进本国生产。而且“凶歉之年，民无本业，国家兴建(宫廷)，以绝民饥”。

十二、凡事有轨，必不误为

管仲认为：“田有轨(统计)，人有轨，用有轨，人事有轨；卒有轨，乡有轨，县有轨，国有轨”。凡事有轨，必不误为。并成立了统计机构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完全保密，用于政治、经济、军事决策。后人没有贯彻管仲的“统计”思维，“无法用数目字管理”，未能找到制度革新的有力依据，因此，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王朝。

十三、“兴政顺民”，“从其四欲”

在管仲看来，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与“坏人”组成，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仓廪(lin粮仓)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百姓的守法、尚礼有一个最基本的起点——温饱。“追名逐利，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吝啬”是人的天性，所以，“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应“从其四欲”：“勤劳奋进、富足位尊、快乐安定、生养繁衍”。

十四、首创“女市”，利佐军资

管仲首开倡寮(liao小屋，女市)：“管子之治齐，为女闾(lv巷门，妓女)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以此招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以佐军资。被后世奉为娼妓业的“祖师爷”。

十五、富国强兵，桓公始霸

管仲“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使齐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跃上春秋列国之首。

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大会各国诸侯，周天子也派人前往。成为春秋第一霸主，而后“九合诸侯”。

　　十六、历史贡献

　　1、经济贡献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家”，他“以商兴国”、“以商立国”的“重商主义”思想，使经济活动中的“技术”地位明显提高，上升到制度文明的高度，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使齐国成为无可匹敌的春秋第一霸主。

他提出的“国富论”，比西方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了两千三百多年。

《管子》中“工商强国”、“经济立国”的理论与实践，比起西方的“重商主义”学说的两位代表人物：英国的托马斯·孟(1571—1641年)的“圣经”之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法国的德·孟克莱田(1575—1622年)的“嚆(hao响箭，开端)矢”之作《献给国王和王后陛下的政治经济学》，同样早了两千二百多年。堪称世界“经济学”的鼻祖。

　　2、文化贡献

管仲对中国文化又一巨大贡献，就是发现了“水”，他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源)”，这一思想，比泰斯勒早了许多年。

　 3、和平贡献

由于管仲“工商强国，以商止战”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保障了春秋前期的总体和平与安宁，春秋前期多为“尊王攘夷”的民族战；“买鹿制楚”的经济战；宋襄公“未整不发”的君子战，归附称臣的立威战，而没有灭国亡祀的歼灭战。

　　4、技术贡献

管仲“凡事有轨，必不误为”的统计思维与实践，是我国“统计学”思维与“数目字管理”的先驱。

十七、后人评价

1、综合评价

管仲“法而儒，法而商”，是管仲看到了人性的“善”与“恶”，更看到了人性的“贪”，并深知商人逐利忘义的弱点。既要通过商业富国，又要防止商业破坏人伦：人性、和谐、勤俭、甘于贫困。

管仲“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是早期唯物论的哲学观。

管仲“以商强国，以商止战”的思想，较之儒家的“重礼废法”，秦晋法家的“严刑峻法”，道家的“消极无为”等偏端思想，更务实前沿、简明易行、惠面广而得民心。管仲是实现“以法治国，富国强兵”理想的诸子百家第一人。

2、儒家评价

孔子称赞管仲说：“管仲主张‘尊王攘夷’，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可能‘披头散发，袒露左膀’，成为野蛮人了。”

3、思想泯灭

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地位，齐国“一世而衰”，昙花一现，导致“工商强国”、“以商止战”思想，“凡事有轨”统计思维未能引起后人足够的重视而泯灭。

管仲是“法而儒、法而商”，“性贪而法儒”的思想，前沿、简明而实用。与孔子儒家的“性善而儒”，“以农为本”，“轻徭薄赋”，“克己复礼”。商鞅法家的“性恶而法”。老子道家的“上善若水”，“无为而治”，都有较大差距，固而不被法、儒、道家所彰显而泯灭。

　　十八、管仲之谋，智慧之光

1、愚公之谷

齐桓公出外打猎，因追赶野鹿跑进一个山谷，看见一老人问道：“这叫做什么山谷呀？”

老人说：“叫愚公山谷。”

桓公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老人回答：“用我的名字命名。”

桓公说：“我看你的仪表举止，不像个愚笨的人，为何起名‘愚公’呢？”

老人回答：“我原来养了一头母牛，生下一头小牛，长大了，卖掉小牛后买回一匹小马。来了个少年说：‘牛不能生马’。就把小马牵走了。附近的邻居听说后，都认为我傻，就把这个山谷叫做‘愚公之谷’啦。”

第二天上朝，桓公把这件事告诉了管仲。管仲向齐桓公拜了两拜说：“这是我的愚笨。假使唐尧为国君，咎繇为法官，怎么会有强取别人小马的人呢？那位老人知道现在断案不公正，所以只好把小马给了少年。让我下去修明政治吧。”

2、金龟换粮

管仲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管仲对齐桓公说：“北郭有个大户挖地挖出一只龟，这只龟值一百亩地。”

“一只龟值一百亩地？”桓公疑惑。

“那我们君臣就赌一把，”管仲笑笑。

第二天，管仲派出十乘车的使团前往大户人家，说那个龟是东海海神的儿子，要把龟“请”到宫庭供奉，赐给大户黄金一百两后，一路敲锣打鼓，用金制大盘把那个龟“请”回宫庭。

然后供奉在大台上，每天杀四头牛祭祀它，号称无价之宝(祭祀的牛肉秘密派人拿去卖掉，也没浪费)。

四年之后，齐国攻打孤竹，打听到丁家粮食够大军吃五个月。于是，管仲去找丁家，说用无价之宝的龟换他的粮食。

丁家受宠若惊，收了那只龟回家供着，而把所囤粮食全部送给齐军作军粮，管控由此解决了军粮问题。

齐桓公笑着说：“那只龟岂值百亩地呀！比一千亩地还多呢！”

3、买鹿制楚

齐桓公把南方强大的楚国视着称霸的“假想敌”，称其“南蛮”，整日里琢磨如何削弱楚国。

他与管仲筹划：“楚国是一个强国，其民精通格斗之术，若举兵讨伐，恐消耗过大。”

管仲心生一计，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这一招准管用。”

齐桓公于是在齐楚交接的边界上，新建一座小城，并派人到楚国高价购买活鹿。

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乐了，对其宰相说：“金钱，人人都喜欢，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卖光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楚国的福气啊！”于是发布命令，让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卖给齐国人。

管仲还对楚国的官商说：“你若给我二十头活鹿，就赏你百金；弄来二百头，就可以得到千金了，楚国不向老百姓征税，国用也够了。”

于是，楚国上下轰动：无论官方、民间，男女老少，全都出动，农人放下手中农活，漫山遍野捕捉活鹿。

管仲又派大臣隰(xi媳)朋悄悄在齐楚两国的民间大量收购并囤积粮食。

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于是，管仲对齐桓公说：“这下可以放心攻打楚国了！”

齐桓公问：“为什么？”

管仲回答：“楚国虽然卖活鹿赚了很多的钱，却误了农时，民间余粮也被我们购买殆尽，粮食又不可能在短时间成熟收割，楚国一定会出国收购粮食，我们封锁边境就行了。”

齐桓公恍然大悟，于是下令封闭楚国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出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之有四。

楚国由此元气大伤，三年后臣服齐国。管仲不费一枪一弹的“经济战争”远胜于耗财死人的军事战争，真正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

4、衡山之谋

“衡山之谋”是齐国征服衡山国的“货币(金融)战争”。

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管仲谋划征服衡山国，若以武力攻打，肯定劳民伤财。

预定起兵的前一年，管仲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

看到赚钱的机会，衡山国君告诉宰相：“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将价格提高二十倍。”于是，国内百姓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制兵器。

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的粮食都卖给齐国。就在夏收将近之时，齐国突然停止收购、封闭关卡。对衡山国出兵。

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基本卖光，又无法去别国买粮食，民饥兵乏，只得奉国降齐。

5、石壁之谋

葵丘会盟之后，齐国虽然出尽了风头，但花销不少，齐桓公对管仲说：“可怎样才能把这些虚名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利益实惠呢？”

退朝返家的路上，管仲边行边想，不知不觉已到了乱石岗，车马难行。蓦然间想到了一个妙计，叫道：“有了！”

于是，调转车头回去向齐桓公汇报说：“某处有一片乱石岗，请下令招聘一批玉匠，把这些乱石头，按标准雕琢成一块块的石壁，命名“石破天惊壁”，一尺长的定价一万钱，八寸的定价八千，石珪定价四千，石瑗定价五百……”齐桓公虽然配合做了，但将信将疑。

石壁雕琢完成后，管仲来到洛阳朝见天子，天子亲切地会见了管仲。此时，天子的弟弟姬带，正在为分家的事和天子闹纠纷。管仲就对天子说：“为了树立天子大王的威信，我国君准备率诸侯们前来朝拜先王的宗庙，一则可以观摩学习周礼，二则为大王助威！那些乱臣们见到这架势，必然会收敛而归正。”

天子说：“好，那就叫诸侯们都来朝拜宗庙的先王吧！”

管仲又说：“请大王发令，凡是来朝拜的，都必须带上‘石破天惊’壁，作为贡礼，否则，不准入朝。”

天子说：“可以照此办理。”随即吩咐大臣们向天下发出了号令。

诸侯们很少有机会参观、朝拜天子宗庙的先王，机会难得，报名涌跃。

打听到齐国有“石破天惊”壁，都载着黄金、珠玉、粮食、彩绢和布帛，纷纷赶到齐国，争着抢购“石破天惊”壁。

就这样，齐国一大堆乱石头，赚来了相当于齐国八年的税收。从此，齐桓公为齐国百姓减负，一直到他去世的八年间，再没有向齐国的百姓征过税。

6、菁茅之谋

新上任的天子，正为钱发愁，于是召请智谋大师管仲出主意，管仲环视宫廷内外，只有楚国进贡的茅草，谓之“青茅”，属楚国特产，有文章可做。

于是给天子建议说：“天子准备去泰山祭天，这次机会特许诸侯们陪同祭天，想去的都可报名！”

诸侯是没有祭天资格的，这样的机会格外珍贵，愿去的人很多。

临行时又发令说：“凡随天子祭天的人，必须携带一捆菁茅，作为祭祀时的垫席之用，未带菁茅者，不得参与。”

于是，诸侯们纷纷掏出黄金来抢购，菁茅的价格顿时上涨了几十倍，一捆可以卖到百金，天下的黄金就象流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子的宫廷。

周天子三天所卖之“青茅”，已相当于以往朝廷七年的收入，解决了天子之急。

解读：管仲的以上计谋不过是本着“物以稀为贵”的原理，利用人们“贪”的本性：贪生、贪财、贪名、贪功、贪色的特点，让人“顾此失彼”而出现畸形，从中获取利益，从而达到某种目的，实现自己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