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膺之梅骨兰心

神舟一号

作者：程济威

摘要：李方膺在笔歌墨舞之间，總是不經意流淌着自家的情思：一幅成功的梅花蘭花必定是线条墨韵的生命化和人生的形态化。

李方膺的女儿说他父亲有两个朋友，一是袁枚，二是梅花。在李方膺心中，梅花性最高洁，与他个性相同並引为知己。这一点，从他常钤“平生知己”之印章可以得证。研究方膺的人，知道他常以梅花来发泄内心的失意：“此幅春梅另一般，并无曲笔要人看，画家不解随时俗 ，直气横行翰墨端。”这就是方膺内心直接表白。他的至交，袁枚对李方膺所畫梅花極为欣赏：称其“于古法未有”，能“画到神情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而郑板桥评价更高：“方膺画梅，为天下先。日则凝视，夜则构思，身忘于衣，口忘于味，然后领梅之神，达梅之性，挹梅之韵，吐梅之情，梅亦俯首就范，入其剪裁刻划之中而不能出”。袁枚也好、郑板桥也好，对方膺的梅画评价十分精到，不约而同的道出了方膺梅画的真魂、精神、梅性。 李方膺為何獨将梅花引为知己，細細品來，自有他的道理。据说他接任滁州知府时，一到任没会见一个人，而是先打听欧阳修手植梅花的所在地。当得知在醉翁亭，便急忙前往并在梅树前铺下毡毯，纳头就拜。“庭前老千是吾师”。识者谓李公为自家写生，晴江微笑而已。其實此舉，演的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通過拜梅，向滁州的鄉紳富豪打打招呼，自己並不流俗，希望地方在意、免得沒趣。 這就是“为自家写生”之真諦，它道破李方膺画梅的心态和内蕴。“我是无田常乞米，借园终日卖梅花”，他卖的画也是以梅花居多，也想借此把他玉洁冰清的情操遍示朋友、百姓。 李方膺在笔歌墨舞之间，總是不經意流淌着自家的情思。因而，一幅成功的梅花也必定是线条墨韵的生命化和人生的形态化。他的很多作品生怕寫實不盡，還得在畫上題詩、“附”诗，而且附的大多是自己的詩， 故而使得詩畫結合的作品更加出神入化，成為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 梅花是文人常画且經久不衰的传统题材，早已脍炙人口。古代宫廷画家画它，近当代专业画家画它，民间画师画它，党政军工农兵学商业余画家也画它，但是，還是文人士大夫画者尤众。夸张点说，梅花既成就了画坛精英，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发展。 据画史记载，南北朝既开始有人画梅花，到了北宋，画梅便成了一种风气。元明以来，用梅花作画更多。元代最大的画梅大师应该首推王冕，他自号梅花屋主，他的水墨梅画一变宋人稀疏冷倚之习，而为繁花密蕊，给人以热烈蓬勃向上之感。到了明清，画梅者更是举不胜举，刘世儒、石涛、金农、汪士慎等，从风格来看，他们大体继承了宋人的疏冷和元人的繁密两种画风。 畫家們為什麼都酷愛画梅，主要是梅花表现了它那种不畏严寒、经霜傲雪的独特氣節。而这一点，与文人的气息则是相通的。然而，这梅花看似易画，但画好画精，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必须要有画梅人的品格，就是人称之为“梅骨”的气質，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和洁身自好的品格。正所谓：“画梅须有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　 文人骨气，是灵魂的骨头。一个人必先有灵魂，然后才可能有骨气。正如徐悲鸿所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然而，岁月的流逝，泥沙俱下的商業浪潮，生活节奏的快速和社会生活的压力，文人的骨气已在渐渐的褪去，這也是為什麼當今難以出真正大師的主要原因。　 畫以人贵”畫品与人品是否相统一，这是一个有著争论的話题。清人松年说得好：“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经典的美術作品都是与其人品的修养、文化积淀融为一体的。美術艺术本身含纳天、地、人的精、气、神，包括着人文意向和人格旨趣，反映出的是人品、人心、人格、人性。有人认为因人而轻其畫，从艺术角度来看，藝術本身的价值被贬抑了，可能是一件憾事。但书畫为君子之艺，欣赏者观畫时必然想到作者的为人，要他们将这两者截然分开，是难以办到的。 古往今来，有骨气的伟人、文人举不胜数：“安能摧眉折腰视权贵，是我不得开心颜”。人们倾慕李太白不畏权贵，追求自我的豪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綻放出自苦寒的梅花香真。这“香”就是梅花的一身傲气：愈寒愈香，愈寒愈韧！可是，有些藝術家難有李方膺那样的情操，敢将梅花引以知己，在浊流翻起时，能洁身自好、能经霜凌雪，特别是近当代的一些文人尤其如此。当然，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文艺最大的局限，就是文人从形成的那天起，就很难脱离政治家而存在。自然地，便有了韩信那句——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名言。这句名言，让多少文人绕过了骨头这道灵魂的障碍，从此不管遭遇怎样的羞辱都有了借口，哪怕是胯下之辱又算得了什么。他们甚至为，只有那些为了事业能屈能伸，能忍能让的人，才是最顽强的、最能造成大势的人。然而有所不知，这些人当中，成为韩信的少，成了阿Q的居多。

李方膺地方任官三十年，深知官场黑暗，便弃官学画。他想通过作画表達自己做官時未能實施的為民謀利的政治抱負，改用另一種形式繼續对下层百姓的关怀和同情，使劳苦大众分享到温暖的和风。這一點，他在《题画梅》诗中也有表白：

挥笔落纸墨痕新，几点梅花最可人，

愿借天风吹得远，家家门巷尽成春。

他希望天风把可爱的梅花吹到每家每户，让家家户户都能享受到梅花的清香，让家家户户都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诗中所述天风便是暖风、和风。這正是他鲜明个性的充分体现。

李方膺除梅、竹外，画得较多的还有墨兰。他一般用焦墨画叶，水墨画花。他笔下的墨兰多为纵横交织、随风飘舞的乱叶疏花，特别是那些倒兰、侧兰，凸显出生命的节律和快感。李方膺画兰主要來自徐渭和石涛的影响，他在借鑒的基礎上融入自己的構思、並得技藝有所創新。他于乾隆十六年九月画的一幅《墨兰图》是石涛《幽兰图》的仿作。两图虽同为一笔兰手法，但表现出美的形态不盡相同。石涛的一笔兰线条细润，直而微曲，前端略略翘起，表现出一种袅娜灵秀的阴柔美，體現主人幽然自赏的情绪；李方膺的一笔兰則是刚劲老辣，行笔有張有馳、抑揚顿挫，整簇兰草俯垂姿态，翘首盛放，表现了生命在受到某种摧毀后的不屈和挣扎，借此表現出自己剛正不阿、不屈不撓，不落塵俗，出污不染的性格。這種性格的形成，體現在他作官時，能做到潔身自好，不唯上、不唯官、不唯本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這種精神在當時的社會是難能可貴的。 兰花被誉为“花中君子”、“王者之香”，與梅、竹、菊被譽為中国传统四君子。然而，蘭和梅的孤绝、菊的风霜、竹的气节又有所不同，兰花象征了一个知识份子的气质。因此，兰花那飘逸俊芳、绰约多姿；高洁淡雅、神韵兼备、纯正幽远、沁人肺腑的氣質自古以来受人喜爱。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养兰、赏兰、绘兰、写兰，一直是人们陶冶情操、修身养性、自我表露的又一重要途径，自然便成了諸如李方膺等高雅文化代表人士的象徵。 李方膺禀性率直，這種性格如梅花亦如蘭花。 父亲说他“性憨不宜官”，但李方膺不以為然。他“奋志为官”，图的是濟世济民。他初任山东乐安知县時，正值乐安遭遇水灾，他毅然启用存粮为粥，赈济百姓，并募民增筑曲堤，以防后患。雍正十二年（1734年）秋，李方膺轉任山东兰山知县。对豪强吞并田产等舊案，力主翻案，使冤抑昭雪。考慮兰山地勢洼下，多水患，方膺順民愿，親自督率夫役，开浚沟浍，使民眾蒙利、受到百姓愛戴。次年，李方膺因反对河东总督王士俊开垦安山湖旁涸出之地，被劾“阻挠开垦”，受诬下狱。对此，百姓哗然，出現了：‘公为民故获罪’，擬视狱，不得入，则担钱贝鸡黍，自墙外投入，瓦沟为满。可見李方膺一身正气、得到民眾的真心拥戴。乾隆即位后，李方膺平反复职，调往安徽。此后，他以乞养父母为名，家居十年。乾隆十二年（1747年），李方膺出任安徽潜山知县。后权署滁州知州。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在合肥知县任上又得罪了知府，被劾以 “贪赃”去官。對此，李方膺含泪作《出合肥城别父老》二首：“停车郭外泪潸然，父老情多马不前。茅店劝尝新麦饭，桑堤留看小秧田。”形象的刻畫出李方膺與百姓之間的魚水關係。 李方膺的不僅梅骨也具蘭心，但換來的卻是一身坎坷、几度沉浮，甚至經受牢狱之灾。他的經歷充分說明了封建社會的黑暗，縱有梅骨蘭心，潔身自好，又有何為。故，袁枚在总结李方膺官场生涯時說：“晴江仕三十年，卒以不能事太守得罪。初劾擅动官谷，再劾违例请粜，再劾阻挠开垦，终劾以赃，皆太守有意督过之。”一株好好的蘭花，被三剝兩剝，便自然枯萎。

注：李方膺。扬州八怪之一。南通人。本文应南通大学艺术学院、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扬州八怪研究所、南通博物苑、扬州市清代扬州画派研究会、南通大学江海艺术研究所主办协办的“扬州八怪风云会：奇郁晴江梅李方膺诞辰320周年学术研讨会”全国学术研讨会约请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