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志愿军老兵的自述

张贵山

张贵山 采写/制作 李桂求：1936年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县。1951年1月参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45军133师397团卫生队卫生员。1952年5月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入朝参战，在朝鲜四年多的时间里，经受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1956年回国，5月复员到满洲里市防疫站工作，1996年退休，现居住生活在满洲里市，安享晚年。 1953年冬，李桂求在朝鲜前线

“小鬼”当兵

我是广西人，广西人以少数民族之一的壮族居多数，壮族有语言但没有文字。我祖辈虽然世代生活在广西，却是地道的汉族人。
1951年1月，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正是蒋介石扬言要反攻大陆的时候，部队要扩编，就到桂平县第一中学高中生中征兵。中学生们都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欢欣鼓舞，大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踊跃报名参军，热情非常高涨。那时候，我正在桂平县第一中学读三年五学级，读到六学级就算初中毕业了，还差半年。但我决定放弃学业，报名参军，报效国家。于是就和我们班的好几位同学一起，都去报名参军了。那一年，我才14周岁，虚岁刚刚16岁，还是个孩子。就这样，我的初中没有读完，就彻底告别了校园。
因为我们一起参军的都是初中、高中学生，到了部队后，就给我们成立了一个学生队，集训了一个多月，目的就是熟悉和习惯部队的生活。完成集训后，我们就被分配下连队体验生活。我被分配到一个机炮连锻炼。这个机炮连就是以使用重机枪和迫击炮为主的连队。在连队因为我年龄小，个子也小，所以连长怕我无法胜任站岗的责任，就不安排我站岗。
我们学生队也要跟着部队一起进行野战训练，在训练的时候，我们机炮连都是背着装有迫击炮的木箱、装有机枪子弹的弹药箱训练。因为我年龄小，连长非常照顾我，给我扛的都是空箱子，这样我就扛着空箱子参加训练，与别的战士相比，轻松多了。连长对我很爱护，总是叫我“小鬼、小鬼……” 1951年2月，李桂求新兵留影

下连队体验生活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学生队就被抽回45军133师教导队集训，为期三个月。因为当时部队文化程度不高，而我们学生队里都是有文化的人。所以分配我们这些学生兵时，就有不少人被分配到连队当文化教员，一部分就像我一样，当了卫生员。女学生基本就到师部野战医院当护士了。

工作分配后，又安排我们到师部的野战医院卫生员训练班去学习，训练学习了半年后，我被分配到397团卫生队。那时候我们卫生员从事的工作，基本就是现在护士这样的工作。卫生队收治来患者，我们像“看护员”一样，每天拿着伤病号的病例，跟在医生在后面，跟着到病房去会诊，负责给病人测体温、号脉搏、听呼吸。然后就是给患者服药、打针。领取到患者的药后，必须给病人送到口里，看着他们吃下去，才能离开，这是规定，一日三次放药。
那时候，我因为年纪小，有些胆小害怕。见到那些不同状况的伤病员，开始都不敢直视他们。有些重症病人，经常有些异常的反应，躺着、睡着时，突然就大喊大叫起来。有的发烧糊涂了，喊些我听不清道不明的话。尤其是夜间，当时没有灯，晚间点的蜡烛，昏昏暗暗。看着烛火煽动，感觉越看越小，越看越害怕。再加上挂的点滴输液，在深夜里特别寂静的时候，都能听到滴药液、心跳的声音。有一天半夜时，我正在重病患者身边看护着，旁边一个战士突然坐起来，喊道：“你看！那不是鬼吗？”吓得我毛骨悚然，头皮发麻，感觉头发都倒竖起来了。
知道我胆小害怕，医生还有意想考验、锻炼我的胆量。经常有些重病人去世了，来人把遗体抬走了。他就吩咐我：“你去看看，他床那儿还有什么东西没拿过来。”刚刚抬走了死人的病号房，空空荡荡的，尤其是晚上，总觉得有些阴森森的。让我一个人去看看有没有落下东西？我真是怵头，不敢去呀。但也不敢违抗，只能硬着头皮去看看。吓得我呀哆哆嗦嗦的，进去时像个贼，出来时好像后边有狼追。
后来慢慢锻炼就好多了，以后到了朝鲜战场，那就习以为常了。 1954年，李桂求在朝鲜前线

开赴朝鲜战场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口号喊得很响，所以那时候备战很紧。我刚参军不久，大部队就由广西省（现在改称广西壮族自治区）调到广州市边上的番禺县，在那儿守卫海防线。
在番禺县待过一段时间以后，没啥动静。我们46军133师就被抽调出来，准备向朝鲜出发。部队要调到朝鲜去打仗，从这时开始，就不让与家里通信了，对家人也是保密的。我们出发前先训练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坐火车直达到安东，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丹东市。
到达安东后，我们就住在鸭绿江边上，对面就是朝鲜的新义州。这时候就能看到美国飞机经常飞到鸭绿江边，轰炸新义州和我们鸭绿江上的大桥。鸭绿江大桥是我们的运输线、生命线。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制空权，眼看着美国飞机俯冲下来，抛下炸弹进行轰炸。
朝鲜新义州那边是个高射炮部队，由苏联部队驻守。美国飞机一来轰炸，高射炮部队就“嗒嗒嗒嗒”地向美军飞机射击。看到战火已经烧到我们国家边上，那种报效祖国的决心也就更加强烈了。
1952年5月，我们在安东休整了几天后的一天晚间，部队就紧急集合，列队沿着鸭绿江大桥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朝鲜。这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已经快两年了，我们来到朝鲜的时间相对较晚，当时的战局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了。
过江到了朝鲜后，我们没有停留，继续急行军。一般都是晚上行军，美军的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白天是经常过来侦察、轰炸的。白天行军容易被敌人发现，所以我们都是傍晚以后出发。但是晚间敌人也不消停，飞机打的各种各样信号弹，红的、白的、蓝的、绿的，照得山野里也是一明一暗的。我们进入朝鲜的第二天，敌人的飞机就发现了。那时候公路边上都有防空哨，一看飞机来了，哨兵马上就鸣枪报警，部队老远发现他们的飞机就“呼啦”一下子全散开，各自寻找着自己的躲藏之处，树后、坑洼处、石头后、桥底下、残垣断壁处，分散着隐蔽起来。正在开灯行进中的汽车，立即就熄灯灭火隐蔽起来，有的摸黑开车找躲避的地方，一点亮都不能有。牵着马车的，把马抓牢，有些马因为都驮着炮、驮着运输物资，怕它轰炸受惊乱跑，战士就得拼命拽着马匹的缰绳，抓着马头四处躲，一时人喊马叫，所有的人都立即疏散开了。敌人的飞机过来就是一顿连扫射带轰炸。我们在几天的行军中，就经常遇到美国飞机来轰炸，很多都是我们叫“油挑子”的那种飞机，机翼两侧都挂有油箱，飞的时间（滞空时间）比较长。
我们要走好几天，行军中，我们背着作战装备，还有医药箱、固定肢体的夹板、药品、担架，每个人还有米袋、压缩饼干，饿了就是吃雪和压缩饼干混合着吃一口充饥。我们晚上行军走的比较快，一走就是一百多里地，从晚间走到天刚亮，就地宿营休整了，我们一直赶到三八线附近的开城才驻扎下来。
我们到的那里属于中立区。前边就是三八线，对面山上就是敌人的阵地，敌人的坦克有时就摆在对面的山头上，这里就是战斗的最前线。敌人的那边山头上，夜晚有大探照灯，在天空地面扫来扫去，照的地方很亮。这里整天枪炮声不断，我们在抢救伤员之余，有时间就看山顶上双方激战的炮火，炮弹来回飞。敌人的飞机，有时候就往我们这边俯冲投弹轰炸，我们就用机枪扫射，但一般打不到空中的飞机。面对眼前血雨腥风的战斗场景，我的心里再没有过去害怕的感觉了，自己不觉中就在战场上锻炼得成熟、成长起来了。因为战士们心里都明白，现在真的到阵地上来了，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打红眼的战士们，容不得半点畏惧和退却，只有一往无前的冲锋和拼杀。 1953年，李桂求在朝鲜前线

迷 路

我们团的卫生队就驻扎在前线，属于那种临时抢救、包扎、处理伤员的抢救手。因为当时与敌人的距离比较近，真可以说是面对面的交锋。战斗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中，我们每天随时都会收留一些从阵地上抬下来的病号、伤员。
我所在的那个叫130高地抢救所，我负责管病房这一摊，每天就住守在病房里。这个抢救所里其实只有我们几个卫生员，平时有伤员下来，我们就管抢救、包扎、止血，短暂的临时抢救包扎后，晚上就要送到师部野战医院去。有大型战斗发生的时候，我们急救队的人手不够，上边就会派人来增援。因为那时候伤员比较多，不及时抢救就会有生命危险。
驻守在前沿阵地上的部队，时刻准备着战斗。因为我们敌对双方离得太近，夜间也经常交战，有时候是我们摸到敌人阵地，有时候是敌人过来偷袭，这样的突然交战是经常性的。对面的敌人会突袭包抄过来，袭击我们阵地，人手不够时，我们也会立即参加战斗。一到晚间，我们就要往后方师部野战医院运送伤员，我也经常负责带领着抬架队，往师部的野战医院运送伤员。朝鲜地形复杂，山多树林茂密，我曾多次完成运送伤员任务，平日夏天还好，山林树木地形地貌我都刻意记下，路线也就基本记住了。
可是，在冬天的一次运送伤员时，却发生了迷路的情况。那天我负责往师部野战医院送伤员，这批伤员还比较多。白天突然下起了大雪，白雪皑皑覆盖着满山遍野，天地间成了茫茫一片。按着原来的路走着走着我就懵了——作为南方人的我，哪儿见过这么大的雪啊？平时对于山林小路、下山沿途的标识，都找不见对不上了，石头啊、树啊，都被雪给遮盖住了，我发现迷路了，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我带领的是一支护送伤员的队伍，一方面怕耽误时间，影响了伤员的抢救，伤员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一方面我们与敌人距离这么近，一但迷失了方向，走到敌人的阵地上，那可就出大事了，等于自投罗网。
当时我心里可真是紧张、害怕了。情急之下就想找个朝鲜老乡问问路。由于战争，朝鲜的山村里几乎破落、残败无人，找到村庄，村里的居民也不太多。家里能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老太太和小孩子，男劳力基本都当兵打仗去了。好容易在山沟里见到一处破房子，里边是一个老年人。由于我们平时与当地人交往比较少，也不懂朝鲜语。我就用汉语写字让他看，万幸的是这位老者懂中文，我就问他我们师部野战医院的方向，他就用笔给我写上画出来，指点我应该怎么走。有了明确的方向，我们就顺利地找到了师部野战医院。
完成任务返回来的时候，道路就被炮弹封锁了，对此情景我们已习以为常。敌人的飞机俯冲狂轰滥炸时，我们都能从敌人炮弹落地前的声音中辨别出来，炮弹是否从头顶飞过，离我们身边多远，还是将要在身边附近爆炸，预算着爆炸声、气浪冲过来的距离。敌人的炮弹是一排一排向前推进着打过来的。
我们回来的路上就拼命地奔跑，听见炮弹飞来就找地方趴下，在低洼地方躲避。所以，我活着跑回来，那心里真高兴啊，虽然很危险，完成任务心里就兴奋极了。 1953年，李桂求在朝鲜前线战地留影。背景为竖立一排抢救伤员的担架。

细菌弹

我们卫生员在抢救伤员之余，在部队人手少的时候，还担负着上前方阵地给战士们运送炮弹、子弹、粮食的任务。那时候汽车、马车都上不去山，到不了阵地的最前沿，那些炸药包、弹药都是战士们用肩膀扛上去的。当时医疗物资非常紧缺，就拿最长用的绷带来说，那时候很急缺，我就把用过的绷带、纱布积攒起来，拿到小河边去洗。夏天还好一点，冬天就在冰冷的河水里洗啊，那真是冷，手冻得都像胡罗卜似的通红，这些绷带和纱布清洗、晾干、消毒后再继续使用。
有一天，突然袭来几架敌机，我们就急忙躲藏。敌机来了就往下一阵子扫射，然后扔下几颗炸弹。炸弹爆炸的声音非常小，声音是那种特别沉闷的一声，不像平时爆炸得那么响。我们很纳闷，明显感觉与平时炸弹爆炸的声音不同。只觉得不正常，但我们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报告上级后，初步判定是细菌弹。我们卫生队就奉上级的命令，穿着防护服装对疫区进行疫情检查。当时的那种防护服就与现在的相类似，穿上以后密不透气，捂得一身汗。我们到现场一看：荒山遍野中，满地都是乱糟糟的苍蝇、昆虫、老鼠、蜘蛛等。还有些不认识、根本未见过的虫子，在那里到处乱爬。那是冬天，都下雪了，哪能有这么多昆虫？而且爬得很笨、很慢的样子。我们就采集些标本，用小瓶封好以后，送交上去进行检验。后来确定就是敌机投放下来的细菌生物，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就地焚烧，进行了掩埋、深埋处理。
防护服一穿就是一天，从现场检查完回来，必须彻底消毒后才能脱下来。这一天都憋得无法呼吸，大小便都没有办法解决，实在没办法了，都便溺在裤子里，一天下来后再冲澡。
发现细菌弹后，我们就格外注意了。以后发现有类似的异常情况，我们就立刻进行消毒。当时的消毒工具就是喷雾气，对于居民住地的水源、居民住地周边的环境经常性消毒。由于我们主动应对、果断处置，这些带有细菌的昆虫等生物，并没有引发疫情。
我们通过这次参与细菌的严密排查，掌握了关于细菌防疫的经验，学到了相关的防疫知识。 1954年的李桂求

那些牺牲的战友

我们抢救的伤员，有头部负伤、胸部负伤、腹部负伤，以及四肢炸没的。一发现受伤的战友，我们就立即冲上去抢救、包扎，而有些战友光荣牺牲了，我们就将烈士脸上的血迹擦净，整理遗容，换上新的烈士服装，用裹尸布包好。到晚间由担架员把牺牲的战友抬出去，在不远的地方就地掩埋了。至今一想起那时候我所见到的各种各样的伤员和烈士，我心里就特别的酸楚和难过。他们都那么年轻，却死得惨不忍睹，战争真是太残酷了。
在抢救伤员的过程中，我们担架队的一个战士胸部负伤了，出现气胸，他喘不上气来了。为了不让空气进入肺部，我就用纱布给他伤口紧紧缠上。因为空气进了肺部就没有了张力，就没法呼吸。到晚间，他自感伤重恐怕快不行了，就跟身边的医生、护士说：“我知道我不行了，不要告诉我的家里面，不要告诉我父母，不要让他们为我操心。等战争结束后，再让我父母知道我牺牲的消息。”他喘口气又说：“我身上的钱不多，请你们帮忙把这些钱转交给组织，作为党费。”我们的战士真是英勇无畏啊，自己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刻，还在想着自己是一名战士，要不怕牺牲；还在想着自己是一名党员，要缴纳党费；还在想着作为一个儿子，要怎样减少父母的牵挂。
还有个战友头部负伤，脑盖给揭开了，大脑都被挤出来了，就跟鸡冠似地鼓在外边。他没有死却昏迷不醒，痛苦、难受得“嗷嗷”直叫，本能地用手往头上挠啊。那时候，我就守在他的身边。没办法，我只能狠心使劲按住他的手，不让他挠，我真是欲哭无泪。看着这个伤员，我心里既揪心又特别难受，但又束手无策，毫无办法。这些战士，为祖国、为人民付出的是鲜血和生命。后来这个战士就牺牲了，当时头部受了这么严重的伤，脑盖都没了，颅骨也都掀开了，战场上的临时急救是根本治不了的。我们就是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样年轻就死去了。那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场战争的血腥和残酷性。
有时候一次战斗下来，伤员多得没处停放。临时抢救所进不去了，我们就在低洼的地方搭建临时隐蔽部。那些临时抢救所都是利用一个个山洞，因为能够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伤员多得白天无法进入山洞，就只能放在外边。有一次让敌机发现了，敌机飞来开始扫射扔炸弹，我们看到后，就背着、抬着、扛着、拖抱着伤员往隐蔽部里跑。跑到里面才能安全，炸弹爆炸的威力，在我们那个山顶上，就炸出了一个大坑，把洞里的蜡烛灯都震灭了。
我们卫生员平时没有配备枪，但抢救所里有一个统一的枪械架子。当时我们的武器很杂，什么水连珠、七九式、三八大盖，啥样的都有，比起美国统一制式武器差远了。我们在前面站岗时都是背着长枪的，夜间出去巡诊、给伤员喂药、换药布时使用的是手枪。因为伤员都在山洞里，各个洞之间还有不相等的距离，有的离得还很远，最远的有一二里路。因为战争年代，医疗点、病房（山洞）都是隔开的，防止目标太大容易暴露。
我们夜间巡诊都是两个人一起出去的，出门时都要配备手枪，一前一后，那时候潜伏的特务特别多，闹不好就会被打死。我们有个同事叫王锦秋，是我一个学校和我一起当兵的。他年龄小没经验，那天晚上是他站岗。他去了以后，就发现草窠里有“呼嗒”“呼嗒”的动静，便大喊：“口令！”没有回应，他还以为是风吹的，不是人吧？就大意了，想走过去看看，就被躲藏的特务一下子抱住，用刀捅死了。他比我大一点，也就十七八岁，死时的年龄都很小。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夜间出去给战士服药打针，都很小心。都是带着手枪，一前一后，不能走在一起，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管前面还是后面 ，有意外都有个照应。
1955年，李桂求（后）与战友合影。

战友徐福庆

在朝鲜战争期间，战友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种关系都是生死考验出来的。所以我们战友之间的关系都很好。特别是徐福庆，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徐福庆，是我们卫生队看护班的班长，还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他是广东人，但不会说广东话，原因是他很小就离开家乡了。他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兵，后来就随着所在国民党部队投诚到解放军这边来了。后来在解放军自己的部队入了党。
在朝鲜时，有一天正下着大雪，我们在行军途中，被敌人飞机发现了。敌机飞过来，我们就地分散躲避，我跑到路边的一个大雪坑里趴下了。敌机一阵扫射之后，接着又是一顿狂轰乱炸，过了很长的时间，当敌机飞走以后，雪还在下着，部队要继续行军前行。因为长时间的行军、连续工作的疲劳，我竟趴在雪窝里睡着了。部队紧急集合后，继续行军就出发了。那时候大部队行军，后面都有收容队，专门收拢那些受伤的，跟不上队的，或其他原因拉下的，那天徐福庆正在收容队里。我趴在那里睡着了，收容队巡逻的战士发现后，就跑过来踢我：“起来！起来！那么躺着怎么能行。”我被踢醒了，站起来想走，就发觉这双脚麻木得不会动了，当时我们穿的是解放鞋，那个鞋挺薄，又在雪堆里趴了那么长的时间。他看我的脚冻得不能走道，非要背着我，让我非常感动。在那个困难的时候，天上随时都有敌人飞机来扫射，他还要背着我走，我说啥也不干。他就找来两根树干要抬着我，我也说啥不干，后来他给我一根让我当拐杖。行军中脚不好使了，一瘸一拐的就跟不上部队的行军速度。到了驻地后，当时脚冻得鞋子脱不下来，袜子和脚都粘住了。他很费力地给我脱下来后，用凉水给我泡上，然后又上了冻伤膏，冻伤慢慢好了，脚指甲都脱落了。他比我大点也不多，我真的很感激他。我们之间结下了革命战友的友谊，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他。
退伍后，徐福庆被分配到了呼伦贝尔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现在归兴安盟管辖）。后来他当上了外科大夫，调到哲理木盟（通辽市）医院任外科主任。复原到地方后，我俩在内蒙古参加卫生系统培训班的时候见过面，偶尔在一些内蒙古的会议上，也会遇到一些其他战友。后来随着我们的相继退休，联系也就少了。 1955年，将复员的战友送回国内后，三名战友重返朝鲜前线。左起：李桂求、陈世民、夏建勋。

送老兵回国

我们是1952年5月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的，始终在前线救护伤员，一直坚持到双方停战。其实从1953年7月份就基本停战了，但是小的战斗仍持续不断，为什么呢？就是双方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得主动权、赢得话语权。如果你战斗打赢了，对谈判就十分有利，如果打输了，你就要步步退让。对方也是经常来骚扰我们，我们也经常主动出击打对方，一直到彻底停战以后，我们才随着大部队撤下来，进入部队休整状态。
1955年，我从朝鲜护送一批复员兵回来。都是些年龄大的老兵、受伤的伤残士兵、身体不好的多病士兵，我们是乘火车通过鸭绿江大桥送他们回国的。停战以后，朝鲜新义州口岸那儿是中立区，都由中立国人员把守的。每天经过这里出去多少人，回来多少人，都有记录和备案。我们送的这批复员兵回来，直达沈阳车站，因为都是辽宁籍的复员兵。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后，完成了任务，我们又返回了朝鲜。
停战以后，朝鲜的形势就相对安全、平静了，没有了战争，大家都非常高兴。1954年5月，我们团卫生队的成员就在朝鲜的天摩山瀑布前拍了一张合影。从这张照片上就可以看到战友们轻松、释然的心情。 1954年5月，李桂求（二排右四）所在部队医务和后勤人员在朝鲜天摩山合影。

复员到满洲里

1956年，我所在部队全部从朝鲜撤回国内，我在朝鲜战场的四年战斗生活结束了。回国后先在吉林省延边和龙县休整，之后不长时间，部队就开始安排战士复员。那时候我们一起在卫生队当兵的战友基本都复员了。在面临复员时刻，上级却将我调到吉林军区司令部的军部卫生所工作。我当时还抱有复员的心态，就找到部队管士兵的股长，申请回原部队。股长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调过来的人，都是很优秀的，你现在虽然不是军官，但是你不想升军官吗？”我很犹豫，那时部队正在逐步实行正规化，我已被定为中士班长，当时我只有20周岁。尽管如此，我看大家都走了，心就活了，那种战友间的情义，让我执意不想继续留在部队。我就一再找股长磨叽要回去。就这样，我在吉林市只待了十多天，就把我退回原单位，而后复员了。 1955年，部队回国后，战友在延边州和龙县合影。左起：罗怀德（安徽人）、李桂求、欧光云（湖南人）。 1955年，部队回国后，战友在辽宁省平泉县合影。左起：陈世民（卫生员）、刘福俊（卫生员）、李桂求。

1955年，部队回国后，战友在辽宁省平泉县合影。左起：夏建勋（文书）、李桂求、陈世民（卫生员）。 1955年，李桂求与即将复员的战友刘福俊合影。刘福俊为李桂求的入团介绍人。

复员时，我是属于专业技术类型的士兵。我们师的卫生队，复员后基本都转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来了，就是没有回广西的安置指标。如果不愿意分配来内蒙古，还有新疆、西藏那些更加边远的地区可以去，大家综合考虑，就基本上都留在了呼伦贝尔盟。工作稳定下来之后，南方过来的战友，也有陆续调回湖南、安徽、广西等原籍老家的。

我们来到呼伦贝尔盟海拉尔等待分配工作，盟卫生局就把我们分配到各旗市了，我和陈延清分配到满洲里了。陈延清是辽宁朝阳县人，后来调到扎区防疫站当站长，后来回了辽宁朝阳县的老家。
我是1956年5月到满洲里防疫站上班，一直工作到1964年。这期间，我学的是食品卫生检验，那些年到外地学习培训成为了我的常态。先在扎兰屯卫校参加学习班一年，叫护士转职班，由护士转为大夫。还在黑龙江哈尔滨检验技师班学习一年半，学习的专业是检验。我也曾到过呼和浩特、旅大等地学习，业务上逐渐熟练起来。我还在满洲里市医院实习了一年，各个医疗科室几乎都实习过了。当年，满洲里防疫站和医院是一个单位，我也做抽血化验。在满洲里市医院，当时想培养我做麻醉师，因为医院缺少男麻醉师，当时只有一个女麻醉师。卫生改革委的同志劝我学麻醉，但我还是喜欢做化验，坚持不改。所以我一直是在做化验工作，后来退休离开单位时，职称是卫生检验师。
因为妻子家里是扎区的，她又在扎区一中当老师，亲朋好友多在扎区，她就喜欢扎区的工作生活环境。而扎区那边在检验方面又很需要人，我就随妻子顺利调到扎区防疫站工作了。后来在扎区防疫站先后任代理站长、书记，一直到退休。 1955年，李桂求与战友陈奇沃（卫生员）合影。 1955年冬，李桂求留影。

退休生活

1996年，我60岁正式退休，退休后单位不让我走，返聘我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检验人员仍比较缺乏。从我的专业水平到从业经验，当时在呼盟还算排在前列的。退休后我就在满洲里生活了，我的两个孩子生长、工作在满洲里，后来女儿辞职去了北京，和同学一起创业，儿子一直生活、工作在满洲里。
记得有一次我在天津学习时，来了个广西南宁防疫站的老乡，他就劝我回去，说：“你出来这么多年了，还是回到我们广西南宁来吧。”因为当时南宁防疫站也正缺少搞食品卫生检验的人。我考虑到自己复员后，工作、结婚，把家已经安在这边了。爱人是辽宁人，孩子都出生、成长在东北，再回南方，全家人对那里的生活、气候能习惯吗？所以我考虑再三，就没有回去，继续留在这了。
在闲适的退休生活中，也时常想起我的家乡广西，想起我的父亲，他当时是南开大学毕业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学子。因为作过国民政府的官员，解放后，因为历史问题，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限制使用，后来在文革期间又挨整过。做了乡里的小学老师，一辈子也不得意，过世时90来岁。如今父亲和那边的家人都离世了，我回去寻根和念旧也没什么意义，所以就在这里安度晚年了。
2020年11月10日 作者张贵山（左）采访李桂求老人 《满洲里日报》2021年1月11日和1月14日，分别刊发志愿军老兵李桂求的抗美援朝战斗故事

李桂求老人珍藏的部分老战友照片

1956年，战友聂嗣君（卫生员）与爱人（护士）新婚留影。 1955年，战友夏建勋留影。 1955年，战友陶某某（医助）留影。 1954年，战友李景春留影。 1954年，战友李安超留影。 战友罗怀德留影。 1953年，战友杨效果（卫生员）留影 1953年，战友李景春（司药员）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