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文艺》与“二职高”

翼文

　　昨天晚上与原来“二职高”的老领导老同事们相约小聚，甚是欢畅。席间追忆往昔，感慨颇多，不免举酒邀盏。因不胜酒力，昏睡一个晚上，总觉得有旧梦隐隐残存于心中。

今天，午后匆匆读了几页《影响溧阳的历史名人》，便开始翻箱倒柜找出几张曾经在“二职高”工作的照片，以及若干期《南山文艺》旧杂志来。人曰“睹物思人”，我今天倒要“睹人思物”起来。

　　《南山文艺》是原“二职高”的校刊，由当时学校的“南山文学社”负责编印。依托这样一个平台，“二职高”培养一批又一批“（学生）写作爱好者”，他们多次在《常州职教新苑》等省市级杂志上投稿发表，或在省市级征文比赛中屡屡获奖。我曾多次在《南山文艺》上撰写“刊首语”，并给“文学社”做过多次讲座。虽然《南山文艺》第十期之后的杂志没有收集到，但并不影响我与“二职高”的深厚感情。

　　“二职高”这个校名被撤销已经整整十年了，它的全称叫“溧阳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是我第一个工作单位（1993.8），也是我工作时间最长的学校（1993—2010）。其实，当年我很有可能要被分配到家乡的学校——平桥初中；因为自己种种缘故，最终经由我初三班主任钱长生老师（二职高的第二任校长）推荐，被分配到了“二职高”工作。可以说，“二职高”于我有很重要的影响，我于“二职高”有很深的情缘。

　　我曾在“二职高”工作了整整十七年，是它给了我很好地学习环境和成长机会。细细梳理，我首先要感谢的是“二职高”首任校长谢杏春先生（已故），是他将我从教育局分配现场“抢夺”过来的。参加工作之后，蒲金瑞和樊平波两位先生成了我的入门指导老师。无论是语文专业教学，还是学生思想教育，两位老先生都能悉心指导、倾心相助。对这两位性格迥然风格各异的老先生，我在今年九月撰写的《听课》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描写。正是有了他们的指导，我才能顺利执起教鞭，耕耘讲坛。

　　1999年至2001年是“二职高”发展最为困难的三年，主要是因为职业教育政策由计划向市场转型造成的，也有学校对形势的认识不足和应对不够的因素。面对许多骨干教师相继离开了“二职高”情景，我因无奈选择了“留下”，也因校领导的信任选择了“坚守”。时任王恬中校长能坚毅隐忍，痛定思痛，集思广益，带领大家一起艰难摸索。其间，我于 2002年开始走上了行政管理岗位。

　　2003年10月，年仅35岁的朱忠平担任“二职高”的第五任校长。他也成为推动“二职高”走向事业辉煌的第一功臣。从专业规划与创新设置、师资引进与培养以及校企合作，到学生管理、对口升学教学质量和招生就业等，方方面面都倾注了朱校长大量的智慧和心血。尤其值得一说的是，人是推动事业发展的最大资源。其后七年间，学校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管理人员和教学骨干。伴随着学校的快速发展，我也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先后担任了教务处副主任（主持工作）、学生处主任、教科室主任（兼）以及招生就业处主任（兼），2006年担任“二职高”副校长职务。

　　“众志成城，克难攻坚”是当时喊得最响的口号，也是一种创新进取的精神写照。二职高先后在校园精神、“对口单招”、招生就业、校企合作和专业建设等方面走在了本是同类学校的前列，校园面貌也焕然一新，成为当时我市职教发展的的一面旗帜。

　　2010年7月，“溧阳二职高”和“溧阳职技校”合并组建“江苏省天目湖中专”。也许是职业轮回，2016年我又有幸回到这里工作了一年，担任党总支书记。2018年7月原“二职高”所在的“天目湖中专戴埠校区”整体搬迁至溧阳中专校内。从此，“二职高”旧址大门上就挂上了“戴埠镇城管中队”的招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还知道“二职高”了，即使当年的毕业生，也只找到一个比较荒芜而寂寞的“旧址”。也许再过几年，连“二职高”的影子都难以寻觅了。

　　人们总是对最初的来处念念不忘，对未来的去处茫然不知。我于“二职高”的深厚情缘，除了曾经17年的夙夜勤勉工作外，还在于在“二职高”期间谈了恋爱，结了婚，成了家，养了儿子……度过了青春。更在于在“二职高”工作工程中，结识了一批共同奋斗的好同事，一批可以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一个良好的生活交际圈。此后，很难再有这样一种环境和机遇。

　　如今，每当双休日我总想抽个时间，驾车去戴埠转转。一方面是去看望在戴埠生活的年迈的父母，另一方面是想去体味一下路过原“二职高”门口时别样的感觉。2020年的岁末，我因为和曾经的“二职高”同事的一次小聚，而陷入了久久的回忆之中——（2021.2.4夜）